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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税收发展问题的探讨
税收增长方面
目前，我国税收收入高速增长，甚至超过经济增长。对此，有学者进行了探讨。
黄凤羽认为，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首先是经济原因。轻税产业或行业在GDP中的比重不断下降，从经济增长转换为税收增长需要一定的时滞。其次是制度因素。如，非税GDP的存在、外贸进口核算方法、出口退税核算制度等，都会导致二者发生背离。最后是管理因素。如，税务部门提高税收征管能力，可使税收收入摆脱税源的约束实现快速增长。
关飞认为，基于2000至2009年间的季度数据分析表明,尽管税收收入序列和GDP序列是不协整的,但工业企业缴纳的流转税税额与总税额、利润总额以及第二产业增加值却具有长期均衡关系,这说明第二产业税源结构因素对增长的贡献不是特别明显。税收增长中,第二产业结构因素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未来,如果不改变税制结构和其他因素,未来税收高增长还将持续。
胡怡建认为，未来5至10年，税收占GDP比将由2010年的18.39%提高至2015年的21%或2020年的24%，税收将实现由爆发式超常增长向持续性稳定增长转变。原因如下：第一，经济增速放慢。根据十二五规划GDP增长率将降为7%，经济增速放慢必将导致经济性税收增长放慢。第二，经济结构转型。对房地产实行宏观调控，服务业替代制造业的结构性调整将使结构性税收增长放慢。第三，分配格局调整。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以及提高劳动者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将使企业赢利能力降低 企业收入性税收增长放慢。第四，货币紧缩政策。对信贷以及货币发行规模的宏观调控紧缩政策将使货币性税收增长放慢。
多个学者共同指出，中国实现由爆发式超常增长向持续性稳定增长的税收发展方式转变，还须在以下三方面有所作为：第一，保持实体经济可持续增长是税收可持续增长的基础。税收与经济基本保持同步，或略快于经济增长，已成为税收增长的基本规律。在中国，由于企业实体经济税收是税收的主要来源，税收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更为直接和紧密。因此，只有保障实体经济可持续增长，才能保持税收可持续增长。第二，保持虚拟经济可持续增长是税收可持续增长的动力。
从中国实践来看，证券、期货、网络、动漫等虚拟经济在经济GDP计量上和税收贡献计量上的不匹配，是税收超越经济增长的动力。再加上广义货币的过快增长引起的流动性过剩导致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价格的飙升推高了资产价格,提升了资产规模,使实体经济以外的资产交易产生了巨额增量交易额和交易差价,为资产交易流转税和所得税提供了巨额税基和税收,也成为加快税收增长的动力。第三，优化调整经济结构是推进税收可持续增长的保证。在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产业结构调整格局下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的同时，保持金融业、房地产业、汽车制造业和石油加工业四大高税收贡献产业适度增长，是推进税收可持续增长的保证。
1.2．税收负担
近年来，在税收连年高速增长背景下，中国税收负担是问题引起广泛争论。衡量宏观税负水平的高低，国际上通常使用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来反映。但在我国国内研究中则形成了三个口径的宏观税负指标：小口径——税收收入占GDP比重；中口径——财政收入(预算内收入)占GDP比重；大口径——政府收入占GDP比重。
郭庆旺，吕冰洋对税收负担是轻是重进行详细研究，从各个口径的税收负担的测算结果推断：第一，从名义税率的国际比较来看，中国各大主体税种的税率处于适中水平。但是国际上对中小企业普遍采用的低税率、高免税线做法，与之相比，中国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适用的3%税率偏高。与国际上对农产品普遍采用的给予加价补偿办法相比较，中国对农民实行的是不具有 “统一补偿”的免税政策，导致农业投入品的增值税最终被农民承担，农民增值税税收负担较高。第二，中国宏观税收负担水平处于迅速上升趋势，大口径的宏观税收负担在2007年达到30.2%。2008年下半年以后，由于税源减少和结构性减税政策的实行，导致税收增速跌幅较大，未来一段时间内宏观税收负担会有所下降。第三，从税基的税收负担角度衡量，中国消费有效税收负担和劳动有效税收负担呈上升趋势，以劳动有效税收负担提升最快，而资本有效税收负担始终处于剧烈波动状态。第四，非金融企业部门边际税收负担虽有波动，但是整体上处于下降趋势。从总体经济的宏观税收负担和企业部门税收负担的变动趋势推想，近10年来宏观税收负担上升部分大部分由居民部门承担了。
但是，安体富认为，在我国，税收占GDP的比重不能反映政府支配财力的水平和国民负担水平。原因是国外大多数国家，政府收入的绝大部分或大部分来自税收，因此，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大体上能反映政府支配财力的水平，尽管各国都或多或少有税外收费，但比重有限，并且都要纳入预算。在我国则不然，政府收入除了包括财政收入即预算内收入(人称“第一财政”)，还包括预算外收入(人称“第二财政”)，制度外收入(人称“第三财政”)，土地出让金收入(人称“第四财政”)等。
冯瑜认为，经济结构决定税源结构。税收主要来源于国民经济中的二、三产业，主体税种的税基与GDP中的二、三产业的增加值相对应，二、三产业的增速和比例对税收增长的影响很大。三是验证了经济政策影响税收水平。短期内，紧缩政府开支、提高税率、增加税收等紧缩性政策将会增加宏观税负水平，而增加财政支出、降低税率、减少税收、放松银根等扩张性政策必将使宏观税收负担下降。
1.4.税制结构优化
安体富认为，目前流转税所占比重偏高、所得税所占比重偏低、地方税体系不完善、缺乏主体税种是中国税制结构存在的问题。由于流转税属于中性税收，调节收入的作用有限，所得税虽能发挥调节收入差距的作用但目前比重又过低，因而，这种税制结构与当前的经济社会形势不相适应，难于发挥应有的调控职能。中国中长期税制结构的优化关键是调整好流转税与所得税、间接税与直接税之间的比例关系。一方面，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经济效益的提高，人均GDP和人均收入的增加，客观上所得税所占比重有进一步提高的趋势，从而可以缩小流转税与所得税之间比例关系的差距；另一方面，随着税收总收入，特别是所得税和财产税的增长，应适当降低流转税的税负水平，从而实现税制结构的优化。
1.5.结构性减税
潘石，王文汇认为，单纯减税会大幅度减少财政收入,扩大财政赤字,催生财政风险。实行结构性减税,是当前中国应对经济危机,深化税制改革的正确选择。结构性减税并不是全面减税,也不是单一减税,其实质是对税制进行结构性调整,在调整中实现税负水平的逐步下降。维持税负总量或总水平不变的观点或主张,不应成为中国税制改革和税收政策的基本取向。结构性减税必须做到“五结合”:
一是要与结构性增税相结合；二是要与大幅度减费相结合；三是要与加大信贷供给相结合；四是要与加大民生投入相结合；五是要与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相结合。减税必须与增加政府支出科学搭配,才能实现经济迅速回升与税制结构优化的双重目标。
杨卫华认为，我国结构性减税目前还存在着出口疲软，经济回升但基础不牢固的问题。对此，他建议：（1）进一步加大对结构性减税政策的宣传，提高认识；
（2）运用好已有的税收优惠政策；（3）应及时调整或出台新的增加收入、刺激需求的税收政策；（4）出台拉动民间投资和扩大就业的税收政策；（5）制定鼓励节能减排的税收政策；（6）加大“费改税”力度，强化税收管理。
闫坤，于树一认为，中国实施结构性减税的目标，一是通过减税刺激短期的经济增长，二是通过税收结构调整解决深层次的经济结构问题。要适应国际经济环境，面向“十二五”规划目标，从产业导向、地区导向、居民导向进行考虑，要突破税种结构、税费结构、出口退税频繁调整、个人所得税综合制、房地产税征管机制等瓶颈。
参考文献
[1] 安体富.中国中长期税制改革研究[J].经济研究参考，2010，46：30-45.[2] 胡怡建.中国税收发展面临的四大转变[J].财贸经济，2011，10：5-10.[3] 关飞.基于经济波动及产业税源因素视角的税收增长实证分析[J].统计与决策，2011，10：127-129.[4] 黄凤羽.中国税收收入超经济增长的若干原因分析[J].经济纵横，2010，3：8-10.[5] 郭庆旺，吕冰洋.中国税收负担的综合分析[J].财经问题研究，2010，12.[6] 冯瑜.产业结构调整与税收增长分析[J].税务研究，2011，07.[7] 潘石，王文汇.中国结构性减税的五大原则[J].学术月刊，2010，04.[8] 杨卫华.关于进一步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的研究[J].涉外税务，2010，01.[9] 闫坤，于树一.论全球金融危机下的中国结构性减税[J].税务研究，2011，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