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建国初期北京旧城改造与意识形态由刀豆文库小编整理，希望给你工作、学习、生活带来方便，猜你可能喜欢“北京旧城改造”。
浅谈建国初期北京旧城改造与意识形态
刘驰
（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北京，建国初期首都百废待兴，在首都规划与发展之问题上，梁思成、陈占祥二人提出在西郊建立新行政区以保护旧城的梁陈方案被否决，首都实行苏联专家提出的以莫斯科发展为参考的旧城改造方案，其后在中央错误的意识形态影响下，北京旧城改造陷入重重困境，在困境中梁陈等人奋力拯救，多次谏言以求在已成定局的错误中挽救首都之建筑、文化以及发展中将面临的交通、环境、经济等问题，但迎接北京城的是以党的意识形态所裹挟的错误决定，而梁陈等人之命运也因此彻底改变。
关键词：旧城改造；梁陈方案；古建筑存留；大屋顶；整风运动
引言
北京作为一个单中心城市，上世纪80年代，北京市中心区出现了严重的交通堵塞，北京市着手建设城市环路，提出“打通两厢，缓解中央”的口号，期望通过快速环路的建设，吸引中心区的交通，缓解其压力。当下，中心区高强度开发的同时住宅郊区化无限蔓延，暴露出的水资源、土地资源、生态环境、交通设施、能源等日趋严重的问题，技术手段已然不能从根本上应对这个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需求。本论文从北京发展之源头，及建国初期北京营城之始，重新审视导致如今北京之重重问题的原因，反省祖国建设过程中遭受的挫折。
1、首都规划方案的决定
1.1被礼赞的城市
“明之北京，在基本原则上实遵循隋唐长安之规划，清代因之，以至于今，为世界现存中古时代都市之最伟大者”——《中国建筑史》
北京现存的明清古城，是从元大都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的，遵循了中国古代城市营造经典《周礼·考工记》提出的原则，人与自然相处融洽，方格网框架内具有无限的变化，“像古代铜器一样，俨然有序和巧为构图”，“整个北京城的平面设计匀称而明朗是世界奇观之一”美国规划学家Henry.S.Churchill如是评价。
1.2行政中心在旧城
在聂荣臻市长的主持下，1949年11月召开城市规划会议，梁思成、陈占祥等中国专家、北京市各部门领导和苏联专家到会，苏联专家巴兰尼科夫作《关于北京市将来发展计划问题的报告》，提出以**广场为中心建设北京首都行政中心，计划建造像莫斯科红场一样的伟大的广场与周围现代的建筑群，报告要求在北京旧城大规模拆迁以供行政各部委入住，并对建设西郊新市区的设想予以反驳，指出这是不经济的，是“放弃新建和整顿原有的城市”。（这些观点在此后的梁陈方案中都被给予有力的反驳）
1.3梁陈方案
1950年2月，“梁陈方案”完成，由梁思成自费刊印，报送有关领导。方案提出：建议展拓城外西面郊区公主坟以东，月坛以西的适中地点，定为首都的行政中心区域。这份长达2.5万字的建议书，共分“必须早日决定行政中心区的理由”、“需要发展西城郊，建立新中心的理由”，“发展西郊行政区可用逐步实施程序，以配合目前财政状况，比较拆改旧区为经济合理”三个部分说明。指出拆迁所带来的经济压力更大，旧城工业化严重破坏了旧城的平衡，同时单中心的城市发展及居民的被迫迁出将对城市交通产生巨大的压力等多项意见。这里不赘述该方案的具体内容，可以明确的是，从当今回首，梁陈方案正是可以有效解决北京市现存的诸多问题并且对文化保护具有重要意义的充满智慧但却令人遗憾的方案。
1.4中央对首都规划的决定
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提出：“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在“一边倒”的旗帜下，苏联专家被授予绝对的权威，因此苏联专家在中国建筑领域的“专政”色彩一直延续到1960年中苏矛盾公开化。同时，斯大林指出梁陈方案是小资产阶级不合实际的幻想，把计划的正确道路指出，制定了改建总方案，使梁陈二人陷入了孤立。
1950年8月，彭真在北京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上发言：“北京解放，我们就必须把这个城市由消费城市变为生产城市，从旧有落后的城市变为现代化的城市。”毛泽东在**上曾指着广场以南一带说，“以后要在这里望过去到处都是烟囱。”事实上毛泽东自始至终都坚定要求行政中心建在旧城，他视“梁陈方案”：“有那么一个教授，要把我们从北京城里赶出去。”曾担任彭真秘书的马句回忆道：“苏联专家提出第一份北京建设意见，聂荣臻见到后，非常高兴，送毛主席。毛主席说：照此方针。”同时时任总理周恩来也从一开始便决定使用苏联专家的方案。周恩来曾提出，“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今后几年内应当彻底改变北京市的都市面貌。”之后周恩来在就人民大会堂过大的问题时，还曾指出：“大并没有什么不好，就是要好社会主义之大，喜社会主义之功。”梁思成在与苏联专家竞争期间多次给周恩来写信真切表达自己的想法，虽信中将所有问题已讨论详尽，尽述苏联方案之大弊及梁陈方案确是在各方面都更为优秀，但周恩来并未有所回应。除毛、周二人，中央高级领导人也普遍由此认为。
综上，个人分析毛泽东等人对首都规划之决定有以下因素起到关键作用：
1、“一边倒”对苏联的盲目认同，而北京与莫斯科并不是可以相提并论的城市；
2、当时的意识形态把旧城看作是“封建社会”遗留，主张对旧城进行“革命”和“改造”，因此，这场原本非常学术味的争论，很快就从政治上被否定了。
3、对建新行政区认为是在放弃旧城
4、中央领导人有着“红场”向往，期望**广场宽敞广阔，两侧政府建筑耸立，将政府大院搬进旧城进行全面改造；
5、毛泽东拒绝行政中心的集中，以防止可能的空袭。
2、拆与新建的批判
2.1城墙存废问题的讨论
对于北京城墙，因其宝贵的历史价值，梁陈方案建议将其改建为环城立体公园，宽达10余米的城墙上可供市民进行多项休闲活动，同时以解决交通问题，只需在一些路段多开几道城门，同时这种已有的分区正担负起它的新的任务，利用它为这种现代的区间的隔离物是很方便的。
主张拆除者有以下观点：
1、城墙是封建社会统治者包围他们的势力的遗迹，要打破旧的格局所给予我们的限制和束缚；
2、城墙上的砖拆下来可以协助其他建设。尽管梁思成引古鉴今，对这些观点进行强有力的反驳，并以内行专家之身份明确城墙的结构及其修筑过程决定了拆除它并不能用作建筑材料，只是平添了处理的困难。这之后陈占祥、华揽洪分别提出甲乙方案，退而求其次，望在苏联方案的基础上全部或部分保留城墙。然而1953年毛泽东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说：“拆除城墙这些大问题，就是经中央决定，由政府执行的。”
2.2新房子
事实上在苏联方案确定之后，北京旧城的建设一度陷入混乱，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有些地方盖了一些大楼，但没有埋设相应的供水干管，造成供水紧张。当时的旧城基础设施是明清留下来的，在应对这些庞然大物的改建过程中困难之巨大及花钱之多是难以想象的，直到今天，仍然是建新区比改旧城少花钱。
而这些张牙舞爪的新楼对北京城的布局又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创伤，在建造楼房标准的问题上梁思成也有过一番争论，不断的退而求其次竟把他逼到了绝境：在“梁陈方案”被否定之后，梁思成退而求其次，他先是提出控制旧城区的建筑高度，这遭到了否定；之后他转而提出保持“中国建筑的轮廓”。梁思成希望建筑物在城市中与环境配合调和，不能让北京失去了原有的风格，而成为欧洲现在正在避免和力求纠正的街型。但眼看一幢幢高楼在旧城内拔地而起，他只好再度“退而求其次”，推行“大屋顶”来实现保全“中国建筑的轮廓”。这里的“大屋顶”他日后自己的评价是“虽然只值两分，但设计的方向是正确的”，在数次妥协之下被逼无奈所作挽救北京面貌的大屋顶是这个时代的产物，在今天来看确实失误占多，但梁思成的“大屋顶”责任全不在他本身。
2.3“大屋顶”的批判
对“大屋顶”的批判，是由毛泽东发起的。由于“大屋顶”确与苏联专家的提倡及斯大林的建筑理论有关，所以这场批判直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赫鲁晓夫在苏联建筑界掀起批判复古主义浪潮之后才真正开始。在意识形态的影响下，1955年起只整风运动中梁思成受到来自多方的批判，其中以批判其复古主义、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为主。甚至对其毕生研究的《营造法式》问题上批判：他们努力论证《营造法式》与王安石变法之间的关系，在其中发现了阶级斗争。并对梁陈方案进行批判：是由于思想感情中存留的浓厚的对封建统治阶级的“雅趣”和“思古幽情”，想把人民的首都建设成一件崭新的“古董”，想强迫光大工人农民群众接受这种趣味„„这才是建筑界一场严峻的阶级斗争的开始。
3、整风运动与建国初期的意识形态
对于1957年的这场政治风暴，书生们是始料不及的。就在这场风暴骤至之前，他们刚在1956年经历了一季人生中罕见的春天。
这里不详述整风运动的过程，仅分析毛泽东在其中所为。1957年毛泽东邀请社会各界提出对党工作的意见，他在中南海冷眼观察着这些文人的一举一动，在《事情正在其变化》一文中，毛泽东用了“诱敌深入，聚而歼之”这个军事用语，风暴骤然而至。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同时梁思成的文章《整风一个月的体会》被打成“知识分子第一篇反右文章”，在“文化大革命”中，梁思成为此付出了惨痛代价。不久，在北京规划问题上提出甲乙方案的陈华二人也被“揪”了出来。
由此1949-1957这段时间梁陈等人的命运趋势已定，他们也在“*”中受尽折磨。1949-1957是一段较之后略平和的时期，北京旧城改造从无到有，伴随的是梁思成陈占祥等人在行政中心选址，旧城文物保护，旧城城市规划，旧城建筑方向上的据理力争却每每碰壁，他们一而再再而三的妥协以求纠正偏离的路线却在意识形态的影响下一步步走向深渊。从毛泽东对北京旧城改造的态度上，最早体现的是一个外行强行把阶级思想偏颇地灌输入城市规划学中，与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苏联专家和党内无知人士一起错误地决定了一座城市的命运，从今天来看全然置百姓生活于不顾。再到对拆城墙拆城门的决定，毛泽东此时仍停留在对文化的错误认识上。在1955年左右北京城市建设出现各种问题之时，他并未意识到一切由自己引发，在旧城建立行政中心这个错误所造成的对城市的破坏是难以简单处理的，但他却刮起批判所谓复古主义、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之风，直到1957年整风运动，北京之问题与其他诸多之问题显露无疑，他的判断却更加错误，反右口号发起也是把中国可能的进步扼杀在摇篮之中。仅从北京旧城改造中可见中央领导人在建国初期具体问题上的武断与无知，自认高举马克思主义的大旗却无法结合具体，将阶级斗争反封建等思想强加入各行各业，反映出意识形态上的问题。
客观的讲，建国初期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运动和五七年的反右运动以及后来的十年“文化大革命”相比，无论就规模和程度而言，都还算和风细雨，但从根本性质而言，则是一脉相承的，都深刻地反映了党的“左”倾错误思想文化方面的继续发展，都对我国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的健康发展、对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参考文献
[1]王军.城记.三联书店
[2]张伟良.谈谈中国意识形态的斗争.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