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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静的《看见》，让我们看见了什么
2013年02月07日09:34 来源：解放日报 夏德元
尽管几乎每个人都声称尊重事实，捍卫真理，追求真相。但无数事实证明，许多人都不敢正视现实，尤其是违背人生理想和美好想象的丑恶现实。柴静所主持的“看见”节目已经对事实真相做了必要的过滤；即便如此，柴静的某些采访仍然让人目不忍视。
这貌似关乎传播伦理或新闻专业主义，实则牵涉到社会和人生的大问题——说句耸人听闻的话，对类似问题的讨论，甚至会动摇新闻业的根基。
重要的不是事实，而是对事实的看法，这个对事实的看法，就是所谓的了解真相。从这个意义上说，有多少种观点，就有多少种真相。在哲学层面亦可以说，有多少个认识主体或观察者，就有多少个真相。借用柴静的话，如果说采访是一种抵达，那么，永远无法抵达的，就是真相。节目主持人柴静的《看见》一书，引发了民众讨论乃至媒体同行的质疑，这又促使了《看见》一书的畅销。
人们透过看见这个节目和《看见》这本书，究竟看见了什么呢？或者，换句话说，人们透过柴静的看见，是真的希望看见点什么吗？抑或是，人们只是希望用柴静的看见来代替自己的看，只要柴静看见了，自己就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电视节目主持人看见了，自己就可以安坐在沙发上品头论足了？
在写这篇文章时，偶然看到一则微博：“信息不对称，所以百姓被愚，信息不对称，所以消费者被骗，信息不对称，所以年轻人上当„„下半辈子，我将用有限的认知提供更多的信息——为那些愿意接收的人。”
寥寥数语，既道出了真相“供应”的难得珍贵，又流露出对真相需求不足的担忧——因为到底有多少人“愿意接收”真实信息，还真的不好说。
李庆西《禅外禅》引用了焦《玉堂丛语》里的一则明人轶事——明代隆庆年间，大学士徐阶退职回乡。一天，徐阶宴请亲朋故友，酒席上有位客人将桌子上的一件银质餐具塞进自己的帽子里，不料恰巧被徐阶看见了。宴席快要散时，张罗宴席的管家查点餐具，发现少了一件，就叫仆人查找。徐阶见了这架势，即刻上前劝阻。凑巧的是，那位偷拿银器的客人这时因为喝得太多而正在桌边倒头酣睡，帽子滚落一旁，藏在里面的银器也掉出来了。徐阶不忍看到这一幕，竟背过身去，并吩咐仆人仍将银器塞回那位客人的帽中„„
尽管几乎每个人都声称尊重事实，捍卫真理，追求真相。但无数事实证明，许多人都不敢正视现实，尤其是违背人生理想和美好想象的丑恶现实。所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就像鲁迅先生在《纪念刘和珍君》一文中所说的，只有“真的猛士”，才“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即便勇猛如鲁迅其人，他也不得不承认：“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 完全可以想象，因为考虑到纪律和收视者的不忍，柴静所主持的“看见”节目已经对事实真相做了必要的过滤；即便如此，柴静的某些采访仍然让人目不忍视。
这貌似关乎传播伦理或新闻专业主义，实则牵涉到社会和人生的大问题——说句耸人听闻的话，对类似问题的讨论，甚至会动摇新闻业的根基。
透过柴静的《看见》和围绕“看见”所发出的议论，我们到底看见了什么？
重要的不是事实，而是对事实的看法，这个对事实的看法，就是所谓的了解真相。从这个意义上说，有多少种观点，就有多少种真相。在哲学层面亦可以说，有多少个认识主体或观察者，就有多少个真相。
借用柴静的话，如果说采访是一种抵达，那么，永远无法抵达的，就是真相。
新闻永远无法还原真实，即便它能无限接近真实。无论是闾丘露薇主张的从新闻事件出发，还是像柴静那样把目光聚焦于事件中的人，新闻永远无法还原真实。即便是像当年美国媒体跟踪拍摄辛普森杀妻案那样的近乎新闻直播的报道，也没有做到还原真实——辛普森几乎是在电视直播的情况下杀死了他的妻子，结果法院仍以证据不足而判辛普森无罪。
当然，这并不能成为我们放弃追求新闻真实的理由。也不仅仅是因为新闻虽然无法还原真实，却可以无限逼近真实；而是因为新闻工作者对事实的追问，让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免除了监测环境的疲累和因疏于监测而必然产生的惶惑。新闻工作者代替社会大众观测环境的变化，提供变化的信息，在某些自然气候或政治气候极端恶劣的年代，新闻媒体哪怕是只报个天气预报，也能给人带来某种安慰。
如果说新闻工作者一定要遵循某种伦理规范的话，坚持工作，就是新闻工作者职业伦理的底线。因为长期生活于大众传播媒体构造的虚拟环境之中，人们依赖新闻媒体久已，就像鱼离不开水，人已经离不开新闻了。
更为重要的是，人们习惯了在新闻工作者建构的拟态环境中生活，却未必能适应未经拟态的真实生活。换句话说，人们宁愿相信新闻里说的，也不相信自己亲眼目睹的事实。哪怕是自己身边发生的怪诞事实，也希望能从媒体上找到某种貌似合理的解释。
这里用得上科学家的一个比喻。英国天文学家约翰·巴罗在 《不可能性——科学的极限与极限的科学》一书中，讨论到 “宇宙速度的极限”时说：“自然界中的信息传递速度有一个限制，这个事实导致各种各样的不同寻常的结果。”虽然这种限制使我们人类不得不长期生活于孤立状态，但是，这也并不是坏事。“如果光速不是有限的，则各种辐射都将在发出以后立即被同时接受到，不管它的源在多远。这个结果将会非常恐怖。我们将会被从各个地方来的信号所淹没„„”
这就是我们需要新闻机构和新闻工作者的深层原因。新闻工作者长期以来形成了一套严格的工作流程，使得信息的披露总是没有那么及时，也没有那么赤裸裸，就像阳光在到达地球表面之前，已经经过了地球大气的过滤一样，也没有那么灼人。
换言之，裸露的信息，犹如未经大气层过滤的阳光，对人有一种伤害。所以，人们常常惮于知道真相。就像徐阶所表现的那样，他不敢正视友人偷窃的事实，就是怕为其所伤。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为了保护弱者而隐瞒真相，最典型的莫过于向罹患癌症的病人隐瞒病情，对暮年丧子的老人隐瞒死讯等等„„并不是任何信息都适合在第一时间送达。再次借用柴静书里的话，她说，“真相常流失于涕泪交加中”，所以，告诫自己“绝不能走到探寻真相的半山腰就号啕大哭”。确实，我们不能在探寻的途中号啕大哭，但是，我们也不能为追求真相而追求真相，更不能为追求真相而伤害更多的人。“真实自有万钧之力。”但是，真实的力量是难以驾驭的；如果一味“磨刀恨不利”，却不知“刀利伤人指”，新闻反而丧失了存在的根基。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有必要对“看见”本身加以检讨。如果说“超越‘柴静腔’也是一种抵达”，那么，看见《看见》背后的隐忧，更是一种深刻的洞见。
手机可能毁掉我们的亲情
2012-10-17 04:00:00 来源: 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莫过于我们坐在一起，你却在玩手机，这是网上流传很广的一句话，当这句话成为现实时，多少会有一些悲凉。近日，市民张先生与弟弟妹妹相约去爷爷家吃晚饭，饭桌上老人多次想和孙子孙女说说话，但面前的孩子们却个个抱着手机玩，老人受冷落后，一怒之下摔了盘子离席而去。
马丁·海德格尔在面临人类的技术和技术所创造的层出不穷的新产品时一直有一个很大的困惑：在技术化千篇1律的文明时代，人们是否和如何拥有家园。现在，张先生家庭中的一幕重现了海德格尔的迷惑。
手机、电脑、互联网、微博、iPad等技术在创造财富和文明的同时，也可能会毁掉我们的亲情，甚至生活。当技术的另一面——机械、不近情理、不通人性、不解人意、呆板、冰冷和冷漠等缺陷展现时，技术毁掉人们的生活和亲情在所难免。
在尖端的技术和丰富的技术产品面前，人们的生活会因为产品的丰富、精彩和整齐划一而变得单调，甚至被格式化。例如，只是对手机和电脑交流，玩游戏、写作、设计和聊天，这无疑让活生生的生命变得枯萎，人与人更为丰富的面对面情感交流减少或不复存在。这实际上是机器和技术在征服我们，而不是我们在利用和征服机器。
家庭是一个人身体和精神最能依托的地方，也是最能表达和体现情感的港湾，因为，我们所有的关心、牵挂、祝福都是最先送给亲人；我们所有的喜讯、快乐和成功都是最先想与亲人分享；我们受到伤害，出现伤痛，受到打击和挫折，甚至人生失意，都需要亲人的鼓励和疗伤才能康复；我们所有的知识、经验、教训和技能都是首先通过前辈亲人的传授而传承下来；我们所有的面具都只有在家庭才会脱去，所有心里话也才能在家庭的庇荫之下才能吐露。
但是，在技术面前，在一个小小的手机面前，我们便轻易地放弃了这种亲情。我们在手机和电脑上与素不相识的人相谈甚欢，却吝于与亲人面对面交谈几句话，这是技术时代最大的不幸。
在手机和电脑为代表的数字化时代，一个更大的不幸是，人类会丧失经过多年进化而获得的一种能力，即理解他人表情、语义的能力。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人们每在电脑前度过一小时，面对面与他人的沟通和交流就减少近30分钟。这就让研究人员担心，控制人类面对面交流的神经回路会产生退化，大脑的神经递质也会减少，甚至失去功能。随之而来的后果是，人们的社交技巧将变得笨拙不堪，我们会很难与他人交流和沟通，甚至经常曲解、忽略微妙的非语言信息，如肢体语言、音调的高低所传达的特殊信息。如果这样的功能继续退化，有时我们就可能误解亲友好们的信息，大脑的社交能力会进一步退化。极端而言，若干年后，在一个国际首脑会议上，一个被误解的表情或手势，就可能造成军事冲突的升级。而在日生活中为何有那么多的暴力，如地铁和公交车上的大打出手，原因之一也是现代人不会面对面地交流和沟通。
“史上最脏”让“美丽中国”蒙上雾霾
2013年01月15日 来源： 中国青年报
1月份刚过去十多天，南京已遭遇连续8个污染天，被称为“史上最脏”。从1月9日以来，中国中东部一直被雾霾笼罩，北京、石家庄等城市深锁其中。京津冀、东北三省、中部陕西、河南、湖北、湖南、安徽，以及东部沿海部分城市，出现了一条深褐色的“污染带”。（综合近日新闻报道）
不仅南京的空气质量被称为“史上最脏”，小半个中国都脏兮兮的。在全国74个监测城市中，有33个城市的部分检测站点检测数据超过300，即空气质量达到了严重污染，北京甚至口罩兜售一空；多地的PM2.5濒临“爆表”，山东、湖北等省份的高速公路封闭，北京至武汉的动车被雾霾“拦停”„„对此，外媒称这是“最严重雾霾”，“雾情令人窒息”；坏消息还上了新闻联播头条，罕见地就雾霾说了8分钟。
雾霾，罪不在“雾”，雾本身是干净的，它是由空气中水汽凝结或凝华而形成的。真正造成空气污染的罪魁祸首是霾。至于雾霾天气的形成，专家认为有天气因素，如大气环境相对稳定，气压低、风小等，导致空气污染物囤积成霾，并借着雾大唱主角儿。而最根本的原因是，在大城市，工
业生产、机动车尾气、建筑施工、冬季取暖烧煤等排放的有害物质难以扩散，导致空气质量显著下降。其中，可吸入颗粒物PM10和PM2.5是首要污染物。
和台风、暴雪的“暴脾气”相比，“温柔”的阴霾看似没有那么大的杀伤力，但实际上，它对人体的伤害丝毫不逊前者。有专家说，降雨能驱散阴霾天气。这无疑告诉我们：我们一直在污染着空气，过去没有出现严重阴霾天气，只是一种巧合和偶然，一旦遭遇一定的天气条件，阴霾天气随时随地会出现，危害公众身体健康。
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首提“美丽中国”，而“美丽中国”首重生态文明的自然之美。有人粗略统计，在十八大报告中，“生态文明”出现了15次，7个自然段，一共1398个字„„并且把生态文明建设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民生建设一道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的总布局。可见，建设生态文明已经成为治国执政的重大理念，维护人民群众生态利益，让老百姓喝上干净的水、呼吸新鲜的空气、吃上放心的食物，生活在宜居的环境中，理应成为各级地方政府恪守的政治理念和执政准则。
但是，这场小半个中国的“史上最脏”天气让“美丽中国”蒙上阴霾。以牺牲人之生存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是毫无意义的，GDP增长必须干干净净，否则，物质丰富了，而环境被污染了，国民照样会活在恐惧和烦恼中。所以，假如经济结构不调整，增长方式不转变，出行方式的思维不扭转，城市管理水准不提升„„那么，建设“美丽中国”恐怕只是虚幻的图景。当然，维护好环境，建设美丽中国，让阴霾天气不再袭击我们，每一个人都责无旁贷。比如，施工现场要尽量遮挡、覆盖，避免灰尘四处弥漫；出行倡导“绿色出行”，尽量多乘坐公交车，或是骑自行车、步行上班，而不是使用私家车。
“史上最脏”给“美丽中国”蒙上阴霾，也给我们敲响警钟，建设生态文明，呵护生态环境，建设美丽家园，已刻不容缓。（惠铭生）
如何审视一个“真实”的袁厉害
□秦淮川
1月4日发生在兰考的一场大火将“中国式好人”袁厉害推到了风口浪尖上。这名24年来收养了超过100名弃婴的农村妇女正面临一场信任危机。据《人物》杂志报道，袁厉害不仅将收养孩子分成不同等级区别对待，而且还为自己和家人自建或购买过超过20套住宅。
这样一篇报道令人猝不及防。原来，袁厉害压根就不是“好人”，而是“劣迹斑斑”——— 把收养的弃婴按优劣分级，下等孩子一度同垃圾、苍蝇、大小便挤在一起艰难求生；她不是没有存款和房产，为自己和家人在兰考自建或购买多处房产，保守估算超过20套住宅；她不像是善人，更像是神通广大的生意人，“做生意的名声在兰考几乎人尽皆知，所涉面之广，覆盖修路、圈地、盖楼、讨债、协调纠纷等领域”，并和当地民政局、公安局、土地局、计生办等政府部门都存在不言而明的互助默契。
如此一来，袁厉害果真“厉害”。因此，记者的报道显然让不少网友难以承受和接受，有骂记者无良的，有认为这是整袁厉害、抹黑袁厉害的，更有不少人摆出一副愤怒的姿态叫嚷“有本事你收养一百多名孤儿再来说三道四”的„„在喧哗与骚动中，有必要明确一些共识。
记者有权利也有责任报道真相，不应该溢美，也不应该掩恶。如果说兰考火灾事件刚发生时，媒体出于保护袁厉害的目的，只谈及她的辛苦付出以及种种不易，忽略了其本身可能存在的一些问题，尚可理解。而如今，媒体以冷静的笔触还原真相，逼近事实，不是错事。当然，还原真相的前提是用事实说话，拿出确凿的证据，证明袁厉害确实有大量财产，而不是简单的臆测或把论坛网友的发帖当作依据。
报道即便属实，其实也无碍于袁厉害的善举、无损袁厉害的形象。存善念、行善举，袁厉害收养百余名弃婴，这是不争的事实。谁也无权规定，做善事必须一贫如洗，袁厉害的房产与收养弃婴是两码事。不少人总认为一个人做好事就不能讲回报，行善举就得大公无私，越穷越光荣，越贫瘠越能占据道德高地，这是一种误读。再说，袁厉害做生意，乃至于运用名声帮人讨债、协调纠纷，何罪之有？至于她与当地政府部门存在互助默契，只要不违法也无可厚非。
关键应该看到，不完美的袁厉害，更衬托出了不作为的当地相关部门。收养弃婴，这是政府部门的职责，而兰考并没有福利院。火灾事件发生后，当地相关官员的表现更是麻木和冷血。报道中有一个细节，在火灾中死去的袁申患有轻度脑瘫和小儿麻痹，他是“孬”孩子群落的管家，被问及“这么辛苦，为什么还要跟着袁妈妈”，袁申一字一顿回答：“跟，着，袁，厉，害，有，饭，吃。”短短八个字，每个字都像巨锤一样砸向人心，砸向不作为的职能部门。袁厉害确实不够完美，却让那么多孩子信服她、依赖她，却让那么多孩子有了生路，不是很有讽刺性吗？
还原袁厉害，不等于伤害袁厉害，也不是为了毁灭袁厉害。通过“解剖”袁厉害这个复杂的民间好人，试图发现人性的复杂，以及观照做慈善的错综环境，这不是坏事。关注一个个体，但不能止于关注这个个体，袁厉害的出现有一定的必然性，从中我们看到了制度的缺失、职能部门的缺位。权威统计显示，我国现有孤儿61.5万名，但政府养育的孤儿只有10.9万名，那50余万的孤儿何去何从？我国又有多少弃婴，谁能统计清楚，如何许他们一个未来？袁厉害确实不完美，但在现实中如果多一些这样不完美的人，对弃婴来说绝对是件好事。
如果没有信任，世界将会怎样
2013-05-16 13:51:37 来源于：我喜悦推荐
提到信任，人们一般会想到品格、道德等精神层面的东西，其实它对现实的影响超乎想象。举个简单的例子：你掏钱买了这本杂志，这里面包含了多少信任？如果缺乏信任，可能会是怎样？
首先这需要你对杂志的品质有基本的信任：你不会翻完整本杂志，而是只看一下封面标题，甚至只看杂志名称就买了。你也相信摊主不会拿本假杂志骗你。摊主相信你不会拿假币。摊主还相信，你给的钱不会贬值，或者说不会很快贬值等等。如果缺乏这些信任，这场交易根本就不可能完成——即便能够完成，也要麻烦很多。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不会想这么多，正所谓“百姓日用而不知”，信任往往被视为理所当然的，而未予以重视。而实际上，如社会学家齐美尔所说：“信任是社会中最重要的综合力量之一。没有人们相互间享有的普遍信任，社会本身将瓦解。现代生活远比通常了解的更大程度上建立在对他人诚实的信任之上。”
就拿大家最关心的经济发展来说，通常认为最重要的元素是资本、技术、劳动力、产权保护、契约法规等等，而忽略信任的重要性。美国学者福山说：“一个民族的福利及其竞争力取决于文化特性，即这个社会固有的信任程度。”在他看来，如果缺乏信任，企业难以壮大，繁荣也无法持久。道理很简单，信任可以大大降低我们交易的成本：如果我们相信对方的诚实，就减少了逐条逐款记入冗长合同的必要；减少了通过诉讼解决纠纷的必要。
只要想一想，如果我们碰到一个陌生人跟我们说话，就担心他可能会骗人；看到一件名牌衣服，就怀疑它可能是山寨货。如此一来，我们的经济，又怎么可能持久繁荣？
于是要问，为什么我们这个社会的信任度会如此之低？中国社科院发布年度社会心态蓝皮书，称中国社会信任度低于及格线。这样一个消息，会冲击人的神经，让人有共鸣。在社科院发布的蓝皮书中，把不信任主要分为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人际之间的不信任，只有不到一半被调查者认为社会上大多数人可信，只有二到三成表示信任陌生人。几乎所有研究信任的学者都认为，人际信任的高低取决于民间团体和传统道德的多寡。从这一点看，如今信任度低下，主要原因并非世风日下，而是起点太低。
另外一种不信任表现在不同阶层、群体之间：官民、警民、医患、民商等等。这些则更多与系统信任有关。政府没有办法培养社会信任，但是可以在广泛不信任的情况下建立一些机制保证社会的正常运行。举例来说，为什么阿里巴巴能够如此壮大？如果要用最简单的说法，那就是让素未谋面的交易双方通过制度设计克服了彼此的不信任：在没有支付宝之前，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而如果伪造信用行为得不到惩罚，那么所有的评级都将失去意义。如果不能提供担保，保证公平，这样一个市场势必充满混乱，遑论发展壮大？人们希望政府官员向淘宝店小二学习，这并不单纯是一句玩笑话。
信任就像一张窗户纸，一捅就破，而要重新糊起来则很难。专门研究信任的学者郑也夫认为，信任的恢复，最小的时间单位是“代”，乐观估计，一两代人之后或许能有所改观。这样的判断会让人做出两个不同的反应：一种是灰心丧气，干脆沦落到不信任的泥潭中打滚；一种是感到责任重大，因为如此漫长，更要毫不懈怠。我们希望大家都能选择后者，因为信任比黄金更重要。
马九器：强捐不过分有违法治 2013年05月22日04:09京华时报 微博 我有话说(42人参与)
“强捐不过分”的逻辑实质是对法治的不尊重甚至违背，是过去人治逻辑、粗放行政的延续。江苏盐城下辖各县市区，多年来以文件形式要求各级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等为当地红会的“博爱万人捐”活动捐款，并按级别规定数额。此举遭舆论质疑。对此，江苏省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副会长李新平日前回应，这些财政供养人群的收入相对稳定，对他们提这样的要求，“我觉得一点不过分”。
因为是财政供养，收入稳定，所以强捐不过分——这种逻辑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所向披靡，有过“单位制”经历的人，哪个没“挨过刀”？这种逻辑的潜台词意味着“天下皇粮是一家”，所谓“国家的人”莫不是这部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即使捐款、献爱心这样属于个体权利的事，也必须褪去个人色彩，只有成为“公家行为”的一部分时，你才有了意义，否则就是离经叛道。
事实上，盐城的这种强捐只是“行政强捐”的一个缩影，这种带有浓烈计划经济行政色彩、缺乏法治思维的权力运行逻辑，运行多年相安无事，如今因为屡受质疑的红十字会，让其间的不合时宜之处凸显出来。
怎么不合时宜？因为在当下，权利意识、法治思维，所有与这些相悖的观念、行为都会凸显出来。如果因为公职人员吃皇粮就能以此对其“要挟”，那么今天以慈善名义强捐，明天就能以市容名义让大家上街扫马路，后天就能以经济名义强迫大家招商引资„„
“强捐不过分”的逻辑实质是对法治的不尊重甚至违背，是过去人治逻辑、粗放行政的延续。财政供养、收入稳定就应该捐款，这种不合时宜的逻辑如果还一如既往，红十字会的转型就更难指望了，而各种权力的越界和荒诞，就还会上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