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戏剧与戏剧的民族化：“后现代”戏剧艺术教育趋势由刀豆文库小编整理，希望给你工作、学习、生活带来方便，猜你可能喜欢“戏剧艺术与影视艺术”。
世界戏剧与戏剧的民族化:“后现代”戏剧艺术教育趋势
“世界戏剧与戏剧的民族化”，是日前在北京中央戏剧学院举行的第七届亚洲戏剧教育研究国际论坛的主题。长期以来，学界有一句非常流行的话，“民族的即是世界的”，这似乎是在全球范围内达成的一种共识。对于戏剧艺术的传承与发展，维护本民族的戏剧艺术特性，是实现戏剧走向世界、与国际融合的重要前提。戏剧艺术在国际范围内的繁荣与发展，将对全世界文化交流与合作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事实上，当今中国整体文化氛围已经与娱乐性文化、消费性文化一起汇入了社会文化主流，戏剧文化也不例外，这是一种全球性的潮流趋势，这股潮流趋势被赋予一个响亮的名字——“后现代”。我们不能不承认后现代对于历史延伸的贡献，它促进了人类对世界及自身更深层的认识，它体现的是人格自由程度的进一步提升和人对自身价值的进一步确认。然而，由于后现代主义的多元价值取向，也造成了人们价值评判标准的模糊。中国国家话剧院副院长王晓鹰认为，后现代并不仅仅是“娱乐”的代名词，“后现代”不是让自己被娱乐消费，被娱乐绑架，更不是让娱乐异化了自我。同时，“后现代”是“现代”之后的再发展。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在“现代文化”“经典文化”层面是需要适当补课的。这个补课就是一种社会性的文化教育。同时，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并非仅仅体现在统计数字的增长上。更多的剧场、更多的演出、更多的观众人数、更多的票房业绩、更多教授戏剧的院校、更多戏剧专业的考生和毕业生，这些固然十分重要，但一些更具本质意义和规律性的繁荣发展可能更重要，譬如文化产品的“精神品质”的提高，www.daodoc.com 譬如戏剧学子对戏剧艺术从生命深处的热爱……
由此记者想到，当我们被所谓“全球化”裹挟着进入“后现代”的同时，是否有过这样一个疑问：我们在此之前有过真正的“现代”吗？何止“现代”，其实我们连现代之前的“经典”都由于各种历史原因而多少有些积淀不足。既然如此，我们如何既能填补由历史原因导致的文化的空隙，又避免被“全球化”的潮流所抛弃，从“世界戏剧与戏剧的民族化”这样一个课题中，或许可以厘清关于戏剧的“现代”与“后现代”之间有效衔接的思路。
国际化的根本意义在于既保留了传统，又增添了新的元素
当今世界，全球化正迅猛发展，它一方面推动了形形色色的事件的发生演变，另一方面给经济、文化和其他领域带来了潜在的影响。基本上，全球化就是认同生活新领域的成就，由此，各种成功的想法、创意能够在世界各地的文化机构扎根，不受其发源地的地域局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剧协戏剧教育中心主席科尼鲁·杜米丘认为，文化全球化实质上是个辩证的过程，它并不排斥集权和分权、同一化和分裂化、普遍化和局部化的同时存在。国际化的根本意义在于，既保留了传统元素，又增添了新自由主义的元素。
这也进一步体现了“后现代”对于“国际化”的适应性。通过“求同”而找到发展的共同目标。用中央戏剧学院院长徐翔的话说，经济全球化使世界连成了一个整体，同时也推动了高等教育的国际化，这是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国际化并不是趋同化，更不是发展道路和发展进程的一致化。事实上，全世界的人民都在极力维护本民族的文化特性，国际化程度越高，就会更加关注民族文化的特性。我们一方面要有效地使自己置身于全球化中；另一方面要有决心保护不同国家戏剧教育系统的独特性，保护国家文化传统和文化特性中的主要元素。
通过以上观点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尽管各国的艺术教育政策和艺术教育运行模式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应该共同倡导的，即高等艺术教育必须在相对稳定的政策框架下，努力培养富于创新精神的艺术人才，培养能够真正了解亚洲、读懂世界艺术精神，同时又能很好地继承和发扬所在国家优秀文化传统的艺术人才。戏剧是全人类共享的财富，作为人类精神世界的一种高级表现形式，戏剧所包含的内容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不断丰富，整合了极富民族文化特色的风土人情。因此，对于年轻一代的戏剧人的教育，应该树立他们保护本国文化的价值观，同时勇于抛弃过时、陈旧的观念，采取新的、富有创意的方式，这样才能有所进步和突破，才能在全球化中为本民族带来美好的前景。
全球化为戏剧发展提供了多样选择
全球化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流行语，很大程度上主宰了当今世界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文化一直被视为一种非常稳定的现象，一旦形成，很难改变。由于它可以通过多种渠道进行传递，在全球化的今天，文化的特性被界定为具有内在稳定性的生命有机体，这种稳定性能够保留文化的形式，但会随着政策和社会的发展而改变。各国文化虽各不相同，却可凭借其灵活的特点相互渗透，相互补充。戏剧亦如此。
文化界限可以自由延伸，不受地域的影响，但每个国家的戏剧却独树一帜。因此保留原创性并不仅限于保存可见的形式，而是着重保留并进一步发展其本色。据蒙古国立艺术文化大学戏剧学院副院长苏伏德·娜姆斯拉依介绍，蒙古戏剧一直是东西方流派之间的媒介，通过演出实践丰富和充实东西两派的内容。而今，蒙古戏剧展现了一段蕴含丰富民族传统和独特个性的悠久历史。当代蒙古戏剧延续了与国外同行保持开放关系的传统，它虽然仍在寻找发展途径，但始终保留着自己独特的面貌。
全球化为戏剧发展提供了多样选择，为学习他人、完善自身创造了机遇。戏剧可以借助全球化凸显自身独特性，通过借鉴他人智慧来充实自身。全球化并非盲目地效仿，而是通过学习研究他人的理论和实践，加深对自身本源的了解。与此同时我们必须自觉保持自身的民族身份认同感，因为每一个民族都有可以超越本民族的“经典”。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副教授曹艳博士的论点可以为戏剧中的“经典”做出恰当的解释：“经典”的意义是无论在过去或现在都能焕发璀璨的艺术光芒，当代艺术家为今天的观众发现“经典”新的解读视角，使“经典”获得新生，具有了现代意识。戏剧艺术家们在国际交流过程中，往往都会聚焦到这样的问题上：不同国家的艺术家是如何将本国的戏剧传统与当代新的生活相结合使其不断向前发展的？因此，对国外经典名著的改编与创作，这种“传统”+“经典”的艺术实践是传统艺术寻求现代发展，在世界舞台上交流传播的选择。
跨文化改编与创作是为“经典”寻求独特展现方式的一种探索。它为世纪经典名著的舞台呈现提供了一种特有的艺术样式，为世界观众创造了一个不同版本的现代解读，同时也造就了演员“全球化”的表演方式。尽管各民族演员自身的思想、表演技巧、本能反应、环境等因素各异，但是在国际舞台上，文化内涵以及文化思想之间的联合比人际互动更为重要。韩国西京大学艺术学院表演专业教授姜羊恩认为，艺术家个性分别受到不同生活环境的影响，这种环境因素通过艺术家本人反映到艺术世界中。受到个人因素、环境因素影响成型的具有地域性的表演技术与表现方法不会总停留在发源地。这些方法会被在世界各地传播、教授、系统化与再创造，形成全球化的表演方式。也就是说，演员的内心世界构筑起一个表演领域，它成为新的思潮波及全球，同时作为现实主义或非现实主义艺术倾向产生维持与共存、变相、进化、实验、挑衅性革命。
可见，演员将表演的源泉本土化，借助全人类的“经典”，便可为戏剧的全球化铺就一条成功之路。
继承并发扬民族文化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上世纪初，西方的戏剧传入了中国。我们被它们那种接近生活的表现方式所震撼。新一代戏剧人投身于西方现代文明的戏剧艺术中，新的戏剧形式使得中国又多了一种思想和情感的表达方式。但中国的本土戏剧——戏曲却有着近千年的历史。它一直在承载着表达中国人思想情感的重任，历经近千年却没有消亡。
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教授、导演姜若瑜说，“在全球化的今天，如何保持本民族的文化是每个国家从事文化工作的人面临的一个棘手问题。我深感越是接受西方的文化，就越是希望能更多地了解和认知自己的根源。越来越多的时侯，我开始对自己的文化有了极高的兴趣。在不断地借鉴西方文化的同时，也不断地能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发现让我惊喜的文化元素。在世界趋于大同，各民族优良的传统文化日渐薄弱之际，如何传承，如何面对各自的文化是我们致力要做的工作。”
尽管有越来越多的戏剧人意识到继承并发扬本民族文化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但是在许多舞台上，我们看到的却是全球化所带来的戏剧表演以外的一些东西，在那些舞台上，我们看不见生活的质感，看不见生活中的普通人和事，更看不见丰富的舞台假定性表现。只会看见铺天盖地的多媒体手段，过多过滥的舞台手段一个接着一个，令人目不暇接。一个舞台剧动辄几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的投资，技术手段统治了舞台，这些已经成为戏剧舞台的一种常态。
我们所说的继承，并非仅仅是本民族文化特性的继承，也应该是戏剧表现方式和方法上的继承。对此，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李建平认为，假定性不仅是戏剧特有的一种表现手段，更是戏剧特有的一种审美方式，它能激起观众的创造性想象，从而能激发观众的审美经验体验。事实上，当导演的假定性手法呈现在舞台上时，它立刻就会受到观众的检验和证实，观众会以过去的观剧经验所形成的假定性“默契”去验证自己的想象。当观众的想象和导演的假定性手法完全契合时，观众会有一种完成创造性想象的满足。舞台假定性手段的创造并不仅仅是吸引观众走进剧场的因素，更重要的是它是戏剧重要的美学特征，张扬这种独属戏剧的美学特征不仅是今后一段时间戏剧的要务，同时也是戏剧专业教学的重点。
那种刻意制造的貌似真实却很夸张、很浪费的效果，无疑是对真正“后现代”的曲解。无论继承还是发展，都不能脱离戏剧真正的审美特征。事实上，发展不仅仅是财富或利润的简单积累，也是一种创造性的开拓。美国纽约大学戏剧写作教授、剧作家、小说家、编剧和导演伦恩·詹金就提出了戏剧的新方向——流行艺术形式能使我们充分了解对于戏剧、对于大众、对于创造超越社会和经济阶层的作品以及创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戏剧而言，什么最为重要。这些形式往往都源于文化的深厚根基，使我们的戏剧更深入到时节（种植和收获）、生死以及我们与自然和内心自我的关系之中。嘉年华、婚礼、葬礼及艺术和科学博物馆，甚至主题餐厅、零售商店……所有这些形式都具备强烈的戏剧元素，这些形式拥有很强的戏剧性，为观察标准戏剧实践提供了新的方式。此外，仪式的留存是戏剧动力的重要源泉之一。戏剧艺术家和教育者需要考虑是否有可能创造一种新的戏剧形式，不只是娱乐大众或刻画日常生活中希望、恐惧和人际交往困难。还启发我们建立一种带有探索和揭示奥秘真谛性质的戏剧，并在戏剧中融入舞蹈、建筑和歌曲。同时，舞台互动，其能量和潜力可为观众带来亲历体验，他们无需坐在舒服的座位里去竭力与舞台上的演员感同身受，而是身为动作、情感及道德的中心。换句话说，即让观众参与到演出中。
本土化：坚守+自信
契诃夫是19世纪末俄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著名戏剧作家。高尔基曾评价他是一个独特的巨大天才。而这位天才却不同意把他的作品翻译成外语，他认为他的作品只是写俄罗斯和俄罗斯人，与其他国家的人不相关，因此对其也毫无意义可言。与众不同的是，对这一观点他是怀着自豪之感声明的，他不认为作品在局部区域内发表会有所贬值；他避开了国际声誉，仍然忠实于书写发生在身边的事情。
通过对契诃夫精神的解读，澳大利亚戏剧导演奥布里·麦勒告诉了我们必须传授给后代什么：我们自己的世界和我们学生的世界不亚于任何呈现在光鲜亮丽的国际杂志上的世界。要在这一行业获得成功，运气永远比技能重要，但是对“名誉”的追求确实日益成为一种激励力量，尤其是因为人们已经广泛地接受了跨种族的演员阵容，且年轻人观看了太多这种跨种族表演并认同了这种形式，因此他们看问题时更有全球化倾向。着眼于本土，例如纽约的一条街道“第四十二大街”——似乎并不会阻止百老汇的音乐剧盛行于美国以外的地方，盛行的原因不在于作品的主题、风格或者形式，而是作品对人类本性的探究。此外，如果没有虚构的成分，也不可能创作出“国际化的作品”；即使是全球性主题，也必须描写特定的“本土”事件。
由此，我们很容易联想到中国的一位伟大作家——鲁迅，即使作品描写的是小人物，却是对全人类共有的人性的揭露。麦勒说，这是我们同样可以从契诃夫身上学到的一个道理：当作家仔细观察现实生活中的人，以虔诚、客观的态度进行写作时，即使重点和细节都很有限，该作品也能被世界各地的人们所理解。更重要的是，契诃夫主要集中描写人性而非社会问题，他的作品是对人性的研究，而非着眼于叙事的复杂性或普遍问题。这一点同曹禺研究人性的作品《北京人》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样的，曹禺也没有写国际性的戏剧题材，他只写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情。
记者以为，无论是契诃夫、曹禺等戏剧大师对本土文化的坚守，还是鲁迅这样的伟大作家对人性普遍问题的关注，事实上都是一种民族自信心的体现。我们不能否认全球化的意义，但是把国际成功当作至高目标的人会面临很大的危险，他可能会浪费其创造力却没有学到最重要的知识和技能。当我们了解我们所承载的文化遗产，并将现代方式与传统相融合，带着自信与智慧前行，剧作家或者演员，便能成功扮演保持民族特性的重要角色。同时，本土舞台是塑造戏剧演员的地方，本土教育、本土戏剧对艺术家来说是最有价值的，在本土，才能培养其重要技术并形成价值。地方性成就艺术家，全球性只能创造“明星”。
（注：本文相关引文来自第七届亚洲戏剧教育研究国际论坛研讨会，图片供稿：中央戏剧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