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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主义精神与战争报道
苏薇
徐州师范大学 信息传播学院
[摘要]：从某种意义上说，战争，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促进了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为配合战争爱国主义宣传，交战国对新闻及其传播进行合理调整，使之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激励民族精神的作用。战争赋予新闻工作者别样的使命，战时新闻对他们提出了新的要求，爱国主义精神是影响战争报道的重要的因素，本文从史学的角度出发，对爱国主义精神与战争报道的关系、战争时期爱国主义在新闻报道中的表现和特性进行总结，引导我们重新认识爱国主义精神与战争报道的历史及现实意义。
[关键词]：爱国主义战争战时宣传总体战
伴随着经济、技术和跨国公司的扩张，人类文明的发展进入新的阶段，许多问题在激烈的竞争与跨领域的合作中被激化，现代化的局部战争从未间断，为人们带来巨大的痛苦。2003年3月，美国攻打伊拉克，既让我们亲眼目睹了一场现代化的侵略战的残酷过程和悲惨结果，又让我们为战争时期的新闻报道感慨万千，由此引发了我们对战争报道和战争报道中体现的爱国主义的思考。
一、战争报道的由来。
著名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有一句名言：“战争是一种人类交往的行为。”⑴人类的交往是传播的基础，新闻就正是人类对新近或正在变动的信息的传播，由此可以看出，战争与新闻传播有一种不解之缘，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在古代，战事新闻信息由战场向后方军政当局直接传送，新闻传送者就是军队的信使。报业产生后，一定数量的战争新闻经过报刊的采集加工再传向一定数量的读者。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人类新闻传播史上出现了两次深刻的变革，一是随着欧美报纸日趋商业化，纸质传媒基本完成了其大众化的进程；二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催生了广播、电影等“热媒介”，尤其是广播，它在传播上的开阔和自由极大地促动了信息交流。人类和人类的战争从此真正进入了大众传播的时代。在大众传播时代，战争新闻首先流向官方新闻统制机构，统制机构与传播者（部分或完全同化）对这些信息或某些信息要素加以删减后，再加入宣传和煽动性材料，集合成新闻传播流向大众扩散。这一阶段，大众传播与现代战争逐步结合，交战双方开始广泛利用大众传媒进行宣传。
在战争时期，战时新闻传播的功利性要求传播产生最大的即时效果。这样，我们可将战时新闻传播流分为信息流、宣传流和煽情流3种。在这之中，信息流是最为基础的。信息流的流速和流量与媒介传播能力成正比，与媒介的受控程度成反比。在战时，信息仍是基本的传播内容，它帮助受众减少和消除战时令人不安的不确定性。
现代战争中，战争指导者将宣传视为利器，驱动宣传流涌向国民。这种宣传流的主要特征是以为数寥寥的主题的反复与强化不断刺激宣传对象。战时宣传的一大主题是暴行宣传，一战中英国人以德国用死尸制皂一类“故事”制造宣传流，成功地激起了国际社会的反德舆论。马克思主义者则以启发群众的阶级觉悟和揭露帝国主义战争的非正义性形成宣传流，推动革命战争走向胜利。⑵
而同时，战争指导者需要民心归顺，传播者力图扩大媒介影响力，两者均希冀以煽动国民对国家和民族激情地方式将共同制造的煽情流推向公众。美西战争期间，赫斯特和普利策的报纸不断向读者注射兴奋剂，将“爱国”与利润神奇地结合起来，形成了最有利于美国开战的舆论环境。在卫国战争期间，苏联的新闻传播不以信息传播见长，但是它有一个优势：以国人崇拜的作家洋溢着爱国挚情、文采飞扬的新闻和文学作品汇成煽情流，打动千千万万的群众。煽情流优势还能直接设伏敌人。1989年底，美军入侵巴拿马时，用夜战广播反复播放震耳欲聋的摇滚乐，辅之以其他手段，摧毁了躲藏于梵蒂冈使馆中的该国铁腕人物诺列加将军的感情防线，迫使其自愿投降。⑶
二、新闻传播与战争的关系。
那么新闻传播与战争是怎样一种关系呢？德国军事理论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说：“战争是迫使敌人服从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⑷战争不但伴随着人类历史，而且先于人类的其他活动出现。马克思指出：“战争比和平发达得早”，⑸由此追溯，战争至少已有五千年的历史。虽然新闻事业的产生不过是近几百年的事情，但是在战争发端之时，新闻传播就已存在。新闻传播是人类对于新近发生的事实的信息和意见的相互传授过程。在这里，可以这样解释它们的关系。首先，“战争是一种人类交往的行为”，⑹而人的交往是传播的基础。其次，“兵之情主速”，⑺而时效亦是新闻传播的生命力所在。第三，战争具有暴烈性，与这种暴烈性相关的仇恨和敌忾心理和情感需要通过新闻媒介区激发和强化。第四，战争具有很大的或然性和概然性，这种种不确定性需要用可靠的信息来消除，而新闻传播是最基本的信息传递方式。第五，传播技术往往在军事上和战争中首先得到运用，军方通讯设施是必不可少的现代传播工具。由此看来，战争和新闻传播有一种不解之缘。另一方面，在战争的背景下，新闻传播表现出自身的若干规律性。
三、爱国主义精神与战争报道
战时新闻报道是属于战时宣传之中的，那么在新闻报道中所体现的爱国主义又意味着什么，而它对战争的进程又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作为战时宣传环境的一种—对内宣传，它出于民族主义和宗教情感，使本国受众倾向于接受宣传者的诱导，从而与之产生共鸣。二战中，苏联战时新闻宣传唤起了各民族人民热爱祖国、保卫祖国的激情，其中“伟大卫国战争”一语经过新闻媒介的反复传播，成为“二战”中最著名、最有感召力的宣传口号。⑻
1．爱国主义的新闻报道往往能获得相对稳定的受众。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官员的支持者，都会成为爱国媒体的赞助人，他们会为媒体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空间。爱国主义式的新闻报道还能直接为赞助人带来实际利益。
1881年中法战争期间,《维新日报》广泛刊载有关战争的消息，为迎合读者的爱国心理，在报道中制造中国取胜的新闻，一时销量大增，各报纷纷效尤。《申报》香港版出版后，曾大力进行全民团结抗战的宣传，受到读者的赞许。在香港，《立报》继续宣传抗战救国，还刊登介绍陕北等地的抗日根据地的文章。在《立报》的影响下，不少青年要求前往陕北参加抗日，有一部分青年，经《立报》介绍给廖承志安排，顺利到达延安。《大公报》在香港积极宣传抗战，抨击日本、汪伪活动。⑼
2．战争时期，新闻工作者的爱国激情往往体现在他们的报道之中，以其所具有的极大的爱国主义精神来唤醒和感染民族大众，激发他们的斗志，并且全心全意忘我的投入到战争的洪流中去，来拯救整个民族和国家。
上世纪30年代中期，全国人民掀起抗日斗争的一个又一个高潮，工农红军历尽艰险，北上抗日。当时年仅25岁的《大公报》记者范长江为揭示国民党统治下西北的黑暗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危机，历时10个月，行程万余里，追踪红军走过的道路，写就了《中国的西北角》，由于抓住了广大读者迫切需要了解的问题，因此深受读者的欢迎，也激励了人们的斗志，范长江也成为一代著名的新闻工作者。⑽
１９５０年６月２５日，朝鲜战争爆发。时任《人民日报》总编室主任的李庄于７月初抵达朝鲜，成为我国最早派往朝鲜战场的记者。李庄在谈到抗美援朝战争时说：“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不但对无辜的朝鲜百姓烧杀抢掠，犯下了数不清的战争罪行，还公然派飞机对我国东北边境实施轰炸。我们选择出兵朝鲜，完全是保家卫国的正义之举。”正是在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鼓舞下，他深入到战斗第一线，采写出了揭露美军暴行的《复仇的火焰》等著名篇章。抗美援朝战争是一场融合了政治、军事和国际关系的复杂战争，交战双方除了进行军事较量外，还存在着另一场以笔作武器的特殊的舆论宣传战。曾担任志愿军第９兵团新华社报道组组长的成一，在朝鲜战场上写出过《海防线上的英雄港—元山》等优秀作品。⑾
四、霸权主义大国的“爱国主义”
拿破仑说，精神和公关是战争的半个战场。拿破仑说这番话时，还没有收音机和电视，由此可以看出“战争宣传”的威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纳粹最大限度地展示了宣传机器所能产生的影响。它充分利用了仇恨、恐惧和怀疑等情感来打击对方的士气，同盟国不得不利用本国媒体进行反宣传。二战中出现了一个新词汇就是“宣传与第五纵队”。西方历史学家艾德温·兰德弗德（Edwin Radford）指出：“这个词来自拉丁语名称 Congregatio de propaganda fide，即在人群中传播信仰„„。它源于西班牙 长枪党（佛朗哥时代的法西斯政党）与所谓共产党之间进行的战争。当年在马德里战斗中，敌人的四个纵队从外面攻打这个城市，看不见的第五纵队从内部发动进攻。从此以后，潜入到敌对国家的军队就被称为第五纵队。”第五纵队用的不是枪炮，而是精神细菌，这就是战争宣传。其目的制造混乱，打垮敌人的士气。当信息以这种形式传播时，其动机是制造危机和社会动荡。在战争中，“充满陷阱”的信息可以对群众的情绪产生各种影响，从恐惧到仇恨往往只有一步之遥。⑿
随着美国和西方世界的绝对强大，使得他们的爱国主义实际上成为了一种霸权的沙文主义，为了本国、本民族其实是本阶级的利益，打着维护民族生存的旗号，肆意践踏它国的民族感情。同欧洲媒体相比，美国媒体在战前和战争当中总是趋于保守，甚至有些鹰派风格。作为世界上的唯一超级大国，美国政府实际上一直在通过军事机器和媒体两支手来试图干预和控制世界。
“9·11”事件后，美国媒体几乎是一边倒地全力支持军事打击塔利班。纽约大学大众传播学教授米勒说，美国媒体鼓动武力报复的危险倾向令人担心。一个明显例子是，美国几个主要电视台都曾多次播放巴勒斯坦人在美国受袭后欢呼庆祝的片段，但却没有告诉
观众：欢呼者当时正在参加遭以军杀害的同胞的葬礼。而在2003年2月15 日，世界一些大城市爆发了反战游行，美国观众从电视上看到了什么呢？在16日的早间新闻里，CNN的新闻标题是“反战示威让伊拉克感到高兴”，随后播出的是在巴格达的游行队伍，而不是在巴黎和伦敦的大规模示威活动。自从美国总统布什 宣布向海湾增兵后，美国主要电视网的报道给观众留下了这样一个印象：仿佛美国政府早就做出了攻打伊拉克的决定，他们的新闻报道就是让公众做好迎接战争到来的准备。美国媒体的片面报道，让观众混淆了伊拉克当权者与基地组织之间的区别。观众调查显示，大部分美国人认为萨达姆·侯塞因参与了“9·11事件”，美国攻打伊拉克是正当的自卫。他们认为欧洲的反战游行是懦夫表现。美国主流媒体还在本国制造出了这样一种气氛，如果你怀疑布什政府的战争政策，你就不是一个爱国者。美国媒体在报道打击塔利班也采取了类似手法来影响观众。这就是夸大一些事实，回避另一些事实。美国媒体在报道阿富汗平民被炸死后，并没有用一定篇幅来采访受难者家属，也很少采访目击者描述炸弹落下来的情形，画面上很难看见痛不欲生的场面。BBC和CNN在援引这些阿富汗平民伤亡数字时，总是强调这些数字还没有被外界证实，或者说这些数字还没有被一个独立的机构证实。美国军方反复强调的一句话是“平民伤亡令人遗憾，但是美军的军事打击不是针对平民的。”无论是在美国的纽约，还是在阿富汗的坎大哈，所有失去亲人的人们都会有相同感受。美国媒体在报道世贸大楼和五角大楼的遇难者时，却格外煽情。美国记者的报道自然有公正客观的一面，但是他们不可能脱离他们自己的社会，形成美国精神的思维模式不可避免地影响着新闻记者，这意味着在报道与本国文化或者主导文化没有联系的事件时，他们有可能有意无意地忽略部分报道内容。专门从事联合国历史研究的威廉·普里斯顿指出，美国对世界新闻自由并不感兴趣。在20世纪80年代，第三世界国家试图打破西方对信息体系的垄断，提出了媒体信息应该双向流动，而不应该只从发达国家流向不发达国家，但是美国宣称这种建议是对新闻自由的攻击，是在破坏自由市场的概念。
战争宣传是通过语言交流来进行的。宣传者抓住了公众趋于求变的心态。在困惑中，民众宁愿相信一个谎言也不接受残酷现实。倘若宣传能触及他们的内心，民众则喜欢接受这种宣传，甚至远离现实的神话。也就是说，当宣传能够刺激情感深处时，那种宣传就会产生效果。战争宣传不走中间路线，它制造仇恨和偏见，唤起激烈的公众舆论，掀起反政府的浪潮。在战争进行当中，敌人的最大渴望是发现社会组织中的漏洞（偏见、仇恨、恐惧、弱点），然后利用这个社会结构中的错误和弱点，打碎整个社会结构。
五、爱国主义与战争报道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在人类的历史上曾经经历两次世界大战，那么给人类的启示又在于什么呢？全球性战争是交战各国综合国力的全面抗衡，只有动员全民投入战争事业，才有可能保障民族生存，进而夺取战争胜利。这就是“总体战”思想。“一战”期间的德军总参谋长埃里希·鲁登道夫是第一个集中论述总体战问题德军事理论家。在1935年出版德《总体战》一书中，鲁登道夫强调，为了实现民族团结，一是要采取特别措施，如实行严格的新闻检查，严惩泄漏军机者；二是利用所掌握的新闻、广播、电影、各种出版物及其他可利用的手段进行精神动员；三是军事教育必须具有种族特色，焕发民族精神，使军民坚持旷日持久的总体战。现代总体战实际上是各国生产力的较量。在战场是作战的军队完全依靠后方工业的支撑，这种大工业生产有赖于千千万万工人的生产热情；大战需要投入整个国家的人力物力，征兵招将要动员，战争经费要募集，物质享受要牺牲，民心士气要维持；个人和社会、阶级和政党、民族和领袖之间要结成空前有力的联系；必须向群众灌输对敌人的恐惧和仇恨，激发民族主义感情和对祖国的忠诚，教导军民忍受艰难困苦而保持斗志，将其个人力量汇合成战敌报国的强大洪流。总体战理论和世界大战的历史表明，总体战所依赖的民族团结精神，离开了新闻和大众传播媒介的宣传煽动是难以焕发的。世界大战所仰仗的全面政治动员，将新闻传播提升到与国之兴亡息息相关的高度。
于是，我认为战时宣传是维系己方民心士气的社会粘合剂，是对敌攻心夺气的利剑和毒弹。在现代战争中，宣传是总体战中的一条重要战线，甚至在中外都有人认为战时宣传的地位不在千军万马之下。一英国记者说：“宣传与炮火并重，有宣传而无炮火尚可致胜，有炮火而无宣传，未有不败绩者。”
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是两大主题，中国的改革开放在一个较为安定的环境之下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并期待者这种和平环境长期保持下去。但是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尽管发生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不大，局部战争却一如既往，仍然是战争舞台上最为常见的一种现象。自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全世界共发生约1.5万余次战争。由于亚洲地区各国的内部矛盾的社会政治情况，发生在亚洲的局部战争不仅次数最多，而且规模巨大，烈度也高。这不能不引起中国人民的强烈关注和警觉。只要战火不灭，战时新闻传播就有用武之地。国际形势要求我们必须建构具有中国特色、面向21世纪的战时新闻传播理论。［参考文献］
⑴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一卷，第23页，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
⑵展江：《战时新闻传播诸论》，第12页，经济管理出版社1999年版。
⑶展江：《战时新闻传播诸论》，第29页，经济管理出版社1999年版。
⑷ 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译，第一卷，第23页，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
⑸《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6卷，第47页。
⑹前引《战争论》，第135页。
⑺《孙子兵法》。
⑻张允若：《对苏联新闻业的历史反思》，《国际新闻界》1997年第5期
⑼陈昌凤：《香港报业纵横》,第57页，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
⑽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传播史》，第32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⑾田兆运：《永不磨灭的记忆—老军事记者眼中的抗美援朝战争》，(2000.10.23 15:41:07)
⑿张讴：《美国媒体在“战争”报道中回避了什么》，新华网（2003-03-11 07:24:36）
［英文摘要］：To some extent, the war, especially the two world wars,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ause of news diemination.In order to aort with the diemination of warfare patriotism, the belligerent countries regulated the news and its diemination rationally and made good use of encouraging national spirit as much as poible.The journalists were endowed with special miion by war.And the war news brought forward new requirements to the journalists.The patriotism is the important element to influence the war report.This article summari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triotism and war report, and the represen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 of patriotism in news report during war period from historic angle, which lead us recognize the historic and realistic meaning of patriotism and war report aga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