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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富人的钱和物，用贫民的力和命，打天下
――董时进
现在的中国人只知道时下的执政党共产党，顶多还知道些八大民主党派，至于中国农民党，恐怕只能大摇其头了。中国农民党是国民党时期存在的一个民主党派，1947年5月12日，由董时进先生在上海成立，并任主席。他在成立宣言中说道：“中国之所以闹到目前这样糟的局面，病根是因为农民不能做国家的主人，只做了别人的武器和牺牲品。„„欲使中国成为一个太平富强的民主国家，非培养农民的政治能力，并将他们团结起来，使能行使公民的职权不可。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成为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由于初创，只是一个800人的小党，但却很有骨气，拒绝参加国民党的“国大”，因为“国民代表大会不代表农民”。1949年，由于董时进在解放区的土地改革高潮时反对土改，“使农民党成了地主党”，这个小党也就不为共产党所容。迫于形势，同年六月二十五日，中国农民党在北平发表《中国农民党为停止党务活动致力生产建设宣言》，随后被迫解散。
可以说，中国农民党是近现代史上唯一的一个真正代表农民的政党，虽然只存在了两年时间，影响力不是很大，但该党的创始人董时进却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代贤哲，他对中国土地经济与农村社会的认识，在同时代人中特异卓绝，如果中共高层能早点听取他的意见，中国农村就不会陷入反复折腾的命运，以致今天，“三农问题”成了一个难以求解的现实难题。随着岁月的流逝，董时进的光彩越发闪耀迷人。
“千人诺诺，不如一士谔谔”，在中共即将定鼎成功之时，大部分知识分子对中共一片颂扬之声，唯有董时进秉持知识分子的良知，于1949年12月给毛泽东上万言书，主要从自由契约的角度，反对其主政的土改，并坚持认为土改只是“慷他人之慨”，并从逻辑上推断出“一旦田地社会化了，什么人也没有田地”。他六十多年前对中国土地经济和农村社会的分析，神奇地概括了历经几十年的折腾之后，终于被政府和学者认识了的问题。
董时进的观点简单明了：中国的土地不是分配不均，而是人口太多，土地太少，农村劳力大量剩余。应当节制生育、优生优育，同时发展其他产业，将农村劳动力转移出去。如果平分土地，会将劳力束缚在土地上，阻碍中国工业化。平分土地后，土地细化，难实行机械化，且农民在小块土地上没有致富的可能，对土地长远投资缺乏热忱，土地将退化。再者，土地改革后，由于失却了地主富农的累进赋税，将给国家税收带来困难。
当时有一个奇怪的现实，共产党的文件和政要的讲话，都引用莫须有的调查，认定不到乡村人口10％的地主富农，占有约70％至80％的土地，这一经过多次重复而被误认为事实的虚言，令董时进愤愤不已。他指出，根据民国时期土地委员会在16省，163个县，175万多户农户中举行的调查结果，35.6％的农户拥有五亩以下耕地，24％农户拥有五至十亩，13％农户拥有十至15亩，一千亩以上的大地主只占0.02％。这一调查和他在四川，江西等农村的考察近似。如今可查的数据，包括土改时期的调查，都证明了董时进的观点。
董时进强调，在中国，封地或土地世袭的封建制度，两千多年前就结束了。土地可以自由买卖，租赁基于双方自愿，土地拥有者中绝大多数是靠勤劳和善于
经营起家的，如百姓所言，“富不过三代”。地主不是一个阶级，“有恒产”的传统令工农兵学商各个阶层的人购买土地出租，这和存款，买股票是同样道理。拥有土地不是犯罪，极少数人用不法手段夺取土地才是犯罪。他给毛的上书中，举了进城女佣和黄包车夫蓄钱置地的例子。拥有小块土地的农户，宁愿租出土地，自己有劳力和经营能力，另外向地主租土地耕作为生的情况普遍存在。自耕农刻苦勤奋，目标是成为富农或地主。因此他认为，地主富农是农村的先进生产力，必须爱护而非打倒；他们的财产和土地不可侵犯，他们应当受到尊重，而不是被羞辱，被残酷地斗争。
是啊，不用说中国的优秀人才，许多来自地富家庭，就是地主中的那些为富不仁者，必定只是少数，这对解放以前的农民和海外读者来说，不过是个常识；然而在解放后的教育中，人们从小学就开始灌输这样一种观念：地主就是黄世仁那样的大坏蛋，是不劳而获的剥削阶级，绝不是什么好东西。
董时进建议政府用赎买的办法，收购大地主的土地，同时成立自耕农基金，扶持自耕农，借给有能力经营土地的农民购买土地，或向政府租赁土地。然后再用用技术手段改进农业，例如推广良种，兴修水利，放干冬水田，提高复种指数，推广美国式的农场，实现机械化、化学化。
六十多年后，已经是进入21世纪了，研究中国三农问题的学者才提出给农民以公民权利的主张。董时进的见解，似乎更为深刻。中国农民党侧重于乡村建设，谋求于同城市平衡发展，认为造成农村贫富悬殊的主要原因不是封建地主剥削制度，而是政治混乱，法纪不存，贪官污吏肆意掠夺农民，即所谓的“政治剥削”。所以一方面它要求实行法制，惩处贪官污吏；另一方面主张在保留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前提下，依靠政府进行改良，通过扶植自耕农经济来缓和农村社会矛盾，促进农村的经济发展。
董时进担心的是，土改后，分到土地者高涨的情绪，过了一段时期就会低落，因为他们耕种所得，都要上缴国家，没有发家致富成为富农地主的可能。故而他对今后中国的去向十分悲观，对农民的前景尤为绝望，说：“将来生产出来的东西，可是要尽量缴归政府，自家能够保留的，最多只够养活性命，再多是不成的。换句话说，土改政策，不外是要将富人的土地和生产工具等夺过来交给农民，叫他们利用这些工具去替政府生产。这和给牛一个犁和几块地，叫它去耕，是没有
分别的。牛得到犁和田有何好处呢？贫民为了报答政府的赐赏，除了为政府生产外，遇必要时还要去为政府打战。总而言之，共产党是要用富人的钱和物，用贫民的力和命，去帮他们打天下”。
作为农业经济学家，董时进思考的角度不局限于经济。“组织贫农和一些无产无业的分子，告诉他们说：‘地主和富农都是封建的，他们残酷地剥削了你们，所有使得你们贫穷。现在我们要帮助你们去吧他们的土地房屋占过来，把各种农具，家具，粮食，等等都拿过来。’那些贫民明明知道所谓地主富农并不是什么封建的，明明知道自己的贫穷并不是由于地主富农剥削，然而政府的委员既然对他们这么说，叫他们这么做，而且他们是可以得到利益的，又何乐不为呢。于是他们只好硬把自己的良心窒杀掉，随着政府的委员（工作组）一齐去打抢。这一些贫民即使暂时得到了一点儿物质的好处，可是他们的天良完全被毁灭了。”他对土改的批判，和数十年后研究思想文化的历史学家余英时等得出一致的结论：将地主的土地，房屋，生产工具及私人物品统统没收，分给贫农和无业游民，令这些收取不义之财者获得暂时的好处，却令他们失却了良知，是对中国传统道德的颠覆。在没有宗教信仰，缺乏法制基础的中国，传统道德规范是社会整合之基础。颠倒是非，打家劫舍的‘土改’，为后来的政治运动奠定基础。
对于呼声甚高的“苏联经验”，董时进的批评是，“苏联的集体农场是否能算是成功，是否真比单体或家庭式的农场好（就有关农业生产及农民生活的各项条件而言），是另一个问题。但我确知道，世界上最好的农业和最富的农民，都不是在苏联，而是在所谓资本主义国家。我也知道，苏联的农民一般都愿意成立独立的家庭农场，只是在政府的强迫下做了集体农场的场员。退一步说，即使承认苏联的集体农场有一部分的成功，然而也要知道，苏联是苏联，中国是中国，两者土地人口的情形，和历史的背景均判若天渊。”
与此同时，董时进更尖锐地指出：“这种制度（集体农场和国营农场），完全是回复到封建和农奴制度，绝不是什么农民合作，扩大经营，提高效率的意思。我一向以为这个办法是要不得的，害处很大的。我预料将来惹出许多乱子，杀死及饿死许多人之后，终究还是要作罢的。我不懂共产党的先生们，和高唱集体农场入云的先生们，何以如此胆大。自己对于农业有何研究及经验，对于家庭农场和集体农场有何比较的研究及经验（政府在短时间内办了少数几个农场，无论成绩如何，都是不配称经验的），竟敢把这关系国家命脉和几万万人民生活的农业经营制度，拿来当试验品！”
其实，他如此建言时，知道土改大局已定，于是悲哀地预言说，政权巩固之后，这个政党就会再将农民的土地收回，建立集体农庄，粮食大量交给政府，农民被整体奴役，然后会出现许多问题，会饿死人，最后，（这位乐观善良的预言家说：）“他们还是会放弃，回到正确的路上来”。
董时进先生的这种言论在当时是石破天惊的，只是由于中共建政时间不长，先生才没有遭到悲惨的批判厄运。据1950年复刊的《观察》周刊记载，“董时进君为反对土地改革，曾上毛主席一信，并又印了到处散发过。”北京农业大学应廉耕、韩德章诸教授，曾在校内发动师生，举行过几次带有批判性的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都是农业方面的专家，许多是董时进的同事。他们认为，董时进在美国学得农业，受资本主义的影响很深，他对中国土地问题的看法是错误的。
与同时代后来那些惶惶不可终日甚至不知所终的知识分子比较而言，董时进无疑是幸运的。在那个风起云涌暗流澎湃的年代，他是极少数有超凡学识，了解农村，兼备中国文化和国际潮流视野，又格守理性常识的人才，而且真正懂得应时而作见机而退的人生哲理。他虽然曾经赞扬中国共产党“有朝气，精神振作，办事务实，政治廉洁，无营私舞弊等腐败官场恶习”，尤其是赞扬陕甘宁边区的“三三制”政权，但眼见自己的真知灼见，淹没在高昂的革命口号声中，土改横祸根本不能制止。到1950年初，他对新生政权的希望破灭，也知道自己给毛的上书不可能被接纳，此时，他的大新农场应付公粮缴纳，令他焦头烂额，最后幻想破灭，决定远走香港。这一走，终于让他摆脱了日后历次政治运动中的飞来横祸。
董时进先生并不是什么先知，他只是一个自始至终保持其独立精神的知识分子，由于先生所处的时代忽略了他，当他所预言的许多事情在后来都一一应验时，这种应验就成了历史赋予先生的荣耀。可惜的是，这却是以几代中国人的牺牲痛苦为代价的，是中华民族彻骨的悲伤。
但这又能怨谁呢？我只能一遍遍地慨叹：时也运也命也！
2013年5月19日
参考资料：
《大沉浮——时代人物的命运》，凤凰周刊编，中国发展出版社；
《21世纪》2010年六月号
附注——
董时进：1900年出生于重庆垫江，1924年赴美留学，获康乃尔大学农学博士学位。之后到欧洲考察当地农业和土地制度，曾在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交通大学等校教授农业经济，出任过江西省农业院院长，并曾在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任职。董时进出版了多本专著，如《农业经济学》、《农民与国家》、《国防与农业》、《农村合作社》、《粮食与人口》、《农人日记》著有《食料与人口》《农村合作》等书。
1950年到香港后，继续在香港出版专业书籍，指出当年正在启动的农业集体化的种种弊端。写了《论共产党的土地改革》，《我认识了共产党》，《共区回忆录》等三本小册子，后又在台湾出版了小说《两户人家》。也出过两本英文著作。他于1950年赴美定居，1984年在美辞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