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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抱怨上帝的时间留给顾客 二十而励
我开始站在时代广场向冷漠的行人推销第一瓶香水时，印象最深刻的不是美国人近乎统一的微笑式拒绝，而是中国藉同事杜菲的叹气声。她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时尚靓丽但却多愁善感，那时在克威尔公司做兼职——注定不会长久的工作，给了她更多无法认真投入的理由。
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这话一点不假——杜菲每次见到我，眼眶都有泪珠在打转，随时都会泪如泉涌——只要你询问她的业绩怎么样。
“为什么倒霉的总是我？”她拿着香水说明书对我晃，“这是一款不错的香水，可就是没人买„„至少她们不乐意把钱付给我。你看这些美国女人，她们可恶极了，看都不看我一眼，甚至在我面前走过时都刻意地屏住呼吸，我该怎样打动她们？”
杜菲既年轻又漂亮，本身就是可以做好工作的一份天然优势。即使美国女人对她不感兴趣，她还能把推销目标瞄准美国男人。只要她想：香水不正是男人经常送给女人的一件礼物吗？然后努力去做，她为什么不会成功而且总觉得自己很凄惨呢？
可是我看到的杜菲，她完全不像一个在异国他乡需要赚取生活费的推销员：
●很喜欢穿着高跟鞋上班（好像不知道要在外面奔来走去）；
●背着时尚的跨包，眼神高傲，拒人于千里之外，看上去不是在推销，而是在优雅地逛街（也许这点就和你一样）；
●轻易错过从面前走过的陌生人，不好意思主动开口（这些都是潜在客户）；
●对工作抱着无所谓态度，投入不够，却将责任归咎于运气，而不是自己糟糕的方式（我们经常在做的事情）。
失败了就一定是运气有问题吗？许多人都将运气视为令自己失败的罪魁祸首。他们觉得实在是倒霉透了：已经很有诚意了，可是站在街上还是没人愿意搭理，碰上了一个无能的上司，加入了一家脆弱的公司，连累了自己；跟一帮愚蠢的同事搭档，害苦了自己；嫁给了一个怯懦的丈夫，婚姻也很惨。他们在职场或者生活中摔了跤，撞了墙，就这样理直气壮地给自己总结：我很优秀，可是天不开眼，老是让我倒霉！
很少有人想一想：我是否做得足够努力，是否已为此做了最大的付出？
在做人方面极其失败的人，也往往就是这个原因。自己做得非常差，准备不足，形象偏差，方法有误，任何一项，都可能让你流失80%以上的潜在客户，错过很多对你非常重要的“贵人”。
我把杜菲的经历视作是一堂标准的“倒霉蛋的产生课程”，做为经典案例告诉那些热血沸腾、早已迫不及待地想要做番事业的自诩为高智商的年轻人：
远大的目标并不重要，踏实奋斗的精神和努力付出的诚意才重要。目标远大，却努力不够，你就永远会是倒霉蛋。不奋斗，你就总后悔；不积极，你就没运气；不付出，你就没朋友！人脉和命脉，机遇和运气，做事和做人，它们在实质上都是一体的。
社会的竞争日益激烈，未来的竞争更是残酷异常。一个人要实现理想、体现自己的价值，拼尽全力尚且没有胜算，又怎么能够自命清高、寄希望于对手主动投降，盼着别人主动找上门来送给你免费的晚餐？遇到挫折就感叹运气不好，其实是自己做得还不够！只有以最大的付出去换取最好的结果，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只有拿出最大的诚意，才能打动别人，让他们愿意充当你向上跃升的一块铺路石。
我常在演讲中引用杜菲卖香水的例子：“把抱怨上帝的时间留给顾客，才能卖出你手中的香水。”这是打动客户的唯一方法。她几乎把所有的工作时间都留给上帝了，她一边欣赏自己的“优秀”，一边看着可怜的成绩单愁容满面。
如果你也曾经像她一样，那么很快你就会感觉到后悔：当年我的付出再多一点，态度再端正一些，现在我一定幸福得像春天的花儿一样„„然而，有一句话你一定比我还清楚：生活没有如果！
某一天，当你相信“如果”并把它挂在嘴边时，你会发现，那只是对错误的一种补偿心理，是的，你只能用“如果”的假设来原谅自己，使自己心安理得，却对事实起不到丝毫帮助！
用友善来消除敌意（原载于《上党晚报》2011年9月4日）
用友善来消除敌意
■陈甲取
一次，成功学大师拿破仑·希尔和办公大楼的管理员发生了一场误会，导致两人互相憎恨，甚至演变成激烈的敌对状态。
不久后的一天晚上，拿破仑·希尔正在书房里准备一篇急用的演讲稿，结果电灯突然熄灭了。这是很反常的事情，联想到跟管理员的宿怨，拿破仑·希尔立刻想到这是他的蓄意报复，他马上跳起来，奔向大楼地下室。当他到达那儿时，管理员正忙着把煤炭一铲一铲地送进锅炉内。拿破仑·希尔马上破口大骂，在长达几分钟的时间里，他都以尖刻的话语对管理员进行谩骂。最后，实在想不出什么骂辞了，他才停住口。
这时候，管理员站直身体，转过头来，脸上露出开朗的笑容，并用一种镇静柔和的声调说道：“先生，你今天晚上有点儿激动吧，不是吗？”这句话就如一桶温水，一下浇熄了拿破仑·希尔心头燃烧的怒火。但他更多的是震惊，他以为会迎来管理员暴风骤雨般的回击，没想到却是和风细雨。拿破仑·希尔讷讷地向管理员道歉。管理员脸上又露出微笑，他平静温和地说：“凭着上帝的爱心，你不用向我道歉。除了这四堵墙壁，以及你和我之外，再没有其他人听见你刚才所说的话。我不会把它说出去的，我知道你也不会说出去的。所以，我们干脆就把这件事从脑海中永久地擦去吧！”
这段话对拿破仑·希尔的触动更甚于他刚才所说的话，因为管理员不但表示愿意原谅他，更愿意协助他隐瞒此事，不使它宣扬出去，以免对他造成伤害。拿破仑·希尔感激莫名，向管理员走过去，抓住他的手使劲握了握，两人相视微笑，过往的敌意烟消云散。后来，已是享誉世界的成功学大师的拿破仑·希尔，还经常向人提及此事，称赞管理员给他上了很好的一课，对他创立成功学也颇多教益。
面对误解、非议与责难，不妨微微一笑，巧妙采取行动熄灭对方满腔的怒火，而后擦去不快的是是非非。如此用友善的方法来消除敌意，自然能够化敌为友，成就交际的精彩。
契诃夫和阿维洛娃破碎的爱之梦
2011年07月13日 15:59 来源：中国新闻网
契诃夫结识他的崇拜者阿维洛娃是在1889年，当时他29岁，她24岁。阿维洛娃自幼爱好文学，很早就写诗和散文。她读过许多书，少女时代便景仰契诃夫。他的每一篇小说都使她着迷，当读完《苦恼》（1886）后，她为主人公姚纳伤心地哭了。她被文学的魔力所折服，渴望当一名作家。然而同所有普通姑娘的命运一样，她出嫁了。丈夫不喜欢文学，瞧不起作家，对妻子的写作总是冷嘲热讽。不久有了孩子，她的作家梦就更难以实现。
契诃夫是在阿维洛娃的姐夫、《彼得堡日报》主编胡杰科夫家里遇到她的。他俩一见如故，谈得十分愉快。阿维洛娃为见到心中偶像兴奋不已。她脸色红润，充满青春活力。契诃夫把她当成小姑娘，揪着她那根又粗又长的辫子笑道：“这样的辫子我还没见过呢！”
当阿维洛娃告诉他，自己已经有了一个快满周岁的男孩时，契诃夫不免有点吃惊。
同契诃夫第一次见面后，阿维洛娃心中便燃起一束照亮她整个精神世界的火光。但回到家里，丈夫朝她发脾气，她心头的火光一下子便熄灭了，生活又恢复了原样。
三年过去了，契诃夫和阿维洛娃一直没再见面。三年间发生了很多变化：契诃夫进入创作的成熟时期，阿维洛娃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她开始发表小说，作家梦逐渐实现。
一次晚会，契诃夫同阿维洛娃不期而遇，他们在一起非常开心，度过了一个富有诗意的夜晚。当阿维洛娃回到家，丈夫正怒不可遏，他已听到一些流言蜚语。
阿维洛娃遵照契诃夫的嘱咐，将自己的习作一一寄给他，他常常坦率地提出意见：“您没在文字上下功夫，而这是应当反复推敲的——艺术也就在这儿了。您得删去多余的字，清除句子里的‘鉴于’和‘借助于’之类的词。一定要注意语言的音乐性。”“花一年时间写部长篇小说，修改半年，再拿去出版。您很少修饰自己的作品，女作家不该如此，而应在纸上刺绣，慢工出细活。”
两人开始通信，某种不同一般的感情在他们之间悄然萌生。
阿维洛娃坠入了爱河，在感情的波澜中受着煎熬。走投无路中她忽然闪出一个念头，到首饰店订购了一个表链的坠子，做成书形，一面刻着：“契诃夫小说集”，另一面刻着：“267页6—7行”。按照这页数和行数在契诃夫小说集里找到的句子是：“如果你一旦需要我的生命，那就把它拿去吧！”这是契诃夫小说《邻居》（1892）里的话。阿维洛娃觉得这句话恰好凝结着自己对契诃夫的一片痴情，便借用它向所爱的人吐露肺腑之言。
表坠做好后，她在盒子上写下首饰店的地址寄给契诃夫，但没敢留下她的名字，这样做为的是好让自己有个退身之地。因为她明白她的生命不属于自己一个人，她还有三个孩子„„对此她感到透心彻骨的痛楚。
寄出表坠后她惴惴不安，而契诃夫始终没有来信。
在一次假面舞会上，阿维洛娃巧遇契诃夫。她身穿黑舞裙，戴着假面具，嘴里含着个核桃，为的是改变嗓音，她以为契诃夫不会认出她来。契诃夫告诉她，他的新剧本《海鸥》（1896）快要首演了，请她务必去看，并特别嘱咐道：“我要在戏里回答你，你一定要仔细听！别忘啦！”
“你怎能从舞台上回答我？”她大惑不解，“你回答我什么？我又怎么知道哪些话是对我说的？” “你会知道的！”契诃夫微笑着说。
大厅里奏起醉人的舞曲，阿维洛娃靠着契诃夫的肩膀觉得幸福极了，头微微发晕，有一种如梦似幻的感觉。借着假面的伪装，她终于大胆说出；“我爱你！”
“你在逗人，假面人！”契诃夫笑了。
舞会结束，阿维洛娃始终不知道契诃夫是否认出了自己。
阿维洛娃焦急等待《海鸥》的首场演出。那一天终于到来，她坐在剧场里心情十分紧张。演员的每一句台词她都聚精会神地听，但什么也没听出来。戏已演了一半，她很失望，暗自思忖，假面舞会上契诃夫并没认出她来，说在舞台上回答自己，恐怕只是句玩笑话。
就在此刻，舞台上出现了这样一个场面；女主角尼娜上场，同恋人特里哥利告别，送给他一个书形的项饰。她告诉他，项饰的一面刻着他的书名，另一面刻着页数和行数。尼娜走后，特里哥利看着项饰念道：“121页11—12行。”他念了两遍，然后拿来自己的作品，翻到那页找到那两行，念道：“如果你一旦需要我的生命，那就把它拿去吧！”
从尼娜上场拿出项饰那一刻起，阿维洛娃的头便嗡一声响了起来。她呆了，心怦怦跳，脸火辣辣地发烧„„但不管怎么激动，她还是把那两个数字牢牢记住：“121页11—12行。”
“这就是他的回答！”阿维洛娃明白了。
回家后，她迫不及待地用颤抖的双手翻开自己那本小说集，找到12l页11—12行，读到的是：“年轻姑娘不应参加假面舞会。”这完全是契诃夫式的回答！
契诃夫把自己生活里发生的事写到剧中，并通过舞台巧妙地回答了阿维洛娃，示意她要冷静与理智。
1897年春，契诃夫突然大量吐血，被送进医院。阿维洛娃得知后十分焦急，到医院再三恳求才被准许看望病人三分钟。契诃夫托她到《俄罗斯思想》编辑部取小说《农民》（1897）的校样。在离开编辑部回家的路上，她碰到正在新圣女修道院外散步的托尔斯泰，她把契诃夫的病情告诉了他。第二天，托尔斯泰便去探望契诃夫。
契诃夫同阿维洛娃之间的感情纠葛，在他的小说《关于爱情》（1898）中有所反映。阿维洛娃一看见小说题目就预感到同自己有关。小说主人公爱上了朋友的妻子，他“不断地问自己，万一我们没有力量制止自己的感情，将造成什么后果？我不敢相信这种温柔忧郁的爱会一下子把她丈夫、她孩子和他们全家的宁静生活粗暴地毁掉”。读毕小说，阿维洛娃禁不住伏案饮泣，书页上留下斑斑泪痕。她为自己破灭了的爱之梦而悲伤。
就在那一年，出版商马尔克斯要求购买契诃夫的著作版权，契诃夫写信托阿维洛娃找人把他以前在《彼得堡日报》上发表的小说都抄下来。这使阿维洛娃非常快乐——能为契诃夫做点事是多么幸福！在她的努力下，抄写任务顺利完成。
他俩最后一次见面是1899年春。阿维洛娃带着孩子乘火车回彼得堡路过莫斯科，在这里换车停留两个多小时。契诃夫知道后到车站看望她和孩子们。他发现阿维洛娃穿的是夹大衣：“您带厚大衣没有？天气很冷啊！我马上写条子，让妹妹把她的大衣送来！”
阿维洛娃费尽口舌才打消他这个念头。他又说：“您若冻病了就给我打电报，我来给您治病，要知道我是个好医生。”
“欢迎您来做客，而不是看病。”
“咱们相识已经10年了，10年，那时咱们都年轻。”契诃夫无限感慨。
“难道咱们现在老了吗？”阿维洛娃问道。
“您还年轻，而我比老还要糟糕„„我被疾病缠得失去了自由。”他悲伤地说。这时火车铃声响起。
“哪怕您生病，我也不来了。”契诃夫又开起玩笑，“我是个好医生，而我的诊费很贵，您出不起„„看来今后咱们不会再见面啦。”他和孩子们告別，同阿维洛娃握了握手就下车了。火车慢慢开动，阿维洛娃从车窗见他的身影掠过，但他没回头。
他们果然没再见面。契诃夫在1900年给阿维洛娃的信中写道：“祝您万事如意，最重要的是盼您快活，不要把生活看得这么复杂，实际上生活恐怕要简单得多。”他产生了一种新的心境，劝这位同自己有过不同寻常感情的女友要豁达开朗。
火车站见面后五年，契诃夫病逝，年仅44岁。阿维洛娃则活到77岁。去世五年后她的回忆录发表，写得具有女性作家所特有的优美细腻。经考证核实，文章内容在时间、地点、事件上都很准确，看来比较可信。唯独契诃夫的妹妹玛丽雅断然否定哥哥对阿维洛娃曾产生过某种感情的说法，认为这只是女作家的自作多情和丰富想象而已。其实玛丽雅为哥哥袒护是多余的。即使契诃夫对阿维洛娃有过爱情，但最终还是克制住了。这丝毫无损于一位伟大作家的形象，反而更能真实展现他作为一个普通人的丰富的内心世界。后人还可以从契诃夫这段经历中发现他一些作品的创作背景、生活原型。这类史实对研究作家及其作品都是弥足珍贵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