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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括的史学成就
摘 要：本文通过对《梦溪笔谈》及其沈括其它著作中的史学资料进行归纳、整理、分析，就沈括对宋朝当代史和有关下层劳动人民的记载，及其关于史实考订和金石学方面的贡献几个方面,从而初步论证研究沈括史学成就的现实意义及广阔前景。
关键词：沈括；史学成就；《梦溪笔谈》
沈括(1031-1095)，字存中，北宋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北宋著名的科学家、政治家、军事家，是我国历史上一位多才多艺的伟大学者，11世纪世界一流的科学家。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从事于政治活动，在政治上，他有很大抱负，在任职内兴办了一些有益于国计民生的事业，是北宋熙宁变法派里的杰出人物。军事上，他也具有卓越的才能，主管过制造武器的军器监，详定过《九军阵法》，担任过经略使，曾统率过大军与西夏军进行激烈的战争。同其在政治上、军事上的成就相比，他在科学技术上对后人的贡献更大，他以无比的勤奋致力于科学研究。
沈括一生著述颇多，正如他在《长兴集》所说，颇能“发明考证，洞悉源流”，史书记载有22种，巧5卷，现在多已不见，只存《梦溪笔谈》、《续笔谈》、《补笔谈》；另外沈括的诗文在南宋时编成《长兴集》41卷，今残存19卷；以及后人所辑的《苏沈良方》15卷等。其主要著作《梦溪笔谈》是沈括一生社会和科学活动的总结，内容极为丰富，包括天文、历法、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地质、医学、文学、史学、考古、音乐、艺术等共600余条。英国科学史家、剑桥大学教授李约瑟在他所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推崇该书是“中国科学史上的座标” [1]（第一卷）。我国著名思想史、哲学史家冯契教授在他的《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一书中，称：“《梦溪笔谈》在数学、天文、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医药学、工程技术等许多领域都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2] 由古至今论及沈括及其名著《梦溪笔谈》的文章可谓是浩如烟海。《梦溪笔谈》问世后即流行于两宋，同时被地方政府和州学为获利而大量刊印出售，在其后的元、明、清和民国各时期也不断被翻刻与重印。自1847年法国学者斯丹尼斯拉斯·茹连（Stanislas Julien）在巴黎《亚洲杂志》发表引用《梦溪笔谈》活字印刷术记载的论文后，沈括及其名著《梦溪笔谈》引起了国内科技界的注意 [3](P183-184)。1923年与1925年，其内容分别有德文和英文的转译出现在有关著作中。也就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学者竺可桢以《北宋沈括对于地学之贡献与论述》一文“拉开了沈括研究的序幕”[3](P277)。同一时期，日本三上义夫在其英文版著作《中国算学之特色》中，对沈括的数学成就给予了详细地评说。四十年代英国科技史学家李约瑟亦以自身的研究成果对《梦溪笔谈》作出了“中国科学史上的座标”这一高度评价，自此中外学者纷纷对其展开了涉及天文、历法、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地质、医学、文学、史学、考古、音乐、艺术等众多学科的研究。
对沈括的研究，尤其是在其科学成就方面已相当全面深入。不过在对沈括及其学术进行研究过程中，仍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其中从史学方面对沈括及其名著《梦溪笔谈》作一番探索和研究，使人们了解他在历史学上的贡献，同样是很有必要和意义的，这也是撰写此文的最大原因。沈括虽不被史学名家所称，但在他的著作里包含着极为丰富的历史资料，有不少卓有见地的史学名篇，是历史研究的宝藏。以《梦溪笔谈》为例，据不完全的统计，有关历史学（包括考古学）方面的记述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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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110条之多[4](P前17)，占全书六分之一以上，就史学角度而言，《梦溪笔谈》不仅是我国古代一部杰出的科学史资料的总汇，而且可以说是富有很高史料价值的历史典籍。同在天文、数学等自然科学领域反映北宋科学成就一样，沈括在史学等社会科学领域同样体现出当时最新的学术水平，从史学方面对沈括及其名著《梦溪笔谈》作一番探索和研究，不仅有利于加深人们对沈括的了解，也有利于拓宽史学研究的范围，丰富史学研究的史实资料。本文仅以有限文献和资料对沈括史学成就进行一些初步论述，未必有当，聊以引玉，望老师、同学批评指正。
一、关于当代史的记载
我国的史学记载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对当代史的记述特别详细。如《史记》，相当多的篇幅记载的就是汉朝的社会制度以及经济生活等方面的内容。同样，沈括史实资料的记载也具有这么一个特点，他对当代史的记述特别详尽，涉及面广，史料价值极高。
（一）典章制度史
他晚年的名著《梦溪笔谈》（包括《补笔谈》和《续笔谈》）就记载有许多典章制度，如管制、礼制、兵制、舆服、仪卫、文牍、掌故等等，内容丰富，多半讲述宋制并追溯到唐代，尤详于本朝掌故。如《梦溪笔谈》卷一记载：
予为鄜延经略使日，新一厅，谓之五司厅。延州正厅乃都督厅，治延州事，五司厅治鄜延路军事，如唐之使院也。五司者，经略、安抚、总管、节度、观察也。唐制，方镇皆带节度、观察、处置三使。今节度之职多归总管司，观察归安抚司，处置归经略司。其节度、观察两案，并支掌推官、判官，今皆治州事而已。经略、安抚司不置佐官，以帅权不可更不专也。都总管、副总管、钞辖、都监同签书，而皆受经略使节制。
沈括的这段记载，不仅说明了他自己确实做过经略使，而且也将经略使的职权、隶属关系等作了详细记载，可补《宋史·职官志》与《宋史》本传的缺漏。又同书卷一记载“幞头”有“直脚、局脚、交脚、朝天、顺风、凡五” 等，说明了穿戴者的不同身份等级，可补《宋史·舆服志》所未载。尤其是《梦溪笔谈》开卷第一条所记沈括撰《郊式》，《长兴集》卷十三《进南郊式表》、《奉敕撰奉元历序进表》和卷十六《进守令图表》等有关表记，更是直接涉及到宋代一些法令、地图、历法等重大典章制度，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二）民族关系史
沈括在他的论著中还记述了许多民族矛盾和斗争的史实。例如，《补笔谈》卷三记载了北宋民族斗争史上的一个关键问题——澶渊之盟。据载，宋将王继忠在宋真宗咸平六年（1003）战败被契丹所俘，投降辽国。真宗景德元年（1004），契丹大举攻宋，王继忠曾派人南下报告契丹方面愿意讲和的消息。当时，宋朝皇帝对契丹贵族的侵扰并没有坚决抵抗的决心，只是在当朝宰相寇准为首的抗战派力主抵抗的情况下，宋真宗（赵恒）才勉强“御驾亲征”，兵至澶渊（今河南濮阳西南）。这时，宋廷正不断派出使臣求和，先派出的使臣曹利用被北宋大名府长官留住，后来又派张皓使辽。当时张皓职位低贱，但他有强烈的爱国心，他不畏艰险，出使辽廷，获得契丹军情，即刻连夜报告宋军，使宋军有所戒备，一举粉碎了辽兵的偷袭，取得对辽战争的胜利，打掉了契丹贵族的嚣张气焰，为澶渊之盟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这是张皓的一大功劳，但宋廷却累赠王继忠至大同军节度使兼侍中，而张皓却被曹利用所排斥，功劳埋没。后来，宋朝国史对这件事的记载也是非倒置。而沈括“得其详于张牧（张皓之子）及王继忠之子”，并把事实真相记入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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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梦溪笔谈》卷十三记载，宋仁宗宝元年间（1038-1039），党项贵族侵扰，守将种世衡出奇计，以智取胜的事迹；同书卷二十五有关西夏首领谅祚妻梁氏事迹的记载；《补笔谈》卷二关于“党项围延安七日”等记述；《长兴集》卷十四《延州谢到任表》，卷十五《贺捷表》等，都涉及到宋夏民族战争。沈括的记述，与王称的《东都事略》、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可相互印证，可补充和纠正《宋史》有关西夏史事的疏漏和谬误。
沈括非但记述了当时关于民族矛盾和斗争的史实，更可贵的是还记载了许多有关各族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相互融合、共同进步的史实，而这些方面正是沈括比当时一般人高明之处。历史证明沈括是正确的，对有关少数民族史和民族关系史的研究是有先导之功和重要贡献的。
（三）财经史
关于宋代财经史方面的记述，由于沈括亲自参加过北宋王安石变法运动，做过权三司使（职掌全国钱谷出纳、平衡财政收支的最高财政长官），对财经数字、有关规章沿革和档案图籍，自然了如指掌，所记当较为可靠。例如，沈括所写的《自志》对于他在权三司使内执行的有关财经措施等史实的记载就较为详细。沈括著名的政论《盐蠹四说》也是重要的财经论文和宋代财经史资料。又如，《梦溪笔谈》卷十一关于茶三说法与“三分法”的区别及其主要内容；关于刘晏的均输法和沈括在担任权三司使期间试行于东南的情况；关于食盐的品种、产地和运盐法；关于范祥的盐钞法和关于河北盐法等记述，都是沈括在三司任职时所研究的史事和经办的政务。再如，《梦溪笔谈》卷十二关于北宋初年“平江南”时，岁铸钱七万贯，以后稍增广，至仁宗天圣年间（1023-1031）,岁铸一百余万贯，庆历时期（1041-1048）达三百万贯，神宗熙宁六年（1073）以后，岁铸铜铁钱多至六百余万贯记载，关于吏禄、茶利和“本朝茶法”的详细记述，关于六榷货物、十三山场的记载；关于真州水闸有利于淮南漕运等有关农田水利的记载等等。所有这些，都是研究宋代经济史，尤其是北宋王安石变法运动有关财经情况的重要史料。
（四）宋朝历史地理
关于历史地理，沈括同样有精湛的研究和重要的论述。《梦溪笔谈》卷四中，沈括记述他初任沭阳县主薄时，始见《图经》，发现石延年误将海州东海县西北的两座古墓说成是“汉二疏墓”。沈括考证说，“疏广，东海兰陵人，兰陵今属沂州承县，今东海县乃汉之赣榆，自属琅琊郡，非古之东海也。今承县东四十里有疏广墓，其东又二里有疏受墓。延年不讲地志，但见今谓之东海县，遂以二疏名之，极为乖误。”所以，沈括提出“天下地书，皆不可坚信”，要查明地志，了解历史的来龙去脉。沈括研究历史，从不迷信古人，富有刻苦钻研和独创的精神。他对《禹贡》“三江既入，震泽厎定”的记载,也作了考订说明。沈括对照上下，认为这个“三江”不一定有所指，而是泛指江、湖等多条水汇注之意，驳斥了“三江”共入震泽的说法。沈括还用古本《尚书》和《左传》等古籍作比较研究，驳斥孔安国所谓“云梦之泽在江南”的说法，并在《梦溪笔谈》卷四中提出了“江南为梦，江北为云”的主张。在宋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沈括从随州（今湖北随县）路过安陆（今湖北安陆）时，还特意实地勘察了云梦泽的遗址，试图以宋时公安、石首、建宁等县的地形说明“江南为梦”，以玉沙、监利、景陵等县的地势说明“江北为云”，开创了研究历史地理进行实地调查的先例。另外，《梦溪笔谈》卷十二载有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迄八年，凡废州、军、监三十一，废县一百二十七”，并具体记录了各州县地名。这些，都是研究北宋历史地理的宝贵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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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补笔谈》卷三记载沈括当时所绘制的地图，是仿效古人的“飞鸟图”法，以比例尺表明距离。“二寸折百里为分率”按“二十四至”以布郡县，绘制天下州县图（即《守令图》）大小共二十幅，并有专书说明。还有，沈括曾出使辽，著有《熙宁使虏图抄》,并刻制木图，这两项是研究历史地理的珍品，可惜的是，都已经流失。就《熙宁使虏图抄》而言，它是澶渊之盟后，宋辽使节来往的有关工作中最详细而又最精确的一种，是沈括出使辽廷谈判代北争议地界的沿途实际考察的图录，对当时辽朝境内的山川道路、风俗民情都有详尽的记录。无论从它记叙的所历路程方面，如关于落马河的地点，关于丰州的设置及其改名关于黑河州等等，都可以说是研究这段历史，考察这一区域地理沿革的权威著作，对宋、辽、金、元诸史有关部分的记载都可纠误补缺。如，《辽史·地理志》“庆州，玄宁军，上，节度。本太保山黑河之地，岩谷险峻。穆宗（即耶律璟，951-969在位）建城，号黑河州”[5]（P994）,后人据此记载，多以为黑河州就是庆州的前身。如《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说，“黑河州，辽置，后改庆州”。而沈括的《熙宁使虏图抄》明确记载，从黑河州复屈曲北行二百余里，始至庆州可知庆州与黑河州是两个相距很远的地方，黑河州的故址应在庆州故城南二百多里的某个地方。
二、眼光向下的历史观
马克思曾说过：“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6](P450)中国历史的记载，长时间都是注重精英史，轻视人民群众。近些年，我国的史学研究范围发生了很大变化，研究人物不再单单是注重英雄人物，而把目光投向了更为广大的下层人民大众，出现了对许多平凡人物的记述和赞扬。而难能可贵的是，早在宋代的沈括已将许多平凡的下层人物的事迹记录史册。
沈括十分重视劳动群众的实践经验和发明创造，他不断地从劳动人民那里汲取智慧和力量。他曾说：“至于技巧器械，大小尺寸，黑黄苍赤，岂能尽出于圣人！百工、群有司、市井田野之人，莫不预焉”[7]。在他的著作中，保存了许多下层劳动人民出身的科学家和能工巧匠在科技上发明创造的有关资料。
例如，喻皓是10世纪后期（即五代末北宋初）一位技术非常高明的木工，著有《木经》三卷。对于这样一位建筑工程师和这部重要的古代工程技术专著，在正史里却不见记载。沈括在《梦溪笔谈》卷十八中两处记载了喻皓的事迹：一是通过杭州梵天寺木塔从摇动到平稳的事例，很生动地描述喻皓技术的精练；二是把他当时所看到的《木经》作了提纲式的扼要记录，使后人能知道《木经》的梗概及其应用。
又如，印刷术是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是我国人民对于世界科学文化的伟大贡献，被誉为“文明之母”。北宋庆历年间，“布衣”毕升发明活字印刷，更把印刷术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沈括则是把这一伟大发明载入史册的第一人！他在《梦溪笔谈》卷十八中，对毕升发明泥活字的经过，材料的来源，具体的操作方法，字印的保存，印数的多少，以及当时泥字活板的下落等等，都作了极为细致的记录，使之得以广泛流传。
再如，水工高超有丰富的治水经验，实际上是一位水利工程专家。沈括在《梦溪笔谈》卷十一中记述了高超治理黄河“合龙门” 的技术创见。当时堵塞江河决口采用的办法，是在决口接近合龙的地方放置一种特殊的大型堵塞物，叫作合龙门，通常是用木、叶、竹、草等物并杂以碎石、土块捆缚做成，大约有60步长，好象一个巨大的人工“堤坝”，它被人称呼为“埽”。在北宋庆历年间，黄河在商胡（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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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濮阳东）决口，三司度支副使郭申锡前往督察堵口工作，屡塞不合。有个水工高超献出了“合龙门”的技术建议，他认为60步的“埽”太长了，所以人力不易将它沉入河底，固定它的缆绳再粗也易崩断，所以水流也就难以截断。他建议将“埽”分为三节，三节之中用绳索连接，合龙时先放下第一节，等它沉到水底，再依次放下第二、第三节。郭申锡不听，坚持固有经验，河决愈甚，郭申锡也因此被罢了官。最后还是用高超的办法，解决了黄河决口问题。沈括的这一记载，将眼睛投向了下层劳苦大众，说明沈括治史不是趋炎附势，同时，高超的治水经验被沈括记载下来，为千百年来我国的治河抗灾斗争提供了借鉴，其历史功勋便远远超过记载这一本身。
还有，“布衣”卫朴，是精于天文历算的专家。沈括在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以太史令主管司天监时，就推荐卫朴入监任职。在沈括主持下，卫朴经过五年的实测和推算，完成了较前代历法更为精密的《奉元历》。沈括在《梦溪笔谈》三处提到卫朴：一是在卷七里，沈括指出《崇天历》和《明天历》对日月蚀推算的错误，“至神宗熙宁五年，卫朴造《奉元历》，始知旧蚀法止用日平度，故在疾者过之，在迟者不及。《崇天历》、《明天历》二历加减，皆不曾求其所因，至是方究其失。”二是在同卷里，沈括说当时司天监里的历官“皆承世族，隶名食禄，本无知历者”。这些人不学无术，却嫉妒卫朴的高明技术，屡次攻击、刁难和陷害卫朴。“朴之历术，今古未有，为群历人所沮，不能尽其艺，惜哉！”三是在同书卷十八中，沈括详细记载了卫朴的事迹：卫朴，淮南人，精于天文历术，对于算数，一读即能成诵，“运筹如飞，人眼不能逐”。卫朴是一个奇才，他的历算远远超过他的前人。沈括的记述，给后世留下了第一手的资料。清朝阮元编写《畴人传》, 陆心源纂辑《宋史翼》为卫朴写传记,主要就是根据沈括的记载。
沈括对下层劳动人民的记载，尽管还只是些片段，但正是由于沈括的详细记述，才使得不少作出贡献的劳动人民的业绩得以保存流传下来，而这一点，正是沈括对历史学所作贡献的一大特色，是沈括史学的成功之处。
三、关于史实考订
史实考订就是史考，驳议辨疑，如晋谯周《古史考》，刘宝《汉书驳议》，南朝陈姚察《定汉书疑》之类。宋朝大兴对古史考证之风，作为大学者的沈括博览全书，精通史学，他治史同样是很严谨的。“记事精详，属辞严正”[4](P359)，这八个字既可以形容沈括治学的科学态度，又可说明沈括史学论著的特点。
沈括对司马迁很推崇，但对司马迁《史记》的差误都有过尖锐的批评，如《梦溪笔谈》卷八写到：“《史记·律书》所论二十八舍，十二律，多昏臆配，殊无义理。至于言数，亦多差舛。”同书卷十四，沈括又批评“《史记》年表注东迁在平王（周平王）元年辛未岁（前770），本纪中都无说，诸侯在家言东迁却尽在庚午岁（前771）。《史记》亦自差谬，莫知其所的。”又如，沈括在宣州宁国县（今安徽宁国）看到五代后唐时杨溥与方虔、方从训的书信，以此考订了五代时的一些基本史实。沈括指出，钱镠在后唐长兴三年卒，杨溥天成二年“已即伪位”，“岂得长兴三年尚称‘吴王’？天成二年岁在丁亥（927），长兴三年岁在壬辰（932），计差五年。”同书卷四又记载，沈括考订李白作《蜀道难》在唐天宝（742-755）初年，而严武为剑南节度使，乃在唐肃宗至德（756-757）以后，年代相差甚远。所以，沈括说“若小说所记，各得于一时见闻，本末不相知，率多舛误。”文艺小说所记，当然不一定是历史真实，沈括在在这里指出的是《唐书》引用之误。由此可见，沈括对史实的考订是很认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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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括考订史实不作繁琐考证，而是有其独特的见解。如《补笔谈》卷二，沈括在评说韩信破赵之策是“知己知彼，量敌为计”之后，指出刘邦和项羽的垓下之战中韩信用的是“奇策”，而“班固为《汉书》，乃削此一事，盖固不察所以得籍（项羽）者，正在此一战耳。”沈括又说：“从古言韩信善用兵，书中不见信所以善者。予以谓信说高帝，还用三秦，据天下根本，见其断；虏魏豹，斩龙且，见其智；拔赵、破楚，见其应变；西向师亡虏，见其有大志。此其过人者。惜乎《汉书》脱略，漫见于此。”这既是考订《汉书》的缺漏，又是一段高明的史论和考辨文章。对历史人物的研究和评价，沈括也是颇有独到见地的，特别突出的一点，就是他很注重延揽人才，珍惜人才，使用人才。《梦溪笔谈》卷二十五的一段记述中，沈括引用范仲淹的话说：“史称诸葛亮能用度外人。用人者，莫不欲尽天下之才，常患近已知好恶而不自知也。能用度外人，然后能周大事。”沈括自己就是一个十分爱才的有识之士，如上述他对卫朴的重用。沈括在《梦溪笔谈》和《长兴集》中，提到很多历史人物，如狄青、寇准、欧阳修、范仲淹、王安石，以及张牧、张皓父子等，对这些人物的事迹和功过的评述，大多是比较切合实际的，敢于大胆直书，揭示事实真相，对宋朝国史记载的错误和疏略起到了很好的修正和查漏补缺作用。
四、金石学上的贡献
在金石学方面，沈括同样具有很深的造诣。他对文物古迹非常重视，所到之处，无不细心观察，对发掘出来的各种文物的年代、形状、花纹、文字等，都细心观察，详加考订。对古兵器、古乐器、古画、古籍等都广为搜集，深入研究。沈括认为，研究文物古迹，不是为了玩赏，而应深究其理，研究其“必有所谓“之处。他用出土文物以验证纸面上的记载，纠正古籍的谬误，丰富历史研究的内容。
如《梦溪笔谈》卷十九记载，沈括游关中，得古铜黄彝；在姑熟王敦城下土中得铜钲，他都做作了认真的研究。他指出：过去说“《礼图》樽彝，皆以木为之，未闻用铜者。”此亦不确实，古铜樽出土极多，怎能说没有呢？还有蒲榖璧，《礼图》悉作草稼之象，发掘古墓得蒲璧，乃刻文蓬蓬如蒲花敷时，榖璧如粟粒。考古发掘所得文物，经过研究，可以纠正古籍的错误，据此，所以沈括说“《礼图》亦未可为据。”
沈括所到之处，凡有文物出土或发现，他必定记下来。又如《梦溪笔谈》卷十九载有：古铜罍，郓州铜弩机，古剑，古印章，唐史思明所铸的大钱，济州金乡县汉大司徒朱鲔墓葬，金陵六朝陵寝等文物的发掘情况和沈括研究考订的成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同卷里关于海州穿地得弩机的记述。这段记载，对弩机的形状、构造原理、使用方法及其功能都作了详细的描述，这是有关弩机记载中最详尽、精确的科学记录。还有，在同书卷二十里关于雷州出土的雷斧、雷楔的记载，反映了石器时代的文化。卷二十一记述，在寿州八公山出土“印子金”，沈括本人在寿春渔人处（从淮水中）得一金饼“凡重七两余，面有二十余印，背有五指及掌痕，纹理分明。”这种“金饼”的出土记录，是我国历史上战国时期楚金币“郢爱”的最早记载[8]（P54-55）。这些，足以说明沈括在金石学方面的重要贡献。
综上所述，沈括不仅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而且堪称得上是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他的论著不但是个人辛勤攻读、刻苦钻研的结果，而且是千百年来我国广大劳动人民长期斗争和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是继承和发扬前人研究的成果。当然，任何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沈括其人也是如此。像沈括这样的大科学家大学问家是难能可贵的，但也不是没有缺点的“完人”。他的知识面极广，包罗万象，然而正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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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研究对象太广泛，博学有余，专攻不足，因此论说片断，缺乏系统、全面等缺陷，有些地方还不免有失误之处。如《梦溪笔谈》卷九记南唐李景使大将胡则守江州，曹翰以兵围攻之，三年，城不可破云云。同书卷二十五又重复记载“曹翰围江州三年，城将陷，太宗嘉其尽节于所事，遣使喻输”云云，实则曹翰围江州凡五月，李尝相持至三年。又李景乃李煜之误，太宗乃太祖之误[9]。尽管如此，但沈括的史学贡献还是有目共睹的，我们不应苛求于人，他的不足丝毫无损他作为一位一流伟大学者的光辉形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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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concluding, sorting and analyzing the Meng Xi Bi Tan and the historiography of Shen Kuo’s other works, it will give the records of Song Dynasty’s contemporary history and lower-cla labor people writtern by Shen Kuo.Besides, Shen Kuo’s historiographic examination and contribution to the study of gold-stone.Primarily demonstrate the significance of Shen Kuo’s historiographic achievement and it’s vast prospect.Key words: Shen Kuo;historiography achievement;Meng Xi Bi 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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