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我国人大的立法功力是政治改革中心任务[版]_人大立法如何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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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我国人大的立法职能是政治改革的中心任务

————————深圳市翠园中学高一学生课堂讨论演示稿

甲方（郭）：同学们，老师们：你们好！邓小平同志他具有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早在80年代邓小平就给身后决策者提出最具震撼力的若干忠告的 ‚盛世危言‛，无一不是我们当今执政改革之纲。

1、对经济犯罪活动‚这股风来得很猛。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不坚决刹住这股风，那末，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

2、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就可能出乱子。…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

3、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越是高级干部子弟，越是高级干部，越是名人，他们的违法事件越要抓紧查处,因为这些人影响大，犯罪危害大。‛

4、‚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

（解释图片）请看：一方面经济形势大好，人民币全力驰援 力保香港金融市场不失；但是另一方面多少人被高高在上的房价压垮梦想的翅膀；一方面《食品安全法》千呼万唤始出台； 但是另一方面食品价格持续上涨，怎么办？一方面新农民合作医疗制度让8亿多农民病有所“依；但是另一方面媒体不断曝光某某煤矿让煤老板一夜暴富 资金出路却不明朗，而且矿难频繁；

甲方（赵）：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致使经济社会领域的很多重大问题始终难有突破，由于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现象增多，党政机关权力过度集中，妨碍了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所以经济改革的成果并没有转化成民生的幸福。所以我方的观点很明确：今天的中国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导致三十多年来政治改革无法及时实施，目前应该是必须实施政治改革的时间了，也是回应邓小平上述4条 ‚盛世危言‛的时间了。我们观点：加强人大的立法权、行政监督权与财经审核权是政治改革的中心任务。乙方（李）：刚才甲方的观点我们基本同意。但是我方认为：目前片面强调政治改革并不合适。正确做法应当是在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大前提下，适当逐步引入政治改革措施，但步伐是渐进的、稳妥的、法制保障的、否则前苏联戈尔巴乔夫改革就是血的历史教训。我方观点：中国目前必须继续实施第二次经济改革。中国第一次经济改革始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做大经济总量；如今第二次经济改革主要是改变经济结构，建设消费大国，实现公平与可持续的科学发展。经过30余年的改革发展，我们告别了温饱为主的生存型阶段，但是医疗、教育、住房、社会保障等公共福利的短缺逐步突出。第二阶段的改革目标是科学可持续发展观。比如重增长、轻效率的倾向及高消耗高污染高资源工业结构必须更改，这就涉及到第二次经济改革的目标。甲方（幸）：我们不否认必须继续进行第二次经济改革，但是它仅仅局限于经济结构的改革。解决不了政府官员腐败和社会公平以及贫富分化问题。现在强调政治改革是完全配合经济改革的目标顺利完成的保障，否则经济改革最终是无法奏效的。至于提到苏联政治改革失败，那是因为他们放弃了党的领导以及社会主义道路，必然失败。我们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下政治改革绝对不会失败。乙方（莫）：即便如此，那也要分清轻重缓急。因为中国经济改革并未成功。迄今为止，中国在20世纪末期初步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体制还是很不完善的。这种不完善性主要表现为国家部门仍然在资源配臵中起着主导作用。具体说来，表现在以下方面：（1）国有经济仍然控制着

国民经济命脉，国有企业在石油、电信、铁道、金融等重要行业中继续处于垄断地位；始终没有真正实现市场竞争机制；并且由此产生贫富分化的重大源头。（2）各级地方政府握有支配土地、资金等重要经济资源流向的巨大权力，而且缺乏法律监督，一再出现腐败；现代市场经济的法治基础至今尚未建立，各级政府的官员有着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他们通过直接审批投资项目、设臵市场准入的行政许可、垄断价格等手段对企业的经济活动进行频繁的干预。这样一来，中国现行的经济体制实际上是一种非常不成熟的市场经济。中国的发展充分说明，靠政府强化行政管制实现的增长，靠保护国企垄断经济的增长，早晚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后果。它使腐败迅速蔓延和贫富差别日益扩大，官民矛盾激化，甚至可能酝酿着社会动荡。其中，最最关键的问题是中国国家行政的实力太强势了，它缺乏法律机制的监督与约束!要避免出现这样的问题，不仅要求继续推进经济体制向纵深方向改革，同时还要求谨慎地渐进地启动政治体制改革配套地推进。甲方（赵）：乙方刚才提到：‚最最关键的问题是中国国家行政的实力太强势了，它缺乏法律机制的监督与约束!‛看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目标还是应当启动政治体制改革，这就说明我们双方在应当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大方向是一致的。中国社会的两极分化非常严重：最近有消息说，中国亿万富翁接近60万人了，比美国多得多。我们的官员腐败超过美国，美国的官员没有我们腐败得这么严重。特别是我们一些国有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完全采取华尔街模式，报纸公布，保险公司总经理一年六千多万元收入。这是美国模式的东西。我们也没有摆脱苏联模式，我们国家“以官为本”的现象相当严重。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现象还存在。

世界银行报告显示，美国是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而中国则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甚至远远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邓小平当年的担忧如今已经变成了事实!朱镕基最近出书《回忆录》表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他在位时因难度太大没有搞起来，这对后来的改革发展影响很大，留下了陷阱和障碍，造成了更大的麻烦和后遗症。他说 ：‚腐败泛滥、贫富分化、相当多的地方党组织和政府失去民心、群体性冲突事件频发等等，都与此有关。‛朱镕基强调：‚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对政治体制改革力度不够、成就不大，这是事实。‛最近新加坡李光耀先生也指出：中国改革最大的挑战是贫富差距。特别是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的差异，这种差距正越来越大。这是中国最大的挑战。

乙方（张）：这个问题我们也清楚。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到201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已跃居世界第二位。但是，由于长期收入分配失衡，导致我国老百姓消费开支对GDP的贡献率一直呈下降趋势，而内需和消费不振又直接造成我国过分依赖外部市场，而一旦国外市场萎缩，必然严重影响了我国的经济安全性与潜力，甚至已经影响社会稳定。所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面临的主要问题是1.贫富分化问题2.腐败问题——说到底是社会公正的问题。

请问甲方，中国未来发展面临的问题很多，但哪些是最为严峻的问题？政治领域最受关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什么问题上？如何从根本上解决？ 甲方（郭）：是‚腐败问题与贫富分化问题突破民众承受底线‛，当前政治改革必须首先解决这一个突出问题。而加强我国人大的立法权、行政监督权与财经审核权是政治改革的中心任务。乙方（李）：中国有自己独特的民主政治形式：即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政协决策前协商，人大表决作决策，政府决策后执行，三者统一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分工协作，互为补充。这种政党制度长期以来被证明是适合国情的正确制度。那你们为什么还要提出加强我国人大的制度改革呢？

甲方（幸）：两者并不矛盾，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其实无法成为真正的财政、预算的立法机关（因为有更多的法律产生于人大之外），这件事就为腐败滋生提供了漏洞。世界上几乎所有倡导民主法治的国家，都在宪法中设臵了财政法治的内容，并几乎无一例外的将相关的权力赋予议会。除此之外，人类社会没有也不可能找到其他发展之路。

西方议会有一项传统权力，即财政权。政府每年的总收人和总开支都要经议会审议通过，政府还要对上一个财政年度收支的数额要作出审计总结，并向议会报告。这项权力形象地被称为‚管理国库的权力‛或称为‚钱袋权‛。这是国会制约和监督政府的最重要的手段。可惜目前中国人大还是不完全具备财政权。所以我国目前在广大民众的强烈呼吁下，由国务院下达指示，各个国有企业与政府行政单位才被迫自我审计公布‚三公消费‛数据，以达到廉政效果。但是这件事有两个误区：1.由国务院下达指示自我审计，这就是行为主体错误，正确的应该是由人大机关实施审计。2.属于政府‚马后炮‛补救行为，而不是法制制约与监督的先行立法行为。当然，毕竟这件事也是一个民主程序的进步，只是姗姗来迟了，无非是给广大公民一个交代而已。乙方（莫）：你方认为中国人大缺乏对行政机关监督权是造成腐败与社会不公的重要原因，如何改革呢？ 甲方（赵）：对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上层建筑要分析，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是腐朽的。譬如资产阶级宪法中的‚三权分立‛原则就可以研究，集权过多总是不好。在制定1982年宪法的时候宪法学家吴家麟就提出过这个观点，可惜没有引起重视而搁浅了。乙方（张）：这个观点我方反对。邓小平曾明确指出：“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我们要坚持实行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而不是美国式的三权鼎立制度。”不同国家之间由于历史传统和文化的不同，在政体上是不能照抄照搬的。中国古代有这样一句话：‚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讲的是‚橘‛这种水果生在淮南地区就是‚橘‛，如果移植到淮北地区则变成了‚枳‛。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是因为两地水土的差异。它告诉我们，适合于此时此地的事情，如果不顾客观条件差异拿到彼时彼地去推行，往往会导致适得其反的结果。由于我国没有西方多党制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我国也没有实行西方多党制度的阶级基础。也就不需要人为地建立互相对立的多党制以及三权分立体制。

甲方（郭）：即使暂时先不谈‚三权分立‛，中国人大本身的政治改革迫在眉睫。目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近3 千人，是世界议会人口之最。从整体上看，我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群众基础较高，但与西方议员的专门化和职业化相比，仍有待进一步提高。西方国家议员大多数是资深而专职的，有较高的法律经济业务积累经验。但在中国，有些工农兵代表不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参政意识与能力不强，有相当盲从现象。譬如全国人大代表、80岁的申纪兰，曾经跟毛主席握过手，跟周总理吃过饭，被江泽民称做‚凤毛麟角‛，她也是中国唯一从第一届连任到第十一届的全国人大代表。她说55年来‚从没投过反对票，对党对国家一直拥护‛跟党保持一致，跟中央保持一致。请问，这种现象相当普遍，作为人大代表他们具备代表素质吗？ 乙方（李）：确实不妥，但是宪法既然规定人大的主体是工农兵代表，恐怕这种现象短时间内很难改观。其实，关键是人大代表独立自主参政议政意识太差。据我们所知，西方议员在当选期间不得担任政府公职,甚至企业的职务，以保证执法公正；西方国家议会与行政机关存在着严格的分权和制约关系，两者绝不可以兼职：中国国家家机关与全国人大只存在分工，不存在分权和制衡的问题，两者兼职问题存在。中国在代表结构中政府官员所占比重过大，由于他们任务过重或兼职过多，要么无暇顾及人民代表大会工作，要么以政府官员权力加上人大代表的法律外衣掩护知法犯法。譬如全国巨贪成克杰担任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又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他本身就是立立法与行政权于一身的人物。管钱的与用钱的居然出自同一个人，收受贿赂款物4109多万元被判处死刑。这件事西方国家绝对不会出现。类似的大贪官还有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以及安徽省委、山东省委和国家药监局长，想必大家早已有所闻知了。今年温州‚7.23动车组案件‛，相信大家至今难以释怀：人们不禁要问：究竟是铁道部高铁的高速度重要呢还是人民的生命财产重要？这件事始终没有人民代表大会出面治理，而是仍然由国务院组织专家调查组出面解决；试问：由行政单位的国务院来处理自己的下属单位铁道部会让人放心吗？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口头许诺：一定要在事发两个月之后的9月中旬给全国人民一个交代，最终会兑现吗？事实果然不出所料，国务院调查组至今半年了一直到12月底总算有了交代，但是仍然停

留在上级行政对下级行政的党纪与行政处罚层面，缺乏人大制度建设上的法制规范，治标不治本。我们应该根据本国国情，尽快完善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要尽快制定监督法，要在人民代表大会内部设立宪法监督委员会。甲方（幸）：如今政府国营央企拥有垄断经营权，政府又帮着定价，从成品油价、飞机和火车票价，到电信服务费、金融服务费、存贷款利息，都是官定的‚一口价‛。霸王企业加上霸王条款，它不赚钱谁赚钱？仅中移动、中石化两家的利润就相当于最大500家民企的利润总和。国资越是增值，国民的损失就越大。当务之急是从最基本的地方着手，砍掉国营央企的任何垄断特权，建立真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法治社会的基础。而要做到这一切首先必须建立人大的立法权力。乙方（莫）：最近发生的‚校车案‛也是发人深省。在任何国家，儿童都是社会的未来，祖国的花朵。甘肃省正宁县一幼儿园校车被撞 致19人死亡，引发了社会对校车安全的关注。这样的悲剧在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发生。人们被悲痛击中，也不得不追问，为什么总是校车，为什么蒙受悲剧的总是孩子？

早在1939年，美国国会就制定了《校车法规》，即国家校车体系的标准。美国有专门的《校车法》，美国校车是除了警车、救护车、消防车以外，街道上少数享有额外特权的车辆之一。严谨的法规保证使得美国的校车运输非常安全。校车的安全系数是小轿车和公共汽车的40倍；校车行驶时甚至美国总统专车也要停车等待。美国校车附带卫星定位与联网，全时监控车辆行驶状况。自身强固性能超过总统专车。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每天有近40名中小学生死于道路交通事故。每年有超过1.8万名14岁以下儿童死于道路交通事故，儿童因交通事故的死亡率是欧洲的2.5倍、美国的2.6倍。校车的水平，展现的是一个国家对孩子生命的态度。我们可考虑适当借鉴美国校车管理经验，尽快实现‚校车立法‛，完善校车管理和运营的规范化。甲方（赵）：你们说得非常好。我们还要提出建议：中国可否实行两院制的政治改革？ 乙方（张）：你们是否想恢复建国初政协的立法作用？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设想，因为毛泽东与邓小平曾经都否认了这一种设想。甲方（郭）：其实苏联以及南斯拉夫议会，也都是由两院组成的，主要是为了适应解决国内多民族问题的需要。环顾当今世界各国，现在采取两院制的国家有70多个，其中资本主义发展较早的大国居多，如英、美、法、德、意大利、加拿大、日本等；采取一院制的国家主有一些西方小国家如西班牙、葡萄牙等。

新中国刚成立的头六年，人大制度没有立刻建成，‚政协‛一直作为‚临时国会‛发挥立法作用；直到一届人大召开，‚五四宪法‛出台后，政协才退居为‚协商机构‛，人大则成为最高国家权力机构。自此，人大取代‚政协‛为国会，中国‚一院制‛形成。其实，这种以‚人大‛为核心的中国‚一院制‛不是唯一选择。1957年春，刘少奇有在中国实行两院制的意思，他认为政协‚实际上起着类似‘上议院’的作用‛，并主张为‚进一步发展国家的民主生活‛而充分发挥这种作用。但他在党内不好讲，希望由民盟副主席、交通部部长章伯钧在座谈会上提出来。因为章伯钧是民主党派，比较好说话。章伯钧先生曾到外国留学多年。他对欧美国家的议会制、两院制，比刘少奇知道得多。在宪法起草过程中，他主张实行两院制，将人民代表大会定位为下院，将政协定位为上院，两院共同议事，互相制约。结果他在‚反右‛运动中被莫名其妙打成‚右派‛。在‚八二宪法‛制定时，中宣部胡乔木同志又提出改革人大制度，建议实行‚两院制‛，他认为目前全国人大有3000名代表，由于人数太多，讨论很难深入，从而通过决议不免有走过场之嫌。为了不使人民代表大会给人以‚橡皮图章‛的印象，他主张全国人大应缩减代表人数，比如说减至1000人，再分成两个院，每个院500人，再分头议事。人少了就便于认真讨论问题，也可以展开辩论，这样可以使全国人大成为真正的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但最终没有被采纳。可见，‚一院制‛还是‚两院制‛都是可以研究的，其实它只是国家机构的不同组织形式，与‚意识形态‛并无直接关联。尽管‚两院制‛最终没有实行，但是在‚两院制‛讨论中，可以发现人大制度不足，有助于完善人大制度，故而‚两院制‛的讨论极具意义。

甲方（赵）：关于全国人大设两院的问题，我们今天也斗胆提出赞成搞两院制，因为我们认为其好处有三：（1）代表性明确，能够更好地代表人民，现在有许多全国人大代表同原选举单位毫无联席，究竟代表什么自己也说不清楚，存在着‚身份不明‛的问题。改为两院制后，自己代表哪个方面比较清楚，也便于联系选民。（2）便于深入地讨论并解决问题。目前全国人大是按地区分组进行讨论，而在一个地区组中包括来自不同行业和民族的代表，它们关心的问题并不完全一样，在发言时各说各的，很难深入；改为两院制，便于联席本民族、本行业和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审议大会的议案和法案。（3）两院可以起到制衡的作用。两院制的优点是两院分别议事，讨论议案，分别通过，而且作为专家学者为主体的政协加入立法结构，使得法律案或者其他重大议题能够慎重。乙方（张）：你们的设想非常有意义，既然那么好，为什么当年毛泽东与邓小平曾经都否认了这一种设想呢？我们的看法，两院制恐怕并不适合中国国情，其缺点是分别通过辩论争执程序后才能作为议会的正式法律，这样两院之间容易互相扯皮。特别是在西方实行的两党制下，实际上成为政党之间利益较量的机制，容易为政党利益所利用。中国国情不适合两院制，人民代表大会是由一院组成的。实行一院制行动敏捷，可避免办事拖拉，同时可以增强议员的责任感，避免互相推诿，可以简化机构，避免浪费人力物力等。甲方（幸）：两院制当时被否定，今天看起来法律制度的建立居然最终还是由最高领导拍板说了算，仍然是长官意志所决定，典型的‚人治‛！而根本不是民主讨论的结果。所以导致政协自说自话，无法立案；人大只举手盖章。一切权力仍然集中在领导的手里，导致腐败必然产生。

关于‚民主‛这个全球性争议话题（总结发言）：孙老师：由于实现民主需要一定的经济、政治、文化条件，而这些条件在不同的国家或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可能极不相同，因而，世界各国的民主都会带有自己的特征。实际考察古今中外的各种社会治理形态，世界各国政治无非精英主义与平民主义两种要素不同程度的混合。精英主义路线以“政府科学决策”为目标，强调权力（政府）主导和社会管控为中心的社会秩序。平民主义路线以“议会民主决策”为目标，强调参政代表权利（社会）主导和公共参与，构建以公众为中心的社会秩序。缘于社会发展状况与历史文化传统的差异性，精英决策模式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依然体现出较强的生命力。今天，西方国家之所以陷入财政危机，表面观之，是福利社会的运行模式不堪重负，难以为继；深层分析，是西方民主政制发展至今陷入困境，过度依赖和迎合“民意”使政府在追求和维护国家整体及长远利益方面难施拳脚。不过，在我们旁观别人深陷泥淖而苦苦挣扎的时候，也应该检讨和反省自身，至少应该清醒，“家家有本难念经”。对于我们这样一些国家来说，问题在于如何遏制政府特权利益集团的影响；问题在于如何克服参与性不足和公共福利性不足的问题——长官意志包办主义严重、公权限制乏力、责任机制匮乏、有法不依等。今天同学们敢于将必修一的历史课的主题————《中外政治制度改革》大胆地联系中国当前社会现实，目光犀利，思维敏捷地提出自己的政治改革建议，非常难得了不起。体现了当代青少年作为未来的国家公民已经具备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义务，值得肯定。

翠园中学高一（2）班黄毓珊（电脑）；甲方：郭岳欢（4）、幸彦辉（4）、赵梦媛（5）、乙方：李涵瑾（3）、莫丰浩（3）、张艺馨（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