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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公共财政
院系：工程管理与房地产学院专业：工程管理 学号：20084040110 姓名：李峰龙
公共财政，就是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政府分配行为，是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一种财政管理体制。它主要着眼于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弥补“市场失效” 缺陷。公共财政的历史使命，在于它支持、促进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和发展。有市场经济体制，必有公共财政，二者相互制约，相互促进，交替推动，共同前进，是一种紧紧捆在一起的双边互动的关系。只有真正推行公共财政，才能建立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公共财政是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以政府为主体进行的分配活动，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财政制度安排。公共财政的基本职能是资源配置、收入分配、稳定经济和监督管理。与计划经济时期的生产建设型财政相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的公共财政具有以下特征：
1.公共性。从公共性的角度看，公共财政的第一个基本特征是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作为财政分配的主要目标和工作重心。20 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历史性的转变就是如实承认我们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现在进一步提升到科学发展观，即由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样一个非常正确的认识，进一步提升到了经济、社会、自然协调发展，这个方向决定了我们整个国家的命运。在这个转变的过程里，财政作为国家职能实现的一个理财系统，必须适应这个转变，需要在自己整个运行过程中合乎现实要求地淡化原来支持专政职能的一些力量，越来越多地去体现对公共利益、公共需要的追求和保证。我们现在讲求社会和谐、共同发展、统筹协调、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个导向的实质就是我们必须摒弃“阶级斗争中继续革命”的思维，把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实现社会公共目标方面。所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该抓住的主导性的东西，具体化在政府理财、财政分配的这个角度，搞公共财政，就是要体现和强调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作为主要的目标和工作的重心，这是和历史发展的大趋势相符合的。
2.公平性。公共财政政策要一视同仁。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之一就是公平竞争，体现在财政上就是必须实行一视同仁的财政政策，为社会成员和市场主体提供平等的财政条件。不管其经济成分，不管其性别、种族、职业、出身、信仰、文化程度乃至国籍，只要守法经营，依法纳税，政府就不能歧视，财政政策上也不应区别对待。不能针对不同的社会集团、阶层、个人以及不同的经济成分，制定不同的财税法律和制度。
3.公益性。公共财政只能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己任，追求公益目标，一般不直接从事市场活动和追逐利润。如果公共财政追逐利润目标，它就有可能凭借其拥有的特殊政治权力凌驾于其他经济主体之上，就有可能运用自己的特权在具体的经济活动中影响公平竞争，直接干扰乃至破坏经济的正常运行，破坏正常的市场秩序，打乱市场与政府分工的基本规则；财政资金也会因用于牟取利润项目而使公共需要领域投入不足。公共财政的收入，是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而筹措资金；公共财政的支出，是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和追求社会公共利益为宗旨，不能以赢利为目标。
4.法制性。公共财政要把公共管理的原则贯穿于财政工作的始终，以法制为基础，管理要规范和透明。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一方面，政府的财政活动必须在法律法规的约束规范下进行；另一方面，通过法律法规形式，依靠法律法规的强制保障手段，社会公众得以真正决定、约束、规范和监督政府的财政活动，确保其符合公众的根本利益。具体而言，获得财政收入的方式、数量和财政支出的去向、规模等理财行为必须建立在法制的基础上，不能想收什么就收什么，想收多少就收多少，或者想怎么花就怎么花，要依法理财，依法行政。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需要建立公共财政。虽然我国的公共财政管理已具雏形，但受计划型财政管理模式的影响，仍存在许多问题。比如：1.财政供给“越位”和“缺位”并存2.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3.政府收入机制不规范。4.财政分配秩序不规范5.财政预算管理不科学等等。
因此，公共财政要求推进三个方面的改革创新：体制、制度的创新；管理、调控的创新；技术层面和基础条件的创新
（一）体制、制度的创新
1.完善分税分级财政管理体制，推进省以下财政体制的改革，结合基层财政脱困，标本兼治地采取“三奖一补”、“乡财县管”、“省管县”等改革措施，争取最终走出一条“治本”之路，即在中长期形成可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要求而稳定运行的“以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体制。1994年财税配套改革的基本制度成果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应当巩固和发展。其浓厚的过渡色彩在当时不可避免，但随后十余年间，省以下分税制的实质性进展很少，过渡性变成凝固性，进而引发了越来越大的副作用，突出的矛盾是财权重心上移的同时事权重心下移，基层财政困难加重。从“治本”考虑，需要在省以下把财政层级减少而“扁平化”，最终得以按中央、省、市县三级形成分税分级的财政体制，并健全中央、省两级自上而下的转移支付，实质性推进、落实分税制改革，稳定保障各级政府履行公共职能。
2.加快政府预算制度改革，包括全面推行以“部门预算”形式入手的综合预算制度、国库单一账户集中收付制度、实质性贯彻所有政府执法执收单位的“收支两条线”制度，深化政府采购制度改革。这些改革的难点，在于如何积极稳妥地化解既得利益的阻碍，减少公权扭曲，实化公共利益。
3.积极推进税制改革。在进一步清理整顿非税收入的同时，近期税制改革应在扩大增值税转型的覆盖面，实施新《企业所得税法》等方面积极进取。调整和改进个人所得税制的程序和房地产税（物业税）的改革试点已经启动，资源税、消费税的调整改进也在渐进或研究准备，这些都应抓紧抓好。另外，关于资源税、社会保障税等改革问题，都有愈益强烈的社会呼声和现实重要性，值得充分重视，加紧研究。
（二）管理、调控的创新
1.完善财政宏观调控政策，提高调控水平，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以及财政政策与国家产业政策、技术经济政策、区域发展政策、收入分 配政策的配套联动，争取尽可能平稳地拉长这一轮高速增长期。
2.加大对于“三农”和社会公共事业发展的支持力度，在支出上要给予优先、重点安排，并积极发展合理、有效的支出新方式（如对粮农的“直补”），以及其他的政策引导、倾斜支持的合理、有效方式。
3.建立、健全财政风险和公共风险防范机制。对于我国公共部门赤字和显性、隐性债务，以及或有债务，应全面地把握情况与动态，加强调研分析，有重点、有针对性地制定防范与化解风险的方案。特别是当前对于信息很不透明、很不全面的地方、基层政府实际负债情况，需高度重视，在调研和摸清情况基础上，及时采取化解负担、防范风险的措施。还应积极研讨公共风险预警机制、应急处理机制等机制构建、制度建设问题。对于财政发行短期债问题，也需要积极研讨，以利改行国债余额审批控制的较科学的方法，配合灵活反应机制在日常运行中化解风险提高效率，并促进国库现金管理水平的提高和税收法治化环境的营造。
我国的财政风险和公共风险，与世界其他国家一样，其实是一件事情从不同角度的表述。财政风险必然是公共风险，各类公共风险也都会直接、间接地集中体现到财政风险上面。但我国在经济、社会转轨期的一个特点是，财政名义赤字、债务负担之外现实存在的隐性赤字、债务负担的相对比重，比一般国家要高出不少，所以若要实事求是地分析判断我国的财政风险，就特别需要注意：不能仅看名义债务指标，否则会严重低估风险程度。我国现阶段名义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仍然不高于20%（欧盟在《马约》中规定的控制线为60%），但如果把与名义国债性质等价的隐性公共债务（如国有金融系统的坏账，国家粮棉流通系统的亏损挂账、国有企业的潜亏、以及国家政策性银行的债务、地方各级政府实际举借的债务，等等），都囊括在内，则这个比重可能至少要高出2～3 倍，即达到60% 以上。如果再考虑社保体系中养老基金空账等或有债务，风险的评估就再要加码。我们的公共风险总体而言是可控的，但是确有必要进一步促使各方高度重视这一问题，积极摸清基本情况，以利于构建预警机制，努力化解和降低风险，防患于未然。
（三）技术层面和基础条件的创新
1.实施财政收支分类的改革，以形成适应开放条件和现代化管理要求的合理、精确、周详的收支分类体系，为财政信息系统、决策系统建设和“金财工程” 运行，提供基础条件和有效支撑。
2.加快“金财工程”建设和促进“金财工程”与“金税”、“金关”、“金审”等十余项政府部门“金字”号工程的联结、贯通，从而以计算机网络等现代信息处理技术作为支持公共部门资源配置、决策、运行、监控的管理平台，实现预算的全流程有效监督和高质、高效管理，并为预算收支及公共资源运用的科学决策提供有力、可靠的依据，以及为克服“跑部钱进”等弊端创造长效的制度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