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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犹太人与苏联的“哈尔滨行动”(1937
—1938年)
程红泽
2013-1-10 15:43:33 来源:《西伯利亚研究》2006年第3期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犹太研究中心,黑龙江哈尔滨150018)
[摘 要] 20世纪上半叶,一部分哈尔滨犹太人回到了苏联,同其他民族一样,这些苏籍哈尔滨犹太人为自己国家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同样,他们也经历了那段特殊年代的风风雨雨,尤其是1937年开始的“哈尔滨行动”给他们留下了太多的伤感。
[关键词] 哈尔滨犹太人;“哈尔滨行动”;苏联
[中图分类号] K512.5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8-0961(2006)03-0083-05
19世纪末期,沙皇俄国的排犹浪潮迫使犹太人大量向外迁移。随着沙俄的殖民扩张和中东铁路的修建,大批俄国犹太人开始移居哈尔滨。哈尔滨为饱经磨难的犹太人提供了广阔的天地,他们在这里经营实业、修建教堂,逐渐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犹太社区和团体。20世纪20年代初,哈尔滨犹太人增至两万余人,他们多为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俄籍犹太人占其总数的90%以上[1]。在一段时期内,哈尔滨成了犹太人得以安居乐业的东方乐土。
在度过了多年的黄金岁月之后,哈尔滨犹太人进行了新的迁移,一部分犹太人开始陆续返回苏联。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比较复杂,主要是因为苏联和中国东北的局势发生了变化。十月革命之后,苏维埃政权发布了《俄国各族人民权利宣言》,强调各民族权利的平等以及民族自决的自由权。为了更好地管理和协调犹太人事务,苏共中央又专门成立了犹太部。不仅如此,1921年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民族问题委员会的领导下,创建了由斯米多维奇领导的犹太劳动者土地制度委员会,其任务是为犹太人寻找定居点。当时在乌克兰及远东地区(比拉菲里德、阿穆尔捷特、瓦尔盖穆等地)为犹太人建立了大量集体农庄和公社,截至1927年,总计安置犹太人3.5万人,耗资达1 300余万卢布[2]。客观上这些政策为哈尔滨犹太人提供了新的生存空间和发展机遇,对部分哈尔滨犹太人返苏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除此之外,由于经济危机以及中东路纷争等一系列原因,自1927年起,哈尔滨犹太人的各项活动出现了衰退的迹象。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的沦陷更给犹太人带来了灾难性的打击。日本人占领中国东北后,随即将东北经济纳入战争体制,对工商业实行垄断性经营,他们不仅大肆掠夺商业资源、接管企业,还将许多商业和民用建筑据为己有。同时在日本军警势力的纵容下,白俄分子频频冲击犹太人的商店和学校,破坏教堂设施,抢劫和绑架事件时有发生。特别应提到的是,1933年卡斯普绑架案震惊了整个东北。面对日益萎缩的商业市场和不断恶化的生存环境,大量犹太人被迫离开了曾一度被视为天堂的哈尔滨,南迁到上海等其他城市,一部分犹太人则回到了苏联。
随着伪满洲国的建立,东北存在大量苏侨的事实已经威胁到了日本人的根本利益。鉴于中东铁路苏联员工多数是共产党员,日本人认为:“此事既然违反了日本的政策,我们就必须用种种可能的方法来阻挠„„我们不能给他们有一刻安宁,直到他们弄得走投无路,离开哈尔滨为止。”[3]出于政治、外交方面的考虑以及由于大量苏侨受到迫害,1934年8月苏联做出了从东北撤回全部苏侨的决定。1935年3月23日,苏联单方面与日本签署了《北满铁路让度协定》,到8月22日为止,包括哈尔滨犹太人在内的20 815名苏籍员工及家属回到了苏联。他们的离开也使一些以服务铁路员工为主的犹太零售商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基础。至此,已有90%以上的犹太人离开了哈尔滨。
应该承认,大部分回到苏联的哈尔滨犹太人(以下简称为哈尔滨犹太人)对未来充满了希望,相对宽松的民族政策和社会环境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工作热情。尤其是出生于哈尔滨的年轻犹太人,表现出了相当高的素质和工作能力。以莫斯科为例,共青团区委书记Р.И.列辛斯基、乌拉尔汽车厂工程师И.Д.哈赞、莫斯科乐团女钢琴家А.А.米莉科夫斯卡娅、国有银行管理委员会顾问И.М.斯特林等人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兴奋中的哈尔滨犹太人并不知道,此时苏联的政治生活已经开始慢慢发生变化。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斯大林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先后受到了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季诺维耶夫等人的置疑,为此斯大林发动了反托季联盟运动。由于托洛茨基等人具有犹太血统,犹太问题成了斯大林手中的武器,在解除加米涅夫的职务时,斯大林就曾公开表示,“由一个犹太人领导人民委员会是不明智的”[4]。随后的几年当中,这场党内斗争逐渐衍生出一系列不利于犹太人的政 策,社会中的排犹情绪开始慢慢抬头。到了30年代初,1918年成立的苏共犹太部被撤销,犹太宗教书籍开始被禁止出版,有近千所犹太学校被迫停办。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哈尔滨犹太人已很难再接触到传统的犹太教育,客观上犹太人又成了矛盾和冲突的受害者。
在反托季联盟运动的过程中,斯大林关于阶级矛盾尖锐化的理论开始不断完善。1934年基洛夫被暗杀,斯大林的论点找到了用武之地,其本身也得到了深化,他把党内的反对派也划入了敌对残余势力。对于斯大林来说,在不可避免的战争前夕,有必要消灭国内潜在的“第五纵队”。1937年在苏联的历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这年3月,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全会上做了《论党的工作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及其它两面派的办法》的报告,指出:“只要资本主义包围还存在,外国谍报机关就会向苏联后方派遣暗害分子、破坏分子、间谍、恐怖分子。”[5]斯大林认为必须改变党内斗争的方式,由“辩论的方法”改为“连根拔除和粉碎的方法”,坚决消灭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全会结束后,清洗浪潮开始席卷整个苏联,揭发和铲除“人民的敌人”成了苏联党政会议、文件以及领导讲话的主要内容。
出于对国内形式及斯大林报告的考虑,不久苏共中央政治局做出决定,为配合“镇压前富农、刑事犯等反社会主义分子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针对特定族群的专项反“间谍和破坏分子”运动。7月20日,政治局命令内务部逮捕所有在军工部门中工作的德意志族苏联人,并将部分人流放国外。8月9日,政治局批准了内务部关于消灭波兰特务破坏集团和波兰军事组织的计划。
同样,哈尔滨犹太人也受到了这场运动的冲击。自从1931年中国东北沦陷后,日本关东军就频频对苏联远东进行试探。为了加强对苏情报工作,哈尔滨、满洲里、黑河、珲春等地的日本特务机关刻意在俄侨中发展特务组织,并且不断利用他们对苏联进行谍报渗透。针对这种情况,苏联情报部门很快将注意力锁定在哈尔滨犹太人及其他哈尔滨俄侨的身上。7月,苏共党报《真理报》开始用大量篇幅揭露日本特务机构在这方面的罪行。苏联内务部门提出,根据情报资料,目前在苏联铁路运输和工业部门中工作的“哈尔滨人”(指包括哈尔滨犹太人在内的,原服务于中东铁路和由伪满洲国归国的侨民)多达2.5万人,原白匪军警宪、各种间谍—法西斯组织成员构成了他们当中的绝大部分,他们大部分是日本谍报机构的间谍,在日本谍报机构的指挥下,长期针对苏维埃政权进行破坏、恐怖和间谍活动。在铁路运输和工业部门中,近年来镇压了近4 500名参与破坏和间谍活动的“哈尔滨人”,审讯材料也证明,由“哈尔滨人”组成的日本特务机构正在精心筹备和有计划地进行对苏联的破坏和间谍活动[6]。
为了粉碎日本谍报机构的破坏活动,1937年9月19日,政治局批准内务人民委员部《关于对由“哈尔滨人”组成的日本谍报机构进行恐怖、特务破坏活动所采取的措施》的报告。9月20日,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下达了苏联内务部00593号命令,被称为“哈尔滨行动”的专项行动随即启动。根据叶若夫的命令,到12月25日之前,对包括哈尔滨犹太人在内的“哈尔滨人”进行大范围的彻底审查。
根据00953号命令,必须逮捕的“哈尔滨人”共计13类,其中包括原哈尔滨工商业者。众所周知,“商人”是犹太人的代名词,在哈尔滨犹太人的职业构成中,以1924年的数据为例,每四个成年犹太人中就有一个属于房产主或工商业者。可以这样说,作为哈尔滨早期金融业、工商业的代表族群,大部分哈尔滨犹太人属于被审查的范畴。审查按照部门重要程度分为两个阶段。首先在内务部门、军警机构、军工企业、能源运输以及其他工业部门中的哈尔滨犹太人开始接受审查。特别是在运输和工业部门中的哈尔滨犹太人,凡是曾犯过错误、政治不可靠的均被勒令清退,并且严禁他们以后返回这些部门。紧接着在苏联机关、国营农场、集体农庄工作的所有哈尔滨犹太人也陆续遭到审查。不仅如此,为了保证审查的成效,相关机构依照命令停止释放即将刑满出狱的“哈尔滨人”,以便重新对这些人加以审讯。这主要指早期因间谍、破坏和暗杀等罪名被判刑的,其中也包括哈尔滨犹太人。
在“哈尔滨行动”中,经过审查被逮捕的哈尔滨犹太人主要包括:被揭露和被怀疑进行特务、破坏和暗杀活动的犹太人;曾在外国公司,首先是在日本公司以及白军公司(秋林及其他公司)中服务的犹太人;哈尔滨各种企业(饭店、旅馆、汽车车库等)的原业主和合资人;被认定属于托派分子、右翼组织参与者以及与反苏组织有联系的犹太人;被认定是反革命宗派主义集团的参与者等等。
1937年是个特殊的时期,“哈尔滨行动”的所有审查、逮捕都是按照“特殊程序”进行的。依照政治局的指示,为了加快肃清“间谍和破坏分子”的进程,各地区组建“两人小组”(由共和国、省或边区内务部门的领导和检察长组成)来负责“哈尔滨行动”的具体实施。他们的任务是根据形形色色的材料对嫌疑人进行筛选分类、逮捕和审讯,最后将包括哈尔滨犹太人在内的“间谍和破坏分子”分为死刑犯和有期徒刑犯两种,每十天编成一册提交“中央两人小组”(由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和最高检察长维辛斯基组成)批准。行动中“两人小组”被赋予特别权力,可以不受监督地进行判决,下达包括处决在内的执行命令。
尽管“哈尔滨行动”是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的,但权力的过度集中导致了行动中很多问题的出现。随着怀疑风气的不断蔓延和告密活动的猖獗,凡是和被审查者有联系的人都有可能被列为怀疑对象,往往会有大批亲友受到牵连。在莫斯科的哈尔滨犹太人中,就有布格尔兄弟、戈罗杰茨基兄妹、普塔奇父子以及戈尔维茨父女等被同时或相继处决。
事实上,在1937年的**中,株连亲友是较为常见的事情。拉比诺维奇案件就是比较典型的例子,哈尔滨犹太人拉比诺维奇早年随父母在中国东北生活、工作,后移居到上乌金斯克(即现在俄罗斯的乌兰乌德),被调入保卫部门工作,曾任伊尔库次克、新西伯利亚以及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等地保卫机关干部。在1937年,他仅仅因为曾侨居国外而成为审查的对象,被怀疑是日本特务,继而导致妹夫别尔曼全家七口人受到株连,全部遭处决[7]。这种怀疑风气的恶性蔓延,使得每个哈尔滨犹太人都变得小心翼翼起来。为了避免株连 亲友,他们很快中止了同哈尔滨亲友的书信往来,但还是不断有人因为被指控“与哈尔滨反动分子有联系”而受到审查。
需要说明的是,“间谍和破坏分子”的家属也在被惩戒之列。1937年10月2日,叶若夫特别指示扩大00485号命令(8月15日)的适用范围,这项《关于惩戒叛徒、右倾托派分子、间谍破坏组织成员以及被军事委员会和军事法庭判刑者妻子的命令》在“哈尔滨行动”中被普遍执行。根据这项惩戒反革命分子家属的命令,被捕的哈尔滨犹太人的家属要经过严格审查。即便同自己丈夫的“反革命活动”没有关系,所有“叛国者”(主要指间谍罪)的妻子也要被逮捕,通常会被关进劳改营服刑5~8年。不仅如此,如果认定会对社会造成危害或进行反苏活动,超过15岁的未成年子女也会被送入特别保育院。由于大量罪犯家属被关押,监狱和特别保育院等机构常常变得拥挤不堪。1937年11月21日,叶若夫不得不宣布暂缓执行相关的惩戒命令。
我们在探讨“哈尔滨行动”时,被镇压的人数、分布和职业构成是个不容回避的话题。1956年1份大约70页的详细报告。这是关于1935—1940年大清洗的调查报告,委员会负责人П.Н.波斯佩洛夫在报告中指出,“哈尔滨行动”实施期间,共有30 938名“哈尔滨人”被镇压。其中因各种反革命罪名被处决的为19 312人,关入监狱或劳改营的有10 669人,其余957人移交法院审判或重新审查[8]。然而这其中到底有多少是哈尔滨犹太人,他们的职业构成与分布如何,由于这方面材料的匮乏,暂时我们还无法弄清其详细情况以及准确的数据。
19世纪中叶,受过教育的犹太人逐渐向莫斯科、圣彼得堡等中心城市迁移,在那里开始出现大型犹太社团。哈尔滨俄籍犹太人的档案材料也证明,有不少犹太人来自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并且曾在那里接受教育[9]。为此笔者查阅了俄罗斯“纪念碑”协会、俄罗斯民族图书馆以及萨哈罗夫博物馆等专门机构所提供的材料,对上述城市有关哈尔滨犹太人的资料做了初步收集和整理,其中莫斯科州有28人,一部分人的具体情况如下:
Н.Г.布格尔:无党派人士,1907年出生于哈尔滨商人家庭。苏联报刊发行总局仓库主管。住在莫斯科五一区31A栋1号。被指控替日本谍报部门工作,于1937年11月28日被判处死刑,12月4日判决执行。1957年7月11日被恢复名誉。И.Г.布格尔:无党派人士,1908年出生于哈尔滨商人家庭。全苏农业展览馆第二饮食连锁餐厅会计。住在莫斯科五一区31A栋1号。被指控替日本谍报部门工作,于1937年11月28日被判处死刑,12月4日判决执行。1957年7月11日被恢复名誉。
С.Г.布格尔:无党派人士,1909年出生于哈尔滨商人家庭。林业联合公司定额员。住在莫斯科五一区31A栋1号。被指控替日本谍报部门工作,于1937年11月28日被判处死刑,12月4日判决执行。1957年7月11日被恢复名誉。З.С.博奇连:无党派人士,1913年出生于哈尔滨普通市民家庭。大型建筑委员会部门主管。住在莫斯科小斯巴斯博尔瓦诺夫巷5栋3号。被指控替日本谍报部门工作,于1937年12月21日被判处死刑,12月25日判决执行。1989年11月28日被恢复名誉。
Р.С.博奇连:无党派人士,1917年出生于哈尔滨普通市民家庭。北方海上航路总局打字员。住在莫斯科星期五街65栋7号。被指控替日本谍报部门工作,于1937年10月29日被判处死刑,11月3日判决执行。1989年10月4日被恢复名誉。
Э.Л.加涅林:无党派人士,1908年出生于哈尔滨普通市民家庭。谢科夫采矿冶金建筑管理处工程师。住在莫斯科扎戈梁斯基镇第三小巷89号。被指控替日本谍报部门工作,于1937年11月28日被判处死刑,12月8日判决执行。1957年6月4日被恢复名誉。Я.Л.格拉兹:无党派人士,1908年出生于哈尔滨工人家庭。全苏体育委员会体育用品研究所副所长。住在莫斯科鲍里索夫斯基街16栋5号。被指控替日本谍报部门工作,于1937年11月28日被判处死刑,12月4日判决执行。1957年7月11日被恢复名誉。
Т.Е.库利科:无党派人士,1909年出生于哈尔滨普通市民家庭。列宁区地方工业公司秘书。住在莫斯科联盟中心小巷13栋1号。被指控替日本谍报部门工作,于1937年11月23日被判处死刑,11月29日判决执行。1989年9月15日被恢复名誉。
И.М.斯特林:无党派人士,1915出生于哈尔滨普通市民家庭。国有银行管理委员会经济计划处顾问。住在莫斯科拉津街25号。被指控替日本谍报部门工作,于1937年11月28日被判处死刑,12月4日执行判决。1961年6月8日被恢复名誉。
М.И.普塔奇:共青团员,1909年出生于哈尔滨工人家庭。奥尔忠尼启则机床厂技术监督处检验员。住在莫斯科第五顿河大道21栋4宿26号。被指控替日本谍报部门工作以及递送机密情报,于1937年10月18日被判处死刑,10月21日判决执行。1957年8月15日被恢复名誉。(父亲И.Н.普塔奇,无党派人士,1880年出生于白俄罗斯,奥尔忠尼启则机床厂硫化工人。被指控替日本谍报部门工作。于1938年3月23日被判处死刑,4月7日判决执行。1958年9月29日被恢复名誉。)
А.А.米利克夫斯卡娅:无党派人士,1908年出生于哈尔滨普通市民家庭。莫斯科乐团女钢琴家。住在莫斯科沃罗夫街12栋1号。被指控替日本谍报部门工作,于1938年5月9日被判处死刑,6月16日判决执行。1956年7月18日被恢复名誉。
“哈尔滨行动”发生的时期,正是苏联肃反运动最为狂热的年代,当时为了掩埋众多的被处决者,内务部专门在各地建立了规模不等的墓地。作为苏联肃反运动的一部分,“哈尔滨行动”的受难者也被分别埋葬在这些地方,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哈尔滨犹太人就分别被葬于布托夫墓地和列瓦绍夫斯基墓地。
通过上述材料可以看出,在被镇压的哈尔滨 犹太人中,无党派人士占绝大多数。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逮捕和审讯过程中,“十二月一日法令”被“两人小组”广泛执行的结果。这项关于加速、简化审理政治案件的法令规定:侦查恐怖组织和活动不得超过十天;不接受判决上诉和赦免请求书;死刑被宣布后立即执行。加速调查和处决使“两人小组”完全抛弃了应有的诉讼程序。政治面貌、民族、出身以及各种告密材料通常是“两人小组”结案的依据,而疑犯的政治面貌正是审查的重点。在“两人小组”看来,无党派人士往往意味着这些人在政治上的不可靠和不可信。
不接受判决上诉和赦免请求,意味着失去了对行动的必要监督。“两人小组”有机会根据自己的标准来进行审查,正如波斯佩洛夫在报告中指出的那样,捏造事实和严刑拷打导致大批无辜的人被诬陷。在这个特殊的年代里,侨居国外的背景和政治成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哈尔滨犹太人的命运。
现有材料表明,“哈尔滨行动”并没有在原定的1937年12月25日结束。根据内务部关于补充镇压反革命分子数量的建议,1938年1月31日,政治局同意苏联内务部将粉碎“哈尔滨人”的期限延长到4月15日。相应地,也延长了“两人小组”特别使命的期限。事实上,随后政治局又对命令做出了延期的修订。例如,在8月25日,伊尔库次克州党委书记斐利波夫和州内务局主管马利舍夫就在密电中,为加大行动的清洗力度,再次向斯大林和叶若夫请求追加枪决的人数。这从上述哈尔滨犹太人的判决时间上也可以得到佐证。在研究“纪念碑”协会和А.萨哈罗夫博物馆等机构所公布的大清洗死难者材料时,笔者进行了必要的统计。在所掌握的材料中,仅在莫斯科州被“两人小组”处决的“哈尔滨人”(指出生地为哈尔滨的苏侨)就有112人,按民族划分分别是:俄罗斯裔74人,犹太裔26人,乌克兰裔8人,波兰、德意志、白俄罗斯以及拉脱维亚裔各1人,其中哈尔滨犹太人约占其被处决总数的23%。由于所掌握材料并不完整,在统计过程中难免会出现误差,但资料的真实性是毋庸置疑的,作为参考系数反映了“哈尔滨行动”的某些基本情况。回顾历史,“哈尔滨行动”是苏联历史上对哈尔滨犹太人影响最大的一次运动。尽管他们在以后的“医生间谍案”和反锡安主义运动等**中也屡受冲击,但都无法同这次有针对性的行动相提并论。“哈尔滨行动”固然有其复杂的历史背景和客观需要,但其审查扩大化的后果还是相当严重的,影响也非常深远。它打击了包括各阶层、各行各业的哈尔滨犹太人及其亲友。虽然大多数受害者在以后的岁月里都陆续被恢复了名誉,但这种以特定族群划分为标准的行动给他们留下了难以愈合的伤痛,不少哈尔滨犹太人对自己的归属产生了疑问,也为日后苏联的犹太移民浪潮和苏联最后解体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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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程红泽(1972-),男,吉林白城人,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