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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董永及董永故事发生的年代
孝感，因历史上有董永、黄香、孟宗等数位孝子故事盛传天下而得名千年以上，对于董永是否为传说人物还是历史真实人物，迄今为止已不再是争议的焦点了，虽然《辞源》、《词海》等相关工具书仍言董永是文学传说人物，但就现存的史料和武氏祠石刻画像的资料显示，董永是历史真实人物无疑，但历史上对于董永故事仍有种种争论，其焦点其一是董永究竟为历史人物还是传说人物，其二是董永生活的年代之争，其三是董永如果南来孝感，其南来的原因为什么，其四是，董永与孝感的得名是否有直接原因，这诸种争论到现在仍然未有休止，为了对争论的问题有一个较为深入的探讨，在现有的资料条件下，尽量给人们以与历史尽可能更靠近的面目的信息，是十分有必要的，笔者现试作此文，以就教于方家。
一、关于董永人物的真伪
长期以来，董永一直是作为古代民间文学的人物形象出现的，从晋代干宝的《搜神记》到宋代李昉的《太平御览》，董永是一个小说人物；从公元七世纪的《董永变文》到明清时期的小曲《寄生草》等叙事民歌，董永是民歌里的人物；特别是从元末《小董永卖身宝卷》等讲唱文学形式到清末《董永遇仙记》、《天孙锦》等大量戏曲戏剧类作品中，董永的传说有完整的情节，精巧的构思，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以至于影响到后世，产生了诸如《天仙配》、《百日缘》等著名的戏剧作品。由于董永一直是由传说推举成名的，以至于人们闹不清董永其实就是一个历史人物，这主要是因为正史几乎没有关于董永如何孝亲如何与天仙有过那么一段美丽的传说。虽说《汉书》、《后汉书》、《新唐书·孝友传》、《宋史·董槐传》中曾记录有三位名为董永的人。但文字过简，并没有记载董永孝亲、卖身葬父、天仙相配的故事。明清两代问世的几部《孝感县志》有过关于董永事迹的零星记载，但也看不到所记载的内容是以正史为依据的说明。清末《孝感县志》是这样记载董永的：“董永，青州千乘（今山东博兴）人，早丧母，汉灵帝中平中，黄巾起，渤海骚动，永奉父来徙，家贫，永佣耕以养，父殁不能葬，贷钱里富人裴氏，约身为奴偿之。既葬，如裴氏为奴。道逢一妇人，求为妻„„”。比此处记载内容稍早的如明代孝感知县黄巩主持修建董永墓时撰写的《修董孝子墓记》，其中云：“孝感„„以孝子董永名，按图记、杂记、小说皆云孝子千乘人。丧母，汉季奉父避兵来居，家贫，佣耕以养，父殁不能葬，以身贷钱始克葬。天降织女为织，以偿所贷。即腾空去„„”另外如山东《青州府志》、江苏《东台县志》、《泰州志》等地志书中也有董永的记载，其惊人的相似之处是均含有路遇仙女求为婚，夫妻织绢的故事，其传说的成分，也不言自明了。
那么，董永到底是传说人物还是历史人物呢？抑或是历史人物中含有多少传说的成分呢？ 现存的资料无可辩驳地证实了历史上董永其人的真实性。山东省嘉祥县武翟山的武氏墓群石刻历史文物就向我们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在其中的武梁石室第三石第二层右数第三个画面即刻董永鹿车载父，田间劳作情景：树下一鹿车，上有小罐，大概是田间劳作盛水之用，一老人坐于车上，左手执鸠杖，右手前伸，似是指点董永劳作。老人上方刻“永父”二字。其左为董永，右手执农具，回首望其父，身旁刻“董永千千乘人也”六字。董永左边有一兽，体态粗壮，大耳如扇，长鼻高昂，是一象；董永右上方横一图案，有翼，有花纹，作飞舞状，当是一鸟。《越绝书》说：“舜死苍梧，象为之耕；禹葬会稽，鸟为之耘。”此即“象耕乌耘”之意，内含“耕耘”二字，是董永“肆力田亩”，田间劳作的形象注脚。
武氏墓群石刻，也称武氏祠、武氏石室等，是东汉时武氏家族的墓地。清代陆续出土。武氏一家，是东汉末年的官僚地主家族，“世代为官，势力煊赫，家财宏富，故有条件修建富丽堂皇的墓祠”。武氏祠，据其石阙铭文记载，建于建和元年(公元147年)，数十年落成，竣工至迟不晚于公元200年。墓群石刻取材广泛，内容丰富，是研究汉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宝贵资料。武氏祠的石刻画多取材于真实的历史人物和故事，如荆轲刺秦王、管仲射小白、二桃杀三士等。其修建时间，与董永同代，时间甚近，而且点明了董永的故里，证实董永确为真实的历史人物，是可靠的佐证。再者，武氏祠中的董永石刻画面的内容，与一些文字记载是一致的，故董永实有其人是可信的。三国著名诗人曹植有一首诗为《灵芝篇》，诗中列举了古代几位大孝子，有舜、伯瑜、丁兰和董永4人，这4 人中，舜、伯瑜、丁兰也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董永位列其中，也可以证明董永人物形象的真实性；元人郭居敬所辑的《二十四孝图说》一书中，董永是和另外23名历史上实有其人的“孝子”排列在一起的，这种选择，当有所据。不过，现存材料中，武梁祠石刻画像则是更客观，更真实的人物资料依据。武梁祠石刻画像中的董永故事资料是后世各类传说的取材渊源与蓝本。
东晋史学家干宝把董永故事收在自己的《搜神记》里。他根据民间传说，经过加工整理，写成了《董永》篇：“汉董永，干乘人，少偏孤，与父居，肆力田亩。„„。”首段文字与《法苑珠林》所引《孝子图》如出一辙。后边就是董永葬父后，道遇仙女，求为妻，俱至钱主，十日织缣百匹，助永还债，事毕，凌空而去的故事。董永故事经过干宝的加工已比较完整丰满，其情节、人物，都有所发展，为后来的戏曲等文艺创作取材所本。一些辞书和类书也大量地记载了董永其人。
清《古今孝子所见录》收有董永，并载“东汉董永，青州人。”
《中国人名大辞典》把董永列为我国历史名人载入。在“董永”条下载曰：“董永，后汉干乘人，少失母，奉父避兵，流寓汝南，后徙安陆„„”此处增加了“奉父避兵”南迁之说。《蒙求》一书，也收有“董永自卖”，旧注云：“汉董永，少失母，养父，家贫佣力。至农月，以小车推父置田头树荫下而营农作。„„”这里对历史上实有董永其人是肯定的。
台湾所编《中文大辞典》对董永其人也持肯定态度。文字与《中国人名大辞典》基本相同。明代“记周秦及南宋名人”的《尚友录》一书，收录了董仲其人，并说董仲为董永之子。《辞海》介绍《尚友录》是“汇编历代人物小传”。(中文大辞典》介绍《尚友录》说：“古来人物略具于是，以较史籍易于检查，旧时多乐用之”。
被称谓“一方之信史”的地方志也大量地在“人物志”中记载了董永其人。如山东省《博兴县志》、《乐安县志》(今广饶)》《鱼台县志》、湖北省《孝感县志》、江苏省《东台县志》等等，都将董永列为历史名人载入。所载董永故事多与《搜神记·董永》大同小异。固然，旧时修志有乱拉历史名人的弊习，但这样广大的地区，都将董永视为历史人物载入志中，肯定了历史上确有董永其人，似亦不可忽视。
以上历史文物、类书、辞书以及地方志等资料，都肯定了董永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尤其是武氏祠的文物资料，可靠性更大。但是，对董永其人也有人持否定态度。如《辞海》即认为董永“是文学故事人物”。历来否定董永其人的理由主要有两个：一是董永其人正吏无载。我们认为，在封建社会里编写的正史，主要是为封建统治者尤其为统治者的最高阶层树碑立传的，就是郡守、县令等较低一些的官僚也很难爬进正史的门坎。如上文提到的嘉祥县武氏家族，世代为官，尚且不见正史，何况董永一个平民布衣，正史无载，这并不奇怪。历史上正史无载的人物岂可胜数，若以正史无载为由而否定其存在，就难免有偏颇之嫌。
董永故事属神话传说。诚然，董永故事有着浓厚的神话色彩，但这也不能成为否定董永其人的理由。历史上，我国劳动人民往往将自己敬仰、爱戴的历史人物加以神化，以浪漫手法编成神话故事加以传播，以劝化人们积德向善，也表达了人们对这些历史人物的敬爱之情。而有些民间传说，也往往是根据历史上实有的人物，经过艺术加工成为完整故事的。如大禹治水的故事、包拯探阴曹、关公显圣等等，都带有浓烈的神话色彩，可谁又能否认他们是真实的历史人物呢？同样，我们也不能因为董永故事带有神话色彩，就否定董永其人的真实存在。董永也正是依赖这浪漫的民间传说，才流传下来的。
二、董永生活的年代与故事推展的年代
董永实有其人是没有问题的。除了上述武梁祠、曹植的《灵芝篇》诗、干宝的《搜神记》等文献可以佐证外，在历代史料中至少还记录了有四个名叫董永的人。但四个董永中哪一个是与历史原型最为接近的，现存有几种观点。首先，我们先看看历史资料中记载的四个董永，第一个董永记在《汉书》卷17《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中。有一个叫做董忠的人，因为告发别人的一个阴谋而立功，被汉宣帝封为高昌侯。后来他的儿子董宏、孙子董武又相继为侯。西汉末年，董武为王莽所废。幸运的是，公元27年之后，东汉光武帝为了收买人心，复封被王莽所废的西汉故侯时，建武2年（公元26年）高昌侯第四代（玄孙）董永又被朝廷找到，再度封侯。《汉书》明确记载，董永生活于“千乘”（今山东青州，即高昌侯国所在地），与《搜神记》、《太平御览》等书所记完全一致：“汉董永，千乘人。”因这条材料记在《表》中，且非常简略：“侯永绍”，历来不为人所知。第二个董永生活在东汉末年，最早记下这个董永名姓的材料首见于南宋人娄机所撰的《汉隶字原》卷1：“孟郁尧庙碑阴。碑云：刊碑勒谍。碑皆载仲氏父祖兄弟子孙所历所终之官，独有一董永为异姓。”若此碑文所录不误，可以确定，公元167年左右今山东曹县（济阴）之地有一位大约五十上下的名叫董永的乡绅。第三个董永在唐代，《新唐书·孝友传》记载河间有一个孝子董永，曾受到朝廷旌表。第四个董永在宋代，《宋史·董槐传》的传主董槐是南宋的名相，他的父亲叫董永。
以上四个董永谁最接近那个大孝子原型，我们可以排除生活在唐宋两朝的两个董永，只有两汉之间的董永和东汉167年间的董永最有可能是传说主角的历史原型。先看两汉之间的董永：董武被废后不久，正逢乱世，山东犹受其害，董武父子生活艰难自不必说，即所谓“董永遭家贫，父老无财遗”。所谓“遭”家贫，只能说明原先董永并不家贫，后来因发生变故，所以致贫；如若原就贫寒，父老岂有“遗财”？董永在贫寒中能“举假以供养，佣作致甘肥”正是他孝行的体现。
根据以上记载，两汉之间的高昌侯董永与传说中的董永之间有五点是基本吻合的：
（一）二人姓名相同。
（二）从时间上看，前者与武梁祠壁画，曹植、干宝的记载均不矛盾。
（三）从地点上看，前者与武梁祠画像题记、干宝《搜神记》所记完全一致，皆为“千乘人”。
（四）二人都与“孝”有关。尽管高昌侯董永的孝行只是一种假设与推测，但“孝”作为高昌侯的传家宝却是史实，在整个汉代孝道盛行的大背景也是相符的，所以这种推测有合情合理的一面。
（五）二人的生活条件有相似之处。高昌侯董永在父亲被废之后、自己未封之前，有27年的贫寒生活经历；传说中董永家境本来似乎不贫，后来才破财。因此可以认为，董永遇仙传说极有可能是以两汉之间的历史人物高昌侯董永行孝、封侯的史实为材料，杂糅东汉时期的神仙观念而形成的。因后人不知它的历史渊源，所以在传播过程中，逐渐失真，以致到了东晋时，干宝只听说董永“少偏孤，与父居”的故事，而对他的家世则一无所知了。
至于山东曹县（济阴）那个董永，史料上亦无很多的资料记载，但与《孝感县志》汉灵帝中平中的所限相去不远，所以，我们根据上述四个董永的历史资料，应该说，两汉之间的董永与公元167年前后的那个董永与后世的董永故事都能在年代上吻合。但硬性在二人之间确定一人为董永的真正历史原型，因为没有其他更直接的证据，华东师范大学朗净博士亦认为董永为两汉之间人之说无旁证，不予支持，故暂存两说，以待后证。根据以上历史资料，现今对董永生活的年代大致有三种观点，一为西汉说，二为两汉之际说，三为东汉末年说，持东汉说的观点以光绪《孝感县志》等地方志文献为代表，《辞源》、臧励和的《中国人民大辞典》等权威工具书也指董永为东汉末年人，明孝感知县黄巩《修董孝子墓记》说：“汉季奉父避兵来居”（明确指出为“汉季”）。顺治、康熙间修的《孝感县志》同样说是“以汉末孝子董永故，析安陆县东境置孝昌县”。光绪《孝感县志》明确指出董永为“汉灵帝中平中（约公元184年前后笔者）左右人”，为避黄巾之乱，从山东逃荒来到孝感的。
持两汉之际说的在逻辑的推理看来比较充分，但因只是推理，只能聊备一说。待有关资料再予证明。
今有专家认为董永是西汉成帝年间人，董永南来孝感的时间是汉成帝鸿嘉四年（公元前17年）左右，甚至更进一步认为董永故事是发生在西汉前期。笔者认为，董永故事发生在西汉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既然正史鲜有记载董永事迹的资料，我们只能从现有已知的上述资料中看出董永所在年代的内在逻辑依据，另外，我们还可以从有关的历史典籍中找到董永所处年代的相关历史旁证。持“西汉说”（下同）的专家的依据是，刘向（公元前77前6年）所撰的《孝子传》中写有董永故事，既然刘向写过《孝子传》，那么，董永肯定是西汉时期人。对刘向所谓《孝子传》，宋李昉《太平御览》卷441转引云：“前汉董永，千乘人„„”。“西汉说”据此认为董永是西汉时期人，对此，笔者不能苟同。
首先，笔者认为，刘向并未撰写过《孝子传》，其旁证如下： 刘向是否撰过《孝子传》，只有“受诏与父向领校秘书”的刘向之子刘歆最有发言权了，因为，刘歆“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待中奉都督尉，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七略》”。“领校秘书”之职，是主持收集皇家所需图书，以供库藏。《七略》是刘歆总校群书后所写的提要式的库存图书目录。书中收录有刘向所撰写的各类书目，但唯独不见《孝子传》，这决不是做儿子的疏忽，如果刘向确实是写过《孝子传》，且《孝子传》肯定是受皇帝喜欢的典籍，那么作为儿子的刘歆，是决不会藏而不献的，隐匿生父的手稿是大逆不道，是会被杀头的。
班固撰《汉书》时，其在世时间上距刘向不足一个世纪，《汉书·艺文志》中收录了刘向所撰《五行传记》11篇，《新国语》44篇，《序》67篇，《新序》、《说苑》、《世说》、《列女传颂图》、《说老子》等著述，而单单不见有《孝子传》存目，这是应该颇耐人寻味的。《太平御览》的编者李昉引用刘向《孝子传》中的话，有“前汉董永，千乘人„„”的话，刘向是西汉人，他怎么会称本朝的人为“前汉”呢？
第二，认为董永是东汉人，除了本地县志和上述史料的旁证外，还有其他史志资料可以说明董永非西汉时期人。
1、武梁祠石刻画像中的董永故事
正如前文所说述，现存已知最早涉及董永故事的载体，当数“武梁祠石刻画像”，在这里面，与董永事像故事前后相连的有6幅“孝义故事”，在这6幅石刻画像故事中，所载故事发生的年代既有距武梁祠竣工达300余年的“金日（石单）（公元前期134年前86年）见阏氏”的西汉时期故事，也有距武梁祠竣工仅100年左右的“李善保小主”的东汉时期故事。那么，李善为何许人也？李善，河南南阳人，最初仅为一县苍头，为救小主人而闻名，为汉光武帝到汉明帝时期人。因其义行，“光武中召为太子舍人，明帝时为日南太守”。正因为董永石刻画像是和“李善保小主”的故事排列在一起的，而且董永故事排在后，据此，我们有理由认为董永在世的年代应该是在李善比李善在世的时间为晚。其他如“邢渠哺父”、“朱明和章孝母”等石刻故事也发生在东汉，只有“金日禅见阏氏”等故事发生在西汉。武梁祠石刻从施工到竣工时间长达50余年，董永所在的家乡距武梁祠石刻画像所在地嘉祥县不过300公里，董永故事完全可以在边施工的过程中把故事刻录上去，那么，这种说法恰好就和《孝感县志》中的记载相吻合。
2、“二十四孝”中董永的排位 元人郭居敬所撰的《二十四孝图说》中，五帝时期一人，即舜；春秋战国时期五人，即老莱子、仲由（子路）、闵损、曾参、郯子；西汉时期有金日禅和汉文帝二人；东汉时期七人，即姜诗、蔡顺、江革、丁兰、黄香、董永、陆绩；三国两晋时代六人，即王祥、孟宗、郭巨、杨香、王褒、吴猛；其他较晚的有南朝庾黔娄一人、唐代唐夫人一人、宋代两人，朱寿昌和黄庭坚。从东汉时期七人来看，除陆绩（约公元187219年）稍晚外，其他均为王莽、光武帝刘秀时到桓、灵帝时代的人。那么，董永在这七人中的排位是怎样的呢？虽然现存《二十四孝图说》中的排列不完全是以人物出世的先后来排列的，但我们仍可以从比董永所处的时代稍后的三国时期的著名诗人曹植的《灵芝篇》一诗和唐代李世民、房玄龄所撰的《晋书·孝友传》中窥见一斑。
曹植（公元192公元232年）诗才横溢，一生创作了不少杰出诗作，其《灵芝篇》虽不是其代表作，但其内容是对我们研究董永故事发生时期是有一定帮助的，其诗写道：
灵芝生天地，朱草披洛滨，荣华相显耀，光彩晔若神，古时有虞舜，父母顽且嚚，尽孝于田亩垅，烝烝不违仁，伯瑜年七十，彩衣以娱亲，慈母笞不痛，唏嘘涕沾巾，丁兰少失母，自伤早孤茕，刻木当严亲，朝夕敬三牲，暴子见凌侮，犯罪以忘形，丈人以泣血，免戾全其名，董永遭家贫，父老财无遗，举假以供养，佣作致甘肥，责家填门至，不知何用归，天灵感至德，神女为秉机。„„
这首诗大约作于公元222年，以曹植身份和京城可以给他提供的能够及时拥有全国的任何信息的条件来说，董永故事是完全可以能够及时传到曹植耳中的。这首诗大约列举了四位大孝子，有五帝时期的虞舜，有汉代的伯瑜，还有东汉光武中兴时期的人，《灵芝篇》的人物排列，是以人物故事发生先后即人物在世年代的先后排列的，据此，我们可以认为，董永故事比丁兰时期为晚。
无独有偶，李世民、房玄龄等人所撰《晋书·孝友传》中，也提到过董永故事：“是以闵、曾翼翼，遵六教而缉贞规；蔡、董烝烝，弘七体而垂令迹。”这里所指的“闵”即是闵损（公元前536年公元前487年），“曾”即曾参（公元前505年公元前436年），而“蔡”即蔡顺，东汉前期到中期人，其孝行曾感动过赤眉。“董”即董永，他的名字排在蔡顺之后，不是没有道理的。《孝友传》这一段文字列举了历史上几位大孝子，很明显，这样的排列是以人物在世的先后来排列的。既然董永是排在蔡顺之后，我们理应把董永视作是东汉时期人。也就是说，董永故事发生的时期只能在蔡顺生活的时代（约公元15年公元90年左右）相近或者之后，而不可能在蔡顺故事之前。
三、关于董永父子南来孝感的原因
依据上文资料所述，董永生活的年代不会是西汉时期，那么，董永无论是两汉之际的东汉或者是东汉末年人，董永的故事发生辗转辗转流传全国许多地方，而孝感，更是被多种权威工具书和明清之际的《孝感县志》指明是董永逃荒卖身的地方，依据《中国人名大辞典》，明确说董永是汉末从山东逃荒到汝南，流寓安陆，明代孝感知县黄巩《修董孝子墓记》也说：董永是“汉季奉父避兵来居”。从东汉以及汉末的社会经济情状，可以看出董永南来孝感的社会背景。东汉末年，社会政治经济极为昏暗，官员“与盗无异，虐遍天下，民不堪命。”灵帝还在光和元年（公元178）“初开西邸卖官，入钱各有差”。这些用钱买来的官，上任后就拼命搜刮，不顾人民死活。河南人民十分之四、五饿死。在这样黑暗的统治下，终于在光和七年（184年）二月爆发了全国规模的黄巾大起义。初平二年（191年）“青徐黄巾三十万众入渤海界。”三年（公元192年）夏四月，“青州黄巾百万众入兖州，杀任城相郑遂，转入东平„„（鲍）信乃与州吏万潜等东郡迎太祖（曹操）领兖州牧。遂进兵击黄巾于寿张（今山东省平南）东。”“„„追黄巾至济北，（今山东长清南）乞降，受降卒30余万，男女百万余口（董永父子或自愿参加黄巾军，或因被挟，当在其内），收其精锐者，号为青州兵。”此后曹操以青州兵为骨干，与袁术、陶潜、刘备、吕布等转战于兖、扬、徐诸州。兴平元年（公元194年）在兖州东郡的濮阳与吕布对阵，吕布用骑兵攻青州兵，“青州兵奔，太祖阵乱。” 当时濮阳故城在黄河南岸，在濮阳溃散的青州兵，其北和西为黄河所阻，其东鄄城是曹操重振旗鼓的根据地，其东南乘氏是吕布的势力所在。唯独南方是可以落荒而逃的去处。而且，颖川郡和南阳郡（因当时隶属荆州）都是黄巾军的主要集中地，虽经皇甫嵩、朱俊、曹操的镇压，但余火未尽。何况，颖川太守孙珣早为黄巾军处决，南阳太守亦褚贡亦死于黄巾军张曼成之手。汝南黄巾亦败太守赵谦于邵陵„„“太守兵败而佐贰星散”。统治阶层的残破为流民创造了畅行无阻的条件。在濮阳故城溃散的青州兵很可能沿陈留郡经豫州的汝南郡进入荆州的江夏郡的黾阝县，这股返朴归真的“青州兵”中或许就有董永父子。上述分析和臧励和等人编的《中国人名大辞典》中记载的“董永，后汉千乘人，少失母，奉父避兵。后徙安陆”倒是不谋而合的。
四、董永故事与孝感的得名
如果董永是被黄巾大起义的浪潮由山东博兴（古千乘）席卷到孝感来的，后因父死无力掩埋而沦为债务奴隶。这就是元人郭居敬所辑的“二十四孝”中董永卖身葬父的故事，民间还附会了“天仙配”的神话传说。今天民间还普遍认为孝感董永行孝感动天仙下凡而得名的，包括许多正式文献资料，报告和地情材料或和董永有关的商品说明书等，几乎一致写道：“孝感，得名于董永行孝感天的故事”，笔者认为这是不全面的，实属以偏概全。其实，早在清代初年的孝感知县张擢士就说过：“环（孝感），孝子之渊薮也”„„这就点明了孝感孝子并非董永一人，众所周知，孝感另外两位孝子也是非常著名的，东汉的黄香、汉晋之际的孟宗其孝行也受到时人和后世的大力推崇。孝感的得名，与董永有一定关系，但并不是直接有关，而应该是孝感本地孝子昌盛之故。孝感的真正得名，倒是和历史上一位小朝廷的皇帝有关，他就是李存勖。
铁腕人物李存勖于龙德三年（公元923年）4月在魏州（今河北大名东北）即皇帝位，国号大唐，改元同光，史称后唐庄宗（公元923—926）在位。后唐庄宗追尊其祖父李国昌为“献祖文皇帝”。面对新王朝的建立，在后唐统治下的臣民都要面临一个避讳改名的问题。“荆南节度使高季昌闻帝灭梁，避唐庙讳，更名季兴”。一个高官听说后唐庄宗的祖父叫李国昌，马上把自己的名字季昌改成季兴。足见避讳在当时是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那么面对424年始名孝昌的县，庄宗是决不会置之不理的，在成千累万的方块汉字中，人民大众与统治阶级的取向是截然不同的。
云梦西魏大统十六年（公元550年）建县后，黄香（？—122年）就从孝感孝子三杰中分离出去了。剩下董永与孟宗（？—271年）可供统治者在更改县名时选择。试以二人各自的具体条件比较。
1、孟宗生于孝昌县，后虽“仕吴”，但自三国至后唐700余年繁衍的众多孟宗子孙一定会向统治者争取孟氏的荣誉。
2、孝昌县治自唐开元（公元713—741）年间移往澴水上游，故址在今孝昌县王店镇黄城村一带，县治离孟宗的故里直线距离十分近便，地缘较近，便于统治者取县名时就地取材。
3、尽管“士族”势力经黄巢大起义（公元875年至884年）的沉重打击渐趋消亡，但李存勖仍很重视门弟观念的。当他即之初，即封“豆卢革为门下侍郎，卢程为中书侍郎，并同平章事。”而“豆卢革、卢程皆轻浅无他能”。但“上（李存勖）以其衣冠之绪，霸府无僚，故用之”。可见一斑。
4、封建正统文人冯道（公元882年—954年）时为翰林学士，口含天宪，他是不会不取孟宗而改取董永的。
5、孟宗初仕吴时本名宗，后改名仁。为避孙皓（字元宗），字讳改名仁。这本身就是一个避讳改名、遵礼的典范。
6、晋代襄阳学者撰写的《楚国先贤传》说孟宗“哭竹生笋”是“皆以为至孝之所致感”，已经明确点出了“孝感”二字。反观董永：
其一，董永是流寓于孝感县而不是土生土长的孝感人，其孝亲的事迹前半部分“鹿车载父”发生在他的原籍山东千乘县（今山东博兴县）。其二，董永的社会地位因为卖身葬父而沦为债务奴隶，远不及孟宗位极人臣的司空职位显赫的。
其三，董永并无后代，否则，当明朝正德二年（公元1507年），孝感知县黄巩重修董永墓后不会“复使近傍汤氏守之”，而要让董永后人守墓的。
其四，至于“二十四孝”中附会的天人感应之词不独有董永的“孝感动苍穹”，尚且还有虞舜的“孝感动心”，孟宗的“孝感天地”，比较起来，“孝感天地”比董永的“孝感动苍穹”主语显得更直白。何况，上面的颂诗是出现在元代（公元1271年—1368年），那时已经是孝昌改名为孝感县名以后300多年的事了。所以，时下有人说或者许多文献说“孝感，因汉孝子董永卖身葬父感动天地而得名”的说法，实在是有着很大的以偏概全之误。
（作者单位：孝感市史志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