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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经济、社会双转型的思考
09土木1班200941201111李俊
中国经历了30年经济高速发展之后，经济发展方式正在“转型”。当我们把目光投向广东这块综合改革实验区的时候，我们自然会把“焦点”对准东莞。“东莞制造”曾是“中国制造”的领跑者，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东莞外贸出口仅位居深圳、上海之后，排名全国第三。这对一个地级市来说，成绩彰显辉煌。然而，不期而至的国际金融危机给“东莞制造”上了生动的一课：一方面警醒东莞——传统发展模式难以为继，一些深层次矛盾日益凸显；另一方面鞭策东莞——以迎难而上的雄心加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大潮流里，谋划一次华丽转身，再为中国许多地级市提供一条可借鉴的变革之路。
东莞北接广州、南临深圳。借改革开放、广东先行一步之“天时”，凭毗邻港澳之“地利”，东莞诞生了首家对外来料加工企业，创新出“三来一补”的发展模式。正是这种模式创新，让“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外向型发展模式一度成为我国沿海经济发展的基本模式，东莞因此也率先抓住了国际产业转移的机遇，从一个无名的农业小县，一举跃升为颇具影响力的新兴城市和国际闻名的制造业加工基地，全世界需要的多种初级消费品几乎都能在这里找到。有统计显示，全国五分之一的服装由东莞制造；世界每10双运动鞋就有1双产自东莞，超过30%的玩具在东莞生产，每5部电脑就有1部来自东莞。
然而，进入新世纪以来，主要由“出口”拉动前进的东莞，开始受制于发展惯性与路径依赖，在创造“东莞发展模式”这个奇迹的同时，也暗藏着由资源约束、环境压力、劳力紧张等问题组合而成的风险与考验。
2007年1月召开的东莞市第十二次党代会将“推进经济社会双转型,建设富强和谐新东莞”确定为城市未来发展的核心战略，即推动资源主导型经济向创新主导型经济转变、初级城市化社会向高级城市化社会转变，把东莞打造成现代制造业名城、创新创业热土、宜居生态城市、和谐幸福家园。东莞由此开始了以“转
型”为城市发展战略的历史，启动了一个谋求真正“脱胎换骨”的科学发展时代，开始在政策调控与市场力量之间寻找发展平衡点与未来空间。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推进“双转型”的过程中，国际金融危机于2008年突袭而来，东莞经济对外依存度过高的弊端和风险表露无遗，东莞镇村级经济与出口企业更是首当其冲。30年来持续两位数增长的东莞GDP于2009年一季度史无前例地负增长2.3%，对外出口下降了25.9%。
在关键时刻，东莞市委书记刘志庚提出“四个忍得住”：忍得住暂时的阵痛，忍得住暂时速度的放缓，忍得住暂时收入的减少，忍得住社会的非议，确立结构调整优于速度增长的发展理念，化“危”为“机”，全力闯关经济社会“双转型”。2009年底，东莞经济最终冲出了重围，获得了稳步的复苏，GDP同比增长5.3%。2010年，东莞经济全面复苏，多项经济指标创历史新高，GDP突破4000亿元，增速重返两位数。与此同时，三产结构、引资结构、企业结构、创新结构以及布局结构都借“机”得到了有效的优化。
经济社会双转型是在东莞经济社会尚处于高速发展阶段提出的，是高瞻远瞩与未雨绸缪的决策，是东莞经济社会发展的宏观战略，会对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产生影响，实施这一战略将会改变公共资源配置、公共产品与服务投入方式等，将形成新的利益分配格局，将对所有市民、企业、团体和其他利益相关方产生影响。然而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遇到了很多的困境。
在经济社会双转型过程中，政府无法创造有竞争力的产业，只有企业自己才能办得到。政府的适当角色是催化剂与挑战者；它应该鼓励或促使企业提升想象力，迈向更高层次的竞争优势，即使这个过程先天就具有痛苦和困难。政府政策能否成功，取决于它是否能创造一个企业能从中获得竞争优势的环境，而非政府直接介入整个过程。企业，永远是产业发展的主体。东莞的产业升级转型，必须充分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
经济社会双转型是一场主动引导的变革。被动转变是一种无奈适应，而主动变革是一种积极引领。相对被动转变而言，主动变革遇到的阻力更大。这场变革将涉及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方面，变革过程中将会出现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各方利益相关者会产生不同的压力，都需要政府的强势领导，利用公共资源的配置手段，扮演好社会领导者这一角色，进行高效管理，才能全面系统地协调各方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应对变革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而系统性的制度设计与政策安排是保证双转型顺利推进的系统方法和解决方案。特别是在促进产业升级转型方面，政府大有作为，而且必须作为。相应的制度政策应该由治标过渡到标本兼治，即由过去的优惠扶持等减低企业成本的政策为主转变为鼓励企业创新提高附加值攫取能力从而提高收益的政策为主。
作为经济社会双转型的催化剂、推动者和领导者的政府，其管理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管理社会，一是管理自身。前者属于公共行政管理范畴，后者属于一般组织管理范畴。政府自身管理好了，才能统一步调，相互协调，各司其职，避免政出多门甚至出现相互矛盾的情况，形成整合的一致的社会管理组织。为了顺利推进经济社会双转型这场社会变革，必须强化政府管理能力，从政府自身组织管理着手，优化服务流程，提高服务效率，实现高效社会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