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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的召唤：知识分子的良知与行动——评德雷福斯事件
智慧是需要勇气的，而聪明并不需要勇气，有时聪明甚至是怯懦的表现。
在德雷福斯事件中，左拉们认为为了稳定而去牺牲最基本的正义是荒谬的，因为稳定也必须建立在正义的基础上，他们甚至认为正义的混乱高于邪恶的稳定。
政府宣传谁是国家公敌，民众们就会帮忙声讨，因此伏尔泰说“要把民众作为你的敌人“，于是知识分子在为正义而申辩的时候，往往不仅要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还要面对无知愚民的狂热——这种狂热甚至常常显得非常虔诚。
（知识分子）他们不可能为天地立心，也无能为万世开太平，但是哪里有邪恶，他们就会站在哪里，他们说：“这就是我的立场，我别无选择！”（马丁路德）
从马拉之死看政治谋杀——评夏洛蒂科黛之审判
阶级分析的方法在对一个社会进行总体性分析的时候是有意义的，但是如果用它来分析非常具体的个体事件则常常会导致混乱，甚至会导致无耻地否定基本事实。、、第二种情况目前在全世界分歧很大，这种分析来源于人们对正义的观念不同。例如，有些国家的立法认为，任何性质的犯罪只要到达一定程度，罪犯都应当被判处死刑，这种正义观的根本依据是罪行足够严重（但是，严重程度是无法最终量化的）就可以判死刑，因此这些国家的刑事立法，将死刑延伸到许多与生命权无关的犯罪领域，它对其他非生命性的犯罪行为在处理上与对侵犯生命权的行为作出相同对待，这样的立法在死刑的基本立论上藐视人类生命权的至高无上，因此遭到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反对，是非正义的。另外，世界上还有许多国家对于恶性谋杀行为判处死刑，其正义观来自于“杀人抵命”这一人类原始正义观的延续，其性质是刑罚上的同态复仇主义，因此它的正义性颇值得怀疑。
吉伦特派领袖罗兰夫人在上断头台前留下千古遗言：“自由，多少人借你之名行不义之事！” 他们以自由之名剥夺无辜公民的自由，以平等的名义屠杀贵族，以博爱的名义屠杀自己的人民，以国家安全的名义践踏法律，践踏人类的尊严，践踏人类至高无上的生命权。
对于当时的法国而言，它是反人权的暴政。我们评价一个历史事件是否值得不在于它是否给未来和旁观者带来了福音，而在于，它是否给当时处于其本地域和当时代的人们带来福祉，因为人权是指当地的人权而不是未来的人权，也不是旁观者的人权。
就如丹诺说的：“我憎恨罪恶，但不憎恨罪人。”
神圣的辩护——评伏尔泰为卡拉斯辩护案
寻求真理并说出自己所信仰的是真理，永远不能作为作为罪行。没有人会被迫接受一种信念。信念是自由的。——卡斯特里奥
教会所争取的，首先是独立于世俗权力之外，然后是凌驾于它们之上，这种斗争可以说是中世纪历史的主要动力。——美国宗教史学家穆尔 思想观念属于人类精神生活的领域，是人的私生活领域，但这种思想没有成为妨碍他人生活的行动时，它是应当得到基本的尊重和保护的。
如果某个教会内的信徒违反了会规而被革除教籍，它也不能对该教徒进行其他涉及人身自由、财产权利等基本权利的限制。
教会存在的目的既不是为了与世俗政权分庭抗礼，也不是为类控制世俗政权，而是为了给世俗政权提供一个超越性正义的参照，给世俗人们提供一种精神生活的参考和教众们的心灵家园。
耶稣之死与“群众性”司法——评拿撒勒人对耶稣的审判
公意和众意指尖经常有着很大的差别。公意总是着眼于公共利益，而众意则着眼于私利，它只是个体意志的总和。——卢梭《社会契约论》 一种意见如果必须由人头数的统计来证明它的正确性，那么正确与否就没有真正的客观标
准，没有确定的标准，因为民众完全可能由于具体情况包括心理上发生的变化，而在两个不同的时间地点对同类性质的问题做出完全相反的判断。
因此，现代民主是建立在自由主义之上的民主。也就是在遵循多数人意见的同时，还要保护少数人的利益，避免因为多数人意见的一元性而导致对少数人合理利益的侵犯甚至剥夺。必须赋予司法人员独立审判的权力，没有司法独立就没有司法正义可言。
因为在该部门的任职时终身的，所以必然很快消除对任命他们的权力的一切依赖思想。不仅仅是在刑场而是在一切人群聚集的公开场合，人们常常表现出与日常生活大相径庭甚至完全相反的言行，这不仅仅是一个知识性的愚昧无知问题更是基本的人性问题，是无意识统治下的群体心理问题，这在社会心理学中被称为广场效应。
法国著名群体心理学家勒庞在《乌合之众》一书中对此更是做了深入研究，他说：“群体只知道简单而极端的感情；提供给他们的各种意见、想法和信念，他们或者全盘接受，或者一概拒绝，将其视为绝对真理或绝对谬误。”。。。但是历史似乎表明群体的道德在大部分情况下比个人要低。
在群体中犯罪的人无需承担责任。
主持审判工作的法官必须有充分的心理准备，迎接公众群体的聒噪，不被群体行为的无意识控制。
司法习惯变成民族习惯，人民就能拥有最起码的程序意识，正义观念以及最起码的理性精神，这可以成为地抵御群体行为的一个利器，他可以使得人们在“一起发疯”（历史学家刘结语）而不是所谓的“意气风发”的状态下保持一点微弱的清醒。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那部被佛洛伊德誉为人类思想顶峰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以无可辩驳的逻辑证明了人类本性中对自由的恐惧和对从众的渴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