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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中日围棋交流
赵之云
中日两国棋手间的友谊源远流长，但真正具有相当规模和录存大量棋谱的交流，则始于我国围棋相当落后的清朝末年。在此后的七十余年，为了缩短由
历史造成的中日围棋水平的巨大差距，探索和引进先进的围棋技术，我国棋手
曾作出长期的不懈努力。我想，只有纵观中日围棋交流的历史过程，给予围棋
界前辈棋手以恰当的评价，才能深刻体会今日逐渐展开的“中日围棋对抗时代”
是怎样的来之不易。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早在南北朝时，围棋衣传入日本，并在那里
发展起来。相传在日本派往中国的遣唐使随员中，衣有伴小胜雄、伴须贺雄等
知名棋手。约在公元701 年，日本僧人辩正入唐，因擅长围棋，被尚未登基的李隆基（即唐玄宗）屡次召见。日本吉备真备留学唐朝19年，传说他曾与唐朝
围棋名手玄东对局。后来日本镰仓时期（约13世纪初）画家便据此绘制了《吉
备公入唐图》。此图与日本奈良正仓院古棋盘（相传为8 世纪时日本圣武天皇
之遗物）同为日本之国宝，曾被许多围棋书刊、辞典引用转载。至晚唐宣宗时
（约9 世纪中期），又有我国棋待诏顾师言以三十三着“镇神头”击败“日本
国王子”的记载。这类轶闻，虽难以确证，但就唐代中日文化艺术频繁交流的情况来分析，当时两国棋手相互切磋棋艺的机缘，应该是不少的。
明朝弘治年间（1488--1505），日本京都建仁寺僧人虚中前来我国杭州定
居。虚中之棋艺，在当时颇负盛誉，他著有《决胜图》二卷，可惜很早便已散
失。到明嘉靖三年（1524）文士林应龙编了一部《适情录》，自称其中有 384
图是根据虚中《决胜图》演绎而来成的。其实，林应龙不过是个水平很低的“
五品”（即国手让三、四子）棋手，《适情录》中的384 图，内容驳杂，亦不
甚高妙。因此，他的著作是否忠实反映虚中的棋艺，抑或出于假托，现已很难
判断。但由《适情录》一书，亦可证明500 年前的日本棋手，衣具有可观的实
力和名望。
约17世纪初期，日本刊印了我国元代围棋名著《玄玄棋经》。《玄玄棋经》
中的死活题构思精巧，具有实用价值。当时日本棋手正是通过这些死活问题推
断中国棋手的水平肯定不弱。他们还从琉球棋手处间接了解到中国棋界的一些
情况。可是，当时日本正处于幕府当政推行闭关政策的专制时代，棋界人士没
有也不敢主动提出与中国高手作正式较量的建议。围棋竞赛必有胜负，胜固欣
然，但万一败北，便会挫伤幕府之威信，后果不堪设想。日本近代棋史家认为，这可能是双方棋界数百年不公开交往的原因之一。
至19世纪中期，被誉为日本棋界”古今屈指可数的英杰“的十一世井上因
硕（即幻庵因硕）与本因坊家争夺棋界霸权失败后，他从长崎商人处听说中国
国手周小松棋艺高超，不禁跃跃欲试，一则想以棋会友，二则想借鉴围棋故乡的技艺，以谋另创事业。因此，幻庵因硕不顾当时幕府严禁船舶出口的锁港政
策，率弟子三上豪山秘密架舟来华，不料被陡起的海上风暴所阻，只得折返。
这样，中日围棋交流又推迟了50多年。
围棋在旧中国虽有“四大艺术”之一的美称，其实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民间棋手的经济收入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中。棋手除了弈指导棋、传授弟子外，收入主要依靠观棋者（大部分是显宦、富商和上层文人）的“帮彩”和“赌彩”（由此逐渐形成了中国棋手独特的胜负观）。在清初“升平盛世”时期，棋手 生活尚较稳定，棋风较盛，名手辈出。可是到了动荡岁月，围棋界便不可避免 地受到冲击。我国围棋大抵在乾隆后期由盛转衰，至鸦片战争后，更是每况愈 下，后继乏人。1891年秋，我国封建时代最后一名国手周小松去世，棋界只剩 下二、三流棋手，显得凋敝不堪。然而在棋界人士的心目中，却依然抱定围棋 创自中华，“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以为国外的围棋水平总不能与中国相比。晚清时期，虽也有少量日本和琉球的围棋古谱传入，但并没有人去作深入的研 究，这些棋谱只是满足了部分藏书家的藏书癖好，被束之高阁而已。
反观日本围棋界的情况，却大不相同。早在16世纪末期，丰臣秀吉任关白（相当于宰相）时，已开始茨棋手俸禄。到了德川家康袭“征夷大将军”后，便进一步给予棋手世袭俸禄，并建立了“棋所”制度。由于当政者酷爱围棋，给予经济支持，棋手生活有保障，围棋活动蓬勃发展，此时产生了本因坊、井 上、安井、林四大棋家。加以每年举行“御城棋”等重要比赛，许多棋手潜心 钻研棋艺。重大比赛时，群雄角逐，呕心沥血，力争多胜，以求得在棋界占有 较高的席位。这种多组织、多流派、互相竞争、彼此促进的现象，一直持续到 资本主义相当发达的近代。
分析中日两国棋界状况，可以看出，旧日本对围棋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 了旧中国。日本四大棋家的棋手长期处于类似现代专业棋手的环境中，而旧中 国的棋手却连基本生活条件都得不到保障。在日本，围棋被奉为国技，在人们 心目中，围棋是值得为之奋斗终身，甚至不惜以生命相博的事业。而旧中国，围棋仅是上层阶级点缀生活的娱乐和游戏，棋手的社会地位与算命占卜者相差 无几。由于历史原因，中日两国棋界虽然长期没有正式交往，彼此对实情也缺 乏了解，一切都还在朦胧之中。但这一掩盖真相的帷幕，终究有被揭开的一天。
光绪末年（月1906--1909），北洋军阀段祺瑞出任保定军官学堂总办。段
氏生平酷爱围棋，正巧保定附近聚集不少日本商旅，段氏与日本人下围棋经常 取胜，因此产生了日本围棋不行的印象。
就在此时，有一位日本业余棋手中岛比多吉路经保定，为段祺瑞留住，中 岛战胜了段，观弈的日本人乘机宣传日本围棋强于中国，双方争论不休。段祺 瑞因自己不是敌手，便从北京请来几位围棋高手，将中岛击败。但据说仅仅过 了一个多月，中岛棋艺猛进，接近专业初段水平，使几位中国棋手都感到难以 对付。于是段祺瑞又邀请两位当时中国第一流的棋手张乐山、汪云峰前来助战。
张乐山，合肥人，工书画，曾任职山东某县县令，嗜棋如命，一日与客对
弈，有钦差过境，竟忘了迎接，被罢了官。后从英星垣学弈，在北方颇负盛誉，但以一生未与周小松对弈为憾事。当上海名手设擂台每局棋索五银圆时，张来 沪时每局要十银圆，可见其声望高于南方名手。汪云峰，一作耘丰，名富，北
京人。早年学弈于名手刘云峰。汪多才多艺，对局落子如飞，擅长乱战，平生 对局极多。现代名家如刘棣怀、金亚贤、崔云趾、汪振雄、王幼宸、吴清源等 早年均受其指导。
张、汪两人来到保定后，经几度交锋，使中岛无法抵挡。
1909年至1910年间，日本专业棋手高部道平（当时四段）来中国旅游，顺 道至保定拜访中岛。中岛见到高部，真是喜出望外，就问他：“段祺瑞身边最 近来了中国最强的棋手，您是否愿意一试高下？”高部欣然应允。于是高部被 引见给段氏，并分别与张、汪对垒。起初是分先对弈，高部的棋艺使张、汪束 手无策，节节败退，最后一律被高部让二子，而段祺瑞则被让五子（后来段任 北洋政府国务总理，权势熏灼，高部顺情减为让二、三子）。至此，段氏不得 不承认中国的围棋水平确实不如日本，并愿意向高部学棋。但段氏深信高部如 此厉害，必是日本最强的棋手。当高部谈到日本、还有能让他二子的“本因坊” 时，段氏及其身边的中国棋手都表示怀疑，认为高部故作惊人之谈。以后，当 高部缕述日本围棋的历史、各派棋家的兴衰，情状真切，凿凿有据，方知其言 非虚。
后来，段祺瑞向其棋友杨士琦（当时任商部右侍郎驻沪帮办电政大臣）介 绍了高部情况。1911年早春，杨士琦奉使江南，召集南方围棋名手在南京与高 部交锋。中国南北高手的水平本来相差无几，结果南方名手王彦卿、陈子俊等 均被高部让到二子。中日围棋水平如此悬殊，使两国棋界为之震惊。
1910年下半年，南京开办由清末官商合办的博览会“南洋劝业会”，高部 又应邀来到南京。据黄铭功《棋国阳秋》记载：当时南方名手范楚卿等各与高 部对局，开始受先，均大败。被高部让二子，仍败。接着棋界耆宿丁礼民（当 时年已74岁）“勉与（高部）对局，受二子二局，一胜一负。”
10月，高部道平又在南京杨士琦府邸“韬园”让张乐山二子对局，高部又 以三子半获胜。此间，高部与张乐山先后下了七十二局（一说八十余局），张 仅胜十三局。张是当时中国屈指可数的名手，成绩尚且如此，其他棋手的成绩 也就可想而知了。
经过几番较量，我国棋界如大梦之初醒，才知道长期固步自封带来了怎样 的后果，向国外学习先进的围棋理论和技术，已经刻不容缓。尽管围棋只是一 门“小道”，但在上层--特别是敏感的知识分子阶层中，却具有非同一般的影 响，枰场的屡战屡败，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家的落后和腐朽，改变这种状况，已经势在必行了。
约1913年，高部一度返回日本，并晋升为五段。此后他又来到中国，先后
历游东北、北京、青岛、济南、南京、上海，留居中国前后达17年之久。据1928 年《新闻报》副刊“快活林”记叙，高部道平除与张乐山、汪云峰多次对局外，与名手顾水如、吴祥麟、潘朗东让二、三子都不下百局。我国知名棋手如丁礼 民、范楚卿、王彦卿、伊耀卿、陈子俊、姜鸣皋、何星书、王子晏、朱叔庄、王幼宸、林新猛等都先后受到他的指导。与高部有来往的上层人物除段祺瑞、俊良父子外，被他让三、四子的还有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和张静江。而张静江之 弟张澹如与高部弈棋尤多。高部早期在北方的部分对局收入《问秋吟社弈评》（1917年版）一书，在南方的部分对局收入《中日围棋对局》（1919年版），另有部分对局发表在报刊的“围棋栏”中。估计未公开发表的对局尚有十之七 八。在介绍日本围棋的先进技术、推动中国进行废除传统座子的重大革新方面，高部道平实有开山之功。
辛亥革命后，迫于舆论的压力，不少报刊如《时报》、《新闻报》、《生 报》、《小说月报》、《商报》、《大公报》、《申报》、《前线日报》、《 新春秋》、《民权素》、《艺观》等都曾一度发表围棋动态或介绍围棋知识或 翻译日本专著。有关日本围棋谱如《日本第一国手围棋谱》（道策对局）、《 新桃花泉》、《日本国手丈和弈谱》（即《国技观光》）、《布局详解》、《 围棋布局研究》、《东瀛围棋精华》等相继问世。这类报刊把中日棋界实况公 诸于众，并呼吁当时政府提倡围棋。
中国棋手还自发地组织了各种棋社、棋会、围棋俱乐部，并先后编印了如 《弈学月刊》、《中国围棋月刊》等多种定期刊物，可是这些棋社、棋会多半 设备简陋，又经常由于匮乏资金而改业、倒闭。至于围棋刊物也鲜有能坚持一 年以上的。由此足以证明，仅有群众的一片热忱，而没有政府给予积极的物质 上和精神上的有力支持，中国的围棋事业就不可能振兴起来。
在早期中日围棋交流中，曾作出贡献者甚多，先择要介绍两人。
张澹如，名鉴，浙江湖州人，其上代经营丝、盐起家，为湖州四大巨富之
一，在江、浙、沪、及香港、欧美均有产业。澹如嗜棋，下子很快，不假思索，棋力不弱，高部道平初来时让他三子，后减至二子。由于张澹如财力雄厚，故 能邀请和接待日本名手来访，支付旅费和对局酬金，多次促成中日棋手之交流。张在围棋界交游甚广，国内名手来沪者，常按月奉送津贴，资助其生活，俾得 以潜心于棋艺。如嘉兴王子晏初到上海时，由他聘请为“证券交易所”会计，挂名支薪，使其能成变相之“专业”棋手。张澹如还邀请围棋界前辈与新进集 合会弈，并创办围棋组织，广收日本棋谱，让中国棋手研究日本新法。40年代 后因身体多病而杜门谢客，后迁离上海。1961年11月，其后人将张所收藏的古 谱、日本棋书及各种棋刊捐献给了上海棋社。
顾水如，名思浩，金山（今属上海）枫泾人，幼年与其兄月如、渊如一起 学弈于当地名手。1914年入京，曾与高部道平累战不下百局。因受段祺瑞、汪 有龄器重，1917年被选派到日本深造，曾结识日本名手广濑平治郎（岩本薰九 段之师）、濑越宪作（桥本宇太郎之师）、野泽竹朝等，是我国留学日本系统 学习围棋的第一人。归国后曾主持《时事新报》的“围棋栏”，又在天津《商 报》辟“围棋栏”，介绍日本新法。后受段祺瑞赏识，供职于北京。1933年后 移居上海，曾与过惕生共同组织“上海弈社”。1937年“中国围棋社”成立，顾任甲组指导。1942年日本棋院曾赠予四段。解放后受聘为文史馆馆员，“文 革”前为《围棋》月刊编委。1971年病逝。顾水如提倡日本围棋新法，奖掖后
进不遗余力。吴清源九段少年时曾受其指导（吴自称主要受益于汪云峰、顾水 如两人）。我国著名棋手陈祖德九段，少年时亦曾受其悉心指导。
辛亥革命后的十年间，中日围棋交流日渐频繁。1915至1916年，我国民主 革命的前驱黄兴在“讨袁之役”失败后，奔走于中、日、美之间，曾在日本东 京想濑越宪作（当时五段）学围棋，被授七子。张静江也从长滨彦八（当时四 段）学棋。
1916年，长滨彦八等日本棋手抵上海，与张澹如对局。
1917至1918年，日本关源吉五段前来我国满洲、旅顺、大连等处。关源吉 在中国期间，与前清肃亲王善耆时有交往，他曾与日本内垣末吉六段在善耆私 宅表演对局。
1918年秋，北洋政府国务总理段祺瑞邀请日本广濑平治郎（当时六段）来 访，同来者有广濑的弟子岩本薰（年十七，当时初段）。广濑让子技巧在高部 道平之上，我国名手汪云峰、潘朗东、吴祥麟均被他让三子。岩本薰初段棋力 亦不弱，我国棋手都抵挡不住，一般被让二子或先二。由此推测，在1910年后 的十年间，我国围棋进步缓慢，主要原因在于此时著名棋手大多年事已高，如 汪云峰已在60岁左右，棋艺难以猛进。相传广濑不仅杀路凶狠，对弟子要求亦 极严。他对局时神态冷峻，令人生畏，因此中国棋手在背地里给他取了个“独 眼龙”的绰号。汪云峰曾采用中国古老的“金井栏”棋式使不识此套路的广濑 序盘吃了大亏而败下阵来。此事在中日棋界传为趣谈。棋史家徐润周先生有诗 云：“平生快事问秋翁，（指汪云峰，因汪著有《问秋吟社弈评》）金井栏独 赢独眼龙。”即指此事。广濑归国后任日本重要围棋组织“方圆社”社长。
1919年 5月，濑越宪作前来我国青岛旅游。濑越到青岛后，经某驻华日本 军官介绍，他又前往北京交流。8 月，濑越到达北京，受到段祺瑞的接待，并 与汪云峰、顾水如、伊耀卿等中国棋手广泛对局。此时濑越年方三十，棋艺高 强，让子棋也十分出色。汪云峰、伊耀卿等都被他让三子。顾水如因熟悉日本 布局尝试，独能受二、三子对局。濑越在中国居留时间较长，因此对当时中国 棋界状况相当熟悉。
1919年秋，段祺瑞通过高部道平，邀请日本棋坛领袖本因坊秀哉来华访问，陪同来访的有广濑、高部、岩本等棋手。这是中日围棋交流史上的重大事件之 一。
秀哉（1874--1940），本名田村保寿，是本因坊家最后一位世袭本因坊。
他8 岁学棋，13岁初段。18岁入本因坊秀荣门下，棋艺大进，1909年（36岁）升为六段，弈技仅次于秀荣名人，而让子棋尤所擅长。秀荣逝世后，他成为二 十一世本因坊，棋艺已独步天下。他曾屡次与石井千治（即中川龟三郎二世）弈升降十局赛，最后将石井八段降至先二。1914年秀哉被棋界公推为九段（即 名人，当时传统是九段仅一人，又称名人）。晚年时，秀哉将本因坊称号让给 日本棋院后，本因坊成为一项重大棋赛的冠军称号。
秀哉的棋风恣肆奔放，机略纵横，激战中算路精深，常能以凶险之着制胜，故被日本棋界誉为“不败的名人”。秀哉死后，日本棋院设立了“秀哉奖”，授给每一年度中成绩最优秀的棋士。
当棋艺举世无双的秀哉访华时，中国棋手无不感到兴奋和好奇。秀哉到京 后，中国方面先请还在北京的濑越宪作上场，由秀哉让濑越先，作示范对局。两位日本高手正襟危坐，一连下了三天，棋盘上不过寥寥百子，未见分晓（当 时没有限制用时的规定）。观战者方始了解，日本高手是怎样认真从事对局的。但也难免有一种莫测高深的感觉。这盘棋就此打挂（封局），以后就由秀哉与 中国棋手下让子棋。当时除个别国内高手被让三子外，其余均被让四子或更多。据说曾有人建议，请秀哉让中国高手先，弈一局，由白方倒贴黑方十六目。因 这种下法从无先例，而被秀哉拒绝。秀哉等日本棋手在北京盘桓约20日，又到 了上海。
秀哉在沪让张澹如、陶审安等名手四子对局，使南方棋手大开眼界。相传 秀哉来沪，每留一日，由中方付酬一百银元。当秀哉即将返日时，上海棋界人 士深表惋惜，又集资盛情挽留，秀哉遂多留一日，至11月下旬返回日本。
在上海的对局中，有一局是秀哉与顾水如的三子局，顾水如 198手中盘取 胜。笔者少年时，曾屡次听顾老提及，引为生平得意之作。当时，中国第一流 棋手受三子能战胜日本（也是世界）最强棋手，已是极不容易之事。1920、1921年间，日本铃木为次郎（当时六段）、加藤信（当时五段）、赤岩嘉平（三段）等来上海访问。通晓日语的上海棋手陶审安拜铃木为师，后 与铃木书信往返，求教棋艺。两人曾详细讨论“围棋十诀”的内容，并对十诀 的文字作了一些更动。
此时，南方一名棋手弈艺精进，引人注目。他就是王子晏。
王子晏（1892--1951），名咸熙，浙江嘉兴人。1920年来沪，为张澹如赏
识。子晏棋风精密严谨，收官功夫尤深。1923年他与日本三段棋手安藤馨在沪 对弈，前后共29局，结果取得了胜17局、负10局、和2 局的优良成绩。
1925年3、4月间，王子晏与日本四段棋手山平寿在沪对垒，共弈7 局。第 一局山平寿频频进攻，但持久战非其所长，终于被子晏乘虚击破。第二局双方 全力以赴，子晏着法坚不可撼，确保优势直至终局。
三、四两局山平寿因连连 挫败，显得情绪焦躁，颇失常态。弈至第七局时，山平寿已完全丧失信心。从 此避席不再与子晏交锋，这是当时中国棋手少有的扬眉吐气的日子。
据王子晏自订棋谱云，自1920年至1930年间，与日本棋手共弈51局，其中 胜43局、负12局、和 4局、封局 1局。在近代中日围棋交流中，这一成就，足 以使他名垂棋史。30年代后，子晏因患肺病，对局减少。1942年日本棋院赠予 四段。40年代他在上海寓所创立了“正风棋社”，社内制订学员考核制度，按
比赛成绩授予段位，并组织了“正风棋队”。他著有《官子指要》，其遗稿曾 于60年代在《围棋》月刊上连载。
1926年夏，日本岩本薰（当时六段）、小杉丁（当时三段）访华。8 月20 日，岩本薰在大方家胡同李律阁宅与年仅12岁的福建籍少年吴泉对局，先由岩 本让吴三子，吴胜；又改让二子，吴仅负一目。吴少年感觉非凡，他的出现，引起日本棋家的关注。三天后，岩本薰又与青年棋手刘棣怀对局于李宅，刘在 被让二子的条件下中盘获胜，他的棋艺也得到日本棋家的好评。
1927年冬，日本井上孝平五段来到北京，特地和吴泉少年对弈，先下二局，让吴二子，井上孝平都因形势被动，被迫封局。至此，井上毅然决定改为让吴 泉先。第一局弈于青云社，仅弈137 手，井上已明显劣势，再次被迫封局；第 二局于11月25日弈于李律阁宅，吴泉快胜；第三局于11月29日弈于张伯驹宅，井上全力奋战，方始获胜。
井上孝平离北京后，又来到上海，他在上海让王子晏“先二”下了三局，井上二负一胜。
井上孝平返日后，对中国吴少年的才华，广为宣扬，引起日本棋界的普遍 重视。当时旅京日本侨民山崎有民特将棋谱转寄给濑越宪作（当时七段），濑 越阅后，认为这位中国少年具有罕见的才能，应及早给予培养。
1928年秋，濑越派遣弟子桥本宇太郎（当时四段）前来北京再次试探吴泉 棋力。吴少年受先连胜两局。同年10月，由于国内外人士努力，吴少年得以东 渡日本。他在日本一鸣惊人，在“大手合”中成绩辉煌。这就是后来名满天下 的大国手吴清源。吴清源虽成长于日本，但他的成就足以证明中国人有智慧、有能力攀登世界围棋艺术的高峰。
1929年7 月，濑越宪作、桥本宇太郎访问上海，与潘朗东、张澹如、王子 晏、吴祥麟、杨寿生等对弈于张澹如寓所。其中王子晏（先）对桥本宇太郎四 段的一局，连弈了三天，耗时15小时以上，几经反复，巧成和棋。濑越称赞王 子晏是中国南方棋手中的第一人。
同年，旅京的山崎有民又向日本推荐一名9 岁的北京少年胡沛泉，后未能 成行。
1930年，日本女棋手都筑米子四段、伊藤甲子三段访问上海，与刘棣怀、王子晏等对局。
同年7 至8 月，日本小杉丁（当时四段）、筱原正美（当时四段）来上海、苏州访问，与魏海鸿、刘棣怀、潘朗东、吴祥麟、张澹如、江东皓等中国一流 棋手弈于上海张澹如宅。其中小杉丁对魏海鸿（魏先，胜一子）、筱原正美对 刘棣怀（刘先，和棋）、对陈藻藩（陈先，负三子）等局，都连续两次封局，方告终局。由此可见，每一盘棋双方都殚思竭虑，经过激烈争夺，始见分晓。日本四段棋手轻取中国棋手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次在上海出场的中
国棋手比过去充实、齐整。棋艺水平与20年前的国手相比，约提高了二子。并 且还可由此看出，中国围棋活动的中心，正渐渐由北京向上海转移了。
1931年，日本女棋手增渊寿子（当时三段，坂田荣男九段之师）来华访问，让中国少年棋手胡沛泉三子，弈于上海围棋共友会负责人秋山虎雄寓所。增渊 寿子除负刘棣怀外，在沪成绩较为出色。
1934年5 月至8 月，以创造围棋“新布局法”而闻名遐迩的吴清源（当时 五段）、木谷实（当时六段）联袂来访。同行者有日本棋院编辑长安永一（当 时四段）和田冈敬一。他们先手访问了上海、无锡、青岛、北京、天津，国内 名手雷溥华、顾水如、刘棣怀、伊耀卿、魏海鸿、崔云趾、张澹如、张恒甫、潘朗东、王幼宸、沈君迁等纷纷前来对弈。吴、木谷在日本已是出类拔萃的青 年高手，棋艺远非一般五、六段可比。我国棋手与安永、田冈两位尚可周旋，与吴、木谷受先，则无法抗衡（顾水如、刘棣怀曾战胜安永一，但我国棋手与 吴、木谷受先全部皆负，在让二子条件下魏海鸿曾胜木谷一局）。
当吴、木谷来到上海时，无锡棋社社长薛汇东专程赶来，邀请他们去无锡 下指导棋。当地名手薛寿萱、薛汇东被让三子，均告败北。后又合下联棋一局 以资纪念，刊于当时的《锡报》。
其时，年迈的段祺瑞已移居上海，曾与吴清源会见并对弈。由于段氏在执 政期间赏识吴清源的才能，给予吴家经济援助，因此吴清源有意退让，使段受 先得以小胜（据吴说，与段弈二局，各胜一局），段氏深为动容。当他获知吴 清源在日本棋坛声誉日隆，且有可能加入日本国籍时，便一心想再将吴清源召 回中国。未几，段祺瑞借到庐山疗养的机会，见到了大权在握的蒋介石，便向 蒋建议提倡围棋、发扬“国粹”，召回在日本的吴清源，否则中国围棋将愈弱。蒋介石听了只是口头敷衍一番，而并无举动，此事遂成泡影。
这里介绍两位棋手。其一是魏海鸿与木谷实在沪的对局。魏海鸿，汉口人，常来往于汉口、上海间交流棋艺，青年时成长为第一流棋手，与顾水如、刘棣 怀、陈藻藩同称为棋界四家，1943年曾在沪战胜日本上田一郎四段，1955年获 上海围棋友谊赛甲组第一名，后入上海棋社工作。另一是雷溥华，北京名手，其兄永锡、葆申均有弈名，而溥华尤胜。20年代，他与少年时的吴清源时常对 弈。雷在布局、实战方面，皆有独到之长，被视为北方棋坛巨擘。日本棋院曾 赠予四段称号。中年后，健康情况欠佳，一度皈依佛法，遂多观战而少对弈。解放后曾担任围棋教练，为著名棋手聂卫平的启蒙师之一。“*”期间去世。
吴、木谷一行这次来访，在我国棋界有广泛、深远的影响。我国棋手在这 次棋艺交流中，成绩逊色。分析失利原因，大体如下：从吴、木谷当时在日本 战绩来看，他们实际上已代表日本第一流水平，相比之下，我国棋手确实存在 着很大差距。其次，吴清源在1933和1934年间，曾采用震惊棋坛的“三。
三、星、天元”布局与本因坊秀哉对垒，这一具有历史性的名局曾为多种报刊转载，喧传一时，我国棋手慑于这两位棋艺开拓者的声名，对弈时显然信心不足。另 外，吴、木谷是新布局的创造人。此种独具异彩的布局，构思奇特，气势宏大。
而我国棋手对此缺乏深入研究，只知一味模仿，“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交锋未久，即觉处处碍手，反不如“旧布局”应用得驾轻就熟。但不论主客观 原因如何，就从历年中日棋手交流的情况来看，大致可以判定：直到解放前夕，我国还没有棋手能达到日本专业五段的棋艺水平，中国棋手还没有具备冲击日 本第一流棋手的实力。
1935年，我国张恒甫、过惕生、宋温善等青年棋手曾分别与日本小玉仓之 助、浅野文太郎、八重田弥吉等弈于上海围棋共友会，这时双方的下法都带有 “新布局”色彩。
同年，本因坊秀哉一行访问台湾，因此时台湾尚被日本军国主义侵占，故 从略。
以上仅是举其重要者而言，笔者囿于见闻，必多遗漏。当时我国重要城市 日本人俱乐部的围棋活动，概未编入，但仅此已足觇直至抗战前夕，双方棋手 间的交往仍相当频繁。
我国围棋水平的逐步提高，不能离开广大棋艺爱好者的有力支持，回顾30 年代中期，各地中、小型及私家棋会都在人力、物力十分单薄的条件下活动着，如北京有“中国围棋研究会”、“四宜轩棋社”，上海有“上海弈社”、“中 国围棋会”、“幽风弈社”、“听秋弈社”，汉口有“中华围棋会”，无锡有 “无锡围棋社”，南京有“公余联欢社”，并准备筹办“首都弈社”，甚至连 中小城市如蚌埠等地区也在筹建棋会，它们在报刊上互通省气、彼此嘤求，古 老的围棋艺术以它来自人民的生命力，在苦难深重的祖国大地上到处茁发新芽。
1937年，上海《中国围棋月刊》创刊，远居日本的吴清源也不时投寄棋稿，给予支持。其时，吴对年仅11岁的我国少年棋手邵继濂的棋艺才能表示赏识。
同年春，日本井上孝平（当时六段）再次应邀前来上海。不料行至长崎，便因病不前。于是上海棋艺爱好者又通过在沪的日本人俱乐部向另一位日本新 秀藤泽库之助四段（即后来的藤泽朋斋九段）发出了邀请，一切进行得都很顺 当。可是，7 月7 日，爆发了震撼全球的芦沟桥事变，抗战烽火顿时遍及长城 内外，日本军国主义者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极其深重的灾难，也把日本人民 驱入战争深渊，中日两国的围棋事业都受到了摧残。我国各地的围棋组织纷纷 瓦解，有才华的棋手也无法躲避战争带来的厄运，例如当时被公认为有希望的 我国青年棋手宋温善，就在避难川东时，因意外事故溺水身亡。在日本，一些 专业棋手也被强征入伍，卷入战争，日本最有影响的围棋杂志《棋道》也被迫 停刊近二年，旧日本棋院则在一片轰炸声中化为灰烬；桥本宇太郎和岩本薰在 广岛进行日本第三期本因坊战决赛对局时，恰逢美机投掷下第一颗原子弹，因 对局场所移在郊外而幸免于难。....凡此种种触目惊心的情状，在此亦难以尽 述。
在我国沦陷地区青岛、上海、开封、汉口等处也曾先后出现过一些零星的 围棋组织，其中有两个用汉奸政权名义建立的“棋院”，其一是1941年在所谓
“满洲国”搞了个“满洲棋院”，又称“日本棋院满洲别院”，并举办过“全 满洲围棋选手权战”等比赛，棋院的理事长、理事、监事10余名全部由日本人 包办，可见与正常的文化艺术交流已截然不同。另一个是1943年在伪“华北临 时政府”搞了个“华北棋道院”，利用早年曾一度爱好围棋，但此时已堕落为 汉奸头子的王克敏（原北洋政府财政总长）挂名为棋院“总裁”，在全国人民 同仇敌忾的抗战岁月里，这种为日伪操纵的围棋组织，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中国 人民的唾弃和反对。
在抗战期间，中日两国棋手仍未完全切断联系。1942年10月，日本濑越宪 作（当时八段）、吴清源（当时八段）、桥本宇太郎（当时七段）、井上一郎（当时四段）等一行六人前来上海、南京访问，这是抗战时期颇为重要的一次 围棋交流。
10月11日，日本棋手会合当时居住在上海的上田一郎四段、仲田见三段与 中国名手顾水如、陈藻藩、王幼宸、吴浣（吴清源之兄）、董文渊、朱郇膏等 六人分别对局，双方鏖战近六小时，仅有二局结束，由此可见双方对比赛重视 的程度。在濑越让陈藻藩二子局中，陈竟利用两个相对空角，一连走了近三十 步的“模仿棋”，成为让子棋中的“奇局”。吴清源让王优宸二子之局，弈了 6 小时仅下七十着，吴氏思路敏捷、着子较快，相比之下，王优宸则极其慎重，他的“长考”因此出了名。
16日，日本棋手离上海来到南京，此时聚集南京的还有北京棋手金亚贤、邵继濂（邵继铮之弟）、王德深，他们与当地棋手联合迎战，结果在两场十一 局的竞赛中，除金亚贤受二子战和濑越外，其余均告失利（打挂两局）。此战 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各地围棋水平与上海相比存在一定的差距。南京交流中引人 注目的当推青年棋手邵继濂，邵当时年方十七岁，是北京求实中学学生，与吴 清源、桥本宇太郎对局均受二子，日本棋家评论他的棋有天禀亦有俗着，倘能 精心磨砺，可成大器，曾建议他赴日深造。但后来邵氏作出了放弃弈技、专攻 学业的抉择，在棋坛从此湮没无闻。
这次濑越、吴清源等来访，有其不可忽视的意义，吴清源已成长为举世瞩 目的第一高手，以他的成就，足以激起沦陷地区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因此，所 在受到了热烈欢迎。另外，凡这次正式上场对局的我国棋手都被分别授予段位，是历来我国棋手被授予日本棋院段位证书最多的一次（1919年本因坊秀哉来访 时，曾授予段位，因历年久远，除顾水如、段俊良等获得段位外，其余难以详 明。1926年张澹如、王子晏、陶审安曾受日本棋院三段证书）。据统计，这次 中国知名棋手被授予段位者如下：
四段：顾水如、刘棣怀、王子晏、雷溥华、张澹如、魏海鸿。
（以上六人在日本棋手来华前，已确定要授予四段。此时刘、顾不
在沪、宁，张、王因病已不常对局。）
三段：王幼宸、陈藻藩、金亚贤、邵继濂、吴浣。
初段：董文渊、朱郇膏、王德深、范德民、陆曙轮、伏子仙。
由于此后中日围棋正式交往中断近20年，所以直至50年代中期，我国国内 仍常以这次段位获得者作为比较棋力的某种“尺度”，用以衡量其他棋手所达 到的棋艺等级，可知影响不小。
1942年10月下旬，日本棋手由南京返回上海，10月29日，中日十二名棋手 聚于上海魏家花园，举行了一次规模盛大的联棋。当时按水平分为两组，由濑 越宪作、王子晏、桥本宇太郎、王幼宸、上田一郎、董文渊执白，顾水如、吴 清源、陈藻藩、井上一郎、朱郇膏、仲田见组执黑，在水平参差不齐的情况下，各组配合相当默契，尽量让“主将”充分发挥作用，因此全局竞争剧烈，波澜 迭起。在旁观战者摩肩接踵、水泄不通，直至晚上8 时，仍久久不肯散去。11 月4 日，吴清源、桥本宇太郎又到上海青年会作公开快棋表演，消息传开后，入场券争购一空，会场里座无虚席，欣赏两位棋家的高超技艺。直至10年以后，担任此局解说的濑越在回忆中仍写下：“听讲者来临，拥挤一堂，几无插足之 余地。”此情此景，给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1943年间，魏海鸿、王幼宸曾战胜在上海的日本上田一郎四段。
1945年抗战胜利，由于日本军国主义者在华犯下滔天罪行，形成的民族隔 阂在短期内难以消除，战后双方经济、文化事业遭严重破坏，亟待重建，国民 党反动政府又挑起了新的内战等因素，中日围棋交流一时中断。迄今笔者尚未 发现1945年至1949年间有围棋交流的记载。
解放后，在党和国家的关怀重视下，围棋艺术获得新生，在旧中国中日围 棋交流中积累了经验的老一辈棋手也贡献出他们的余热，为祖国培育出一代新 人。
自1950年10月开始，上海、南京等地棋艺爱好者主动筹款编印《围棋纪录》 刊物（由胡沛泉主编），因可观条件所限，只能油印发行，每期印数仅二百份，但它前后持续7 年，流传遍及全国各围棋重点省市。在日本进口棋谱十分稀少，而《围棋》月刊尚未创刊之前，《纪录》成了我国棋手了解国内外棋坛动态的 一个主要“窗口”，不少日本重要棋战对局都转载于此刊物上。
1953年6 月，在首都成立了北京棋艺研究社。该社发行了由著名人士李济 深题名的《围棋艺术的新认识》的小册子，建议将全国各地棋手（以青少年为 主）集中起来，集体钻研，相互竞赛，以促进棋艺的提高。并指出在新的历史 条件下，“赶上日本和超过它，都是绝对可能的事。”
50年代中期，我国著名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在访日期间，会见了全盛时期 的吴清源九段，吴先生十分关心中国围棋事业，探询了国内青少年棋手成长的 情况。梅先生返国后，即委托许姬传先生走访上海围棋家顾水如先生，就此作 深入了解。
1960年，在陈毅同志和松村谦三的共同倡议下，以濑越宪作名誉九段为团 长，包括桥本宇太郎九段、坂田荣男九段等著名棋手在内的日本围棋代表团应 邀来我国访问，这是解放后第一个来访的日本围棋代表团。从此，中日围棋交 流揭开了新的历史篇章。
此时濑越团长已年逾古稀，他战后就任日本棋院理事长，是吴清源、桥本 宇太郎的老师，在棋界德高望重，他的名著《濑越围棋读本》流行于世界，对 围棋普及提高广有影响。濑越已前后四次访问我国，每次归国后都撰有访华文 章，是对旧中国棋界动态十分熟悉的前辈。
桥本此时是第三次来访，他强于记忆，刚下车便认出了许多阔别近20年的 棋友....此后历次中日围棋交流的情况，当时《围棋》月刊均有介绍，兹不赘述。
今天，前辈棋手们长期盼望而未能实现的日子终于到来了。我国青年棋手 在历次中日围棋友谊赛中，成绩不断提高，表现出良好的素质和棋艺才华，在 他们身上，寄托了全国围棋爱好者的希望。
中日围棋对抗时期已经逐渐展开在我们面前，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