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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先生、白嘉轩、黑娃分别代表了儒家文化的三个层面,他们名字里的颜色对应于原生态的方位季节颜色模式,暗含了儒家文化在20 世纪的命运轨迹:朱先生代表了道德文化层、白嘉轩代表了伦理实践层、黑娃代表了民间大众层。朱先生远离人间生活,在必要的时候“治国平天下”;白嘉轩是一个不俗的农人,他最大的追求是“修身齐家”;黑娃则是由本能的反叛到皈依,他纯粹是为了修身养性。就像他的姓氏“朱”代表了生命昌盛一样,朱先生经历过儒家文化最为辉煌灿烂的时代。他的死也就表明了儒家文化道德文化层面的命运。白嘉轩的“白”在中国传统方位季节颜色模式中,代表的是秋季和西方,有一种生命凋零的悲哀。白嘉轩的出场和最终落幕都是悲凉的,暗示了儒家文化的伦理实践层在20世纪的命运。黑娃的“黑”在方位季节模式中是北方和冬季的颜色,它与死亡紧密联系,同时又象征了死后化生[1 ]。黑娃被陷害而死,但还有儿子和兆鹏作为他洗冤雪耻的期待。思想、文化和艺术在民间最有生命力。儒家文化的民间大众层面能否获得新生? 这是作者和读者思考的问题,也是未来的历史会回答的。思考
朱先生难免一死。朱先生死于自己对死亡的预感,而他对死亡的预感,显然来自于现实的荒谬和对社会的失望,社会的动荡无论怎样,对文化来说,都是一场灾难。“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道之不行则以身殉道”,是知识分子以道自任的极致表现。《论语·泰伯》言“笃信善学,死善道”,又言“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众乎? 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朱先生之死正是一种殉道的“无道则隐”。朱先生信奉正己才能正人正事的信条,但正人正己却非常有限,孝文的堕落变节,不但使他感到“既济”、“未济”之艰难,也认识到正人正世前途的迷茫,当孝文厚颜索要“剿共宣言”之际,他断然拒绝,但在他的心底却藏着无限的悲凉,知识分子其实什么也不是,当权者重视你时不过是利用你而已。所以朱先生不如归去,不如归去。朱先生临死的时候把妻子叫作“妈”。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说:“人穷则返本。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饥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朱先生之“返本”,还不是因为他走投无路,而是一种精神眷恋,是他感到了人生之虚无,他平生所忠的文化传统之没落。朱先生对死亡的预感是把自己的命运关联于文化母体的必然,是痛不欲生之结果,对他来讲,预感死亡则是文化的万劫不复。万劫不复。
白嘉轩又极其不幸,他始终怀有一个不大不小的热望:按照自立的意愿治好家业,按照治家的办法理好族事,使白鹿原的人们家家温饱,个个仁义,从而也使自己的声名随之不朽。但当这些想法在现实中刚刚开了个头,他便遇到了种种意想不到的难题和挑战。起先是没有了皇帝,使他六神无主;接着是民国建立政权,鹿子霖以乡约的形式与他平分了秋色;随后便是各家的混战蜂起,家事和族事都乱了套,他使出浑身解数也每况愈下,虽然他是白鹿原事实上的精神领袖,却无力改变世事。只组织过一次“交农”运动,之后便只能采取不合作甚至跪拜祈求的办法来与当权者周旋。只有儿子孝文在最后做了县长,他才稍稍有所慰藉。白嘉轩不无欣幸地把儿子孝文当了县长以为是白鹿“显灵”的结果,却是以一种悖论性的内涵,暗示了白嘉轩仁义追求走向意愿反面并最终破产。儒家文化的伦理实践层面即宗法家族文化尽管仍有着巨大的生命力,却不免走向衰落。这就是其在20世纪的命运。走向衰落
黑娃从小就“嫌⋯⋯嘉轩叔的腰⋯⋯挺得太硬太直了”。农运时他砸了“仁义白鹿村”的石碑,烧了祖宗的神轴儿。黑娃对宗法文化的反抗是一种本能的、盲目的反抗,但是在他选择田小娥、选择农运、选择土匪、选择保安团这一系列的选择过程中,始终有一个若隐若现有意义的东西在,这就是白鹿仁义。白嘉轩劝他抛弃田小娥,并答应给他娶一房好媳妇,他却说“我撇下她她就没活路了”,坚定地把小娥留下,出苦力打土坯养活小娥,过自己的日子;农运失败了,鹿兆鹏让黑娃连夜“投奔习旅”,黑娃痛苦地说:“十兄弟三十六兄弟都是我煽呼起来的,他们闹农没得到啥好处,而今连个安宁光景也过不成了。人家父母妻子这下该咋样恨我哩”;习旅被打散后,黑娃被当初他奉兆鹏之命去说服将其改编为革命武装的土匪队伍抓住,做了土匪痛痛快快哭了几声说:“堂堂白鹿村出下我一个土匪啰”;改编成保安团后,黑娃面对张团长、白营长、焦营长端起血酒猛然想起头一次和大拇指郑芒饮血酒的情景,便坦诚地说:“鹿某只有一条可以夸口:从不负人。”
黑娃对儒家文化的皈依是循序渐进、水到渠成的:选择高玉凤、选择学为好人、选择起义,其中的有意识动机越来越明显。他的白鹿仁义和白嘉轩的白鹿仁义属同一范畴,但他有自己的理解。在政治上,他相信共产党员鹿兆鹏,不言自明地觉得起义与学为好人是一致的;在思想上,他自觉地把仁义内化为自己的行为尺度,对孝文心怀叵测地独揽起义之功的行为没有防范之心,焦振国让他开证明,他反而批评指责焦,把鹿兆鹏“小心咱们乡党”的提醒当成耳旁风[2 ]。黑娃之于儒家文化的态度不同于朱先生和白嘉轩,黑娃对儒家文化从本能反抗到有意识反抗,之后是不自觉靠拢和有意识皈依,其间他实质上一直坚持一种精神———白鹿仁义。黑娃所代表的是儒家文化的大众层面,他对儒家文化的态度反映了儒家文化的巨大同化力、影响力。“物化”为宗教礼俗、生活习惯“, 俗化”为偶语口歌的儒家文化在民间具有无形的、不可测的力量,它能使浪子如黑娃回头,白嘉轩坚定地说:“凡是生在白鹿村炕脚地的任何人,只要是人,迟早都要跪倒到祠堂里头的。”从黑娃所处的历史人文环境看,黑娃回原祭祖不仅具有必然性,而且是其学为好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黑娃的生命历程中,能够作为好人并被自己认同的, 其中就包含着与列祖列宗的关系,这是一个庄稼人起码的文化之根和文化向往。祠堂已经成为一种与儒家文化有关的象征、工具。巨大同化力、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