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作业（版）由刀豆文库小编整理，希望给你工作、学习、生活带来方便，猜你可能喜欢“国学作业”。
国学基础Ⅱ
《史记》对新闻报道真实性的启迪
11级新闻（专升本）、丁琦、23号
【摘要】：《史记》 由于客观真实地记载了历史, 因而被称为“信史”，也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是说其在史学和文学上的地位。而如果从新闻角度来分析，《史记》中的篇章，尤其是本纪、世家、列传部分，对新闻报道也有许多可资借鉴之处。新闻是“对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史记》则是“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在新闻的重要原则— — 新鲜上，二者截然相反。但二者同是基于事实，刨除时效性这一因素，新闻与史学有许多共通之处，这就使二者具备了比较研究的基础。作为新闻从业人员，学习司马迁对事实的艺术表达，将使新闻作品更具可读性。
【关键字】：真实性;史记;新闻
新闻真实性指的是在新闻报道中的每一个具体事实必须合乎客观实际。即表现在新闻报道中的时间，地点，人物，事情，原因和经过都经得起核对。新闻本源是事实。新闻报道，是新近发生的客观事实通过新闻媒介的反映。事实第一性，新闻第二性；事实在先，新闻在后，唯物论与唯心论在新闻理论中的一条明确界线，就是是否主张尊重事实，而且是否在实践中真正尊重事实[1]。
强调新闻的真实性，还要处理好正面宣传与揭露阴暗面的关系。社会生活中有光明面，也有阴暗面。阴暗面的情况、性质也各不相同。对于企图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推翻共产党领导的带有阶级斗争性质的问题，必须旗帜鲜明地予以揭露，目的是打击敌对势力；对于人民内部的缺点错误，新闻媒介在坚持正面宣传为主方针的前提下，也要正确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进行揭露和批评。但是，真象真实的新闻也不能有闻必录一样，发表揭露阴暗面的新闻，除了经过调查确保真实之外,还要经过慎重的选择,运用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选择那些带有典型性的有普遍教育意义的事例发表，用以教育干部和群众，共同努力纠正和克服这些消极现象。
《史记》就很好的做到这一点，每个历史的还原都有其教育意义。班固在评论《史记》 时说 ：“自有刘向, 扬雄博群书, 皆称迁有良史之材, 服其善序事理, 辩而不卑、质而不 1
俚, 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2]其谓‘实录’。” 通观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的史记, 处处都闪耀着史家力求再现历史真实的人性光芒。这首先表现在对封建统治阶级，特别是汉王朝统治集团和最高统治者的客观描述。司马迁写汉高祖刘邦固然没有抹杀他统一楚汉纷争、建立伟大国家的作用, 但也没有放过他的虚伪、狡诈和无赖品质的揭露。在《高祖本纪》中, 司马迁把刘邦写成“受命而帝”的神圣人物;但在《项羽本纪》中却通过与项羽的鲜明对比, 写出了他的怯懦、卑琐和无能。在垓下之战以前, 刘邦几乎无不处于挨打受辱的地位, 而下面两个片断更真实地描写了他的流氓无赖、残酷无情。汉王乃得与数十骑遁去„„道逢得孝惠、鲁元, 乃载行。楚骑追汉王, 汉王急, 推堕孝惠、鲁元车下。滕公常下收载之, 如是者三, 曰:“ 虽急, 不可以驱, 奈何弃之！”于是遂得脱。当此时, 彭越数反梁地, 绝楚粮食, 项王患之。为高俎, 置太公其上, 告汉王曰:“ 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汉王曰: 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曰‘约为兄弟’ , 吾翁即若翁, 必欲烹尔翁, 则幸分我一杯羹。”[3]
其他如《萧相国世家》中写刘邦猜忌功臣, 而《淮阴侯列传》 中则借韩信之口, 谴责了刘邦诛杀功臣的罪行, 道出了 狡兔死, 走狗烹;高鸟尽, 良弓藏;敌国破, 谋臣亡” 这一封建社会君臣能共患难而不能共安乐的真理。作者正是通过这些描写揭露了刘邦的真实面目, 从而勾消了在本纪中所作的一些神圣颂扬。对于“今上”汉武帝的暴力统治司马迁也作了真实记载。《循吏列传》中写孙叔敖、郑子产等五人, 没有一个汉代人。而《酷吏列传》却全写汉代人, 其中除景帝时的郅都外, 其余九人都是汉武帝时暴力统治的执行者。张汤 “为人多诈, 舞智以御人”, 但最为武帝信任。他治狱时, 善于巧立名目, 完全看汉武帝眼色行事。杜周也是同样角色, 当别人质问他:“ 君为天子决平, 不循三尺法, 专以人主意指为狱。狱者固如是乎?”杜周却回答说:“ 三尺安出哉? 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 当时为是, 何古之法乎?”这里司马迁彻底揭露了封建社会法律的虚伪性, 指出它不过是统治者任意杀人的工具。《酷吏列传》还描述了酷吏们屠杀人民的罪行。义纵任襄太守时,一日竟“杀四百余人, 其后郡中不寒而栗”。王温舒任河内太守时, 捕郡中 “豪猾”, 连坐千余家;二三日内, 大举屠杀, “至流血十余里”。汉朝惯例,春天不杀人, 王温舒顿足曰:“ 嗟乎, 令冬月益展一月, 足吾事矣！”作者在写这群酷吏时每每指出 “上以为能”, 从
侧面反映了汉武帝的残暴[3]。
司马迁还真实地描写了广大被压迫人民的起义反抗。在《酷吏列传》中他写道: 自温舒等以恶为汉, 而郡守、都尉、诸侯二千石欲为治者, 其治大抵尽放温舒。而吏民益轻犯法, 盗贼滋起。南阳有梅免、白政, 楚有殷中、杜少, 齐有徐勃, 燕赵之间有坚卢、范生之属。大群至数千人, 擅自号, 攻城邑, 取库兵, 释死罪, 缚辱太守、都尉, 杀二千石,为檄告县趣具食。小群盗以百数, 掠卤乡里者, 不可胜数也。”司马迁在《陈涉世家》中写道: 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 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 风起云蒸, 卒亡秦族。天下之端, 自涉发难。”这些描写揭示了官逼民反的真理[4]。
《史记》记载了上自中国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共三千多年的历史。司马迁为了创作史记，曾经游历全国，遍搜各类史料，但无论如何，他不可能起死人于地下进行当面采访，与现代记者相比，他所引用事实的真实性多少要打点折扣。但《史记》通过对事实的艺术表达，弥补了其在真实性上的“误差”。日本近代学者斋滕正谦曾说：“读一部《史记》，如直接当时人，亲睹其事，亲闻其语，使人乍喜乍愕，乍惧乍泣，不能自止。”（《史记会注考证》引《拙堂文话》）。这说明，通过艺术感染，事实可以更加真实。并且，读者在相信“这是事实”的同时，更能体会到艺术的美感。如果新闻作品能达到这样的感染力，将超越“昨日黄花”的水平，成为美的享受。
真实性是新闻传播的生命, 用事实说话是新闻写作的基本规律、特征和方法。新闻真实性的定义: “对报道的事件、人物、思想观点, 在细节和言语上都要准确可靠;事件发生的原因、对事件的解释, 也必须以事实为准绳, 引文、数字、史料要引之有据。”[ 5] 新闻传播的真实性, 要求传播的事实有根有据, 传播过程实事求是, 传播结果与事实原貌完全一致;要求新闻做到事实真实和总体真实,即新闻报道中的每一项事实和全部事实都准确无误, 都与实际生活中的同类事实完全一致;要求能够通过事实的报道而揭示该事实发生、发展的原因及其本质。要善于运用筛选事实、以小见大、对比衬托、点面结合、再现场景、画龙点睛的手法体现记者的立场、观点和倾向性。
司马迁的实录精神贵在“真实”二字, 古今中外的新闻记者无一不把真实当作新闻的生命。我们的新闻记者应当坚持真实性原则, 从高度社会责任感出发, 注重新闻的社会效益,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履行国家主人翁职责, 参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所需的新闻信息, 讴歌他们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创造才能和劳动业绩, 正确反映他们的愿望、主张和要求, 并且支持符合人民群众利益的思想行为, 批评、揭露违反人民利益的错误言行及其他社会不良现象, 起到一个道德法庭的舆论监督作用。
【参考文献】：
[1]李良荣主编.新闻学概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03.[2]张子侠.班氏父子与《史记》的学术命运[J].文学史研究1995,(4).[3]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4]游国恩主编.中国文学史[M].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7.[5]余家宏等主编.新闻学基础[M].合肥: 安徽人民出版社, 1985.【读后感】（08-司笑笑）
史书需要真实, 新闻更需要真实。读了上述文章，我们可以看出《史记》的“实录”精神与新闻学在求真性、求实性原则追求上的相通性和互融性。“以史立言”的写作手法更是我们新闻报道在表达倾向和意见时的一个重要借鉴手法。通过再现历史精神来展示自已的精神, 这是司马迁历史著述的最高境界。我想, 这也应该是一个新闻工作者的时代使命。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是一切文学创作的起始点，也是新闻写作的起始点。新闻写作虽然是事实的写作，却综合反映着作者思想政治以及阅历知识等各方面的积累，这与创作文学作品撰写评论文章以至某项工作某个活动的总结报告都是相通的。《史记》为现代新闻写作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也为我们社会主义新闻理论提供了丰厚的依据。
【读后感】(42-李丹)
“真实”不仅仅是新闻的生命，也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精髓所在。假若新闻与历史的面目呈现在大众面前时，是经过篡改后一系列的“事实”，那么我想，无论是曾经的历史，还是当今的新闻，它们都俨然变成了戏剧化的主观“故事”。所以说，新闻与历史都一样，真实性都是它们的生命，而二者的最大共通之处也恰恰在于此。
作者在整个篇章中，主要着眼点就是对于新闻与历史真实性的分析。首先，作者开门见山的阐明了新闻真实性的要义所在，并强调了在新闻报道中，真实的第一性，以及新闻的第二性。其次，大量引用史记中的史实，从而强调史记对于真实历史的描述。再次，又阐述了在新闻报道中，坚持真实性应达到如何要求，以及新闻工作者在新闻写作的进程中，应坚持真实性原则，并从而发挥新闻工作者的积极舆论作用。
整篇文章结构完整，脉络清晰。阅读后，让人记忆犹新，意味深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