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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太原酒厂，一个本土轻工行业的奋斗史
2009年05月04日
作为一个与解放后的太原这座城市同生共长的本土轻工企业，太原酒厂的解放更多层面是技术工艺的解放以及那代人的集体奋斗，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它还记录了太原市解放以来第一代轻工业的命运演变。
从解放之初“木制甄桶、地火蒸烧、木锨扬渣”几近全手工的生产方式，发展到如今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相结合，太原酒厂所经历的技术变革背后，也浓缩了一个城市的生活变迁。
如果将太原这座城市比作一口古窖，那么1949年4月24日太原解放，无疑给了太原酒厂这样一个轻工企业发酵的机会。
散酒年代的记忆
从太原解放到太原酒厂建成，不足一年。“刚解放那会儿，太原市造酒的都是一些小作坊，还没有大酒厂。”太原酒厂老酿酒师曹怀义回忆。
有据可查的是，当时华北酒业公司山西分公司申请征用土地，太原市人民政府在1951年3月13日发函 “准予贵公司在选定轻工业区选择大东关南园地二十四亩五分八厘八毫三建立太原酒厂”。太原酒厂党政办公室主任党崇贵给记者提供了资料佐证，由于筹建工作需要有一个过程，所以太原酒厂应该建于1950年左右。“太原酒厂在那时是最早的了，算起来大概是1950年上半年建的厂子。”曾在太原酒厂担任技术科长的高级工程师房有才说。
由于当时大东关南园轻工业区比较荒僻，只有13间土平房、三眼水井。一些老员工回忆，有关部门曾许可酒厂的面积想圈多大就圈多大。“如果不是当初建厂保守的话，估计现在铁道口东面的地都是酒厂的。”
建厂投产后太原酒厂最初的产量是103.3吨／年。1953年春节刚过，曹怀义就到了太原酒厂工作——做酒曲。比起曹怀义，83岁的刘丁卯和84岁的张忠志要来得更早一些。1950年，因为太原酒厂人手不够，曾在杏花村汾酒厂工作的刘丁卯和另外3个师傅被调到太原酒厂工作。
“到1952年曹梦真接任第二任厂长的时候，全厂职工才83个人。”曹怀义说。对于已经84岁高龄的老酿酒师张志忠来说，最清晰的记忆还是“刚来酒厂的时候，一个月18元的工资，管吃！”但做了一辈子酒的他竟然滴酒不沾，“喝酒伤脑。”张志忠摆了摆手说道。
尽管在太原酒厂建成的随后一段时间内，这里依然萧条，但是随着太原市人民政府将大东关一带选定为轻工业区后，经济建设快速发展，逐渐吸引了不少单位在这里投资开发建厂。与此同时，曾经荒僻的大东关逐渐热闹起来。
失去的20年
一位老员工回忆，1958年之前，因为主要生产散酒，工作大多是体力活，整个酒厂没有一个女工。直到后来开始生产瓶装酒，才有了负责装瓶的第一批女工。
1964年10月，山西省轻工厅食品科组织太原、大同和清徐等地酒厂，在太原酒厂举办生香酵母培养试点。作为试点组成员之一，曾在清徐工作了几年的房有才因此留到了太原酒厂。
太原市乃至整个山西省的酿酒工艺设备沿革，房有才最为熟悉。在他的印象里，从一开始的大曲酒过渡到麸曲酒，是一个标志。从此，成本降低的白酒逐渐被更多的老百姓所接受。“以前的大曲酒，全是粮食酿的，50公斤酒就需要十几公斤大曲，麸曲的成本低，酿50公斤酒只需要4到5公斤曲。”房有才说，“与大曲20多天的发酵期相比，麸曲只需要四五天就能完成发酵，产量大，出酒率高，市场份额也随之增大。”
“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风靡一时的高粱白酒在太原酒厂诞生。一开始用的是‘双塔牌’商标，但用了不长时间，就发现这个商标已经被内蒙古那边一家白酒厂提前注册了，后来也就不再用了。”房有才回忆说。
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伴随着白酒生产机械化改造、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相结合，以及第一次大规模的技术设备改造，太原酒厂进入快速发展时期。
在房有才的印象里，最初改造设备是从大风扇开始的。烧酒最累，做曲最热，老酿酒师张志忠说牞“当时做曲最热的时候浑身上下只围了一条麻袋，以前冷却是用扬的办法，劳动强度太大。后来想到了用大风扇来冷却，温度是降了，但是问题也出现了，吹得时间长了，很容易吹出风湿性关节炎。当时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每一点的改造都是摸索出来的。包括后来的发酵池运输机、甄酒桶和抓斗的出现，酿酒才变得不再是纯体力活了。”
从上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一边是技术与设备的不断改进，另一边却是“三年自然灾害”和“十年浩劫”的影响。这种情况反映在太原酒厂的统计资料中，则是产量从1960年的1327吨滑落到1971年的461吨，再回升到1980年的917吨，太原酒厂走过一条 “V”形之路，又重新回到了1960年的发展水平，其间的20年成了“一个失去的20年”。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
上世纪80年代末，高粱白酒系列进入黄金时代。“那时候，结婚喝的都是高粱白。”太原酒厂质检科科长、高级工程师白玉珍说，“前一天打上款，得等到一个月后才能排上队。那时厂里的酒还没卖出去，钱都已经收回来了。甚至连熟人想要买点酒，都得厂长写个条才行。”
改革开放后的上世纪80年代，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一个重要时期。在此之前，酒厂与其他多数企业一样只管生产，销售则统一由烟酒专卖公司经销。1983年后，太原酒厂的产品开始自产自销。
1979年前，太原酒厂仅有大曲酒、可口香酒(类似于竹叶青)和高粱白酒3种产品。后来，新品开发和设计包装被提上日程：房有才、白玉珍和郭思聪负责新产品开发，郎全珍为新产品开发设计包装。
仅从1981年到1987年，酒厂就开发出14种新品。尽管有些产品久经市场考验，多年畅销不衰，但是有些产品开发了却未能上市，名不见经传，使开发投入打了水漂„„
对于当初开发的新品，房有才记忆最深的是1985年的晋府曲酒。那时，负责新品开发的房有才，偶然在报纸上看到一篇关于《500年历史名酒晋府酒》的文章，便通过报社联系上了文章的作者，在对文章中的晋府酒历史作了研究考证之后，晋府酒便在典故和市场策略运作下诞生了。
这一时期颇为老酿酒师们称道的是，“山里娃出了名”，一个太原本地的牌子，产品从山西销售到全国。因为当时十三冶的员工遍布全国各地，“十三冶人到哪里，高粱白也就到了哪里”。房有才记得，“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外地人到了太原根本不知道太原酒厂在哪儿，到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大多数人都知道了。”
上世纪80年代，也是太原酒厂谋划扩张的年代。完成第二次大规模技术设备改造的同时，太原酒厂开始联营、办分厂。事实上，在太原酒厂快速发展和扩张的年代，曾经小作坊式的加工厂正面临着生存危机，直到1998年震惊全国的假酒案，将山西的白酒市场摧毁性地洗牌。
辉煌与曲折同在进入上世纪90年代，像大多数企业一样，管理升级和企业提升成为关键词。
1992年，太原酒厂进行第三次大规模技术设备改造。随后在清徐县建成3座原酒酿造基地。这个时候，白酒又有两次“降度”，而且采用食用酒精勾兑白酒，成本再次降低。
在上世纪90年代末调入太原酒厂工作的党崇贵来看，90年代的10年对于太原酒厂来说，是最辉煌的10年。其间年产量一度突破万吨，利税总额也频创纪录。产品纷赴各地，荣誉纷至沓来，但这10年也是波动最大的10年。
尤其是1998年发生的震惊全国的 “山西假酒案”，使整个山西白酒行业受到致命打击。太原酒厂也未能幸免，包括山东、河南、河北、内蒙古等地的省外市场纷纷丢失，省内市场也严重萎缩。“记得那时我正好回山东老家，到处挂的都是‘坚决抵制山西白酒’的条幅。”党崇贵回忆起当时的情形不无尴尬。
祸不单行。太原白酒市场逐渐受到外来产品的严重挤压，而且，太原酒厂的商标也屡屡被侵权仿冒。到2000年的时候，年产量已经下滑到6599吨。
老国企的艰难转型
同大多数老国企一样，进入新千年，太原酒厂也面临着战略调整和企业改制等诸多问题。
2003年，从车间一线出来的张学方接过第14任厂长的接力棒，当时摆在他面前的是，除了市场无序的竞争还有内部管理混乱。在市场调整上，张学方作出一个大胆决定：改变以往单纯依靠大众消费的品牌营销，同时开发高、中、低档产品。“低档产品占市场，中档产品创效益，高档产品树形象。”后来，包括“晋泉”、“傅山”在内的品牌战略确实让酒厂摆脱了困境。
记者在酒厂采访时，管理的变革似乎常常与改制一词被同时提及。一位退休的老员工告诉记者，在酒厂发展一度萎靡的时候，很多基层新老员工甚至悲观地看不到厂子的未来。酒厂已在向好的方向转变，但作为一个老国企，有很多问题无法一时改变。
不管是老员工还是新员工，他们都希望酒厂能变得越来越好，但同时又担心这个被寄予了几代人情感的酒厂，在将来的某一天突然“改朝换代”。曾任酒厂工会主席的高俊秀已退休在家，但他谈到酒厂的发展时，依然不愿割舍与酒厂之间的感情。
“改肯定是要改的，但是怎么改，目前的思路是必须国有控股，然后在此基础上组建集团。”党政办公室主任党崇贵说，“对职工来说，他们始终还是相信国字号的，如果一下子改成了私企，那么职工们心里肯定不好受，感觉不稳定了，这是个很现实的问题。”
不过，谈及酒厂未来，很多老员工更愿意回望酒厂走过的这几十年。老总工白玉珍感慨，“全省与太原酒厂同时期发展起来的县级以上白酒厂，最多的时候超过100家，而如今全省也就只剩下四五家，能活下来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来源：山西商报；记者 王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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