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尔的孩子由刀豆文库小编整理，希望给你工作、学习、生活带来方便，猜你可能喜欢“撒切尔的中文简介”。
撒切尔的孩子”：从一个自为的世界进入一个自觉的世界
“世界本身是普遍联系的，所以不管我们在低头挖煤，还是仰头放歌，都是世界的一部分。但是问题在于，我们要有能力对我们自己所在的位置进行反思、批判和提出新的想象，从一个自为的世界进入一个自觉的世界。”
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
1953年8月15日，未来唐宁街10号的女主人玛格丽特·撒切尔生下了一对龙凤胎。这一年，她28岁，在当时的英国已经算是晚育。英国广播公司2008年播出的电视剧《玛格丽特·撒切尔：通往芬治利之路》（Margaret Thatcher：The Long Walk to Finchley）中，这一幕被演绎得十分耐人寻味：一个压力值迅速滑落的老式血压计表盘特写之后，镜头转向初为人母的玛格丽特。她放下手中的妇女杂志，对怀抱婴儿、沉浸在喜悦中的丈夫丹尼斯说：“真是太完美了⋯⋯双胞胎，一男一女，一个完整的家庭一蹴而就，我们就不用再来一次了⋯⋯现在我可以毫无顾虑地全力冲刺了。”
这应该并非电影导演的向壁虚构。在这之前的1952年2月，玛格丽特在《星期日电讯报》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妇女与社会生活的文章。她强调说，每个女性都该有份职业，“这样，她们的天赋和才华才能发挥出来，为社会服务，而不至于被浪费”。而在生下孩子仅三个月后，毕业于牛津大学索默维尔学院化学系的她便通过了获取律师资格的最后考试，开始在伦敦四大律师公会之一的内殿法学院实习。
这个母亲的冲刺在26年后终于抵达了一个举世瞩目的终点：1979年5月，作为保守党领袖的玛格丽特赢得大选，成为英国第一位女性首相。在她长达11年的任期中，英国政府所推行的一系列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和外交政策，被冠以“撒切尔主义”之名。而“撒切尔的孩子”（Thatcher's Children）也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被媒体报道和学术研究赋予了新的含义：不再是作为母亲的玛格丽特所生下的那两个孩子，而是泛指出生或成长于撒切尔夫人执政期间、深受“撒切尔主义”影响的某个特定人群。
7月2日，来自韩国的母子俩参加在纽约举行的宣誓入籍仪式。来自亚洲的新兴中产阶级构成欧美发达国家近年来的主要移民来源
当我谈论“撒切尔的孩子”时⋯⋯
无论是“撒切尔主义”还是“撒切尔的孩子”，都可以被视为乔治·奥威尔在小说《一九八四》中描述的“新话”的典范。它们被使用得如此之俗滥及理所当然，以至于除非这种叙述与个人的直接经验发生关系——常常以冲突的形式——我们往往不会加以追究，它们的语义范畴到底是什么。
我对“撒切尔的孩子”一词所指与能指的探求，始自两年前。那时候，在澳大利亚一所大学读社会工作的我开始在南澳州家庭福利署（Families SA）做毕业实习。我的实习导师奥尔佳深受“运用自我”（Use-of-Self）理论的影响，她认为，一个社会工作者必须不断地对个人经历、价值体系和世界观进行反思与评估，才能够开始理解他人的处境并予以真诚的帮助。因此，我们的社工督导时间大量花在由我向她讲述“我的故事”上：一个“*”结束那年出生于东北小城普通家庭的孩子，父母是大机关里的小职员和生产线上的装配工；童年时在姥姥姥爷家，为补贴家用，捡过煤核、卖过冰棍、打过猪草、看过粮库；因为爱读书，学习好，高考时一鸣惊人地考上了中国最著名的一所大学；临到毕业，恰好赶上国家统一分配政策改革，来自边远省份的毕业生只要自愿放弃干部身份，便无需回封闭落后的原籍，也不再需要缴纳所谓的跨省费；爱好自由的我于是选择漂在北京，因为文字功底不错、又擅长翻译，机缘巧合地进了一本受人尊敬的杂志，命运轨迹自此全然改变。故事讲完后，奥尔佳给了一句评语——“你是典型的‘撒切尔的孩子’啊”——然后提了一个问题：“你有没有想过，那你今天为什么又会坐在了这里？”
这次谈话后，我很快在英国学者尼古拉斯·柯普兰（Nikolas Coupland）的《格调：语言变化与认同》（Style：Language Variation and Identity）一书中找到了对“撒切尔的孩子”的定义：受益于撒切尔政府右翼货币政策的一群年轻、向上流动的专业人士；通常来自英国东南部，主要从事金融证券相关行业；在自由市场经济政策的鼓励下积极为个人谋取利益；和“雅痞”（Yuppies，年轻城市白领“Young Urban Profeional”的缩写）一词很多时候可以互换使用。而在1990年发表于《国家评论》杂志上的名为“阶级”的专栏文章中，安东尼·勒热纳（Anthony Lejeune）则给出了对“撒切尔的孩子”的一幅真切形象的画像：出没于伦敦金融区、开保时捷、手提大哥大的新贵。
按照这种定义，奥尔佳对我的评语显然有很大问题：就算世界是平的，地域因素不再重要，这顶帽子似乎也更适合戴在我的那些毕业后走正路进入全球500强、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和外资律师事务所的大学同学头上。一直在媒体行业、如今又跑到澳大利亚成了学生的我，实在有点不够成功。
然而，几个月后发生的一件戏剧化的小事，促使我开始重新思考奥尔佳的问题。2013年4月8日，撒切尔夫人逝世，我和同事安做社工家访时从车上广播里听到了撒切尔夫人逝世的消息。我随口提起，奥尔佳曾说我是“撒切尔的孩子”，安竟大惊失色地答道：“瞎说，你怎么会是‘撒切尔的孩子？！’”
对这始料未及的激烈反应一头雾水，我连忙追问，才发现，原来安是在20多年前从英国的一个传统煤矿产区移民澳大利亚，而在她的家乡，“撒切尔的孩子”竟是一个充满耻辱意味的负面名词。晚上回家，我开始在Factiva数据库中搜索“撒切尔的孩子”一词的历史渊源，这才发现，它所涵盖的人群事实上远比惯常认定的更为复杂和多样化，而且随着时间一直在变化。1986年的《经济学人》杂志里，“撒切尔的孩子”指的是游荡在那些快餐饭盒满地乱扔的破败街道上、衣衫褴褛、无家可归的小痞子，以及在伦敦地铁站台上随地大小便的醉鬼和瘾君子。通读安东尼·勒热纳的文章，也会发现，他其实在不断强调，那些因产业衰落和结构调整而失业的工人，孤立无援的单亲妈妈，没有工作、整天游手好闲的年轻人，也是“撒切尔的孩子”这件表面华美的长袍里面暗藏的虱子。
我实在无法说后面的这幅画像与我完全风马牛不相及。它让我联想起我的生在四川乡下、如今流落四方打工为生的堂兄弟姊妹，从小一起玩大、留在东北小城里的小学初中高中同学，还有2008年儿子出生后请来帮忙家务的几位比我大不了几岁的月嫂和育儿嫂⋯⋯如果当下的生活方式可以把我和媒体上描述的中国新兴中产阶级——拥有撒切尔基因的好孩子们——画上等号，无论从逻辑上还是从实际上，我都无法拒绝承认，我的大半人生轨迹与“撒切尔的坏孩子们”有着更大的相关度。
这种联想让我进一步回忆起之前和研究社会结构变迁的折晓叶教授的一次谈话。她提醒我注意，虽然今天的中国社会表面上看起来阶层分化的现象极为突出，但在各个阶层之间，其实依然存在极强的关系纽带。现在，活生生的例子出现了。两种看似遥远抽象、内涵相去悬殊、语义激烈冲突的“撒切尔的孩子”的定义，借助我个人的人际关系体验，其边界和区隔突然变得模糊了。而身在其中的顿悟，也让我开始对这个被新闻报道、书籍和电影戏剧所塑造的词语背后隐藏着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充满好奇：当个体的“我”——而不是面目不清的“我们”——在谈论“撒切尔的孩子”时，我，到底在谈论些什么？
2012年9月17日，“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支持者在纽约举行抗议活动，纪念“占领华尔街”一周年
成功的梯子
细细打量，将“好孩子”与“坏孩子”区分开来的关键在于职业：好孩子们都有一份好工作；坏孩子们不工作，或是做着低技能、低收入、没有前途的工作。
1992年，卸任后的撒切尔夫人在接受《信仰与自由》杂志专访时引用温斯顿·丘吉尔的名言说，“政府必须提供一架梯子和一个安全网”。她认为，机遇的梯子让人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善生活，而最基本的安全网则是为了防止人们一旦失足时跌入深渊。但在资源有限的假设下，政府应当把主要力量投入到搭建更多的梯子上，而“适当”地减少安全网的数量只会让人们出于恐惧而更努力谨慎地向上爬。在这篇访谈中，撒切尔夫人特意将信奉新自由主义的“我们”与“他者”进行了区分：“有许多许多人相信一个更好的社会，相信一种更好的生活方式，相信对国家、对家庭、对企业的忠诚。我觉得，我们的观点与其分歧在于，我们相信我们对上天赋予的天分和能力负有个人责任，我们也对自己的行为方式负有个人责任。”在我看来，相对于那句在流传中被严重误解歪曲的名言——“这个世界上没有所谓的社会，只有具体的男人、女人和家庭”——这个叙述似乎更能反映出撒切尔主义背后的设计理念。
跳出“好女巫恶女巫”的二元对立简单化思维，撒切尔夫人信受奉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其初衷或许都可归结为借政府力量帮助批量复制她的“从杂货店主的女儿到大不列颠王国首相”的成功故事：你是谁主要取决于你的工作，而不是你的性别、种族、国籍和家世。这当然是一种过分理想化的描述——后面的这些因素从来不曾真正退出舞台。但问题在于，在新自由主义时代的主流叙事中，借助后面这些因素而获得成功是会在意识形态上被鄙视和排斥的，而撒切尔本人的经历，才是名人访谈里“千面英雄”们热衷展现的励志故事的原型。
正如众多学者指出的，所谓的“新”自由主义，本质上崇尚的是经济自由，而这种自由又以工作——尤其是有偿工作——为路径。降低高收入人群的个人所得税，削减福利开支，让“聪明人和勤快人”不需要再被“笨蛋和懒汉们”拖累；打击工会力量，使企业主可以更自由、更不受束缚地在劳动力市场上拣选人才；放松金融监管，实施利率市场化和汇率自由浮动，放松对外资的限制，让来自全世界的资本向效益最高的地方快速流动；鼓励劳动力跨地域流动，从而使低成本、短时期的产业结构调整成为可能⋯⋯所有这些举措都指向创造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相对于一直因为“浪费巨大、导致腐败专制”而深受诟病的社会福利主义，新自由主义的解决方案在“少花钱，多办事”上的收效如此明显，以至于在短短十几年中，便以《华盛顿共识》为载体在全球开花结果，并且在渴望跨越式发展的第三世界国家得到了比在英伦本土更热切的追捧和更强有力的施行。
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讲，我和我的那些比我更成功的大学同学，才有可能成为“撒切尔的孩子”。我们是撒切尔主义所推动的经济全球化和劳务外包的受益者。让我们得以过上有房有车有存折、吃得起五星酒店、用得起小时工保姆、时常外出旅游的中产阶级生活的那些职业，绝大多数在20年前的中国并不存在。正是在自由竞争的前提下，有一技傍身的精英们才拥有了走遍天下的护照。至于那些没能攀爬上梯子的人，在无所不在的新自由主义叙事逻辑的影响下，我们已经习惯于以一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眼光看待他们的苦难：谁让他们没有让自己变得更有竞争力，没能把握住历史性的机遇呢？通过个人奋斗而在职场上获得正向肯定和合理估值的我们，不是在合法交税之外，还时时尽己所能地资助他们，积极为可能改善他们命运的各种教育和扶贫项目捐款吗？就算是我们的生活方式看上去稍微奢侈一些，那不也是在为服务业创造就业机会、与他们分享财富么？
然而，这种叙述其实是经不起现实检验的。因为它的确无法回答奥尔佳的问题：如果新自由主义绘下的图景真的如此美好，为什么在中国靠个人奋斗成为中产阶级一员的我会来到澳大利亚，从头开始？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布的《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4）》显示，截至2013年，中国海外移民存量已达934.3万人，比1990年时增长了128.6%，受益于改革开放市场经济而富裕起来的精英中产阶级——撒切尔的中国好孩子们——成为这第三次移民潮的主力，我亦是其中之一。深具讽刺意味的是，2007年，当赴美生子刚刚开始萌芽时，之前在MIT当访问学者的我放弃了继续留在美国读书的机会，回到北京，并于2008年生下我的儿子。这并不是我有多么的高尚：读过的文献和多年在国外旅行生活的耳闻目睹早已让我明白，对于第一代移民而言，我向来所珍视的职业自由和经济自由会因为语言障碍和文化差异受到相当大的压制。美国《简单生活》（Real Simple）杂志主编克里斯汀·范·奥格特鲁普（Kristin van Ogtrop）的一段话道出我那时的心声：“每一个我们带到家庭中和社会上的小孩子，都是乐观主义的终极象征，证明未来还值得去投资，值得为之坚持。”但不过三年后，我便抛夫别子，放弃在许多人眼中深为可羡的工作，漂洋过海地到澳大利亚一所以前从来没听说过名字的大学读书。如此兜兜转转，自相矛盾，到底又是为了什么？
4月3日，澳大利亚悉尼一所教会的志愿者们为某社区整理花园
工作的诅咒
“人们迁移是因为焦虑使人备受折磨。因为那种折磨人的感觉，就是无论多么努力工作，所有的努力都将没有任何结果，无论他们用一年的时间建造了什么，都会在一天内被别人拆毁。因为有那么一种印象，就是通往将来的道路被堵死了，也许他们没什么，但是他们的孩子却不会有好日子。”
2012年11月，李安导演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在我所在的城市上映。习惯在看改编电影前重温一下原著的我，在小说里发现了这段早前读时被忽略的话，如被当头棒喝。几天后，黑暗的电影院里，星空与水母交映之夜，座头鲸一跃而起，宇宙浩渺奇妙如斯。那一刻，我的眼泪如泉涌流而下，素来对信仰的理性抵抗冰消雪化。也是从那一刻起，我开始走上一条对自我经历的全新认知之路。
虽然尼采在19世纪末便宣告“上帝已死”，但神学家汉斯·昆和约翰·米尔班克指出，事实上，宗教的影响力真正从世俗社会中淡出是在20世纪70年代后、我们这一代人的成长岁月中的事。可我们并非像自己所以为的那样，真的用科学与理性战胜了盲信。只要尝试片刻放下个体的知见障，反思一下自我存在与处境，便会发现，生活在后撒切尔时代的我们，其实已经在自觉不自觉中把工作——尤其是有偿工作——当成了一种新的偶像崇拜。工作不仅是收入来源，我们还靠它来满足控制欲，获取安全感，实现人生意义，评估自我价值，甚至将其作为普世审美标准来歌颂。但危险在于，当我们习惯于新自由主义对工作所带来的经济自由的赞美，自以为靠一份中产阶级的工作和收入就能快速洗干净脚上原本沾着的污泥之后，很快便也会发现乔治·奥威尔在《通往维根码头之路》中揭示的真相：中产阶级一旦失去工作，就迅速直接变成了无产阶级。
美国经济学家艾伦·布林德（Alan Blinder）曾把过去20年中的自由市场经济比作一场抢椅子的游戏：当音乐仍在演奏，每个人都可以轻快地跳舞，当音乐停止，抢到椅子的人继续游戏，没能抢到椅子的人出局，而一屁股坐到地上的人成为笑话。因为这一次音乐演奏的时间特别长，因为椅子好像一下子增加了很多，所有人都幻想这欢快的场面可以一直持续下去，直到2007至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随着美国的房地产泡沫破裂，股票市场崩盘，许多养老基金的净值被腰斩，全球性的裁员和降薪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被猝不及防摔倒在地的美国中产阶级们开始切身感觉到疼痛，意识到自己不过是一无所有的“百分之九十九”，“中产阶级消亡”的末世论也开始甚嚣尘上。
然而，我们有必要对贸然将自己代入这一宏大叙事的做法保持警惕。如果不能跳出功利主义的因果关系论证，我们也就无法从道德的高度理解每一个现代人——无论是撒切尔的好孩子或坏孩子，还是“百分之一”或“百分之九十九”——都必然面对的自由困境和由此而产生的焦虑恐惧。
对经济自由的膜拜让我们试图为自己与他人的关系明码标价，而职业选择本质上成了服务于我们自己而不是他人或社会的手段。当劳动的意义在于其成果而非创造过程，当这些成果要完全按照个人无法预测的市场供求关系而被估值，我们就必然在某个时刻面对劳而无功所带来的苦痛：我们得到，但可能并不是我们所需要的全部；即便夙愿得偿，也往往迅速发现梦想祛魅的失落；在骄傲的左右下，为了在与他人的比较中证明自己的优越和权力，即便我们所得的已经超出所需，但仍不觉满足；而一旦无法比他人拥有更多认可与回报，我们的心便会被怨恨和嫉妒的苦毒刺穿。只要看看微博和微信上，自命知识精英的我们对“富二代”、“官二代”、“拆二代”、“郭美美”、“码农”、“顺丰快递员”、“蓝翔挖掘机”一轮接一轮充满偏见的调侃打趣，难道不是内心深处的失落和不平衡，让我们失去了作为一个人最起码的同情心和道德自律？
工作因此而成为一种诅咒。我们一边像快溺死的人抓住水草一样努力抓紧它，一边又梦想奇迹出现，一夜暴富，提前退休，从此摆脱工作。我们希望工作给我们的回馈可以比我们的投入更多，于是在上班时间想方设法拖延逃避，但在本应属于自己的休息时间却为该做的事没有做而忧烦。最重要的是，在一切以工作为衡量标准的新自由主义价值观下，每个人都无法逃避的生、老、病、死因为会导致受雇佣能力的减损而变成彻底无意义的事。为了保持自己的竞争力，我们最理性的选择是把自己变成一朵永不凋谢的塑胶花，否则，就要面对与丧失竞争力相伴随的耻辱感。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每一个撒切尔的孩子或迟或早，都必然在某一刻面对“音乐停止了”的震惊。从2009到2010年，短短几个月中，我就真切体验到，当肉身的脆弱当真临到自己头上时，中国式的新自由主义理性所给出的答案是多么的冷酷和坚硬：
随着儿子慢慢长大，没有北京户口的我开始关心入托和入学问题。但在为写稿采访了多位专家、看了一大堆统计数据后，我突然发现，从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减少基础设施和师资浪费的角度看，碰巧出生在第四次婴儿潮中的我的儿子理应成为现行制度的牺牲品。当年没有先见之明搞定户口，没有抓住机遇买下学区房，没有更理性地规划自己的生育时间，如今又没有经济实力把他送进私立精英幼儿园和学校，这难道不都是我自己的错？
当父亲因为急病需要入院手术时，凭借多年做医学报道积累下的知识和人脉，我可以迅速找到该领域最权威的医生，在最短的时间内让父亲接受最优质的医疗服务。可是忙于工作的我，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照顾手术后父亲的身心需求，甚至连每日的交流都少之又少。表面上，我的经济实力让我有能力尽到作为一个独生女的责任，相当于父亲几年退休工资的治疗费用二话不说便承担下来。但与之相伴随的对父亲能力的无言否定，以及让父亲觉得自己成了拖累的后果，却成为隐隐横亘于两代人之间的一条巨大情感鸿沟。
因为突然发现钱对保持家庭生活水准、防范风险的重要性，我和先生开始越来越频繁地加班出差，偶尔相处时，话题不知不觉就会转向到底是“男的应该比女的赚得多”还是“法律系毕业的应该比哲学系毕业的赚得多”的循环无解论证上。对于曾经彼此都一无所有、只是因为爱才冲破重重现实障碍走在一起的两个人，为钱争吵最大的伤害不在于争执本身，而在于对自我和过往的否定。它让人开始怀疑，是不是为了爱，不要爱才是最好的答案？
在雾霾和压力的双重作用下，不抽烟、不喝酒、一向自诩健康的我在那段时间经历了生平第一次哮喘发作。蜷曲在洗手间里咳到无法呼吸，因为缺氧而眼看要失去知觉的那一刻，耳边清晰传来《新约·马太福音》里的话：“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
这么多年，我一直说服自己相信，高山之上有我向往的美好家园。于是勇猛精进，一路上不断在背上加添许多本心里并不喜欢但据说对登顶必不可少的包袱，同时也逐渐抛弃许多似乎妨碍了我前行的负重。可是当家近在眼前，我已经可以闻到厨房里传出的食物香气，想象到眠床的舒适柔软，却发现面前居然拦着一条万丈深渊。我没有刘翔的本事，可以迈开长腿一跃而过；我也不甘心像有些同伴那样，出于绝望跳下去粉身碎骨；我更不想索性在悬崖上搭起帐篷，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
在痛苦的顿悟之后，我只能折返头，走上一条看似背道而驰、不知道还要再走多远但更可能会让我安全回家的路。然而，在重新启程前，我必须检点，身上的哪些东西其实是不必要的，又是不是有一些以前被忽略的东西，才是支持我走了这么远、还将继续帮助我走下去的关键。视发展为自由
到澳大利亚没多久，我就发现，我的职业精英主义必须做出修正。相对于在中国至少被表面上看得很重的文凭、简历、技能和工作经验，一个人的生存体验（Lived Experience）在评估他是否有能力从事某种工作时占有更大权重，而在中国的主流叙事中被负面评价、只能作为“潜规则”的裙带关系，则被理直气壮地加以提倡。在中国被看成缺乏竞争力的弱势群体，在这里反而可以强势地主张自己的权利，享受更充分的就业机会。
我之所以可以获得令许多人艳羡的毕业实习，既不是因为成绩排名高，也不是因为我关于多元人群、移民研究和儿童保护的论文写得好，更和看起来金光闪闪的简历没有半毛钱关系。只不过是当时负责难民安置的办公室即将接收几名来自越南、偷渡寻求庇护的年轻女孩，我作为亚洲女性新移民的身份正好符合了他们的急需。当我从实习导师奥尔佳口中第一次听到这个真相，自尊心着实被打击得不轻。
奥尔佳的经历，则是澳大利亚职场上极为典型的例子。和我母亲同龄的她有三个孩子，在最小的孩子上五年级前一直是家庭妇女，快50岁才拿到硕士学位开始工作。在我的“工作狂”母亲因为被提前退休而抑郁失落这十几年，奥尔佳却在南澳家庭福利署中不断得到晋升，大有干到80岁的势头。如果说奥尔佳出众的见识和能力尚且能让我心服口服的话，办公室里众多看起来尸位素餐莫此为甚的大妈型本地同事，则令我只能摇头叹息。
我很喜欢的社会政策导师菲奥娜，又是另一种典型。不到50岁的她便已凭借在边远地区社区基础医疗方面的实践和理论贡献被任命为我所在大学的社会及政策研究学院院长，但几个月前在餐馆偶然碰面，我惊讶得知，她竟辞了职，跑到印度尼西亚做一名志愿者。而与我私交甚笃、给我许多帮助的导师伊莱恩，常年与她的先生沃伦一道在慈善性质的二手店做义工。我到很久后才知道，那个一丝不苟地给旧唱片做标签、整理归类、耐心解答问题的老先生，原来是澳大利亚历史最悠久的一所音乐学院里的教授，而且曾多年担任澳洲音乐教育协会会长。
这种澳大利亚的志愿者文化曾是我初来时极为不解的现象。根据澳大利亚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2010年，610万18岁以上的澳大利亚居民参与志愿工作，占总人口的36%。在我所在的南澳州，2006年志愿者贡献的无偿工作时间相当于10.74万个全职工作岗位，要知道，这个州现在的总人口也才不过168万人而已。数据表明，从事志愿活动最多的，是45岁到54岁之间、处于职场黄金期的成年人，而家中有需要照顾未成年儿童的夫妇，则是志愿者中的主力。
2013年，英国智库财政研究所（Institute for Fiscal Studies）对此前半个世纪英国政府数据进行分析后预测，与“二战”后婴儿潮一代相比，“撒切尔的孩子”们的未来十足堪忧。虽然在职业生涯早期，他们的确比上一代人赚得更多，但因为过分乐观地相信好日子会一直持续下去，绝大多数人都习惯了月光族的生活方式，靠信用卡比上一代人更早地享受较高的生活水平。随着新自由主义的黄金时代过去，他们拿到手的收入没有变得多的趋势，储蓄不足，拥有自有住房的可能性更低，养老金更少，如果退休后光靠政府发放的养老金过日子，将可能不得不面对生活水平的显著下降。理财专家们因此给出的建议是，抓住手中的工作，推迟退休时间，增加储蓄，咨询专业人士及早安排理性的投资计划。正因为相信并切身体验到这种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的预测，我才来到相形之下福利制度更为完备的澳大利亚，但每日所见所闻，却不断挑战定见。
为什么这些澳大利亚的“撒切尔的孩子”不用自己的时间换取更大的收益？他们怎么可以抽得出这么多时间和精力？难道他们真的不需要为孩子和自己的未来筹谋打算？把这些工作变成付薪性质，不是可以为有能力有野心的年轻人提供更多就业机会、更好地拉动经济？一方面是好的工作职位被众多看起来不够格的人占据，另一方面则是职场精英们纷纷投入显得无聊琐碎不创造价值的志愿工作，相形之下，自以为带着资本和专业技能而来的中产阶级移民显得处境尴尬。对于年富力强的我们，享受福利可能是几十年后的事，职业发展受限却是分分钟可以感受到的。
我得感谢项飚的《全球“猎身”：世界信息产业和印度的技术劳工》，这本小书在我辗转思索的这段时间提供了大量启发。他在序言里写道：“世界本身是普遍联系的，所以不管我们在低头挖煤，还是仰头放歌，都是世界的一部分。但是问题在于，我们要有能力对我们自己所在的位置进行反思、批判和提出新的想象，从一个自为的世界进入一个自觉的世界。”在结语中，他则以敏锐的洞察力指出，正是印度的阶级、种姓和性别的严重不平等，使得从全社会动员吸取的剩余价值集中到一个人数有限的精英群体中，从而生产出在澳大利亚显得特别有竞争力的印度IT移民。带着这种想象力和天下观重新思考“撒切尔的孩子”的问题，破开功利主义以个人得失作为评判他者与世界标准的茧，我发现，困惑我许久的众多问题，原来可以换一种视角看待，而“撒切尔的孩子”们故事，也可以换一种叙述方式。
对澳大利亚福利制度影响深远的英国社会学家理查德·蒂特马斯（Richard Titmu）有一句名言：福利必须是浪费的。他的理由是最大的成本是人的成本，最大的浪费是人的浪费。而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印度裔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在其经典名著《以自由看待发展》（Development as Freedom）中指出，收入和财富只是帮助我们获取自由去享受自己所珍视的生活的一种极好的通用手段，但这种手段既不是排他的，也不是单一的，而且会随境况而改变。最重要的是促进人的发展的实质性自由，这并不一定以富裕起来为前提。阿马蒂亚·森引用蒂特马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社会政策问题》中的统计数据证明，在粮食极度短缺的战争期间，虽然英国人均食品供应量显著下降，但战前低收入人群营养不足的情况却有了显著好转，严重营养不足的情况更几乎完全消失。在战争伤亡之外，平民死亡率实际上下降了，而国民预期寿命则在主要被战争占据的10年中跃升了近7年。这充分显示，共同面对危机的领悟可以让人们接受激进的分配方案，爱邻如己足以创造奇迹。阿马蒂亚·森还指出，无收入和低收入也并不必然意味着一个社会中个体可行能力的受损和被剥夺。在一个包容性的社会，经济条件之外的政治自由、社会机会、透明性保证和防护性保障，一样能够直接或间接地帮助人们按自己合意的方式来生活。
根据2014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布的人类发展报告，在全球187个国家和地区中，以人类发展指数计，澳大利亚排名第二，仅居挪威之后。过去10年中因经济迅速增长、创造了数以千万计新兴中产阶级的金砖四国，反倒没有一个能够排进50名以内。这份报告所依据的计算方法，便源自阿马蒂亚·森的人类发展指数公式。事实上，当我跳出新自由主义靠个人天赋和/或支付能力拼出/买出一条生路的思维定式，眼前无数的实例都在说明，世界可以有别样的美好：
我儿子所在公立学校的图书馆，只有一位图书管理员为近600个孩子提供服务。她的耐心和渊博令人叹为观止，但让她有精力和时间这样做的前提，是众多家长们的志愿服务，包揽下借还图书、整理上架、包书皮、削铅笔等一应琐事；
我认识的一位在志愿者机构服务的脑癌患者，因为肿瘤妨碍视力而不能开车工作。于是她所在教会的教友轮流排班，每天送她到离家最近的购物中心，同事再从那里把她接上，如是坚持了一年多；
与我当了一年邻居的丧偶多年的老太太珍，96岁，无儿无女，但众多免费或针对养老金领取者极其低廉的细致入微的社区服务，让她可以有尊严地独自生活。我曾偶遇为她送餐上门的Meals on Wheels项目志愿者，后来在报纸上看到照片，才发现原来竟是市长⋯⋯
这些在教育、医疗和养老领域与国家福利制度并行存在的、基于人与人之间彼此相爱相助的志愿工作，无法完全以金钱换算，更不能以效率衡量。因为它们弥补了资本逐利本性所留下的社会服务真空地带，通过给予帮助而非施舍，让每一个有需求的接受者都可以不带羞愧地享受高质量、人性化的服务。它们剥除了现代化叙述附加在生老病死上的耻辱，令工作回归为实现人的尊严和价值的一种发展手段而非终极目标，赋予看似无意义的事以意义。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慢慢的，我发现自己脱离了“因为担心明天而浪费今天”的焦虑状态，可以真诚回应自己内心的需求，认可当下的生活状态。
但更重要的是，它们也唤起了我的记忆和想象力。并不是外国的月亮特别圆，曾几何时，在我的家乡，如今让我感觉现世安好的这些东西也存在过。它们是如何从话语中和现实生活中消失的？挺进北大荒的10万复转官兵、支援三线建设的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半农办医的赤脚医生、被强制退休的下岗工人、农村里的留守儿童，他们的昔在与今在，与上世纪90年代后凌空出世的大批中国知识精英和经济精英群体，有着怎样的关系？对他们命运的审视和理解，又将如何照进我们的未来？
不得不承认，如此上穷碧落下黄泉式的一番追索后，我提出的问题，依然比所能给出答案要多得多。寻求对命运的理解，也许永远都无法凭一己之能，要靠更伟大、更奇妙的力量在心中做工。唯一值得安慰的是，认识到人类命运的相连，让我知道我并非仅为自己而求。这求索或许无目的，但有意义，无终点，但有了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