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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外援华集团”对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美关系的影响
摘要：“院外援华集团”形成于20世纪40年代。学者对于它的关注大部分集中于蒋介石政权败退台湾之后的活动，而忽视它在20世纪40年代的活动对中国命运的关键性影响。“院外援华集团”在为蒋介石争取美援、调和当时出现的中美矛盾和对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等发挥了巨大影响力，在维持蒋介石统治地位的同时，也使美国的对华政策日益失去现实性和灵活性。关键词：院外援华集团 国民政府 中美关系 对华政策
The Impact of China Lobby on Sino-US relations in nineteen fourties Abstract： China lobby is proposed as a historical conception in the end of 1940th.As we all known ,it formed in the 1940.Often people pay attention to it after the of government Jiang Jieshi。In fact China Lobby had affected the Sino-US relations since it was formed.The article is aimed to analysis the effect of China lobby in 1940th
through three kinds of sides ：helping get the US aistance during this special period、moderating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nd affecting the policy which made by the US government, Hoping that we can get some thing from history ministry.Key words：china lobby;Jiang’s government;Sino-US relations;policy of china
对于“院外援华集团”的定义学术界一直都有争议，1949年纽约州共和党在中国政府的行动纲领中首次提出“院外援华集团”一词。但是由于对院外援华集团的关注度大部分集中于蒋介石政权败退台湾之后，因此，“院外援华集团”又称为“院外援台集团”。学术界对这一专题的研究专著较少，直至1984年美国学者罗斯.Y.凯恩所著的《美国政治中的”院外援华集团“》的出版，学术界对“院外援华集团的”的定义有了一个新的认识，研究的视野开始转向“院外援华集团”在援助台湾方面的活动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在学者吴金平撰写的《院外援华集团与中美关系》、佟静写的《宋美龄与美国院外援华集团》等文章中都对“院外援华集团”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之后的活动及其影响做了一定的阐述；另外关近胜等学者专门探讨了1945-1947美国对华政策中的国会因素，在《杜鲁门回忆录》、《艾奇逊回忆录》等著作中对“院外援华集团”也有所涉及，但对这一专题详细充实的研究还略显不足。本文将对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这一特殊时期“院外援华集团”的活动及其对这一时期中美关系的具体影响做一些探讨。
所谓的“院外援华集团”是由两部分组成：其核心是一伙财源充足的国民党中国官员；它的外围是一群美国右翼政治的核心人物。他们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活动频繁，对中美关系确实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2）其中国民官员的代表有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等蒋介石政权内部的高级官员，后者则包括诸如援华美军空军上校陈纳德将军，曾经任美国岩石党候选人竞选纽约市市长的威廉·J·古德温等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政客。他们在抗日战时期影响了这一时期的中美关系。
一、“院外援华集团”为蒋介石政权争取美援
美国在二战中对华援助并非始于太平洋战争，事实上，早在20世纪30年代末美国开始对希特勒等战争狂人等发动的世界性的战争开始担忧，开始担忧之前的“绥靖”政策会危及美国，开始对华实行一些“条件性”援助。如早在1938年12月胡适、陈光甫在孔祥熙和蒋介石的授意下，开始与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等人借款谈判，1938年12月25日经过美国国务院及商业部协商，罗斯福总统批准第一笔借款谈判——桐油贷款成立。1939年2月8日中美正式签订协定，双方协定：由美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世界贸易公司出面，美国予以中国2500万元的商业贷款，以购买美国商品，不得购买军火、飞机、汽油等重要的工业品；中国则以22万吨桐油分五年运往美国出售，以偿还本息，由中国银行担保。[2]（p152-153）
太平战争的爆发让美国人能够尝到了法西斯侵略战争的真正“苦果”，应验了毛泽东当初谴责美国对日本侵略采取的绥靖政策的那句预言“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3]（p580-581）美国开始全面的支持中国抗战，无论是出于其“先欧后亚”的战略利益还是其他利益方面的考虑，1942年 6月罗斯福政府与中国政府签订了《中美互助协定》，规定《租借法》的原则同样适用于中国。在此期间援外援华集团的活动频繁为争取美援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以宋美龄为例，为了进一步争取美国舆论对国民党政府的同情和支持，争取美国国会对中国抗战的实际援助，1942年11月宋美龄访问美国，虽然是以赴美就医的身份去访美，但蒋介石对此次访美极其重视,正如他在1943年2月12日致电宋美龄在演讲中所注意的事项，其指示为：
1、中美两国传统友谊过去一百年间，毫无隔阂之处是世界各国历史所未有先例；
2、代表中国感谢美国朝野援助中国抗战之热忱；
3、今后世界中将有大西洋转移到太平洋，如欲获得太平洋永久和平，必须是侵略成性的日本不能再为太平洋之祸患
4、战后各国应以开发西太平洋沿岸之亚洲未开发物资和其被压迫民族，是世界人类得到总结方为第一服务；
5、中美两国乃为太平洋上东西两岸唯一之大国，亦
为太平洋永久和平之两大柱石，此两国同为民主主义之国家，且同为爱好国家之民族，将来太平洋能否和平与全人类能获得真正幸福,其前途如何实与此二大民主主义国家之民主与政策如何而定，而责任自语吾辈，即此一时代两国国民共同之肩上也。[4]（p791）宋美龄也没有辜负蒋介石的期望，1943年2月18日宋美龄在美国总统罗斯福和副总统华莱士的陪同下，作为非官方身份向参众两院发表演讲的第一位妇女登上了美国国会的讲坛，对日本的侵略行径做了深刻的披露，她说：“„„在关心打败希特勒的同时，别忘了日本在占领区所占的资源要比的还要多，......中国人民在经过五年多的抗战之后确信应该‘光荣正大之冒险失败，也不屈辱认输’。„„”[5]（p201-201）赢得了议员们的阵阵掌声。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之后，随后宋美龄于1943年3月1日至4月4日在周游美国作巡回演讲，先后至纽约、芝加哥、旧金山、洛杉矶等地，接触了政界、商界、劳工团体和华侨代表等各界人士以热情洋溢的演讲鞭挞法西斯独裁暴政，宣扬中国抗战对世界之贡献。
除了宣扬中国抗战，宋美龄在访美期间还协助在美活动的宋子文就美援、缅战、和史迪威问题三访白宫与罗斯福会晤，并在幕后与马歇尔、史汀生、李海等军政要人游说接触达成相应的协议。可以说，宋美龄的此次访美不仅她本人获得美国报界的高度评价，“蒋夫人这次直至1943年5月结束的长期访问过程中的公开露面时，博得了人们的极大钦佩和欢迎，这是自从林德伯格成功飞越大西洋以来任何人都没有收到过的待遇正如威尔基预言的那样，美国人对他‘洗耳恭听’”。[6]（p500）并且为中国抗战争取了较为可观的美援：在军事方面，真如3月10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说：
一、批准创立由陈纳德任司令的第十四航空队；
二、尽快将陈纳德飞机增至500架；
三、增加进行“驼峰”空运的飞机数量，最终目标是达到每月l万吨物资。事实表明．宋美龄访问美国以后。美国在援华飞机数量、空运物资吨位方面都有重大突破。1944年上半年。美国援华空军飞机超过了500架．下半年通过“驼峰”航线的来华物资，每月超过46600余吨。[7]（p70-71）；宋美龄的此次访美还推动了美国各界为中国募捐，美国《时代》杂志总裁卢斯先生不仅自己为中国抗战捐献了60000美元．而且还亲自向所有《时代》杂志的订户发出捐款呼吁。结果“使得这场(捐款)运动一下子就净收捐款250000美元。[8] 论1943年宋美龄在美国的演讲及其影响 曾静学术论坛 理论月刊2009年第7期。总之宋美龄此次访美可谓是收获不小，对蒋介石的抗日和日后的战争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同时也增强了中国人民抗战的信心，为抗日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
虽然说这一时期的中美关系决定于中美双方的国家利益，但是以宋美龄等
为代表的院外援华集团的活动在中美之间的交流和理解方面起着推动作用，影响着中美关系在这一时期的进程。
二、帮助调节中美之间的矛盾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开始在战略上做出了重大调整，对中国的援助也从非军事化援助转向了全面的援助，1942年3月罗斯福政府应蒋介石的要求，罗斯福委派美国陆军中将史迪威为中国战区统帅部的参谋长，史迪威负责指挥当时中国军队的入缅作战，史迪威赴任中国是有六个军衔：美军驻华代表、美国对华租借物资管理统制人、滇缅公路监督人、在华美国空军指挥官、中国战区参谋长。其中的五个头衔蒋介石是无权干涉的，蒋介石原指望通过美国的高级官员获得更多的美援、装备他的军队以便日后对付共产党，但美国政府却授权史迪威监督统制美援物资的使用，以加强中国军队对日作战的效能；再加之史迪威来华后处处秉承美国的旨意办事，力图全面控制蒋介石集团，这使得蒋介石和史迪威之间的矛盾加深，当“史迪威事件”发生时，院外援华集团的核心人物宋霭龄和孔祥熙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1943年9月史迪威以参谋长的名义建议蒋介石“转移西北的兵力来阻止日军”即要把蒋介石封锁陕甘宁的50万大军和共产党的军队调出来打日本，并准备拨一部分武器装备给共产党的军队。蒋介石对史迪威的此种建议坚决反对，蒋介石和史迪威的矛盾日益的白炽化，蒋介石甚至要求美国总统罗斯福撤换史迪威，遭到美方的拒绝。
事实上我们不难明白蒋介石和史迪威之间的矛盾实质上是中美两国之间的利益矛盾，缅甸远征的失利，史迪威在对美国政府的报告中提到的战争失利的原因很大一部分不是由于中国军队，而是中国军队的某些高级指挥官，使得罗斯福对蒋介石有所不满。
在中美关系陷入暂时的僵局时，院外援华集团的核心人物孔祥熙宋霭龄认为这个时候不宜与美国的关系搞僵开始四处活动，其中以孔祥熙、宋霭龄为代表，宋霭龄就以大姐的身份使宋美龄劝说蒋介石保持冷静和安抚史迪威，于是就有了1943年9月15日、18日、20日和28日宋霭龄宋美龄两姐妹分别在重庆新开寺蒋介石家或孔祥熙家的的会晤，他们分别转告了人们对史迪威的一些抱怨的话，如史迪威在备忘录上的签名是“美国中将”而非“委员长的参谋长”；他说如何中国人不是好东西等一些话，总之让史迪威感到蒋介石受到各方面的压力，只要史迪威向蒋介石说几句道歉的话，事情就算过去了。[8]（p199-200）于是史迪威强压着住心中的怒火，与蒋介石“握手言和”。正如他在日记里写道:“我们签订了攻守同盟，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他们现在很当真，或许我们能获得
一些成就。”[9]（p214）蒋介石也在日记里写道：“最后允史悔改留任，重加信用。此乃中美关系与战局影响一大转机，乃至安危成败之机全在最后五分钟几微之间也。”[10]（p681）虽然蒋介石在日记中如此记载，但事实上蒋介石与史迪威之间的矛盾只是一种暂时表面的缓和，史迪威也在当天的日记中记载道“好吧，去见这个该死的老傻瓜的鬼，„„”[9]（p 217）可见史迪威当时见蒋介石并向蒋说一些道歉的话是多么的不情愿。
最终蒋介石与史迪威矛盾在1944年7月7日美国总统罗斯福的致蒋介石的一封电报中全面爆发。1944年4月日本帝国主义为挽救其在太平洋战场的失利，加紧在中国战场的攻势，发动了豫湘桂战役，结果中国国民党军队溃败，美国总统罗斯福担心国民党的溃败会影响太平洋战场的战局，事实于1944年7月7日蒋介石发出“紧急建议”，电报中罗斯福以尽快打败日本，配合太平洋战场为理由，要求蒋介石将中国战场的军队指挥权全部交给史迪威，这对于蒋介石来说无疑是绝对无法接受的，但蒋介石深知不能直接拒绝罗斯福的“紧急建议”，故采取了所谓的缓和之计，于是蒋介石一面向罗斯福回电表示“赞同原则”，一面又致电在美游说的孔祥熙：“史迪威今已控制中国全部租借物资，若再统率中国全部军队，加上装备中共，后患将不可测也。”院外援华集团的活动再次活跃，孔祥熙于1944年7月15日去白宫谒见罗斯福总统，对史迪威全权指挥中国军队面陈建议：中国军队有历史、地域、系统种种复杂情形，除法令外尚需依赖个人情感以为维系，统帅人选之威望、资格与人事关系谐极重要，非凭一客籍将领发号施令即可收效。史迪威能否胜任愉快，以熙私人观察，甚有疑问。[8]（p201）蒋介石于1944年9月18日次接到罗斯福的电报，以一种强硬的措辞要求蒋介石尽快将中国战场的全部军队指挥权交给史迪威，蒋介石对罗斯福给自己的电报中好似给一个下属的命令的口吻而感到是一种侮辱，他在1944年9月19日的日记中写到：“实为余平生之最大耻辱也！”[10](p704)蒋介石决心撤换史迪威。他给罗斯福写信，要求撤换史迪威，这时的罗斯福总统面临着一种抉择，虽然罗斯福站在美国国家利益甚至世界的利益角度选择了蒋介石,而史迪威作为美国驻华特使的使命结束了，罗斯福召回了史迪威，这件表面看似是史蒋之间的矛盾,而实质上是中美两国之间在这个时期的利益矛盾的“史迪威事件”结束。
从
“史迪威事件”在中美关系的进程中占有重要地位，尤其对这一时期的中美关系而言，史迪威被召回是的美国与中国共产党的友好联系弱化，之后来华的赫尔利对蒋介石政权却是十分信任，从而是美国对华政策开始向着扶蒋反共的方向转变。
史迪威来华的至史迪威被召回美国，宋霭龄、孔祥熙、宋子文等这些所谓的援外援华集团中的核心人物在“史迪威事件中”一直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从而影响着中美之间在这一时期的关系。
三、影响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
美国政府历来比较重视对华政策的制定，尤其是在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美国而言无疑是他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院外援华集团的活动在这时开始活跃起来，以二战结束之时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为例，作为院外援华集团中的外围成员，他们在国民党高级官员的影响下和自身利益的驱动下也开始了他们的活动。在院外援华集团中的外围成员包括两部分：第一以飞虎队队长陈纳德的将军为代表的的在中国实战的人才；第二就是美国的高级官员在美国活动中所影响的美国政客,对后者而言对美国的对华政策可以产生直接的影响。
抗战胜利后，美国的对华政策逐渐由支持蒋介石抗战转向了扶蒋反共的对华政策。事实上抗战即将结束时，美国内部就对华政策进行了讨论，早在1944年6月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就专门国共合作的问题与蒋介石会谈，华莱士曾提议蒋介石和中共达成某种妥协，以加强中国的抗战力量，表示美国愿意再国共间进行斡旋，但蒋介石却坚持反共的立场，华莱士在向美国政府的报告中曾指出：“蒋介石没有治理战后中国的才能和政治力量，战后中国的领导人要么在演进中产生，要么在革命中产生，现在看来更有可能是后者。”[11]（p97）诸如持和华莱士同样观点的人在当时美国派遣的延安观察员中屡见不鲜，如谢伟思曾在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说：“从来没有一个共产党想中国共产党那样在1944年7月至1945年3月这八个月间那样对美国如此开放，大批美国人在他们的每一块领土上进行旅游，进行多种方式合作，在延安前线每天和延安领导人和一般总人员密切有好的接触并生活在一起。[12]（p217）戴维斯也曾在他的报告中写道：“中国的内战不可避免，共产党的胜利几乎是必然。”美国必须放弃他对蒋介石公开承认的义务，在即将到来的争取中国斗争中‘倾向’共产党人是我们同最团结、最进步、最伟大的势力站在一起的最好方法。[13](p19
2、195)
这些所谓的“中国通”外交官在向政府的报告中希望美国政府在对华的决策中慎重，但毕竟他们的地位和言论还不能影响美国对华的政策，但是对于当时的院外援华集团而言就大大不同，他们在中国掌握着中国的政权和财权，在美国他们虽然不是直接去和白宫去谈美国对华政策，但是当他们的利益点和中国国民政权有结合点时，他们就会能利用各种手段去影响美对华政策的制定，事实上他们确实在这一时期美国对华决策中起了重要的作用。美国在确立其对
华的政策为扶蒋反共后，开始极力在各个方面对蒋介石政权展开援助。正如美国杜鲁门总统在其回忆录中写道：“„„事实上，蒋介石甚至连在占领华南都有很大的困难。要拿到华北，就必须和共产党人达成协议，如果他不同共产党或俄国人达成协议，他就休想进入东北。由于共产党人占领铁路中间的位置，蒋介石要占领东北和中南就不可能。事情是很清楚地摆在我们面前，假如让日本人立即放下他们的武器，并且向海边开去，那么整个中国就会被共产党人拿去，因此我们必须采取异乎寻常的手段，利用敌人来做守备队，直到我们将国民党的军队全部空运到华南，并将海军调去保卫海港为止，因此，我们命令日本守着他们的岗位和维持秩序。等蒋介石的军队一到，日本军队便向他们投降，并开进海港，我们便将他们送回日本。这种利用日本人来阻止共产党人的办法是国防部和国务院的联合决定而经我批准。”[14](p72)除了帮国民党政府和中国共产党抢占底盘外，美国还帮助蒋介石训练军队，控制据点、一再延长《租借法案》等等，但美国大量援助还是没有阻止蒋介石政权的倒台。
就在蒋介石即将败退台湾时，美国内部就该如何对待台湾问题再次进行了一次激烈的争论，在争论中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于1949年2月提出报告：目前在台湾承担任何军事义务都是不明智的，理由是：美国在全世界承担的军事义务与其实力不相称，特别假如台湾玩其他手段都失败而必须使用军事手段时，那需要投入的兵力将是大量的，这就会使美国无力应对其他地方的紧急情况，另外台湾对美国在战略上固然有重要性，但还没有诸如冰岛地区那样与美国的切身安全有关。但参谋长联席议会月又建议，鉴于台湾的一个或数个港口停泊少量的舰队，并在有限的岸上设施一些维修于空中通讯设施。[7]（p284-286）但在当时当任的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却坚决反对参谋长联席会议所提供的实施方案，他认为既然美国不准备大规模的使用武力干涉中国内战，那任何显示武力的做法都是有害无益的，只会对阻挠共产党扩大其影响起相反的效果，他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说：“我们企图发展台湾分离主义，就必然会碰到正在席卷中国广袤的大陆的潜在要求收复失地的威胁，当我们谋求利用苏联在满洲和新疆制造真正收复失地问题时，我们特别希望冒出一个美国制造的收复失地的怪影。公开表示美国在台湾有利可图从而破坏美国在中国出现的新地位，这样的代价是我们付不起的，在我们思想中一个主要之点就是如果要是我们当前政策在台湾有任何成功的希望，我们必须小心谨慎掩盖我们想使该岛脱离大陆控制的愿望。”为此艾奇逊还要求政府各部门进行“遵守纪律的合作”，要大家牢记，必须可是对台湾表现出热心。当艾奇逊通过各部门的调整协商，争取到各个部门在对华政策的一致看法时，援外援华集团中的外围人物针对蒋介石为代
表的国民党政权败退提出一系列激烈的批评，他们指出，一个独立俄国之外的中国对于美国是很重要的„„总之，他们把蒋介石败退的责任归结于美国的对华政策。正如早在1947年底美国《中国月季》刊登了一篇名为《美国出卖了阿穆尔河以南的中国》中所说：“根据世界上最伟大的美国人所述，人们经常会问他这样的问题，在我们打败所有外敌，取得敌人无条件投降的两年半期间，为什么会陷入这样的困境呢？是因为愚蠢呢？还是因为背叛呢？对此，他的回答是，两者兼而有之，上面的愚蠢，下面的背叛„„”[1](p35)诸如此类的言论在当时的美国可以说是比比皆是。
院外援华集团的言论虽然无法左右美国对华政策，但他们通过舆论博得了大多数民众的同情和支持，使美国政府在制定所谓的“抛弃蒋介石”的对华政策时面临着巨大的压力，1949年8月5日美国国务院正式发表了长达一千一百页的文件，试图来为他过去在中国实行的政策进行辩解，即我们后来所说的《白皮书》，可以说《白皮书》的发表使得院外援华集团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活动再次活跃起来，以诺兰、周以德为代表的院外援华集团针对《白皮书》展开了激烈的批评他们称，《白皮书》恰恰说明他们对杜鲁门政府的批评“是有充分根据的”猛烈攻击《白皮书》是“对一厢情愿的、无所作为的政策的1054页的遮掩粉饰。这种政策的唯一成就就是是亚洲陷入被苏联政府的危险中”[15](p256)院外援华集团在这个时期的言论依旧无法左右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但他们的舆论游说却对当时中美关系产生重要的影响，使得五十年的中美关系出现一个新的较为复杂的局面。
纵观20世纪40年代院外援华集团的活动，无论是在为蒋介石政权争取美援、还是暂时性的调和蒋介石与史迪威之间的矛盾、还是在运用舆论和游说的方式来对美国当局的对华政策进行批评，他们的这些活动都对这一时期的中美关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并且影响着新中国成立后的中美关系！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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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在选题及研究过程中得到赵红老师的指导。首先向赵老师致以最诚挚的谢意，赵老师多次询问写作进程，并为我指点迷津，帮我开拓写作思路，精心点拨、热诚鼓励。谢谢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