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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抗战时期重庆文学的特点
抗战期间,重庆成为大后方的文艺中心,大批文艺社团迁渝,大批作家来渝,重庆的文艺队伍空前壮大。文艺工作者们在抗日的共同目标下团结起来,创作出大量具有战斗性的作品,极大地推动了抗战文艺事业的发展,在中国的文艺史册中留下了令人瞩目的一页。
重庆在抗战时期具有作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特殊历史地位,综观这时期的文学,它鲜明地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战斗性
抗日战争的残酷性,国共斗争的复杂尖锐性,都决定了这时期文学具有鲜明的战斗性。1938年8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由武汉迁渝,成为重庆文艺界的中坚,给整个重庆的文学带来了深刻影响。早在“文协”的“发起旨趣”中就号召文化人团结起来,“像前线将士用他们的枪一样,用我们的笔,来发动群众,捍卫祖国,粉碎寇敌,争取胜利”。《新华日报》庆祝“文协”成立的社论中也强调必须“发动文艺家到战场上去,到游击队中去,到伤兵医院去,到难民收容所去,到一切内地城市乡村中去,„ „”于是许多作家投笔从戎,参加了直接战斗;有的则组成“笔部队”。“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战斗口号提出来了。“文协”领导人老舍在《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文章中指出,抗战需要战斗精神,“抗战文学便是战斗精神之发动机”,“抗战的文艺不是要耍弄风格与字眼,而是要迅速有力,如机关枪的发射”,这就是要“简单、清楚、明快”。抗战文学就是以这“简单、清楚、明快”的战斗风格传达出喷薄的悲愤、无畏的气概、昂扬的斗志、必胜的信心。抗战时期,在民族存亡的关头,人们心中充满对敌人的愤怒、仇恨以及对民族的忧虑,也充满了强烈的责任感和大无畏的献身精神,这一切,对诗歌这种最能充分表现情绪的文学样式,无疑提供了一块热血浸透的沃土,涌现出一大批战斗诗篇:艾青的《向太阳》与《火把》,臧克家的《感情的野马》与《古树的花朵》,王亚军的《二岗兵》与《塑像》,老舍的《剑北篇》,以及胡风的诗集《为祖国而歌》,庄涌的诗集《突围令》,徐迟的诗集《最强音》,冯玉祥的《抗战诗歌集》等。郭沫若抗战期中写下的不少诗篇,主要收在他的《战声集》和《蜩螗集》中,其中,1940年为重庆大轰炸期间的大隧道惨案而写的《罪恶的金字塔》一诗,被传诵一时。正像臧云远在《诗人节宣言》中指出的:“目前是考验屈原精神最突出的时代,中华民族在抗战的炮火里忍受着苦难,东亚大陆在敌人的铁蹄下留下了伤痕,千百万战士以热血温暖了国土,山林河水为中华民族唱起了独立自由的战歌,在古老的土地上中华儿女迎接着新的岁月,而在世界风云里,中华民族抗战的炮火已是世界光明的导线。”抗战时期,重庆的诗人们正是秉承着屈原的爱国精神,以战士的姿态,“为中华民族唱起了独立自由的战歌”,去“迎接着新的岁月”。不仅诗歌,其他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也充满了战斗性。惊心动魄的战斗,可歌可泣的场面,民族生存的危机,斗争的现实呼唤着一种能直接迅速地反映它的文学样式。报告文学以它灵活轻捷、直接迅速的优势,成了作家们的首选武器。抗战时期的重庆,出现了报告文学的竞写热潮。丘东平、刘白羽、周而复、沙汀、周立波、曹白、何其芳、陈荒煤等都在这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当时重庆的刊物发表了许多充满战斗精神的报告文学作品,如何其芳的《从成都到延安》,应清的《水》、《冲过第二道拦阻线》,陈晓南、方殷等的《川陕道上》,戴富的《挺进支队》,沙汀的《通过封锁线》、《敌后杂记》。1939年5月,敌机狂轰滥炸重庆后,“文协”会刊出版了《轰炸特辑》,其中如老舍的《五四之夜》,宋之的的《从仇恨生长出来的》等报告文学,都有力地表现了中国人民不可征服的坚强意志。碧野从前线归来后,先后在重庆出版了《北方的原野》、《太行山边》等报告文学,反映北方游击队的战斗生活。
到了抗战后期,国民党政权加紧强化专制统治,这时重庆文学的战斗性一方面仍体现为抗日,另一方面也体现为与专制独裁的斗争,因此趋于含蓄而又犀利。譬如这时期诗人们拿起政治讽刺诗这一武器“向黑暗的`黑心'刺去”,郭沫若、袁水拍、臧克家、绿原、邹荻帆、黄宁婴等一大批诗人加入了这一战斗行列,掀起了政治讽刺诗运动并将其汇入民主运动的潮流。其中,袁水拍《马凡陀的山歌》及其续集,在重庆、在大后方、乃至全国广泛流传,产生了巨大影响。
二、大众化
抗战文学从整体上看,就是一种大众化的文学。这种文学的大众性主要体现为:大规模的群众文艺活动,通俗生动的文学产品,对文化通俗性问题在理论探讨上的重视。“文协”还在成立的初期就十分重视对通俗文艺的研究,专门成立了“通俗文艺工作委员会”,召开了通俗文艺运动座谈会。1939年春,“文协”加强了原“通俗文艺工作委员会”,积极组织作家创作通俗文艺作品,出版了专门登载通俗文艺的《抗战文艺•前线增刊》。10月“文协”出版《通俗文艺五讲》一书,结集了老舍等五人所写的文章,同时在《抗战文艺》上也发表了老舍、姚雪垠等人所写的有关通俗文艺的文章。在文艺理论界,结合抗战时期通俗文艺运动,提出了“文艺大众化”与“民族形式”问题,1938年,《新华日报》在“文协”成立的社论中就提出了“文艺的大众化,应该是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最主要的任务”。随后,文艺理论界就“文艺大众化”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对文艺大众化的任务,实现这一任务的手段等都提出了许多不同的看法,必然也就联系到“民族形式”问题,重庆召开了多次座谈会,围绕向林冰的观点展开了激烈的论争,郭沫若、茅盾、叶以群都发表了很有份量的见解,这些讨论无疑又推动了文艺大众化的实践。活报剧、街头诗、通讯报告、短篇小说一度成为创作的主流,以及“旧瓶装新酒”的戏曲、曲艺也汇入了这股洪流。与此相应,在诗歌领域,抗战的现实提出了朗诵诗的问题,诗歌大众化的问题,诗歌民族形式的问题,而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又深刻地影响着当时的诗歌创作实践。诗人们“大胆地要把文艺各部门中一向是最贵族式的这一部门首先换装而吵吵嚷嚷地挤进泥腿草鞋的群中”。换什么“装”?抗战初期诗人们“大胆地作了朗诵运动,大胆地作了街头诗运动”,一种新的诗体———朗诵诗出现在中国现代诗坛上,它不仅在抗战期中为动员民众、鼓舞民众发挥了巨大作用,而且对于诗歌自身发展中的口语化、大众化问题也有积极意义。高兰等一批诗人写了大量的朗诵诗,并把它推向街头,面向群众,产生了广泛影响,形成全国规模的运动。
三、广泛性
所谓广泛性是指抗战期间的重庆文学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于政治思想、艺术主张、学术思潮、流派等方面均有很大的兼容性,因而也就有着广泛的代表性。换句话说,也就是统一战线文学的广泛性、代表性。“尽管在阶级、集团、世界观、艺术方法论上大家有着各自的特性,然而,一个高于一切的共同的目标———抗敌,比什么都有力地使大家都成为亲密的战友”。当时的重庆汇聚了全国各地的作家和文艺社团,同时也广泛反映全国的抗日斗争,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文学也有所反映。如“民族形式”问题最先就是在延安提出来的,而后在重庆展开热烈讨论。又如1940年1月24日《新华日报》发表方然的延安通讯《延安的艺术》。1944年9月30日,《群众》第9卷第18期出“文艺问题特辑”,载有陆定
一、何其芳、刘白羽等人的文章,反映出延安的文艺思想。1945年10月22日,周恩来应邀在“文协”的联谊会上介绍延安文艺活动。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重庆文学界的巨大影响。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刚结束,6月12日,重庆的《新华日报》上刊登的萧军的文章,介绍了《讲话》引言的内容。1944年1月,又在《毛泽东同志对文艺问题的意见》这一总题下,发表了《讲话》的摘录。同年五月,何其芳、刘白羽从延安来重庆传达宣传《讲话》精神,6月,郭沫若、冯乃超等先后主持了文艺界几次座谈会,学习《讲话》,《讲话》精神得到重庆文艺界普遍拥护。郭沫若还根据《讲话》提出了“文艺应以人民为本位”的观点。正是由于抗战时期重庆文学全面反映了沦陷区、国统区以及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文学面貌,所以虽然是在国统区,它也仍具有非常广泛的代表性。但是这种广泛性也并非毫无原则,正像郭沫若1943年6月在他主编的《中原》创刊号《编者的话》中所说:“只要是合乎以文艺为中心的范围,只要能认为对于读者多少有一些好处,我们都一律欢迎”,但决不许“袒护法西斯主义”或“稍微带些那样的气息”的人来扰乱,也不登“一味的泥古不化,或拘泥于文言文或旧形式的古董”。郭沫若在这里所强调的,正是抗日民主的原则和大众化、群众性的原则。
四、辐射性
抗战时期重庆作为战时中国的文化中心,对周围有很强的文化辐射性,对全国各地的文化都有极大的影响作用。而当时作为文学的辐射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在渝的各全国性文学社团,在各地多有分支机构,不断发展壮大。以“文协”为例,抗战期间就先后成立云南分会、襄阳分会、宜昌分会、襄樊分会、成都分会、长沙通讯处、香港会员通讯处、延安分会、桂林分会、贵阳分会、广东曲江分会、晋察冀分会、四川三台分会等,这些分支机构大多有自己的刊物阵地,在“文协”统一领导下开展抗日民主文学活动。
2、重庆文学界人士,为实现“文章入伍、文章下乡”,大批奔赴各地。除“文协”专门组织过“作家战地访问团”传播抗日文学,第三厅和文工会都组织过多次文艺工作者慰问前方的活动,带去文学的影响。如1939年就曾组织南北前线两慰问团,当时“文协”的老舍参加了北团,陆晶清等参加了南团。
3、重庆文学界输送了大批文学作品到各地,产生了很大影响。如“文协”的会刊《抗战文艺》就分送各战区,有的要发到连政工干部手上,有的还送到延安。“文协”1938年11月在重庆开会决定“制定各沦陷区域的工作方针,替各地区的工作人员交换工作经验,供给读物”。当时重庆文艺界创作的许多作品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
4、重庆许多重要的文学活动在全国引起普遍响应。如1941年为郭沫若举行的祝寿活动,不仅重庆声势浩大,桂林五百余人,香港九十余人,新加坡华侨文化界二百余人也分别举行了祝寿大会,昆明、延安等地也开展了祝寿活动。又如1939年以后几年间以“文协”为主要发起单位举行的鲁迅纪念会,不仅在重庆举行,成都、桂林、昆明、香港等地“文协”分支机构也纷纷举行。不仅鲁迅、郭沫若,还为茅盾、老舍、洪深等人都举办过诞辰纪念或创作生涯纪念活动。其实,举行纪念著名文学家、为文学界知名人士祝寿这些活动,都是为了宣传他们的斗争精神,鼓舞广大文学工作者与侵略者,与专制独裁者进行斗争。如郭沫若50寿辰及创作生涯25周年纪念活动,《新华日报》、《新蜀报》、《新民报》都出了纪念专刊,借此机会还演出了《天国春秋》和《棠棣之花》,抨击国民党政权同室操戈、破坏抗日的罪行,歌颂不畏强暴、反抗专制的精神。
五、高水准
抗战时期重庆荟萃了全国文学领域的一大批精英人才,产生了一些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都有影响和地位的高水平的作品。诗歌方面,著名诗人艾青、臧克家、力扬等在重庆出了不少诗集,郭沫若、胡风、方殷、杨骚、臧云远、王亚军、任均、绿原、徐迟都在重庆留下了有影响的诗篇。特别是胡风主办的《七月》和《希望》两刊物,先后在重庆刊出18期,为诗歌辟出大量篇幅,培育和造就了抗战诗坛上影响最大、存在时间最长的诗歌流派—七月诗派,它不仅以其系统的理论主张,具有鲜明特色的诗歌创作为诗坛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以其作者地域、内容题材的广泛展示了抗战现实的各个侧面,完善了战时重庆诗歌的面貌,对国统区的重庆产生了巨大的鼓舞和深刻的影响。小说方面,张天翼的《华威先生》,茅盾的《腐蚀》、《霜叶红似二月花》,巴金的《寒夜》,老舍的《四世同堂》,夏衍的《春寒》,靳以的《前夕》,沙汀的《淘金记》,艾芜的《故乡》,吴组缃的《山洪》等都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至于戏剧文学,其繁荣景象更为突出,郭沫若、田汉、老舍、洪深、阳翰笙、曹禺等戏剧创作在当时的中国剧坛上都具有代表性,而抗战时期在重庆产生的一批高水平的历史剧堪称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戏剧高潮。其他如理论研究方面,蔡仪的《新美学》、王昆仑的《红楼梦人物论》等都有很高的学术水平。抗战时期重庆文学所具备的战斗性、大众化、广泛性、辐射性、高水准这些主要特点,相互作用,相互联系,不仅充分显示了抗战时期重庆文学的空前繁荣,而且是重庆作为当时中国的文学中心的鲜明标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