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共产党成长史上的“左右”重大“拐点” 看理论联系实际由刀豆文库小编整理，希望给你工作、学习、生活带来方便，猜你可能喜欢“党的理论联系实际”。
从中国共产党成长史上的“左右”重大“拐点” 看理 论 联 系 实 际
黄金鑫
纵观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我们不难看出，中国共产党是在挫折和跋涉中不断发展壮大的，是在探索和尝试中逐渐走向成熟的，整个发展史出现了几 个十分明显的重大“拐点”。我们所说“拐点”，简而言之就是我们党在发展中出现的重大错误和对其纠正后形成的“拐点”。而从这些“拐点”中，让我们清晰地 看到了党在发展实践中的规律性总结和符合中国发展的辩证理论，这些对于我们党和国家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几个重大“拐点”
拐点之一，建党初期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中国共产党在建党初期，就鲜明地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这是有 史以来在中国革命斗争中第一次为中国人民指明了目标和方向，也是第一次采取依靠广大群众的革命方法，把中国工人运动推向了一个又一个高潮。然而，就在革命 斗争的关键时刻，由于大资产阶级的叛变和共产党内发生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导致这次革命遭到失败。
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的实质，就是从理论上脱离了当时中国革命的实际，没有从根本上看到革命的主流和主体追求，导致他犯下了四个方面的错误。一是对中 国革命的性质、前途作出错误的判断。他没有看到中国的革命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革命的终极前途，不是资本主义，而是 社会主义。二是否认中国工人阶级是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他说：“中国最大多数的工人，还没有自己阶级的政治争斗之需要与可能，而且连一般的政治争斗之需要 甚至于连自己阶级的经济争斗之需要都不曾感觉的工人(如手工业工人)，也并不是少数。” 三是低估了农民的革命性和革命要求。他认为：“农民居住散漫势力不易集中，文化低生活欲望简单易于趋向保守，中国土地广大易于迁徙被难苟安，这三种环境是 造成农民难以加入革命运动的原因。”断言号召开展农民运动，是“决不能实现的幻想”。四是过高地估计了资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他说：“半殖民地的中 国社会状况既然需要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在这革命运动中，革命党便须取得资产阶级的充分的援助；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若失了资产阶级的援助，在革命事业 中便没有阶级的意义和社会的基础。”“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各社会阶级固然一体幼稚，然而资产阶级的力量毕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因此国民运动若轻视了资 产阶级，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观念。”由于陈独秀不切实际的错误理论，没有看到当时社会底层工农这
两大阵营的雄厚力量和革命斗争的坚定性、可靠性，没有把革命 斗争的主体力量组织起来，调动起来，结果大资产阶级的叛变，导致了这次革命的失败。拐点之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混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企图把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放在民主革命阶段来完成，来一个“毕其功于一 役”。1937年毛泽东在《实践论》中针对这种情况指出：我们反对“左”倾空谈主义，“他们的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有些把幻想看做真理，有些 则把仅在将来有现实可能性的理想，勉强地放在现时来做，离开了当前大多数人的实践，离开了当前的现实性，在行动上表现为冒险主义。”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 “冒险主义”显然主要是指上述王明这一企图超越阶段的“左”倾错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同样根源于教条主义。“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 口号以及放弃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的许多主张，无不来自共产国际的指示或受共产国际的影响。王明继续照抄照搬共产国际指示和别国模式而不顾本国实际。结 果在革命走向复兴的时刻，党内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使党再次受到严重损失。由于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失败，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长征。长征途 中召开的遵义会议，纠正了党内的“左”倾错误，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路线的领导地位，成为党的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党从幼年走向成 熟。随后，党领导红军以异乎寻常的坚强毅力，战胜敌人的围追堵截和各种艰难险阻，取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
拐点之三，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从１９５６年起，毛泽东连续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及其他重要讲话，号召要扩大民主，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正确区分和处理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其目的是为了在新形 势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
党的八大之后，经过８个月的酝酿和准备，于１９５７年４月２７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规定非党员自愿参加，自由退出。有意见就说，党内外打成一片。发动全党整风以来，党外人士对党政工作提出了大量的批评和意见，异常迅速地揭露了各方面的社会矛盾。这些矛盾的详细情况，中央过去几乎完 全不知道。在大量揭露、批评党政工作中的问题的时候，出现了两类矛盾交错混杂的情势。有些党外人士的批评意见十分尖锐，有些长期积累的不满这时也渲泄出来 了。但他们的基本态度是善意的、诚恳的。而极少数右派分子则错误估计了形势，乘机发动了进攻，掀起了一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潮，为了稳定当时的政治形势，打击右派的嚣张气焰，争取广大中间派，分清大是大非，为了维护社会安定，巩固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对极少数右派的 进攻进行反击，是完全必要的。但是，由于在指导思想上对当时形势缺乏冷静、科学的判断，反右派斗争的部署和进程很快被扩大化了。１９５７年５月，毛泽东写 出《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发给共产党内高级干部阅读。文章对当时的政治形势作了过于夸大的估计，指出：“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 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他们不顾一切，想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刮起一阵害禾稼、毁房屋的七级以上的台风”。“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
点，他们正在兴 高采烈”，“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向顶点”。指出：“现在应当开始注意批判修正主义”。１９５７年６月８日，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起草的 《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指示》，正式发动反击右派的斗争。７月１日，毛泽东又为《人民日报》撰写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这个 指示和社论，标志着反右派斗争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和进一步升级。
“六八”指示对反右派的斗争进一步作了严重的估计，指出：“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 事件的某些危险”。在七一社论中，更点名批判了所谓章（伯钧）、罗（隆基）同盟，并指斥民盟、农工民主党这两个党派说：“民盟在百家争鸣和整风过程中所起 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还有农工民主党，一模一样。”“整个春季，中国天空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同时把右派分子的性质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派”，并称“这种人不但有言论，而且有行动，他们是有罪的。‘言者无罪’，对他们 不适用”。在党内一系列指示和社论的号召、部署下，一场全国规模、急风暴雨式的反右派斗争迅猛地发动起来了。其主要错误表现：第一，对划为右派分子的人数 不断升级和扩大。第二，把大量人民内部问题错误地作为敌我矛盾批斗和处理。第三，对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处罚过于严厉。第四，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错 误，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得以彻底纠正。总之，１９５７年反右派斗争及其严重扩大化，是我国５０年代后期一个涉及全局、影响深远的事件。深入考察 这一事件的起因、影响，从中吸取必要的教训，对于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促进政治生活民主化的过程，有着重要的意义。
拐点之四，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运动。1958年在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同时，中共八大后，社会主义建设蓬勃发展，一些工厂、农村出现了生 产迅速增长的新气象，党内许多人都认为经济建设的速度可以更快些。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召开，会议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 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力图在探索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打开一个新局面。会后，“大跃进”运动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发动起来。
“大跃进”运动在盲目求快、急于求成的思想影响下，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农业强调“以粮为纲”；工业强调“以钢为纲”，要求在5年以致3年内提前实现原定15年钢产量赶上或超过英国目标。各地掀起了全民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
在“大跃进”浪潮中，全国农村一哄而起，大办人民公社。在没有经过试验的情况下，只用一个多月全国就基本实现公社化。同年底，全国74万个农业合作社合并为2.6万个人民公社。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我国探索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次严重失误。它忽视了客观的经济发展规律，过分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使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等错误大肆泛滥，工农业生产遭到极大
破坏，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人民生活发生严重困难。这是应该引起人们重视的历史教训。
违背客观规律，严重破坏社会生产力，打乱正常生产秩序，造成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积累和消费之间比例严重失调。经济工作中急躁冒进的“左”倾错误，使国民经济遭受严重挫折，人民生活受到很大的影响。从 1961年起，国家不得不用5年时间进行经济调整。人民公社化运动给农业发展带来消极后果，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在“大跃进”中发展起来的。它的特点是“一大 二公”。即规模大（一般为两千户左右）、公有化程度高。权力过分集中，基层生产单位没有自主权，生产中没有责任制，分配上实行平均主义，这极大地挫伤了农 民的生产积极性。“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造成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是导致1959年～1961年严重困难的主要原 因。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改革家 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农业生产有何积极影响：研究表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是一次性的突发效应，到1984年全国范围内都实行家庭联产 承包责任制以后，这种制度变迁的冲击已经释放完毕。另外，农业的发展和农村市场化政策的逐步实行，使得农村非农就业机会增加，劳动力加速从种植业向非农产 业转移。1978—1984年农产品产值以不变价格计算增长了42.23%，其中46.89%归功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集体耕作制度的体制改革。
拐点之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称文化大革命或*）是一场开始于1966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内的重大政治运动，现在被广泛认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至今最动荡不安的灾难性阶段，常常被称为“十年*”或“十年浩劫”。
*的指导思想来源于毛泽东提出的“四个存在”理论，即“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发展出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自1966年开始，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和四人帮的被捕后被宣布“胜利结束”（1978年宪法《序言》：“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使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和政治成果均在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被正式否定，决议认为毛泽东负有责任。该决议的正式表述是： “１９６６年５月至１９７６年１０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 “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 “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文化大革命发生的10年期间，*频繁的政治运动令经济活动近乎停顿，同时也消耗了不少的资源。三年困难时期和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总的经济损失
14200亿 元，是中国前30年基建投资总额的两倍多。非正常死亡人数在5755万人以上。显而易见，“*” 是在极左的错误理论指导下，形成的国家和民族的悲剧，它是在1957年以来党内“左”的指导思想发展越来越严重，对阶级斗争的认识不断升级的情况下，最终 导致了“文化大革命”那样全局性错误，使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探索走上了歧途，给党和国家的事业发展带来了严重的损失。
二、几点启示与思考
通过我们对中国共产党成长史上的几个重大左右“拐点”分析和透视，不能不给我们从理论联系实际上带来重度的思考。
一是党在一个历史时期的指导理论应该在党的集体实践中产生，而不是个别领袖人物个人的权威认识。我们从建国前的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到王明的“左 倾”教条主义；从建国后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不是领袖人物个人的世界观左右着党的世界观，偏离社会实 际，这也是因领袖人物在某种程度上，接触不到社会底层，看不到社会的整体局面，大量的社会信息靠层层的汇报或社会媒体获取，由于人为的报喜不报忧的因素，高层人物获取的社会信息真实度较低，所以会导致领袖人物的理论观点出现偏差，从另一个角度讲，一旦领袖人物的观点和理论出现偏差，那么对整个社会实践的指 导就不是偏差的问题，那将会是一个全面的问题。所以说，党的指导理论必须在党的集体实践中产生，紧跟时代步伐，做到与时俱进，这一点至关重要。
二是党的指导性理论应该有一个在革命实践中验证和完善的过程，而不是权威人物用一时的理论文章所代替的。我们从上述各个“拐点”中不难看出，无论是左倾错 误还是右倾错误，都有权威人物发表理论文章去指导当时的错误实践活动，使本来错了事情更加恶化，造成更大的损失。这里存在着民主管理机制的问题，也存在着 封建残余的劣根性问题。无论如何，任何一种理论的提出，都要通过实践的检验，我们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理论，就是经受了在实践过程中的检验并 且随着中国社会的不断发展得到不断完善，理论和实践达到了紧密的结合，取得了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辉煌成果，这是不争的事实。三是一个政党在一个时期的指导性理论要具备客观公正性、全局性和长远性，而切忌出现有个体矛盾的针对性或成为解决个体问题的工具。我们从解放前的反右派斗 争严重扩大化到解放后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指导性理论中都存在着的个人感情色彩，针对性强，片面性强，为解决眼前一时的个体性问题，导致全国性的偏激行 为，人为地超越客观实际，造成全国性的混乱。这不能不让我们为此而深思，因此，指导性理论的客观公正性、全局性和长远性，是保证党的任何行为和活动不偏离 正确轨道前提和条件。
四是理论联系实际要找到准确的对应点，要有针对性和时效性，而不是盲目的、一概而就的、一成不变的去联系实际。我们从解放前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和解放后大 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都能看到，它们错误的共同点就是没有准确地找到理论和实际的结合点，理论和实际相脱节，现实和理论不搭边，理论的空洞性
造成实践活 动的虚像和浮夸，最后只能走向失败。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指导我们实践的理论也要根据实践中发现的问题不断完善，我们的党经历了民主革命时期的“两次失 败、两次胜利”，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毛泽东思想；经历了建国后二十多年的艰难探索，总结了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才有了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来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特别是先后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充分说明，发展完善指导性理论是历 史的必然、时代的要求，党发展成熟到什么程度，指导理论就完善发展到什么程度，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总之，我们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正确地对待理论联系实际，用发展观去看理论联系实际，这是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的必然要求。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离不开理论联系实际，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建设离不开理论联系实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