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卫方在北大这13年由刀豆文库小编整理，希望给你工作、学习、生活带来方便，猜你可能喜欢“13选择北大”。
老贺在北大这13年
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2008-07-03 07:37:58.0 张伟
13年后，贺卫方眼看就要了结和北京大学的一段“姻缘”。此时，当初的青年法律教师，已经变成学生口里的“老贺”，头发花白。
几天前的一次毕业典礼上，他用诗意的句子透露了这个消息：“劳燕纷飞，天涯何处再相逢？”这意味着，北大将失去这位声名在外、在一部分人眼中或多或少代表着北大传统的法学教授。而贺卫方也终于不再背负北大这个内涵复杂的光环：既不用受其所累，也不再受其荫泽。
分手的时候到了，贺卫方没有再批判，而选择感谢。像一个爱絮叨的怀旧者一样，他感谢了这所学校的宽容，感谢了由蔡元培、胡适等人开启的“大学独立、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精神。
尽管他也应该知道，如今，这些精神更多地只存在于记忆之中。
老贺在北大的这13年，是追寻这种精神的13年。一种精神，往往被回归于某个人，而他把这种追求，指向了胡适。
许多学生已经习惯传播老贺的风采：“温和、儒雅、谦逊”。这些无疑都让人想起半个多世纪前的胡适来。有人评价称，甚至他们脸上笑容的深浅，都有些相似。
贺卫方显然不只如此浅显地追随他仰慕的先贤。事实上，为了找回这些精神，他也一直在努力。
正是对这所学校“不自由”气氛的一次公开抗议，让他获得了最广泛的关注。2005年,他以公开信的方式，表示暂停招收研究生，抨击研究生入学考试存在严重缺陷，并认为“大学并没有必要的独立性”。
何为大学的自由？胡适早已为他提供见解：自由便是在研究与学习中以学术与知识的本原为指向，不受任何非学术因素的干扰。
在今天，贺卫方选择站出来。他以知识分子而不是法学家的身份，四处抨击教育制度，建议进行改革。
他习惯激起社会的震荡。有人欢呼，有人斥骂。不过，他矛头指向的地方，一片沉默。无论是北大还是教育系统，都以沉默回应了他的抗议。“我终于知道制度不会做任何改变。”他接受采访时说。
于是，在北大的这13年，老贺变得越来越像个斗士。
他以法学家的身份，频繁发表文章、进行演讲，并参与具体的法律实践。而他的话题中心永远都是那么几个：宪政、司法制度变革、法官职业化。在这个法律相对不普及的社会里，他希望自己扮演的角色，有点像一个启蒙者。
他的一些话隐约表达了这样的意图：通过法治，使社会变得越来越有秩序。如下的举动使他的身份更像一个启蒙者而不是大学教授：编辑杂志、翻译法学经典，并通过短小精悍的文章，冲击着古老陈旧的法律体系。
甚至，他偶尔会流露出这样的野心来：使自己的文章，可以成为像美国《联邦党人文集》那样的著述。当初，正是这些并非学术化的文章，通过大众传媒把法治的理念传播开。
身处学界，心怀政治，这像极了贺卫方对他的精神导师胡适的又一次仿效。那个拒绝担任官职，却毕生都没与政治脱离关系的大学校长，对现代中国政治、宪政乃至法治“富于洞察力和想象力”的论述，想必让他仰慕不已。
在北大的13年，也许有助于贺卫方更好地体味胡适的魅力：对知识的不懈追求，对家国以及整个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怀和为人处世中体现的伟大人格。而“亦师亦友”的老贺，在许多北大学生中留下颇具传说色彩的故事。可以确定的是，他会通过许多人的记忆，被并入这所学校的传统中，延续下去。
这不只是一个“有些异端色彩”的教师，在一所中国大学鱼得水的经历，也是一种传统精神在时代困境中的尝试。
如果一所大学有其精神传统，那么，这种精神将如何延续？在以前，它通过校长的谦逊和包容、通过教师的风骨和坚持来传递和散布。如今，某些珍贵的品行已经在机制的压缩下逐渐萎缩，我们是否要担心这种精神将无处可寻？
也许不必如此悲观。在一个机械和胆怯的体系之外，我们还能看到另一股潮流，通过某些个体的努力和一大群人沉默的坚持，而使传统精神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在这股潮流中，许多看似已经式微的传统，却保持着萌发的种子，等待一次复兴。
也许这就是老贺在北大这13年里，给我们留下的启示。
13年后，贺卫方辞别北大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赵凌赵蕾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杨子云
这一次贺卫方走得坚决，这是他对政治沙场的平静退让，更是对生命价值的重新掂量。
48岁，本命年的贺卫方，在这一年做出决定：离开北大，告别京城。这些天，他在发愁如何把那么多书从北京搬到南方。他要去的是钱塘江畔的浙大。“老贺要走了？”这一年在北京学者聚会的多个场合，在北大法学院的学生中间，不断盘旋着这样的传闻。
大家开始叫他老贺，是最近几年的事。这里面有岁月的沧桑，还有一种说不清的洒脱与敬意。
在北大法学院2008年毕业典礼上，贺卫方用惯常的诗意表达了自己的决意，他要和毕业生一起，离开这个工作了13年,带给了他美好声名的学府。这个告别还意味着，他决意把一座城市抛在身后，这个他居住了两个13年的北京。
13年，北大教授贺卫方，在中国变成了一道符号。
在学界，他被视为司法改革坚定的鼓吹者；在实务界和舆论界，他被看作宪政、民主、法治思想的布道者；当然在另一些人眼中，他是一个“有些异端色彩”的多事者。
十年间，他不断言说的一些思想渐渐演变为现实。他抨击“复转军人进法院”，几年后的统一司法考试给了他积极的回应；他曾建议司法人员脱掉专政色彩的制服，后来法官果然穿上了法袍。
“从1998年发表复转军人进法院开始，一直到2004年前后，我都是比较乐观的，觉得可以用自己的知识来改造这个社会。”贺卫方好像在回忆很久远的一件事。有人说，他的学识、他的形象、他的演讲，包括他的嗓音，上帝把他塑造成了完美无缺的学术明星。他的一位朋友甚至为他感到遗憾——如果老贺生在美国，电视竞选一定大获全胜。
他的足迹遍布中国，“在法学界，我算是演讲最多的之一吧。” 风尘仆仆的十年，频频露面的贺卫方自己也变成了一个话题。
质疑中最普遍的意见是说，贺卫方周旋于鲜花和掌声当中，江郎才尽，离书斋越来越远。
一位青年教授说，贺卫方曾经深刻震撼了他们一代，那种耳目一新的感觉难以忘怀。“或许是我们成长了，这几年他不再带给我们新意。” 然而，贺的支持者却说，中国不缺书斋学者，最缺的是像老贺一样关怀现实的行动者。
这个复杂的争执多少也是贺卫方内心的纠结。
“这些年自己比较外在化，显山露水，难以静心。也许我应该找一个可进可退的地方，能够为自己的一些政治或宪政论证奠定坚实的学术基础。” 于是，他做出了离开北京这个似乎要与过去决裂的决定。
说这些话的时候，决心回归学术的贺卫方语态中还有一种壮士暮年的苍凉。自孙志刚事件始，贺卫方频频以公开的姿态发表自己对时政的观感。“好像是西西弗的神话，把石头推上去时很有成就感，然后又滚下去，要重新再往上推。”即将知天命的贺卫方用这个古老典故总结了自己最近几年的感受。时光流逝，现实顽固，石头滚滚落落，他也已经变成了“老贺”。
1998年，因不满职称评定，贺卫方决定离开北大。北大校园因此留下一段众生挽留的传奇佳话。“先生若有八分的离意，我们将尽十分的努力；先生若有十分的离意，我们将尽万分的努力，目的唯有一个：先生，请留下！” 那一年，38岁的贺卫方没有走。十年过去。
这一次贺卫方走得坚决，这是他对政治沙场的平静退让，更是对生命价值的重新掂量。“你需要有一种非常美好的生命感受，跟朋友的爽朗交往，放眼青山绿水的那种喜悦，读一本老书给你带来的快乐等等。其实人不完全是为了改造这个社会而存在的。”这样的感悟，48岁的贺卫方日渐强烈。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或许在柔软的钱塘江畔，负笈南下的老贺能找到新的希望和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