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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大学校长：大学精神在于自由辩论(图)
英国牛津大学校长安德鲁·汉密尔顿
“我认为大学精神的核心有两点，第一是在每件事情上对卓越的追求，第二是自由而公开的辩论”，英国牛津大学校长安德鲁·汉密尔顿在即将到北京出席全球大学校长峰会前夕，在牛津接受了新华社记者独家专访并介绍了他对大学精神的看法。
牛津大学已有800多年历史，是英国和美国等英语国家所有大学的源头所在，在世界上享有崇高的地位。汉密尔顿说，牛津大学所体现出来的大学精神就是，首先对卓越有绝对的追求，无论是在教学还是科研上，都永远不会安于现状，持续地追求做得更好。
世界一流的大学都有这样的精神。在担任牛津大学校长前，汉密尔顿是美国耶鲁大学的教务长，还曾在英美多所知名大学工作。他说，耶鲁和牛津虽然有些制度不太一样，但对卓越的强调则是一致的，他从耶鲁到牛津后，马上就感觉到了这种熟悉的卓越文化。
而在另一方面，自由而公开的辩论是实现卓越的重要手段。汉密尔顿说，牛津是一个开放的地方，所有的事情都可以拿出来公开讨论，无论是学术上的还是行政事务上的。他还专门提到，牛津大学特有的导师制非常有助于培养自由辩论的精神。
牛津的导师制是从本科就开始的，每名本科生都会有指定的导师，每位导师一般只带两三名学生。每个星期，导师和学生之间都会进行一小时左右一对一或一对二的讨论，这种讨论是完全平等的，学生既可以自由地提出问题挑战导师，也需要在辩论中捍卫自己的观点。
汉密尔顿提到这种辩论的好处：“可以在牛津的毕业生身上培养出一种自信。”牛津大学为英国培养出了包括现任首相卡梅伦在内的20多位首相，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等多位外国元首也曾就读牛津，汉密尔顿认为他们的成功不能不说与在牛津培养出的自信有关。
不过，即便拥有如此辉煌的背景和难以否认的卓越，牛津大学在一些全球大学排行榜上的位置也时常经历起落。汉密尔顿在谈起大学排名时表现淡定：“我很少担心你提到的这些排名变化。”他认为大学排名是作用非常有限的评价工具，有时纯属人为制造的戏剧性事件，对牛津、剑桥、哈佛这些具有数百年历史的名校来说，短期排名的变化说明不了什么。
他提醒广大学子，选择大学时不要过多地考虑排名，而是应该寻找在学术氛围和教学环境等方面适合自己的学校。
汉密尔顿还提到了英国最近的大学涨学费事件，牛津大学的学费也提高到了原来的3倍。但他表示，这主要是因为牛津大学的导师制花费昂贵，需要更多的财政支持，“牛津从来没有把教育看作是一个产业”。他说，根据英国政府学费上限调整政策而提高的学费，最后仍将是用在学生身上，帮助他们在牛津享受卓越的教育。(记者：黄堃 李芮)
安德鲁·汉密尔顿——Andrew Hamilton, Vice-Chancellor of Oxford University
注：在英国的大学体制中，Chancellor一般是请社会名流担任，相当于中国的“名誉校长”，牛津的现任Chancellor是曾任香港总督的彭定康，而Vice-Chancellor才是实际掌管各项大学事务的负责人，相当于中国的“校长”，汉密尔顿从2009年开始担任牛津校长。
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顾明远：把选择权还给学生
把选择权还给学生！”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顾明远25日在“全国优秀高中与高校衔接培养拔尖创新人才论坛”上大声疾呼。台下在座的有全国近300所优秀高中校长，他们讨论的问题之一是要不要提前培养“超常学生”。
顾明远认为，学生的智力结构有差异，有的逻辑思维强，有的形象思维好，有的动手能力强，应当根据不同学生的特点提供最适合的教育。确实有一些超常学生，那也是极少数，也是逐渐表现出来的。顾明远主张，办超长班不是不可以，要在普遍教育的基础上，让学生自己选择，这才是当前教育摆脱困境的出路。
顾明远用网络热词“被”来形容当前教育弊端。学生“被教育”，潜力得不到充分发挥，剥夺了学生自我发展的权利。“目前中小学内容已经在改革，但是如果光是内容改革，方法不改革也不行。”
顾明远尤其强调高中阶段办学多样化。“把选择权还给学生，发挥学生个性和特长是高中教育的重点，学校要创造选择的条件，减少必修课，增加选修课。甚至光开各种选修课还不够，必修课也应该有层次。学生可以在教师的指导下，跟不同课程规定的内容开展探究学习，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顾明远表示，提倡高中阶段办学多样化，就是为了营造一个让学生自由选择的环境。过去中国教育如同计划经济一样，全国只有一套教学计划、一套教学大纲、一套教材，学校、教师、学生都没有选择的余地。今天的培养目标则强调个性和能力发展的结合，因此要以学生为本，给学生选择空间，使学生个性特长得到充分发展。
顾明远说，现在常提到减轻学生负担，减轻负担并不等于不要负担。但这个负担要学生自己选择，让学生有时间、有空间选择喜爱的课程。
顾明远还建议，高等学校应参与到高中人才培养环节中来。美国1975年开始打造新式课程，中学生可以选修大学课程，就是为了及早发现人才、培养人才，中国可以借鉴这种方法。
北京实验二小校长李烈:没想到成为国务院参事
57岁的李烈曾收到过朱镕基总理的亲笔回信，也曾见证温家宝总理给自己学校挥毫题词，但从未想过自己会走进中南海，并成为国务院参事。
2011年4月14日，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的这位校长从未想过的事变成了现实。李烈在中南海紫光阁，从温家宝总理手里接过国务院参事聘书。与她一起从总理手里接过聘书的，还有其他7位国务院参事和5位中央文史馆馆员。
显然，李烈是其中最受关注的一个。
“没人想到一个小学校长竟会成为国务院参事。”4月18日，李烈在接受采访时笑着说。这位新参事至今印象最深刻的，是总理与他们座谈时所提的：“讲真话”，“听真话”，“多调研”。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
在国务院参事室主任陈进玉找自己谈话之前，李烈对“参事”究竟是怎么回事并不清楚。
她只是隐约觉得，参事一般都“年龄比较大，层次特别高”，都是七老八
十、家庭有点背景的人物，或者是某个行业非常突出的“国宝”。不过，现在她已经对自己的新身份有了一些基本的了解。
根据国务院参事室提供的资料，早在1949年4月7日，毛泽东就给邓小平等人发电报指示：“应成立类似参议室的咨询机构，以吸纳上层党外民主人士，共同建设新中国。”这封电报见证了中国参事制度的开端，它的复印件如今悬挂在上海市政府参事室的显要位置。
当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参事室成立，前政权留在内地的上层人士，经过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的遴选任命，被吸纳进人民政府。一时间，长袍马褂、西装革履与军装、中山装、列宁装一起出入于中南海。不仅如此，他们的办公室距周恩来办公地中南海西花厅只有几步之遥，每年海棠花开遍西花厅时，他们总能闻到浓郁的花香。
而在62年后，即将再次闻到花香时，李烈置身紫光阁。国务院参事的队伍，从首批的32位壮大到58位，前后则有200多位参事跟李烈一样，从总理手里接过聘书。她所受聘的国务院参事室，从“*”起便与中央文史研究馆合署办公。
正是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程熙的建言，迅速获得总理批复，使李烈有了成为国务院参事的机会。而在几个月前，李烈还觉得自己当参事“是不可能的事”。
直到4月14日座谈时，听到温家宝总理的一番话，李烈顿时明白了自己成为参事的原因。这一天，总理再次引用了“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2004年11月10日，在给如今已逝的老参事吕德润先生写信时，总理也曾引用这句名言。
这句话，如今被写在国务院参事室会议室的墙上。在这句名言里，李烈找到了自己作为参事的位置和价值。“我们这些常年在教学实践第一线的小学老师，不就是在‘宇下’和‘草野’吗？总理和参事室看重的，可能就是我们这些人的实践。”李烈说。“贤路当广而不当狭，言路当开而不当塞”
当然，更触动李烈的，是总理接下来讲的一句话——“要创造条件让人们讲真话，让参事、馆员讲真话，‘贤路当广而不当狭，言路当开而不当塞’。”
李烈身兼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等诸多社会职务，获得过一个小学教师和校长所能获得的各种耀眼的荣誉，被教育界同行喻为“中国小学教育的一面旗帜”。但这面如今在小学教育界资历最深的“旗帜”，也深知讲真话的不易。多年前，她曾当着一位中央领导的面讲真话，讲基础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为此得罪了不少人。
回到学校，李烈则开始办实事，着手解决自己能看到的问题，推行自己所主张的办学思路。这也让她引起了程熙馆员的注意。
程熙是爱国将领程潜的女儿，此前在调研时，她经常听到“现在的基础教育特别糟糕”的感叹。这让这位70多岁的馆员忧心忡忡。这时，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的几位毕业生家长向她推荐了李烈，提到了李烈“以爱育爱”的办学思路。
于是，老人几次来到学校与李烈长谈，在听了李烈和学校其他老师的课后“非常感动”。她认为李烈这样的优秀小学校长“在小学教育领域有思想观念、有社会责任感、有科学教育理念和方法”。
调研结束时，老人告诉李烈，她回去要给总理写封信，对目前的基础教育建言。
而发现问题，充分调研并及时建言，也是国务院参事室的传统。
上世纪50年代，参事室的18位参事曾联名向周恩来总理报告，直言统战工作有偏差——“我们的意见是：切实检查统战工作的作风，纠正偏差；同非党人士接触，应方式多样，深入实际，个别访问谈心，容易听到尽情尽意的真话，而不是在台面上的 ‘官腔’；多在行动及事实上予人以鼓舞，以开新风；真正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多听意见，有错认错。”
这后来被称为“十八参事上书”，虽然鲜为人知，但国务院参事室认为，当年参事们反映的问题“切中要害，实事求是，为党内纠错提供了参考”。
中央政府也认识到了这种“参考”的价值，不仅国务院成立参事室，地方政府也成立了参事室。参事室里这些接过聘书的人，统一被称为“政府参事”。而政府对他们的要求是“讲真话、察实情”。
这种要求在4月14日被再次提出。温家宝总理再次强调参事们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对此要求，参事们早已有自己的体会和认识。“我们这个岁数的人，不求升官，只求能做点事，我们不怕对领导说实话”。国务院老参事沈梦培曾这样直白地说道。
但对前辈参事们讲真话的传统，如何继承和发扬，新人李烈坦言还没做好准备。就在她被聘为参事当天，河北一个青年在新闻联播上看到了这一消息。第二天，他便打电话到李烈的办公室，说自己上访了两年多，问题依旧没得到解决，他给李烈寄了一封信，希望李烈能把信交给总理。
这让李烈为难。这封信她不能直接就转，因为她最近根本没时间去调研，不了解真实情况，但她也很清楚，作为国务院参事，不能对这封信不理不睬。
“我只能把这个信息记录下来，然后明天下午汇报给参事室。”李烈无奈地说。4月19日下午，国务院参事室将对他们这些新参事进行培训，李烈打算问问该怎么办。
而在两年多以前，温家宝总理在与国务院参事座谈时，明确提出新时期参事室工作要发挥好民主监督的作用。参事的职责原来只是“参政议政、建言献策、咨询国是、统战联谊”，从此又增加了“民主监督”这项新任务。
对一名新参事来说，要完成这项新任务，显然还需要培训和时间。但李烈也不乏可以借鉴的榜样。她的一位前辈参事曾说过，“公正的原则，必须贯彻到社会最底层。”这位老参事援引罗马哲学家西塞罗这句话，是为了诠释对自身责任的认识。
“只有开放兼容，国家才能富强；只有与古为新，社会才能进步”
这种认识，在某种程度上也变成了参事们的共识。
4月17日，温家宝总理座谈时的讲话内容正式发布。从国务院参事室传来的消息是，讲话非常受参事们欢迎，尤其是其中提到的要“借鉴历史知识和国际经验”。
在李烈等新老参事面前，温家宝再次强调，“要消除腐败的土壤，最根本的在于改革制度和体制，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让权力受到制约”。
“我这样说，也是借鉴了历史和国际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总理说，他希望眼前这些历史知识和国际经验丰富的参事、馆员们，为解决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难题献计献策。在他看来，只有开放兼容，国家才能富强；只有与古为新，社会才能进步。
这已经是他第5次同参事、馆员交流。他开门见山地指出，“知者尽言，国家之利”。
在他说这话时，一辆车牌号为京A-80880的奥迪轿车，已经在国务院参事室的院子里出入了6个年头。这辆轿车是参事、馆员们的公务用车，但也是国礼高级轿车。它是温家宝总理访问德国期间，时任德国总理施罗德所赠。2005年春节前夕，温家宝总理把这辆国礼轿车转赠给参事室、文史馆。
当然，对政府参事们来说，更值得纪念的是4年后的11月9日，温家宝总理在国务院参事室成立60周年之际签署国务院令，公布《政府参事工作条例》。该条例自2010年1月1日起生效，是我国第一部规范和加强政府参事工作的行政法规，被视为“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一个重要举措”。“总要有一批刚直不阿、敢于直言的人”
从此，参事们的工作有了制度的保证。
陈进玉则担心参事们怎样保证尽职尽责地完成工作。在总理座谈结束后，他专门找到李烈，跟她交流如何兼顾国务院参事和小学校长这个双重角色。
“参事建言当慎之又慎，必须说真话、道实情，这是一条底线。”陈进玉曾这样说道。在他看来，讲真话是政府参事工作的生命线。
在中国政府参事制度的发展历史上，也的确有参事为了讲真话而不顾生死。
1979年，民主党派人士郭崇毅时任安徽省政府参事。他曾在农业合作化中因反对浮夸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刚平反不久，从劳改农场回家还不到两年。
当时中央文件明确规定，“不许包产到户”，但郭崇毅经过周密调研后，写出报告支持“包产到户”，并尖锐地提出：长期搞下去，怎么对得起人民，对得起党，对得起国家？
妻儿亲友都劝吃过大亏的郭崇毅，不要往枪口上撞。但郭崇毅毅然赴京上书，并在列车上写下“敢献刍荛兴盛世，岂因风雨作寒蝉”的诗句。
他的报告几经周折送到了中央领导人手中，中央领导同志给安徽省委打电话支持安徽农民的首创精神。后来，中国的农村改革迅速拉开序幕。
1986年，恢复任职的国务院参事杨玉清率先提出执政党要讲廉政、反腐败的建议。很多人劝这位曾担任国民政府司法部次长的著名法学家和政治学家，不要做那只早上叫第一声的公鸡，但参事只是一笑置之，依旧发出了要监督中共领导干部的一些不正之风的声音。他还提出“人才是汽车，制度是马路”的理念，大声呼吁建立选拔人才的制度。
“就像陈云同志讲的，我们党和政府总是需要有一批头戴瓜皮帽，手拿旱烟袋、经常踱方步的人，开动脑筋，善于思考，深入研究一些重大问题。”2009年2月，在全国政府参事室、文史馆工作会议上，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马凯这样讲道。
对这些历史，李烈并不清楚。但是她知道，国务院参事室的内部刊物叫《国是咨询》。
对“国是”两个字，这位新参事有自己的解读，那就是“国家大事的是非和大政方针”。对跟教育打了一辈子交道的李烈来说，她眼下的“国是”就是“基础教育”，有了国务院参事这个身份，她可以通过这个“直通车”，直接面对总理建言献策。
作为当下小学教育界的旗帜，将来面对政府的最高领导时，参事李烈最想提的是减轻孩子的负担。在她看来，这个问题总理能想到，但更多的数据、孩子的负担具体重到什么程度，总理不一定知道，需要她这样在教育一线的人跟总理讲清楚。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总要有一批心忧天下、勇于担当的人，总要有一批从容淡定、冷静思考的人，总要有一批刚直不阿、敢于直言的人。”在受聘当天的座谈会上，总理总结道。这句话在打动李烈的同时，也让这个新参事意识到自己肩上“责任重大”。
“我先保证一点：讲真话。”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她首先这样声明。
而在采访结束时，李烈说，“就是再有名，我终归是个小学校长。”既然赶上了国家对基础教育尤其是小学教育的突破性重视，她打算以国务院参事的身份，“为教育为孩子们说点真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