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去的唱腔作者艾玉由刀豆文库小编整理，希望给你工作、学习、生活带来方便，猜你可能喜欢“论茂腔的唱腔与念白”。
远去的唱腔（倾听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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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梦大
口述
戴敏志 整理
艾 玉
忽听得京胡声一响，我的心顿时像踩上了鼓点——激活了。嗓子里痒痒的想唱，喉音却卡着打颤，吊不上来。
一、出身名门，却长于孤儿院
听祖母说，我家祖籍湖南。清朝时期，曾祖父考中进士，被派往浙江省府任职。随后，曾祖母就带着一家大小，浩浩荡荡的住进了杭州城里。
父亲年轻时去英国留过学，回国后，在杭州的一所女子中学里当英文教师，母亲毕业于湖州女子学院。
我生于1920年的冬天，因为出生的时候，院子里开了满树的梅花，父母就给我取名叫戴梅。
小时候我很顽皮，心野得很。老祖母每次给我缠脚，都要先把我的双手捆住。等把我的脚一缠好，就摇着她的三寸金莲听京戏去了。她一走开，我就拿起剪刀把缠脚布一剪一剪，然后，就放开双脚跑了出去。否则的话，你看我这双脚，就不会还有这么大了。
我9岁那年，母亲生病走了。母亲是在生我弟弟时得下的产后风，虽然经过好长时间的治疗，最后还是抛下我们走了。
母亲病逝后，父亲就娶了继母。继母一进门，父亲就把我妹妹，送给了云南的一个亲戚家，把弟弟送到了上海的姨娘家。我因为是他的长女，他舍不得送出去，就将我留在身边。但后妈就是不喜欢我，父亲没办法，就将我送进了一家孤儿院。那是一家洋人开办的孤儿院。
其实，孤儿院里的生活挺好的。里面除了教我们读书识字，更多的是教我们怎样做人做事。我说的做事，是指女红。
我在孤儿院里生活了整整8年。在那里学会了做缝纫、织毛衣、绣花等等，正是这一手过硬的女红活，它在我后来的遭遇中，帮我度过了命运中的一道道关卡。
二、日本鬼子进城扫荡，才子佳人大逃亡
一直到17岁，父亲才把我从孤儿院里接出来。
回到家里，我每天就是给父亲送饭送烟。父亲的学校里，有个叫余瑞德的青年老师，我和他就是在父亲那里认识，并且一见钟情的。
余老师教音乐和美术。他文质彬彬，很有才气，琴棋书画样样皆通。我那时候长得很漂亮，也很聪明，学什么都是一教就会。我跟他学唱戏学跳舞，我还常
给他做写生的模特儿。学校里的老师，每次看到我们走在一起，都笑称我们是一对“才子佳人”。
那时候的杭州城很小，出了武林门就是城外了。一到节假日，瑞德就带我出去玩，要么去西湖边散步，要么到剧院里听京戏。
余瑞德的老家在遂安的赤川口，父亲是私塾老师，家境比较富裕。15岁那年，父亲逼他成婚，娶了一个大他10岁的姑娘，那姑娘长着一脸的麻子。当夜，他就从家里逃了出来。
逃到杭州后，经一位熟人引荐，进了我父亲的同一所学校教书。一直到他25岁那年，上天才安排我们相遇，正应了一句“姻缘注定”的俗话。
不久，上海明星电影制片厂，来杭州招考演员。我出于一种好奇，也跑去参加考试，并试了试镜头。
录取名单一公布，上面竟然有我的名字，我真是太高兴了。然而，父亲和瑞德，都一致劝我不要去。
第二年，即1937年10月的一天，日本鬼子开着飞机和坦克，逼进杭州城里，大扫荡来了。
前一天，听到消息的市民们，就都开始各自逃兵。
瑞德的老家——遂安，在一个交通很偏僻的深山坞里。在当时来说，偏僻，反而是一种安全。我们决定带着父亲，一起逃到遂安赤川口躲避一下。
然而，父亲死活也不肯离开杭州城。他说自己年纪大了，日本鬼子不会对他怎么样的，要我们年轻人赶紧逃。
出逃的那天，我记得天刚蒙蒙亮，我就坐在家门口的小摊上，喝了一小碗豆浆，等瑞德从学校那边跑来，我就拎起一只小布包，跟着他急匆匆的走了。
我们刚跑到城外，日本鬼子就进城了。
三、参加抗战文工团，剧团解散回家
我们急走慢跑，一直到了富阳的一家小店门口，才敢坐下来歇息片刻。不一会儿，来小店门口歇脚的人越来越多。人群中，有个中年人我认识，他走到我身边，给了我一点银子，并沉重的跟我说，你父亲被日本鬼子抓走了，鬼子要你父亲给他们带路、做翻译，你父亲不同意，日本人就将他活活钉上了城门，就像基督徒耶稣那样钉死在城门上。
一听说父亲死了，好像一把尖刀刺进我的身体，痛得我喘不过气来。心里的仇恨，像熊熊的烈火在燃烧。我恨自己不该把父亲留下，更恨恶狼一样的日本鬼子。
离开富阳，我们继续向老家遂安方向走去。
途经金华时，看到路边上有人在招兵募马。我们挤过去一打听，原来是国民党的一支前线部队，在这里招兵抗日。因为对日本鬼子的仇恨，我和瑞德就踊跃报名，要求参加抗日。
我们穿上军装，跟随部队进入抗日前线的头一天，瑞德提议，把两个人的名字都改掉。他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余征夫”，而把我的名字改作“戴敏志”。从这两个充满了革命气派的名字，也足以看出我们这两个年轻人，当年对抗日的热情是多么的高涨。
到了前线部队后，领导发现余征夫不仅会写会画，还懂乐器；又看我会唱会跳，就安排我俩在“抗战文工团”里从事文艺宣传。
那时候，文工团里演唱的是抗日歌曲，像《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还有《义勇军进行曲》等等，这些歌曲铿锵有力，鼓舞着前线战士的士气。但我是演唱京戏的，而且文工团里专门有老师教。
两年后，文工团为我和征夫，举行了一场简单的婚礼。时隔不久，征夫被提升为国民党第119军抗战文工团团长。
在部队文工团里，我扮演的是京戏里的旦角，像《贵妃醉酒》、《锁麟囊 》、《三娘教子》、《打渔杀家》、《玉堂春》等等，我都全场表演过。京剧里的唱、念、做、打基本功就是在那里打下的。
战士们每次看到我出场一亮喉，就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8年抗战期间，我和征夫辗转到过四川，安徽、江西等一个个前沿阵地，只要哪里打了胜仗，我们就到那里慰问演出，为士兵们献艺庆功。
抗日战争结束前夕，文工团宣布解散，征夫就带着我回到了老家遂安。返乡之前，我已经有了5个月的身孕。
征夫从部队带回一根纯银的指挥棒、一块瑞士手表和一支派克金笔。这些都是他最心爱的物品。
四、征夫无端被抓进监狱，我背着孩子踏雪寻夫
我们先到遂安县城——狮城，等到落实好工作，再回了一趟乡下赤川口，看望我那从未见过面的公公婆婆。征夫自从15岁逃婚出去后，还一直没回过家。
进了家门才知道，征夫被逼娶的老婆还守在家里。她摇着一双三寸长的小脚，一脸的麻子和皱纹，看上去就是个小老太婆。见我挺着个肚子回家，她高兴得妹妹长妹妹短问个不停。还吩咐我，怀孕要多吃点什么，坐月子要注意什么等等，好像她自己生过孩子似的。
征夫安排在遂安师范学校教书，我因为在孤儿院里学了一手好缝纫，就根据我自己填写的特长，安排我在狮城一家服装厂里做缝纫。
没有房子住，我们就在狮城的御学前一带，从别人那里租了一间房子。这里距离征夫的学校不远，离我上班的服装厂也很近。
赤川口家里的那位大姐，经常从乡下来看我，每次来都拎一些鸡蛋什么的，让我对她以及婆家的人都充满了感激。
4个月后，我们的孩子出生了，是个白白胖胖的女儿。有意思的是，我们住的屋前有一个羊栏，里面住着两只白羊，其中有一只母羊怀孕了。我女儿落地的时候，刚好这只母羊也生了一只小白羊。
征夫捧着资料夹，走在放学的路上，老远，就听说女儿和小白羊同时落地的消息。他一进门，就笑着说：“女儿的名字，就叫白杨（羊）吧。”
白杨满3个月后的一天，一早就飘起了大雪，到傍晚时，地上已积了厚厚的一层。我抱着女儿做好晚饭，坐着等丈夫回家吃饭。
都快8点钟了，丈夫还没有回家。我嘀咕，老公他怎么啦，早就放学了呀，干嘛还不回家？我实在等不住了，就抱着女儿，踏雪去学校找他。
学校里很安静，连个人影也没有。返回的路上，碰见征夫的一个同事，一问
才知，征夫下午上完第一节课，就被警署给带走了。
我背着孩子赶到狮城的警署，向值班人员打听征夫的下落。一位知情人告诉我说：傍晚前，征夫就已经被押往江西上饶的监狱。
我听了，惊讶得全身发软，征夫他究竟犯了什么罪？那人继续说：这几天，民间有人在传唱一首打油诗，骂国民党政府是伪政府伪县长，大家怀疑打油诗是余征夫写的，所以，今天县衙就派人去学校抓他。
得知征夫被抓进了江西的监狱，我决定亲自去找他。因为我想起了，当年在抗战前线部队，有个老军长是江西人，我想，只有找到他，才能证明征夫为抗日有过贡献，才能让征夫回家。去江西的路线我不熟啊。为这，我捎了个口信到赤川口，叫他们来个人帮我一下。
第二天一早，大姐就从家里赶来，陪我一起上路。我们在厚厚的雪地里辨认着路线，朝江西上饶方向摸索而去。
那时候，我所有的外套都是旗袍，我穿着旗袍，走在冰雪埋过膝盖的山路上，两个人轮换抱着孩子，互相掺扶着，跌倒了又爬起来，吃的是又冷又硬的干粮，但一路上我没流过一滴泪，走了三天三夜，才找到关押征夫的监狱。
征夫的肠胃不好，监狱里的饭又生又硬，他一吃就疼。我就背着孩子拿着碗，天天到附近的农户家里讨稀饭，拿到监狱给他吃。
就在沿街乞讨中，我凭着老军长早年说过的一个地址，前后找了半个多月。当老军长听了我的述说后，立即给我写了个条子。很快，征夫就被无罪释放了。还是老军长用军车送我们回狮城的。
回到遂安狮城后，征夫仍旧在师范学校教书。而我的一双膝关节，从此就落下了严重的关节炎。
去医院看过几次也没什么效果。后来，还是一位老中医说，喝金刚刺酒，能缓解关节的疼痛和酸胀。
从此，滴酒不沾的我，每天都强迫自己喝下一两金刚刺。
五、我为遂安解放，绣上第一面红旗
1949年5月，遂安解放的前一天，狮城的大街小巷冷冷清清的。城里的人，都逃出去躲起来了。因为那段时间，经常有部队经过狮城，不长眼的子弹随处乱飞。所以，听说又有部队要进城，学校立即把课停了，单位也关门了。
那一天，整个狮城可能只有我一家人没逃。我们不逃也不怕，想想战场上的枪林弹雨都走过来了，还怕这小山城里的小把戏？再说了，我和征夫都是民主人士，相信人家也不会对我们怎么样的。
我至今还记得那天下午，我带着两个孩子，在家门口缝制衣服。一个穿着军装的男人，阔步走到我的缝纫机前，向我敬了一个军礼，大声说：“同志，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请问，你会绣红旗吗？”
我抬头一笑，回答说：“我会绣。” 他也呵呵笑着说：“那太好了。是这样，遂安解放了，明天上午要召开庆祝大会，会场上需要一面五星红旗，希望你能帮我完成任务。”
我爽快的答应说：“好，没问题。”
他转过身就跑去拿来红布。征夫从屋里走出来，兴冲冲地拿起画笔，在红布
上画上铁锤和镰刀。我拿起绣花针，串上金黄色的丝线，一针针一线线，细心而熟练的绣了起来。
在遂安解放的庆祝大会上，我看着自己绣的红旗，在艳阳高照的天空中迎风飘扬。鲜艳的红旗下，征夫站在主席台前，挥舞着他银色的指挥棒，在指挥全场的人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那一刻，我眼泪盈眶，心里充满了无限的感动和自豪。
几十年以后，当我白发苍苍，和白杨一起走在建德的白沙镇上，迎面走来一位老同志（当年的政委），大声喊出我的名字，并且当着我的面，跟人家说：这是戴敏志同志，是当年遂安城里最漂亮、最勇敢的女人，遂安解放那天，城里的第一面红旗，就是她绣的。
真是想不到，当初帮他绣了一面红旗，竟然叫人家记住了一辈子。
遂安解放后，在土改期间，当地人民政府分给了我们一套房子。从此，我们就不用再租房子住了。
六、教书的征夫，爱上了地方戏的整理
解放初期，我白天在服装厂里上班，晚上去狮城附近的乡村，给扫盲班里的农民姐妹们上课。
我的文化程度不高，但为了胜任这份差事。白天，征夫教我读懂课本上的字词句，晚上我再去教别人。
教书的征夫，自从回到家乡以后，就喜欢上整理地方戏。平时，他的课程不是很多。所以，一有空就跑到乡村，找一位叫张毓渭的老艺人，听他说唱古老的目连戏，张毓渭还上台做现场表演。
这位老艺人说唱弹跳样样都会，征夫就是根据他的所唱所说，一点一点将它记录下来。过后，再又仔细推敲，谱成连段的曲调。
直至1955年底，征夫从张毓渭老艺人那里，一共收集并整理好目连戏曲调62个，另外还有2个目连戏剧目。这些曲调和剧目，后来都交给了县文化局收藏。
由征夫创作、编剧的民间小调《夫妻赶猪》，在1956年的10月，他亲自带领两个民间艺人，去北京参加“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全国民间艺术会演。颁奖时，《夫妻赶猪》获得了编剧二等奖，两个民间艺人同获演出奖。在领奖台上，征夫还见到了周恩来总理，并与周总理一起拍了合影照。
1957年，征夫同省文化厅施振眉一起，为淳安县睦剧团整理、改编睦剧传统小戏《裁缝偷布》（后名为《落布》），在浙江省第二届民间音乐舞蹈观摩大会上，荣获编剧三等奖。
其实，征夫能把《落布》整理、编剧成功，主要的灵感还来自我的身上，我是个裁缝，整个裁布、缝纫过程的一举一动，他看多了而且很熟练，所以写起来特别的到位。
当时，遂安县工会有个业余剧团，经常组织演员到姚家祠堂里演戏。我和征夫，经常同台表演京剧《打渔杀家》，还有《苏三起解》等剧目。那优美动听的唱腔，在狮城古老的祠堂里，久久回应。
征夫有个绰号叫“发拉米”，那是欣赏他的琴艺的人给起的。他的琴艺好到
什么程度呢？比如，他在台上演奏曲目时，曲子拉到一半，突然胡琴崩断了一根弦，但他照样把整个曲子音质不变的拉下来。
1959年10月，征夫将北京吴晗编写的京剧《海瑞罢官》，在征得吴晗的同意后，将《海瑞罢官》改编成睦剧。
1960年，征夫从汾口中学借调到淳安县睦剧团，担任编剧。先后创作了《海瑞斗贼》、《海瑞审石头》等历史剧。这些剧本，都由淳安县睦剧团排练演出。
征夫还写了一个叫《梦狼》的剧本，可惜在*中被我毁掉了。
七、几次迁移，几番上下，几多心酸
新安江水库移民的时候，我们从狮城迁移到了杨旗坦。记得那是1959年的1月份。当时，我的第5个孩子刚满一个月，我还在坐月子。走的那天，我怀里抱着一个，手里牵着一群，在家门口坐上了移民去杨旗坦的大卡车。
征夫任教的遂安师范学校，从狮城迁移到一个叫茅山的地方，那时，人们都叫茅山中学。也就是现在的汾口中学。
在那次移民中，老家赤川口也全部移走了，征夫的父母及兄弟姐妹，经历了来回几次的折腾，最后大部分都迁移去了江西。
我们在杨旗坦生活了三年左右。在那几年里，征夫经常在学校与淳安县城排岭之间奔波。新安江水库形成之前，征夫兼任着遂安县睦剧团的编导。所以，遂安并入淳安县以后，征夫就时常被借用到淳安县睦剧团做编导。
借用的时间有长有短，有时一个月，有时又是半年。一旦剧团里的工作做好了，他又重新回到学校上课。
直到1962年的冬天，征夫再次被县睦剧团借调来排岭帮忙时，双方事先说好，这一次征夫就不用再下去了，他们会直接把他从学校里要上来。
为郑重起见，他们还叫了人和拖拉机到杨旗坦，帮我把孩子们，以及整个家，都搬到了县睦剧团宿舍。因为我家里人口多，睦剧团还特意给我们留了4个宿舍。
到排岭后。很快，我就被安排到二轻公司的服装厂里上班。
厂里的工作比较轻松，每天下班回家吃过晚饭，我就坐在缝纫机旁，一边给孩子们裁剪衣服，一边吊吊嗓子，唱上几段京剧。
自从走出狮城，我和征夫就很少再上台表演京戏，唱京剧的机会也少了。征夫到了睦剧团，编的唱的都是睦剧，每天心里都是乐呵呵的。
一年过去了，睦剧团有人出于嫉妒，把征夫重新又挤回汾口中学，而我带着孩子们执意留了下来。我怕他一个人在乡下工作太寂寞，就让十岁的大儿子跟在他身边，儿子就放在茅山脚下的一座小学读书。
征夫重新回到汾口中学，来回一趟就不方便了，每次要走二十多里路，还要坐四五个小时的船。所以，回家的时间就少了。
偶尔回来一次，一进门就要留意一下，瓶里的金刚刺酒还剩多少，以便下一次为我带上几瓶。他从不喝酒，也知道喝烧酒对嗓子不利，但又不忍心看着我关节疼痛，就劝我每次少喝一点。
一两酒下喉，他看我高兴，就取下晾在墙壁上的一把二胡，悠然自得的拉了起来，我吊了吊嗓子，合着二胡的节拍唱起了一段“苏三起解”。一曲未了，门口已站满了听戏的邻居。
我家老6出生以后，征夫曾经一心想从汾口中学调上来，帮我分摊一些管教孩子的劳累。但是，我们俩的性格又都很清高，从来都是逆来顺受，不愿低下头 来求人谋事。
八、*一开始，征夫就被迫害致死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我们县里刚一开始，征夫就作为批斗的典型之一，遭到了致命的打击和迫害。因为忍受不住折磨，他就用自杀结束了自己。
谁都知道，征夫的出身是小地主，在出身决定一个人命运的当时，征夫自然就被“斗资批修”的造反派们给盯上了。
征夫一向都坚持每天练字。有一天，他随手抽出一张旧报纸，就在上面练起了毛笔字。等到字练好后，才发现什么时候不小心把墨汁滴到了毛主席像上。就这么一个疏忽的举动，刚好被一个学生看见。这个学生立即跑去向造反派报告，说，余老师把毛主席像给抹黑了。
接着，又有人向造反派告密，说征夫在国民党部队当过军官。还说，征夫画的老虎嘴里，隐隐含着毛主席的头像，等等。
紧跟着，睦剧团内部有人给造反派写信，说余征夫跟北京的吴晗关系密切。当时，吴晗因《海瑞罢官》的剧本，已经被扣上了“叛徒”“特务”等莫须有的罪名，指责吴晗的《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一株毒草”。这样一来，征夫也就脱不了干系。
凭着这几条“罪状”，征夫很快就被戴上了“历史反革命加现行反革命”的帽子。
我清楚的记得，那是1966年的6月25日。那天中午，大儿子一个人回家，交给我一个用手帕包好的东西，我打开一看，里面除了几张整钱还有几角几分以及几两粮票。我问他怎么回事？儿子又从裤袋里掏出一些散票说：这是爸爸给我买船票多下的。那包是爸爸叫我交给你的，我没打开过。
那个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心想：都放假了，怎么还叫十一岁的孩子，一个人回家呢？带来的生活费里为什么有几角几分的呢？我把儿子又叫起来，问了一些征夫的近况。
一问才知，那时间，茅山中学到处都是批斗征夫的大字报。晚上，经常有学生来把征夫叫走。半夜回来，要么衣服破了，胳膊受伤，要么衣服上是泥巴。一放学，征夫就儿子锁在家里写作业。
儿子放假那天，他凌晨3点就叫醒儿子，说了几句鼓励的话，然后站在窗口默送儿子一个人走在还是漆黑的山路上。
一种不祥的感觉，立即袭向我，我马上起来给征夫写了封信（一封没来得及寄出的信）。
第二天，我炒了点他喜欢吃的菜准备给他捎去，到了中午，我抱着老六正要出门找人送信送菜。门外，突然走进来两个学生摸样的青年。他们一进门就冲着我说：“我们是汾口中学的，你赶紧收拾一下东西，跟我们去趟学校。”
我心里顿时一阵紧张。我镇静了一下才问：“这么急，有什么事吗？”
他们有些不耐烦的说：“不要多问，你老公病了，你带上这个小女儿就走。” 听说是征夫病了，心里反而松了一口气。我连忙走向宿舍后面的鸡窝，抓起一只老母鸡，拿到学校去给征夫补补身子。
我背着两岁的小女儿，坐了四五个小时的轮船。走到汾口中学的门口，天都快黑了。我一踏进操场，看见不远处的篮球架下，有一个人直挺挺的躺在那里，我心里立即有一种不祥的兆头，放下孩子，跑过去一看，果真是我的丈夫征夫。
他双眼紧闭，全身已经冰凉。我怎么哭喊，他一点反应也没有。到了晚上，才听一个老师说，这几天，造反派对征夫斗得可凶了，有个别老师，打得死过去又救过来，接着再斗。征夫害怕自己也遭受同事一样的折磨，就先吞了金，再跳入水井，就这样彻底结束了自己。
征夫一死，他藏在箱底的那些资料，就像一颗定时炸弹，威胁着我和孩子们的安全。为此，我从汾口中学一回来，就翻箱倒柜，把箱底那些“征夫与周恩来的合影照片，他编写的剧本《梦狼》，还有他表演的大幅剧照。”全部扔进了火堆，烧得干干净净。
我对征夫最大的后悔，就是在他精神上最痛苦的时候，没有陪在他的身边。只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征夫会选择自杀啊。
以前在抗日战场上，那么艰苦的环境里，他都勇敢地走下来了。后来，又被国民党抓去坐牢拷打，还经历过三反五反运动。他都顽强地挺下来了。想不到，他却在文化大革命中垮下了。
九、日子再艰苦，也不许再唱戏
征夫走了，把6个孩子都扔给了我。这些孩子，当年最大的才廿二岁，最小的只有两岁。看看孩子，再想想以后的日子，我心里沉重得好像压着一块铅，气都喘不过来。
邻居们来劝，叫我把两个小的送人。我不舍得，孩子们已经失去了父亲，我不能让他们再失去我这个母亲。
征夫被定罪为“现行反革命”，我就是个反革命家属。我工作单位的负责人，看我落难了，就不再让我做缝纫，而是逼迫我去扫大街、贴标语。我也是个心高气傲的人，一气之下，就从二轻服装厂辞退了出来。
我家里有一台缝纫机，那还是解放前，征夫用他的一块瑞士表，去杭州给我换来的。从厂里出来后，我只好待在家里，接点别人送上门的服装加工活。
半年后，上面来了两个人，向我调查征夫生前的事。他们问了一些情况，然后叫我把征夫与周总理的合影照，以及他的作品拿给他们看。我告诉他们说，被我全烧了。
他们听了，无不惋惜的说：“你不应该把它们毁掉的，那些资料，能够证明你丈夫的清白，你现在拿不出来，我们反而没办法帮他说话了。”
1967年下半年，排岭街道出面，成立了一个成衣社，把10来个没工作的缝纫女工，组织在一起。
我也拿着缝纫机去了。有个固定的工作，对我而说，总是一件不错的事。否则，家里连下锅的米都成问题。
然而，成衣社里的活不多，每月发给的工资也很低，前前后后办了一年就又解散了。
看我又没了工作，小学刚毕业的老三，竟然瞒着我，跑到县文工团里报名唱戏。等我知道后赶去，她正在台上表演现代京剧《红灯记》。那天晚上，等她回到家里，我第一次发火骂了她一顿。
我不否认，我家老三很有唱戏的天份。征夫在世时，经常带她去剧团，教她一些舞台的基本功，打算培养她唱花旦的。征夫出事以后，我就发誓不许再唱戏，孩子也一样。
老大白杨嫁到建德的第二年，动员我带着孩子随她去建德，便于帮我一把。我带着孩子们，搬着沉重的家具去了建德。可是，3个月过去了，一家人的户口始终落实不下。
出于无奈，我只好带着孩子又返回排岭，只是那台年代久远的缝纫机，经过几次的搬迁颠簸，破得无法再用了，唯一的一套家具也扔在了那里。
回到排岭以后，我就用手工替别人缝制衣服。一天，有个朋友来家里玩，看我用手工缝制衣服。就叫我剪好布，拿到她家去缝，她家有台缝纫机。听她这么一说，我感动得暗自落泪。
第二年，征夫的妹夫用省吃俭用积下的60元钱，买了一台缝纫机给我送来。那真是雪中送炭啊。有了这台缝纫机，我几乎每天晚上都做到深夜，儿子半夜醒来看我还在忙着，就起来站在边上，用一只小脚帮我踏着缝纫机。我怕儿子累着，就先睡一会儿。等天一亮，缝纫机就又响了。
就这样，我凭着从孤儿院里学到的一点技艺，养活了一家七口。
十、征夫平反后，我兴致勃勃唱了一曲
那时候，我一天到晚就知道不停的做，只要是缝纫或织毛衣的活，人家拿来我都接下。一心就想多挣几个钱，给孩子补充好营养，他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不能让他们饿着冻着。我自己好打发，经常是一块霉豆腐，或一碟梅干菜，就着随便吃一顿。
唯一不能省的是烧酒。孩子虽小，但一个个都很懂事，要是看我有一两餐没喝酒了，就知道我是没钱买酒了，他们就从买菜的钱里省下一两毛，给我打一二两烧酒回来。
一两烧酒下喉，心里的苦和闷，顿时就消散了许多。说实话，我多年的关节疼痛，就是靠它们在缓解着。苦闷的时候，我就自顾自的喝闷酒。若是高兴了，我就一边喝酒一边哼上几句京戏。
大概是1970年，街道成衣社又恢复了。我就搬了缝纫机，又去了成衣社里上班。恢复后的成衣社，地点换到了鱼味馆附近的阶梯下。
为了生活，老大老二早早的嫁了人，老三小学毕业就去竹器厂当学徒，大儿子老四初中毕业，主动要求去了乡村，家里的条件才慢慢的有所好转。
小女儿老六8岁那年，睦剧团里又招了一批新人进来，剧团宿舍挤得住不下了，人家就叫我们搬出宿舍。
我们被安排住进了老酒厂后面的居民宿舍，那是县房管会的老房子。房子里黑漆漆的，搁板上走去，吱呀吱呀直响。幸好，邻里之间的关系很好。
那几年，我每天都在成衣社里上班。中午，一般都没有时间回家。正在上小学的老六，每天回家吃的中饭，都是邻居们帮忙烧的。
大家的厨房都在一条弄堂里，谁家有难就主动帮谁。邻里之间就像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相互关心相互帮助。
1978年12月，征夫的问题得到了彻底的平反。当时，工作组的同志找到我家里来，跟我说了几句安慰的话，再给了我300元的补助费。
同时，还给我已经13岁的小女儿，解决了每月18元的生活补助费，一直到18岁成年为止。这个问题一解决，我心里就感觉轻松了许多。
最后，他们还问我有什么要求？叫我尽管提。我摇摇头，说，征夫的问题平反就好了，家里该解决的，你们也给我解决了，其它要求没了。
为了庆祝“四人帮”垮台，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结束，更为了庆祝余征夫的冤案得到平反。我一高兴，就走上了临时搭建的舞台，为观众朋友演唱了一曲京剧《锁麟囊》。
十一、再婚，演一场生活版的“苦媳妇”
征夫平反后的第二年，商业局一位领导出面，给我做媒，把他的一个同事介绍给我。那男的比我小4岁，一年前老婆自杀了，有两个孩子，老大女儿已经出嫁，小的儿子才7岁。
征夫刚走的那几年，主动上门以及来给我说媒的人很多。那时候，我的压力太重了，为了孩子，我一直把再婚的事放在了脑后。
见面的时候，他带着小儿子一起来的。那天很冷，他儿子长得面黄肌瘦，身上就一件破破烂烂的棉袄，一双露出脚趾头的破单鞋。一见孩子这副模样，我就在想，没有母亲的孩子真可怜。
见面的当天晚上，我就动手剪样，准备给孩子缝件棉袄，做一双棉鞋。两天后，当我把棉袄和棉鞋穿在孩子身上，那男人很感动，一定要我嫁给他。我看在孩子的份上，答应了他。
我的孩子很理解我，都说：“妈妈辛苦了一辈子，现在该有个老伴了。为了妈妈自己的幸福，我们支持你。”听到孩子们这么说，我很是欣慰。就这样，我带着13岁的小女儿，一起住进了他家里。
当时，他儿子才7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为了补充他的营养，我每天早上给他烧一个鸡蛋，买了水果也是让他先吃。
在八十年代初，一个孩子能每天吃上一个鸡蛋，真的很不错了。我女儿有时候坐在他对面，看见他独自一人吃着鸡蛋，就不停的吞口水。我就对她说：“你是姐姐，弟弟还小，姐姐不能和弟弟争。”女儿听了乖乖的写作业去了。
我和他结婚的第二年，一个远在北京的婆婆，突然提出要回排岭家里生活。事先，他也问我同意不？是婆婆，怎么好不让她回家呢？
婆婆来之前，一个邻居就悄悄跟我说：这个老太太很不讲理的，你不要让她来。三年前，她就是太刁蛮了，才被媳妇赶走的。现在听说你很善良，她就又打道回府了，你要对她厉害一点，否则，你就要受苦了。
我可不这么想，人心都是肉长的，只要我真心待她，就不会有什么的。婆婆来了，因为住房紧张，她跟我女儿睡一间房。没过多久，我发觉女儿的脾气越来越大。背地里，我问她怎么了？她才哭着说：“这个奶奶，每天半夜里起来骂我。”
骂你什么？“骂我拖油瓶，不要脸，骂个不停。我睡不好，上课打瞌睡。”女儿还小，不懂事。婆婆只是年纪大了，话多一些，也是可以理解的。
几年后，女儿高中毕业有了工作，搬到了单位宿舍。女儿搬走了，婆婆把脾气对准了我。白天，我们上班，她在家里睡觉。晚上，我们要休息，她却来回走个不停，还大喊大叫的。叫什么呢？无非就是说我拖着油瓶来，吃他儿子住他儿子的。
我不跟她一般见识，从不与她顶嘴吵闹。实在受不了了，就喝点烧酒，借着燃烧的酒精，在心里哼一曲“苦命的媳妇”，暗自流一脸的泪水。
女儿工作后，每月只有18元的工资，她省吃俭用，一年都能存上几十元，寄给在杭州上大学的弟弟零用。
记得当时，那孩子满是感激的说：“妈妈，等我大学毕业有工作了，一定要好好的报答姐姐。”有他这句话，我就很满足了。
一年后，我生了一场大病。医院检查说我是胃癌。孩子们要我去杭州大医院化疗，我就是不去。
他儿子正在读书，我几个孩子的生活也不宽裕。所以，我不想给这个家再增添负担。
奇怪的是，我只是吃了一个病友的一剂偏方，没把癌症放在心上，每天照样喝一杯烧酒，做该做的事。想不到，两年后去复查，癌症竟然不见了。不知是偏方还是我平和的心态，或许是烧酒喝的好吧，病魔都拿我没办法。呵呵！
身体康复以后，我又继续在成衣社上班。后来，成衣社更名为塑料制品厂。我70岁那年，领导才动员我们几个年纪大的女工退休。
十二、想唱的时候，嗓子吊不起来了
我退休第二年，婆婆平静的走了。婆婆一走，我就戴上老花眼镜，在家里又接一点织毛衣的活。家里客人多，开支大，我的退休工资很低。他呢，把金钱看得又重，每个月给的生活费总是不够开销。
1996年的时候，我和他一起用工龄和补贴，买下了他单位里的这套集资房。住房一下子宽敞了许多，家里变得更加热闹了。
他儿子大学毕业后，一时找不到工作。还是我那在丽水电厂工作的老三帮忙，才把他招进了电厂。几年后，他又调到了杭州。
2000年秋天，我从家里的楼梯上摔了下来，把一条腿摔成了骨折。我受伤以后，他就给我的子女打电话，叫他们来接我去治疗。
我出去治疗以后，他也就被儿子接到了杭州。因为房子一直空着，他女儿就来把房子清理一下，租了出去。
等我的身体康复以后，虽有房子却是回不了了。也好，我就在几个孩子的家里，轮流享受着晚年的幸福生活。与老头子的关系，也只是通过电话，偶尔问一下各自的身体状况。
我的小儿子、媳妇，带着两个孩子，以经营小店维持生计，因为身体不是很好，加上生意惨淡，一直买不起商品房。
在孩子家热闹久了，我又想回到自己屋里过几天清静的日子，我给老头子打电话一说。几天后，他女儿就把钥匙拿给了我。
孩子们考虑到我年纪大了，就让小儿子退掉外面的租房，跟我住在一起，便于有个照应。
2008年的冬天，老头子生病先走了。从此，我就与小儿子一家生活在一起。孩子们都很孝顺，抢着来接我去他们家住上一段时间。
前年10月份，我病了一场，以为自己快不行了。他儿子接到电话，从杭州赶过来，在我病床前，坐了还不到10分钟，但我已经很感激了。
我常跟自己的孩子说，不要去记恨别人，要包容人家，把心胸放大了，就能容得下世界。
其实，我也有放不下的东西，每次看电视，只要里面出现日本人，我就一概不看；还有写文化大革命的电视剧，我也坚决不看。因为，我一看见他们，就想起我父亲和征夫，心里就很不舒服。
生活安稳了，我就喜欢跟小女儿，去老年大学的戏曲班看看。去年夏天，在戏曲班里，遇见一个老姐妹，她是我以前的好朋友。见我到场，她就跟大伙儿介绍，说我早年是有名的“梨园弟子”。大伙儿就抬举我，让我亮一下喉。
我不敢冒然开喉，心里却又痒痒的。思绪，早已飞到了从前，飞到了曾经的舞台。那里有我的征夫，还有在京胡声中徐徐开启的幕布。如今，他们都走了。只剩下我一个孤老太太，独自站在这舞台上——
“敏志，你就唱一曲吧！”
我推辞不过，就站起来清了清嗓子，唱了一段《玉堂春》里的“四可恨”。虽然我一字不漏唱下来了，但是，往日那高亢清亮的唱腔，哪里去了呢？为什么只留下一片浑浊和沙哑？
我的嗓子吊不起来了。顿时，情绪一落千丈。眼睛开始模糊，泪水在眼眶里凝固着。我低下头，扪心自语，再好的嗓子，历经了几十年的沉寂和苦闷，以及高度白酒的刺激，能不沙哑吗？
这么一想，眼里的泪就清脆、利索的流了下来。只是我不明白，从不在别人面前流泪的我，这一刻，是怎么了？
泪水一流，我心里反而感到一阵轻松。
修改于 2011-6-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