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彩文章·和谐与幸福（定稿）由刀豆文库小编整理，希望给你工作、学习、生活带来方便，猜你可能喜欢“心理和谐与人生幸福”。
美国如何构建和谐社会
1、何去何从
●惊人的发展、惊人的腐败、惊人的无序与分裂，这就是100年前的美国。经济已是世界第一，但尖锐的社会矛盾却让人民陷入深深的怀疑，他们问：谁是美国的主人？
19世纪晚期，美国作为一个经济大国从西半球崛起。美国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发展奇迹。1870年代初，美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164美元，到1914则上升到400美元。1870年代，美国经济居世界第四位，至1893年美国已居世界第一，把英德法三国远远地抛在后面。
但是，生产力与社会财富的巨大增长并未使社会与经济变得稳定与和谐。相反，世纪之交的美国，在取得惊人发展的同时，也造就了一个腐败、无序与分裂的社会、一个弱肉强食的无政府世界。
腐败
美国的发展是以铁路建设带动的，联邦政府对铁路公司的大面积土地赠予与其他优惠被证明是贪污腐败的巨大温床，为官商互利、金权交易提供了绝好的机会。铁路公司的老板没有一个不行贿的，而权力在握的地方官员与国会议员也绝少双手干净的。凭借着两亿英亩土地赠予，公司与官员都在一夜之间成了先富起来的暴发户。公众称参院是“百万富翁俱乐部”。
官职是那么的优惠丰厚，这给这一时期美国社会提供了一个新的职业———政治老板，他们专做政治买卖，一面搜罗选票，一面操纵选举，使那些热衷于当官(即贪污)的人获得一官半职。一个时期，竟然纽约、芝加哥等大城市的政治都是政治老板的营生。最臭名昭著的政治老板，是曾任纽约州参议员的特威德。他的亲信出任纽约州的法官、州长、市长等职，并在州议会中占据了许多席位。在纽约，特威德集团通过兜售公共工程合同，每月从市财政掠夺100万美元，年收入超过了当时的美国首富、铁路大王范德比尔特。该集团在纽约榨取的总财富达2亿美元，相当于20万个中产阶级家庭的年收入。另一方面，企业家从政治老板处获得工程合同后，往往就成为其支持者，他们相互勾结，操纵城市管理，这种政企关系被称为“看不见的政府”。
无序
自由放任导致生产与流通的无序，经济萧条是其深刻的表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约10年发生一次萧条。1893年的萧条是19世纪最大的一次，失业者逾400万人。1907年的萧条几乎使联邦政府瘫痪，最终要靠金融巨头摩根筹集贷款来缓和萧条。
分裂
亿万富翁感到美国属于他们。工业巨子与金融巨子在回答谁拥有美国这一问题时说：“我们有钱，我们拥有美国。我们得到了它。”与此同时，广大独立农场主与劳工看到了共和国正在发生蜕变，垄断资本控制与吞噬着这个国家。
1890年代发生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农民运动———“人民党”运动。其目标是反垄断与还政于民。人民党女政治家玛丽·利斯说：“华尔街成了美国的主人„„这个国家的广大百姓是奴隶，垄断是主人。”人民党的纲领提出了包括公正选举、保护劳工利益、参议员直接选举、累进税等10项改革主张。
1890年代也是罢工潮此起彼伏的激进时期。1894年普尔曼公司引发的铁路工人大罢工有60万人参与，致使美国西部铁路交通瘫痪。美国最高法院则对罢工发出禁令，联邦政府据此出兵弹压，工人领袖被捕入狱。对工人运动的武装镇压在这个共和国的历史上留下了不可抹去的耻辱。
一个腐败、无序与分裂的社会，不但难以继续发展，甚至本身的存在都成了问题。于是，重建社会和谐的历史使命被提了出来。美国人相信社会弊病可以通过改革加以克服，从而使社会继续进步。改革开始了，走向和谐的步伐迈开了。
2、进步运动
●西奥多·罗斯福与伍德罗·威尔逊两任总统毫不动摇地向垄断开战，并且积极扩大公民参政、推行直接民主，从而将美国从大资本家和政治老板手中夺了回来
在举国一致的反垄断的呼声中，1890年国会通过“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明令禁止“垄断”与“图谋垄断”一个行业。这标志着美国改革的开始，“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是美国抑制垄断保持公平竞争的第一部重要法律。
20世纪初，西奥多·罗斯福(1901－1908年任总统)与伍德罗·威尔逊(1913－1920年任总统)发动“进步主义”运动。他们主张用联邦政府的权力对现行秩序加以改革，使美国社会重新走向和谐。他们把反垄断作为改革的主要内容。
西奥多·罗斯福的改革理念是调整财产与公共福利的关系，重新把公共福利置于个人财产，即发展之上。在他看来，这是重建社会和谐的主旨。西奥多·罗斯福说，“我们正面临着财产对人类福利的新看法„„有人错误地认为，一切人权同利润相比都是次要的。现在，这样的人必须给那些维护人类福利的人民让步了。每个人拥有的财产都要服从社会的整体权利，按公共福利的要求来规定使用到什么程度。”
在这一理念指导下，西奥多·罗斯福开始反垄断斗争，他把矛头指向摩根的铁路控股公司———北方证券公司，对它提出起诉。他又强迫一个煤矿接受政府对罢工的调解，这是联邦政府第一次支持有组织的罢工。西奥多·罗斯福的这些行动得到了人民的称道，他因此获得了“托拉斯爆破手”的美名。但他也遭到了保守派的攻击，1896年总统的制造者、政治老板马克·汉纳大骂这个“该死的牛仔”。华尔街因他的“堕落”而“目瞪口呆”。西奥多·罗斯福的改革引起了共和党的分裂，保守派坚决反对他的改革，他本人则退出共和党另组进步党参加总统大选。
即便如此，民主党总统威尔逊仍然批评他对垄断太宽容。威尔逊主张摧毁垄断，使美国回到自由竞争状态。他认为，政府只有割断同托拉斯或政治老板的联系，才能从这些禁锢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在“新自由”的旗帜下，威尔逊的改革在反垄断与还政于民这两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
1914年国会通过“克莱顿法”与“联邦贸易委员会法”。克莱顿法加强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是又一个重要法律。从此，这两个法律成为20世纪美国人民对垄断提出诉讼的有力武器。二战后，国会又通过“塞勒·凯维尔反合并法”(1950年)作为对克莱顿法的完善。
1912年，国会批准宪法第17条修正案，该修正案规定由人民直接选举参议员。这是政治改革、制止腐败的一个重大胜利。铁路腐败不断曝光后，美国公民就着手用“文官服务法”(1885年)等手段来惩治腐败与保持廉洁，但收效甚微，最终他们找到了有效办法，那就是扩大公民参与和直接民主，这一改革立竿见影地遏止了大企业与政治老板对经济命脉与公共权力的操纵。当时孙中山先生正在美国，他对美国的议员直选改革予以了高度关注。
“进步主义”运动的中坚力量是中产阶级。经济学家钱德勒研究了260位进步党领导人的背景与职业，发现他们绝大多数是信奉新教伦理的白人中产阶级———律师、教授、工程师、新闻编辑、农场主、中小商人与企业家等。
3、罗斯福新政
●罗斯福新政是美国建国以来最全面，最深刻的一次改革，它拯救了美国，拯救了资本主义。新政接续了进步运动的理念，并最终完成了从限权政府(自由放任)到政府干预(管理人)再到福利国家(保证人)的美国式现代化道路
1914年，正当进步运动风生水起、成就不断之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回顾美国历史，战争一般来说对经济增长起了刺激作用，但战争也使政府更多地依赖企业界，致使改革进程逆转。一战之后的美国就是如此，联邦政府全然放弃了改革，威尔逊之后的共和党总统柯立芝公开宣称“美国的事业是商业”。尽管1920年代美国总体上人均收入增加了，但贫富差距迅速扩大，生产能力与消费能力极度不匹配。到1929年，全美财富的60％由2％的人拥有，贫富分化一举超过了发起改革的20世纪初期。
1930年代初，西方经济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爆发，工业生产直线下降，企业成批破产，一半以上的银行倒闭，1.25亿美国人中有1300万人失业，2500万人挨饿，人均收入由681美元锐减至495美元，失业者在垃圾堆里与鸡犬争食，美国人开始怀疑他们赖以生存的政治经济制度。历史学家汤因比回忆说，那时“全世界的男男女女都在认真思考与坦率谈论这样一个可能性，即西方社会的制度或许会垮台，再也行不通了”。
面对危机，共和党总统胡佛仍然坚持亚当·斯密以来政府不干预经济的自由放任传统，他认为大萧条不是美国经济体系的弊病与联邦政府的政策所致，而是“一小撮华尔街冒险家加上欧洲经济滑坡的影响”，这种影响是暂时的。
胡佛克服萧条的手段是支持企业，借助企业投资来恢复经济。对此，民主党人富兰克林·罗斯福尖锐批评道，胡佛不是救济穷人，而是救济企业家，他号召援助“压在金字塔底层的被遗忘的人们”。罗斯福是一个坚定的进步主义者，在资本主义制度发生动摇的时刻，他依然相信进步，他声称：“美国仍是崭新的，它还处于变化与发展过程中„„我们应该相信变化、相信进步。”他告诉全社会，“人民需要一次真正的选择，„„我决心为人民实行一种新政。”
1932年的总统大选是胡佛与罗斯福的对决，结果罗斯福取得压倒性胜利，美国人民选择了新政。历史证明，新政是美国建国以来最全面、最深刻的一次改革，它拯救了美国，拯救了资本主义。
和他的叔叔西奥多·罗斯福一样，富兰克林·罗斯福也将改革矛头首先对准垄断势力。虽然1890年谢尔曼反托拉斯法与1914年克莱顿法为美国的反垄断奠定了法律基础，但由于持保守立场的最高法院竭力阻挠，进步主义时代的反垄断并无实质性的进展，真正的反垄断发生在新政时期。
富兰克林·罗斯福相信，私人权力的集中对美国经济构成巨大威胁，惟一的出路是“制止企业走向集团主义，让企业恢复到进行民主竞争的状态”。罗斯福设立全国临时经济委员会，调查经济权力集中的状况。新政时期通过银行、货币和证券市场领域的立法，旨在挽救正在倒塌的金融体系，限制华尔街金融巨子的权力，《公用事业控股公司法》则与不守法的托拉斯开战。富兰克林·罗斯福大幅度增加这方面经费与人员。大批律师与经济学家从事处理反托拉斯诉讼。从此反托拉斯运动迅猛开展起来。
除反垄断以外，新政最重要的业绩是开始全面管理经济与保障人民的基本福利。前者使政府成为一个管理者。新政发动者认为，短短几年时间，美国经济就由繁荣顶峰跌入崩溃深渊，这说明美国经济已经到了非由政府介入不可的地步。“新政”批准的《农业调整法》、《全国工业复兴法》等法律旨在重建工农业之间的平衡和重振工业繁荣。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富兰克林·罗斯福敢于创新，在一个成熟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框架内，由政府创办“田纳西流域管理局”开展田纳西流域工程。这不仅是政府的一项扶贫措施，而且是政府作为生产者与所有者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的创新举措。富兰克林·罗斯福的信念是：为了普遍的福利，政府可以补充市场经济的遗漏与不足，这一想法与经济学家凯恩斯主张政府干预经济的学说不谋而合，共同缔造了资本主义的自我革命。
罗斯福认为，如此多的人失业与挨饿，决不是私人慈善事业能够解决得了的，惟一有能力解决的就是政府。1935年的《社会保障法》走得更远，表明政府要对人民的基本生活负责，这成了美国走上福利国家的开端。在保障穷人的福利的同时，“新政”着手缩小贫富差距。《财产税法》规定万美元以上收入者的所得税提高25％，还规定征收超额利润税，将各种税率统一为累进税率。这项法律为征收个人所得税与公司所得税奠定了基础。
新政是在激烈的反对声中进行的，富兰克林·罗斯福被政治对手描绘成一个“蛊惑人心的政客”，新政则被称为“凶政”，习惯于以大企业为社会生活中心的企业界直接加入了这一攻击，对新政立法发出一阵阵抗议。新政也遭到激进势力的攻击，他们认为新政走得还不够远，因此鼓动“分享财富”运动，鼓吹银行国有化，以这些不可能实现与不负责的计划来迎合下层选民。
面对中伤与攻击，罗斯福不为所动。他采取了一项大胆而意义深远的措施，改革保守派的堡垒———最高法院。最高法院一直坚持自由放任的理念，一个个改革立法遭到它的砍杀，最高法院甚至否定联邦政府与州政府有权规定最低工资，这实际上是宣布血汗工厂合法。根据美国宪法，最高法院有司法复审权，即有权以违反宪法为由宣布国会通过的任何法律为非法。
罗斯福要求改组最高法院，他的办法是“充实”法院，理由是法院工作量太大，对年逾七十的高龄法官，应该按1∶1的比例加派法官，这实际上是想通过“掺沙子”来改变最高法院的力量对比。这一建议引发了全国性的争论，在民意支持下，罗斯福达到了目的。
新政得到了中产阶级的鼎力支持。但和进步运动相比，新政更多得到了中产阶级中下层人士的支持。大萧条期间，1／4中产阶级失业，他们与广大劳工的诉求越来越接近——解决饥饿与失业问题。除了城市中产阶级与劳工，移民与黑人也坚定地支持改革，因为移民大部分在城里打工，而黑人第一次被富兰克林·罗斯福称为“我们的黑人公民”。作为穷人，移民与黑人都分享新政立法提供的实惠，这个城市－劳工－有色种族共同支持的改革，被称为“富兰克林·罗斯福大联合”。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在改革的旗帜下达成的举国一致的共识，预示着美国走向社会和谐的前景
4、改革是硬道理
●发展靠改革，和谐更要靠改革，而要保证改革顺利推进，公共权力就必须让那些代表进步、代表大多数公民利益的力量来行使
进步主义运动，新政、福利国家建设(二战后大规模展开)，美国的自我改良持续了半个多世纪。卓有成效的改革使美国形成了完善的市场竞争秩序与守法机制，到1950年代，美国不但在经济发展上达到了新高峰，而且社会稳定，大多数人丰衣足食，美国跨入了普遍的“富裕社会”。20世纪下半期，美国经济继续高速发展，虽然其间也发生过短暂的衰退，但再未重蹈大萧条的覆辙。1987年美国股市出现大滑坡，美国人担心历史重演，但正如政府官员向公众保证的那样，在一个完善的金融体系中，历史不会重演。
持续而坚决的反垄断使美国经济生机勃勃，每日每时，都有新的企业脱颖而出，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微软的崛起。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是一个白手起家的哈佛辍学生，在计算机行业很成熟与竞争很激烈的情况下异军突起。有意思的是，当微软成为全球软件行业的龙头老大后，联邦政府又极力防止其垄断市场，近几年，微软不断被警告或诉讼。另一个例子是安然公司，它的欺诈行为被曝光后，不仅公司倒闭，公司老总们还受到了严厉的刑法制裁。
社会保障与公众福利，是美国走向社会和谐的一个重要方面。发展是和谐的前提，但不完全等于和谐。和谐必须是让公民过上比较体面的生活。对和谐来说，发展是硬道理，社会保障也是硬道理。自新政立法以来，美国福利大厦愈建愈高，福利开支已是联邦政府的最大支出。虽然1980年代以来共和党政府倾向于削减福利开支以提升经济竞争力，但美国福利大厦的根基没有动摇，无论谁执政，政府作为社会保证人的角色都不会改变。
即便到了1950年代，美国的改革也没有停止。就在人们为“富裕社会”唱赞歌时，社会学家迈克尔·哈林顿在《另一个美国》一书中对美国的贫困现象作了无情的揭露。该书震惊了约翰逊总统(1963－1968年任总统)。他提出了“伟大社会”计划，宣布“向贫穷开战”。1964年国会还通过了“经济机会法”。约翰逊的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穷人数量在逐年减少，1959年，美国穷人为3950万人，占总人口的22％，到1969年穷人下降为2530万人，占总人口的12％。此后，穷人的比例大体上保持这个比例。消灭贫困仍然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美国走向和谐的历程是一个改革的历程，它告诉我们，改革是一条不归路，发展靠改革，和谐更要靠改革，而要保证改革顺利推进，公共权力就必须围绕那些代表进步、代表大多数公民利益的方向来行使。
(作者为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美国游记：和谐社会的切身体会
http://view.QQ.com
2006年08月22日11:26
南方网
茅于轼
评论44条
华尔街开完会，我又来到波士顿，在十九年前待过的城市，我经历了一系列感动——
我们现在讲构建和谐社会，到底和谐社会是什么样子呢？6月初，我到美国开会、游历，碰到了一些小事，虽然只是点点滴滴，体会却很深。
一天，我开完会准备回旅馆，为了省钱，没有打的，坐公交车回华尔街。可是我不知道该坐哪趟车，看见来了一辆，估计方向不错，就上去了。
我问司机，是不是去华尔街的，答复说去第八街。我想，虽然直接到不了华尔街，但方向不错，上了再说。我不知道怎样买票，拿着钱询问司机。司机答复说，不收现钱，只能事先买好。我正犹豫，司机示意我先坐下。我又试着问别的乘客，能不能卖一张票给我。可是他们手上的车票面值和我所要的票价不同，交易没做成。坐公交车却没有票，我心里很不安。
最后车到了第八街，大家都下车了，我只好跟着下，但司机示意我坐下。他继续开车，直到一个能去华尔街的地铁入口处，告诉我可以下车了，换地铁就能到达。这件事让我感受很深，这是一个纽约公交车司机对待一位不是故意的无票乘客的方式。
这让我想起北京公交车的售票员态度，这几年也有了很大改进。我曾经看到过一位衣着破旧、行动不便的老太太无票乘车，她上下车所用的时间比普通人要长。售票员并没有翻脸，老人下车时还特别照顾她，怕她摔了。看到这样的情景我感到非常温暖，虽然这件事不是发生在我自己身上。如果我们这个社会的每个人，都能像那位可敬的售票员一样照顾人、以人为本，和谐社会有何难哉！
波士顿的感动
华尔街开完会后，我来到波士顿，那是我十九年前待过的城市。我最想去的地方，是十九年前住过的房子。可是在我的记忆中，这所房子只留下模糊的印象，确切位置已经记不清了。因为那房子不是在一条大街，而是位于纵横交错的许多小街里边。
马路上空无一人。我正在彷徨犹疑，见到一位老人出来倒垃圾。我正欣喜，赶紧跑过去，可是他已经倒完垃圾回去，进了门，把门关上了。我想敲门，又怕惹人不高兴。但是又没有别的办法，只好鼓着勇气上前敲门。老人开了门，见到一个外国人，眼中有点茫然。我说明来意，问Avola街在什么地方。他抬头想了一下，说不知道。我正要灰心离开，他招手示意，叫我等着。只见他回去打开抽屉，找出一本地图，然后戴上老花镜，又找了好一会儿，说找到Avola街了。
这位波士顿老人回过头来，问我开车来的还是走路来的。我说是走路来的。他就说：“我开车把你送过去。”
说罢，他出了门，把车从车库里开出来，让我上车。是啊，就算这位老人告诉我地址，给我看地图，我一样还是找不到。就是这位本地老人，拿着地图也兜了好几个圈子，才帮我找到Avola街53号。下车时，我心里真是感激极了。老人花了这半个小时，图的是什么？什么也不是。他帮助的并不是美国同胞，而是一个外国人。许多人都说美国人歧视华人，从我的经验看，这不是普遍现象。反观我们中国人，能这样帮助一个来城里打工的人吗？能这样帮助一个外国人吗？尤其是，如果这个外国人是个黑人、是个日本人会怎么样？和谐社会不仅仅是中国的，更应该是世界的。一个国家内部和谐了，外部却不和谐，纷争不断，还和谐得起来吗？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
美国对老人有许多优惠，坐公交车、看电影、游博物馆都享受优待，买票可打折扣。这在中国也有了。但是在美国，给老人优惠并不要看身份证，只要自报家门，人家就信了。而在我国，明明一看就是老人，还要《老年证》。没有《老年证》，再老也不认。人对人如此的不信任，真叫人寒心。也许优待老人并不是真心诚意，其实并不想优待，如果这样，没有身份证明就只是一个借口。这种人跟人的关系氛围，生活在其中很不舒服。
美国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是建立在制度的不信任上。制度的设计假定人都是坏人，这才有日常生活中的互相信任。有一个例子，在商场买衣服需要试穿，大一点的商场都有专门的试衣室，而且是封闭式的，旁人不得进入。顾客进入试衣室时，门口要检查，看是拿了几件衣服进去的，并且发一张牌，上面有衣服数字。出来时要检验，是否把拿进去的衣服都带出来了，因为有人把带进去的衣服穿在了身上。有些超市在收银处还要查看顾客带进去的包。因为制度严密，培养了人人遵纪守法的习惯。
这就是他们的处事原则。先把人当成是坏人，培养人们不敢犯法的习惯，然后形成了人人遵纪守法的风尚。在我们这儿，经常唱高调，甚至于假定一些人是特殊材料做的，天生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因而疏于监管，提供了钻空子的机会，培养出漠视法律的社会风气，到后来再采取措施，已经太晚了。
交了多少税清清楚楚
在美国买东西要交税，这大家都知道的。买完东西交完钱，收款员给你一张收条，上面有税款一项，说明你这次买东西给国家交了多少税，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和谐社会就要把账算清楚，否则容易彼此怀疑，反而引起不和谐。
其实，在中国买东西同样要缴税，只不过没有在发票上写明白。百姓和政府之间的经济关系也模模糊糊，好像政府的钱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是老百姓交的。美国百姓也确确实实从所纳的税中享受到好处：各种良好、广泛的公共设施，老年人每月的生活补助，免费的州际公路，等等。而且他们所纳的税，跟我们纳的税和政府收的费相比，占GDP的比例差不多,可是我们享受的公共服务却差多了。
说起公共服务,我最喜欢的是那儿的社区图书馆。我去过好几个社区图书馆，有大有小，这跟社区的财政情况有关，富有社区的图书馆大一些，但不分大小，服务都非常好。图书馆不但藏图书，还有音像资料，有计算机可以上网。最叫人惊喜的是里面有儿童阅览室，也是儿童游戏场，书大多数是撕不烂的塑料书，有许多玩具。前来光顾的小孩，都是刚会走路、学龄前的孩子。孩子们在里面尽兴奔跑，但没有打闹。儿童阅览室有专人看管，还教孩子们怎样游玩。这样好的环境在中国不是没有，但只有在高收费的幼儿园里才有，可在美国，任何一个社区都免费提供。（茅于轼：美国游记——和谐社会的切身体会）
请为我们的冷漠付费
前几天在网上读到一桩往事
‚１９３５年，在纽约市一个最贫困最脏乱地区的法庭上，一名老妇人因偷窃面包正被审问。老妇人头发凌乱，手在微微发抖，嗫嚅着说：‘原谅我。我需要面包来喂养我那几个饿得直哭的孙儿，他们好几天没吃东西了……’她抬手去抹眼角的泪水。
法官依然冷若冰霜，当庭宣称：我必须秉公办事，你可以选择１０美元的罚款或者１０天的拘役。判决宣布后，时任纽约市长的拉瓜地亚从旁听席上站起来，脱下帽子，放进５美元，然后向其他人说：‘现在，请诸位每人另交５０美分的罚款，这是为我们的冷漠付费，以处罚我们生活在一个要老祖母去偷面包来喂养孙儿的城市。’旁听席上的每个人闻之动容，认认真真地捐出了５０美分。‛文章作者说，‚一个老妇人偷窃面包被罚款，与外人何干？拉瓜地亚说得明白——为我们的冷漠付费。他告诉我们，人和人之间，并非孤立无关；人来到这世间，作为社会的动物，是订有契约的：物质利益的来往，有法律的契约；行为生活的交往，有精神的契约。‛
物质需要和物质所形成的物质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极其重要。在很大程度上，社会秩序正是由物质文化来体现和维持的。‚物质文化‛所说的物质不是指大千世界中的自然物质,而是指与人们社会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费物品。消费物品不只是具有实用价值(有用)和商业价值(值钱),而且更具有载负和传递社会共同价值和意义的作用。说物品是文化世界的一个重要部分,不单单是说物品在社会文化中构成了一个符号系统，而且是要强调，物品的符号意义本身就是由来自社会的正当性理由所支撑的。就在我们按照物品的社会意义使用物品的时候，社会秩序变成了一种必然的道德秩序。物品所满足的并不是人的所谓普遍自然需要，而是一种由特定社会和政治文化所理解为‚正当‛的需要。不能满足这些需要就是非正义性质的匮乏。正当需要是如何形成的？有些什么样的特征？国家以何种正义原则和为何种目的去满足这些需要？这些原则和目的具有怎样的正当性？这些都是我们探讨社会分配正义和‚好社会‛的关键问题。
‚扭曲‛的需要与集体思考的缺位
在过去的十来年里，尽管许多中国人的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但中国社会对物质文化所包含的正当需要和非正义匮乏却缺乏应有的集体思考。在这段时间内,中国经历了从需要绝对政治化到需要绝对个人化的剧烈转变。在这种从一个极端向另一个极端的转变中，社会并没有把握营建‚需要‛价值共识的机会。
年长一些的人对需要的绝对政治化岁月一定还存有记忆。当时的正当需要由革命政治来决定，正当需要是严格地跟着政治身份地位走的。你是‚首长‛，你住的地方离你上班的地方再近，你都有坐小车的正当需要。相反，你是百姓，你住得再远，你也没有这个需要。‚正当需要‛证明政治或物质‚待遇‛的合理性,待遇体现的就是理应得到满足的正当需要。不只是人的物质需要，人的其它需要，如感情、娱乐、审美、求知等等都是由政治权力所严格规定的。仅就物质需要而说，*中的衣和食都是定量供应的。国家不仅规定中国人有多少种基本需要(需要的数)和每种需要满足到什么程度(需要的量)，而且还规定以什么物品去满足这些需要(例如多少粮食，什么样的粮食)。革命口号‚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就是在限定基本的生命需要。*的票证分配制度比任何其它制度都清楚地表明，需要不可能是自然的。当人们在生活中彻底失去自由决定意志的时候，他们不可能知道自己‚自然‛需要什么。
同样，在需要由政治支配的环境中,‚需要‛不可能成为一个公共话题。需要成为满足低程度生理本能的代名词，如此看待人的需要包含着对人的极度贬抑，这和当时政治在其他方面对人性的极度扭曲和摧残是同时发生的。正如伊格那提夫(M.Ignatieff)所说,‚关于人的需要的理论,也就是言说人之为人的语言。用需要来界定人性就是用我们人类缺乏什么来界定我们人类是谁。这也就是坚持人类与其它动物相比有一些特殊的(需要)。‛当人的需要被政治权力限制到了与动物几无差别的程度的时候，人性也就朝着动物性的方向扭曲。
长期以来,中国人在‚需要‛上受到的扭曲不只表现为物质的极度匮乏,而且更是表现为极少思考人的‚欲念‛(desire)和‚需要‛之间的关系。‚欲念‛和‚需要‛是有区别的，人可以欲念他并不需要的东西，也可以需要他并不欲念的东西。以前，欲念和需要的关系在中国完全是由政治权力的意识形态来决定的。今天,这种政治规定被解除了，但是欲念和需要的关系却滑向了另一个极端，那就是，凡是一个人欲念的，都是他个人的正当需要，纵欲消费成了今天的新时尚。
时常可以在媒体上看到中国富人纵欲消费的消息，出手阔绰的中国豪富们要满足的不仅只是物质享受和占有的需要，而且是‚为富者尊‛的需要。出于他们对‚好生活‛的理解，挥霍消费、豪赌、把人当物品消费的‚包二奶‛、在最时髦的购物天堂采购最昂贵的商品、只开奔驰、宝马、只住超顶级别墅，只吃美味佳肴，统统被纳入了正当需要的范围。一本11页的‚世界首部‛白金书售价高达2.6万元人民币，据称可‚保存万年‛。在一个呼吁人们关心‚希望工程‛的国家里，在一个许多学龄儿童家庭连起码的教育费用都难以负担的社会里，‚金书‛所代表的物质文化价值观为什么没有引起人们的普遍反感呢？社会为何会容忍如此的奢侈和冷漠？对‚合理需要‛问题的麻木可以说是一个原因。
‚合理需要‛和‚好生活‛一样，是一种价值判断。和需要联系在一起的好生活理念，关系到人的生存价值问题。正如索伯(K.Soper)在《论人的需要》中所说的，有关人的需要的价值问题广泛地涉及人类生产的意义，如何评判生产所造成的后果，以何种价值理由来确定生产和消费的合理性等等。除非我们了解具有普遍人类意义的需要，我们将不能言说与人类存在价值相一致的社会正义，也不能言说与人类普遍生存目的相一致的好社会理念。
贫困，非正义匮乏与保护弱者
与需要有关的‚好社会‛理念中，目前中国社会最需要重视的就是保护弱者。‚社会弱者‛并不只是一个用所谓‚客观‛经济或社会指数就可以限定的观念。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在一定条件下都可能成为弱者，因为每一个人在一定人际关系中都可能成为易受伤害者。避免伤害弱者，保护弱者，是与每一个人有关的公共价值规范，并不只是社会中的一些人(强者)对另一些人(弱者)自律性质的仁慈或同情。如果你在沙漠里遇见一个没水喝的人，你又有多余的水，那么，由于你能决定是否给那个人水喝，那个人成为一个仰仗于你的弱者。如果你对眼前的弱者无动于衷，那么他就会因你的无行动而受到伤害。社会中的弱者、贫困者、受权势欺侮者、残废者、年老无助者，造成对他们伤害的往往不只是某些个人的行为或无行动，而更是集体的无行动。越容易受直接伤害的人们，越可能因他人的冷漠旁观而受到伤害。马丁?路德金说过，‚造成我们时代最大的罪恶的是大多数人的袖手旁观，而不只是少数人的残忍行为。‛
目前中国这个‚物质丰富‛社会中的‚贫困‛问题，其严重性也应当从‚保护弱者‛的角度来理解。贫困是不能用绝对的收入标准来衡量的。达到某个同样收入标准的人们，在一个社会中可以是贫困者，而在另一个社会中却可以算作为富裕者。即使在同一社会的不同期间，也会有这种同样收入却不同样贫困或富裕的情况。贫困并不只是穷，贫困是社会非正义的穷，是弱者得不到保护的穷。如果我们把贫困当作一个实在的社会非正义问题，而不只是一个抽象的经济数字表述，那么贫困所涉及的就不只是匮乏，而是‚一种给人造成或可能造成严重伤害的制度性非正义。‛
一个人成为贫困者大致与三种情况有关：不愿受穷，贫富悬殊和受穷的人生伤害。只有当他符合这三个条件中的一个，他才能算是一个贫困者。贫困者之所以贫困，首先是因为他并不自愿受穷。有人会因不同生活理想、宗教信仰、意识形态等原因而选择受穷。如果一个人穷得自觉自愿,那他的穷就不一定是一种社会非正义。
说一个人贫困,还因为在他受穷的那个社会中有别的人占有极大的财富。有贫富悬殊才有贫困。如果一个社会中大家都过着差不多匮乏的生活，把谁家的财物重新分配给其余的人，也不见得能改善大家的匮乏，那么重新分配财富的分配正义也就不甚迫切。‚路有冻死骨‛的极端社会非正义是在与‚朱门酒肉臭‛的强烈对比中形成的。如果一个社会在很长一个时期中并无明显的贫富悬殊,而却在一个极短的时间内一下子出现了贫富悬殊,那么这个社会中贫困的非正义问题也就非常严重。
贫困指的是社会非正义所造成的人生逆境。说一个人贫困，是因为他生活资源的匮乏对他造成了严重的伤害，如缺衣少食，有病得不到治疗，孩子上不起学，老无所养，受人歧视，没有尊严等等。贫困一方面源自极端的贫富差别，另一方面也指不能满足群体认可的最低需要。这两个方面都很重要。从后一方面来看，如果一个群体中有的成员无法维持这个群体所共同认可的需要，那么,他们所遭受的便是绝对贫困。他们被剥夺的不只是公平的物质分配，而更是作为群体平等成员的尊严。这是一种双重的社会非正义伤害。一个社会即使在所有成员都能维持基本需要的情况下,也还会因为贫富悬殊而存在贫困。就其非正义性而言，这种贫困所造成的伤害一点也不比绝对贫困来得差。
贫困是一种社会之恶。消除贫困之道并不只是增加物质生产，而是改变社会人际关系和人际制度。说到底，贫困者所受的伤害是人对人造成的伤害，不仅仅是物质对人造成的伤害，贫困的伤害可能由个人有意无意的疏忽和冷漠所造成。
贫困伤害还可能由集体的疏忽和冷漠所造成。例如政府不能设立有效的社会福利制度，不惜以牺牲环境生态来保证发展指标等。这一种伤害的根由是体制结构性弊病。现有的制度、法规、权力关系使得社会弱势群体不能形成自己的组织，没有自己的舆论场所，没有表达自己要求的议政渠道和代表机制等。有严重缺失的社会制度结构是造成贫困伤害的重要原因，它甚至会使一些本不缺乏慈善同情心的个人因反感于制度的伪善而对公益事业失去信心和兴趣。
缺乏对需要的思考，一个社会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社会正义。因为社会正义首先要关心的是，应当满足群体成员的哪些需要？满足到什么程度？如何评估不同需要间的主次先后？每个群体在现有的基本需要共识范围内都必须对每个成员满足某些需要作出承诺并确有措施。做到这一点，这个群体社会才称得上是好社会。
在好社会中，群体的成员应当为彼此做些什么呢？那难道不是一视同仁地维持所有公民的生命和福利吗？这是一切‚好社会‛的起码要求。分配正义必须承认和维护的根本原则就是一切成员都相互平等。抽掉了平等，‚成员‛便成为一种没有意义的身份，成员既无须再认同群体，群体也无权再强求成员的忠诚。对需要的认识联系着社会的自我建设和更新。我们必须看到，‚人的需要既不是个人自己最能决定的主观偏好，也不是经济计划或者政党官员所规定的那种基本供应。需要是普遍的，也是可知的。我们关于需要是什么的知识，关于要用什么来满足需要的知识，是不断变化和需要讨论的。‛只有在一个人们相互关爱、相互认同、彼此以同等的人格相互对待的社会中，才能形成关于群体共同需要的社会正义共识。当这样的共识转化为社会规范的时候，人们才会有在道义层次上感觉到约束自己过度欲念的必要，同时也会更加要求公共政策充分重视社会中每一个人，尤其是社会弱者的需要。（作者系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教授）
黎巴嫩作家米哈依勒?努埃曼在《你是人》中说：‚如果没有你．便没有我之为我；如果没有我，便没有你之为你；如果没有我们，便没有他之为他。如果没有先于我们者，便没有我们；如果没有我们，便没有广阔的世间中的任何一个人‛，‚人‛的一撇一捺，一半是自己，一半是他人，芸芸众生的世界，其实就是两个人的世界。看似纷繁复杂的精神契约，也只是两个人的契约，丈量的是自己和外人的关系。这契约就像上帝给我们的一柄长勺，只有互相喂给，对方才能吃到食物；也是锋利的刻刀，只靠一种自我雕琢远远不够，还需要别人的帮助才能最终完成生命本色的浮凸。善，并不仅仅是一种与冷漠、奸诈、残忍、自私自利相对的品质，还是一种精神契约。它是自为的，没有谁强制你。
契约关联一定的权利和义务．善的义务好理解，就是感同身受，同情人之不幸，理解人之需要，给予恰当的帮助。善的权利，却被蒙上了误解的烟尘。在生活中有人做好事吃亏，以为善无善报，那就错了。与其是现实利益的回报，善更多的是精神的补偿。善者，内心有光，周身有爱，对世间常怀侧隐之心，人生就不会轻浮；意识到自己对于他人的重要性，就会产生自信、自尊的感受。在一个遵守契约的理智社会里，物质的回报和精神的补偿应该是成正比的。
在现实生活中，的确有背弃精神契约、压缩善存空间的现象存在。四川某镇一名弱女子深夜遭歹徒追杀，整条大街的居民听到了呼救却无人开门制止，惟一开着门的店主居然马上拉下卷帘门；湘潭一男子爬上高楼欲自杀，犹豫之时，街上围观者一再欢呼起哄：‚跳啊，干嘛不跳下来！‛轻生者终究满足了看客的要求；一儿童溺水，打捞者要求见到酬金才肯下水。在这里，善映照下人性的光辉和芬芳不见了，冷漠胜利了，金钱的法则胜利了。如果精神的契约被所有的人背弃，善的最后一块绿洲被沙化，这个世界会变得怎样？
想起一位名叫马丁?尼莫拉韵德国新教牧师，他在美国波士顿犹太人屠杀纪念碑上铭刻了一首短诗：在德国，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再也没有人站出来为我说话厂、这正是背弃精神契约的最终结局。
人生在世，谁都有可能遭遇危难和困境，谁都有可能成为弱者，如果我们在别人危急的时候不援手，谁能担保自己不会吞咽孤立无援的苦果？人总难免感到寂寞，惶恐，无善心也就无法得到相应回报，幸福也要打上折扣。指靠偷拿盗取生活的人，最为可恨可怜。
人心只有向善，才能被阳光照耀，所以善的契约才在世界普遍存在。懂得珍惜这种契约的人是高贵的，懂得为冷漠付费的人是明智的。背弃精神契约的人，最终将被全世界抛弃。
四川巴中市南江县，一位妇女坠崖后被救起，南江县中医院对该妇女进行身体检查后，该院院长林近安认为‚可能是乞丐‛，遂同意由副院长何文良、贾正勇将病人拉出去抛弃于荒郊路旁，次日上午该妇女在抛弃点死亡。（华西都市报 6月 12日）
无独有偶。今年初，120将一位 75岁的脑梗塞病人送到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病人无力支付医药费，这家三甲医院派人在夜晚把病人偷偷‚送‛出自己的医院，次日病人死在马路边。（央视共同关注）
类似的事，我们已经耳闻目睹了太多太多。这种事情，只要有一件，就足以让人心情沉重，乃至食不甘味！面对这种事情，我们已经不能仅仅停留在简单地谴责那些医院和医护人员医德沦丧甚至丧尽天良。我们也要问一问自己，对那些最需要扶助的人，我们是否也抱着一种冷漠的态度？
医院也要追求经济效益，也要给医护人员发工资，医护人员也要养家糊口，如果医院可以公开宣布敞开收治无经济来源者，我断定医院也将成为‚无经济来源者‛！而我们在这件事情上并没有大的作为，这就是我们的冷漠。
幸福指数
你幸福吗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丹尼尔〃卡尼曼和艾伦〃克鲁格等人已经进行了长达两年的调查研究，得出结论：钱多未必幸福。并且总结了幸福感缺失的三大原因：
第一，人们在攀比中更能得到满足和幸福，而不是个人财富的绝对增加。卡尼曼等人指出，一个社会的共同富裕并不会使其中的个体感到更满足，相反，当人们在与同阶层者进行比较后发现自己更富裕时，才会产生更明显的满足感和幸福感。
第二，物质消费只能带来短暂的快乐，人们的消费需求随着消费能力而增长。简单地说，物质消费只能满足人们一时的需求，基本不产生长期效应。而随着财富的增长，人们的欲望和需求也在增长。
第三，生活方式。越有钱就越幸福也许只是一个假想，财富的增加往往意味着工作节奏加快和压力的增大，结果，有钱的人在越来越有钱的同时，也越来越忙碌，并面对更多的紧张和压力。
教育花费成致贫首因(2006-02-09 04:13:47)
本报讯日前，零点调查与指标数据共同发布了《2005年中国居民生活质量指数研究报告》，结果显示：教育花费成为城乡居民致贫的首要原因，而‚缺乏知识和技能‛是城乡居民对挣不到钱的一致归因之一。
该项调查结果来自于零点调查与指标数据合作完成的‚2005年中国居民生活质量指数研究‛。
调查结果显示，总体来说，城市和农村 中认为自己生活贫困的比例基本持平，均在20％左右。从本次调查中居民的回答来看，贫困的原因不外乎两类，一是‚我需要花的钱太多‛，二是‚我没本事挣到更多钱‛。
调查显示，教育花费成为城乡居民致贫的首要原因。城市、小城镇、农村的贫困人群中均有40％—50％的人提到家里穷是因为‚家里有孩子要读书‛，特别是农村家庭，教育花费是他们的头号家庭开支。
调查还发现，2004年10月到2005年10月，在拥有就学阶段孩子的农村家庭中，子女教育花费占家庭收入的比重达到了32．6％；城市和小城镇家庭中，子女教育花费占家庭收入的比重也分别达到了25．9％和23．3％。
面对日益增加的各项花费，贫困居民无力应对，他们想挣钱却又不知如何才能挣到钱。研究发现，‚缺乏知识和技能‛是城乡居民对挣不到钱的一致归因之一。
零点调查公司有关人士表示，总体来说，贫困的根源还是在于‚教育‛，因为教育花费高，所以上不起学；因为上不起学，所以没有知识，没有技能，所以挣不到钱。因此，‚教育公平‛是缩小贫富差距的首要前提。
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报告发布
9月20日举办的中国城市论坛2006年北京峰会上，揭晓了‚2006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排行榜‛。深圳、青岛、杭州名列前三名，第四名到第十名的城市依次为宁波、上海、无锡、烟台、苏州、东莞和大连。北京从去年的第4名降为第14名。
同时，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正式公布了《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报告No.1》，这一报告是由由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组织联合数十家研究机构和上百位专家历时两年完成。
2006’中国城市论坛北京峰会由北京CBD国际商务节组委会和中国城市论坛组委会主办，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组织和主要承担了‚城市生活质量‛课题的研究和报告的编撰。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连玉明任课题组组长。
评价依据
中国城市生活质量研究课题组以2005年100个城市生活质量评价为基础，首次编制‚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指数‛，从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安、居、乐、业等十二个方面构建出一个多维度的生活质量评价体系。然后以这个体系对287个地级和地级以上城市地的居民收入、消费结构、居住质量、交通状况、教育投入、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生命健康、公共安全、人居环境、文化休闲、就业机率等12项评估子系统进行量化分析。
同时，研究方导入互动性、开放性较强的互联网公众调查，让市民为自己居住和生活的城市打分。在这次关于中国城市生活质量的网络调查中，287个城市的773325人参与调查并发表了评论，成为迄今为止国内最大规模的城市生活质量网络公众调查。
北京五大指标居前列 ‚生命健康‛全国第一
排行榜显示，北京市城市生活质量全国排名第14位。从12个子系统看，北京在生命健康、消费结构、教育投入、文化休闲和医疗卫生等五个方面表现较为突出，其中‚生命健康‛子系统的得分居各城市之首。
课题组负责人、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连玉明教授介绍，‚生命健康‛子系统的核心指标选用的是人均预期寿命。
根据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至2005年底，北京市居民的平均寿命为80.09岁，比2001年提高了4.24岁。2000年到2004年，全国人口平均寿命每年提高0.1岁，而北京市平均寿命每年提高1岁，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0倍。
课题组认为，北京人均寿命的延长主要得益于两个方面：一是北京医疗设施已接近国际先进水平；二是城镇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工伤等社会保险制度的全面推进。
北京总排名从第4降为第14 与2005年度排行榜相比，北京的位次大幅下降，从第4降为第14。
2005年排名前十位的城市分别是：深圳市、东莞市、上海市、北京市、杭州市、珠海市、宁波市、苏州市、广州市、厦门市。其中的北京、珠海、广州、厦门等四个城市今年跌出前十。
课题组认为，导致城市排名变动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今年入围城市增加为全部地级以上城市，另一方面是因此此次测评中增大了网络公共调查的力度，很多城市因为其在某些方面表现不理想而降低了其主观得分，从而影响其排序结果。例如北京由于受住房价格过高、交通拥挤等因素影响，虽然投票人数较多，但得分却不是最高的。
大中城市居民最不满意的三大领域：房价、治安、就业
房价为所有选项中满意度最低
本次调查结果的分析显示，国内36个大中城市居民最不满意的三大领域依次是房价、治安和就业。说明房价和治安问题已经成为大中城市提升生活质量的重要障碍。
调查中，公众认为房价普遍偏高，是所有满意度中最低的一项。35%的接受调查者认为不能承受所在城市的房价，尤其是中心城市，北京、上海、杭州、苏州、宁波、大连、青岛、广州、郑州、温州是本次调查中公众感觉房价较高的10个城市。
与大中城市有所区别的是，中小城市的居民较不满意的领域主要集中在房价、就业机会和文化休闲上。
京、沪教育满意度并不高
在对教育满意度的调查中，21%的受调查者认为不能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这些城市多集中在中西部地区。而值得注意的是，北京和上海在调查中分别排名第47和50，据课题组分析，城市人口众多、教育资源平均值低，使这些教育资源相对集中的城市排名有所降低。
附： 2006年287个城市生活质量排行榜深圳；2 青岛；3 杭州； 4 宁波； 5 上海； 6 无锡；7 烟台；8 苏州； 9 东莞； 10 大连； 11 桂林；12 珠海；13 厦门； 14 北京； 15 天津； 16 南京；17 广州；18 中山； 19 佛山； 20 绍兴； 21 成都；22 大庆；23 威海； 24 克拉玛依；25 东营； 26 秦皇岛；27 温州；28 济南； 29 台州； 30 拉萨； 31 银川；32 常州；34 长沙； 35 嘉兴；
舟山；37 惠州；38 昆明； 39 唐山 ； 40 包头； 41 吴忠；42 常德；43 乌鲁木齐；44 嘉峪关；45 江门； 46 丽水；47 阳江；48 丽江； 49 武汉； 50 沈阳 未来5-10中国城市发展的十大愿景‛
‚未来5-10中国城市发展的十大愿景‛分别是：平价医疗、社会保障全覆盖、诚信、迁徙自由、扩大中等收入者、阳光政府、绿色生态、节水节能节约、宽容社会、防艾。
你的幸福指数是多少？
http://view.QQ.com 2006年09月14日09:45 东方网
你幸福吗？面对这样的问题，或许直观和感受会告诉你答案，是或不是。但如果问，如果幸福的大小从1到100，你的幸福是多少？你能够回答吗？如果回答不出也没有关系，因为国家统计局即将帮我们回答这个问题。
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日前表示，人均GDP等‚硬指标‛已无法反映人们的精神需求和心态差别，因此国家统计局将推出幸福指数等一些‚软的‛统计内容，以适应各方面对中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人的全面发展以及民生、人文方面的要求。
此前，中国社会科学院等机构就城乡居民的幸福感进行过调查和研究；去年两会期间，也有代表提交了核算‚国民幸福指数‛的提案。如今，统计局官方对‚幸福指数‛的公开认可表明政府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各项举措正逐步实施。
西方的一些研究表明，个人收入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倒U型，即当收入达到一定水平之后，继续增加收入反而往往会意味着幸福感的下降。不久前，国内某知名电信公司传出来一位高管辞职的新闻，而高管对于离职的自我解释就是，‚虽然赚钱很多，但是由于工作太忙，根本没时间去花钱，很苦恼‛。这清晰地解释了幸福指数的微观含义：没有钱肯定不幸福，但是有钱也不一定就幸福。
在宏观方面，‚幸福指数‛概念的引入使我们霍然发现，以前对政府职能的理解是本末倒臵的：其实，对政府而言，推动经济的发展、追求GDP增长并非终极目标，它们只是实现社会和谐发展、人民幸福生活的手段而已。
20多年来偏重于GDP增长速度的发展模式已经显现出这一弊端，如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不同阶层之间的‚受益水平‛很不平衡，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够协调，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相对滞后，经济长期处于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不协调、难循环、低效益的外延式粗放型增长模式，受资源和能源的制约越来越大等等。在人们的物质财富总量不断增加，人们钱包越来越鼓的时候，城市的空气却不如以前干净了、饮水不如以前甘美了、气温不如以前适宜了、冬雪也不如以前纯洁了，再加上暴力拆迁、假货泛滥、诚信流失……这一切，让我们的幸福感打了很大的折扣。
但需要指出的是，幸福指数固然为经济决策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路，却应当避免将幸福最大化作为一种政策选择。
近代功利主义所提出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只不过是一个抽象的伦理学命题，如果试图将它作为一种经济学或政治学意义上的具体政策追求，则注定会演变为一种当代的乌托邦。因为幸福感的考量是立足于个体的，其现实价值主要在于指导人们的人生实践。由于个体之间追求的巨大差异，加之社会多元化的发展取向，决定了在实际操作中很难将幸福指数作为政策选择，它对于政策制定而言，更多的是发现问题的工具，而非解决问题的手段选择。
所以，力求通过幸福指数来考察民众主观生活质量的状况和变化趋势，进而调整政策取向，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和良性运转，才是这一指数的政策含义。（东方早报 马红漫）相关曹林 来源：四川新闻网-成都商报
近日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指出，今后中国将推出幸福指数、人的全面发展指数、地区创新指数以及社会和谐指数等一些新的统计内容，以适应各方面对中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人的全面发展以及民生、人文这方面的需求。其中‚生活幸福指数‛包含收入、工作、居住等方面的满意度。(9月13日新华社)能够理解国家统计局拟推出‚幸福指数‛所表达的政治善意，但这种高估自身理性的善意让笔者感到很是不安：在统计主管部门无力控制既有指标注水、既有数字愚人的情况下，能保证新增的统计指标不会成为官员粉饰政绩的工具吗？要知道，相比GDP这种客观指标，幸福、和谐、满意度等都属于主观性很强的指标，这种主观指标更容易造假。
比如，每个人心中都有不同的幸福理解，收入高、工作稳定、居住条件好都不一定感觉幸福。我很担心，一个人可能明明感觉自己非常不幸福，但在官方为彰显自身政绩的‚幸福指数‛统计中，他的幸福感却非常高。在宏大的‚幸福指数专制‛下，一个人连表达不幸的自然权利都失去了，根本不幸福的他却在精神上被强迫和别人一起‚幸福‛，这种精神上的数字强暴要比GDP注水对公众的伤害更大。
这种担心并非多余，首先，‚指数化‛天然就不是什么好东西，什么事物一旦指数化都可能被扭曲，经济发展指数化会诱惑官员造假，破案指数化会逼警察严刑逼供，所以‚指数化‛应尽可能少用，主观感觉更应远离指数化，尽可能让一个人用自己的方式去表达；然后，在当下中国权力未得到有效制度约束的语境中，自上而下地由权力推进一种目标总存在很大的扭曲可能，连GDP这等客观指标都有可能造假，何以能保证主观指标不被官员控制从而为民‚造‛福。
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将公众的幸福感、和谐感这些主观感觉指数化，又为什么要将这些主观指数纳入官方自上而下的统计框架中？如果真的尊重公众的幸福感与和谐感，致力于让每个人更加幸福，应该把‚幸福指数‛的考量留给公众自己去完成，建立一个‚用手投票‛的制度让公众自己表达幸福，以幸不幸福的主体表达为官员的治理能力打分，为官员打分很高，自然说明百姓的幸福指数很高，这样的官员让百姓有幸福感--由公众打分决定官员升迁的制度安排是显示百姓幸福指数最好的指针。只有百姓自己才知道自己幸不幸福，幸福感在百姓自己心中，这是外在的指数无从概括和描述的，百姓应掌握着这种表达的绝对主动权。（曹林）
官员生活满意度最高
9月4日，广州社情民意研究中心公布了‚2006年度广州市民个人生活感受调查‛。1035位不同年龄、性别、职业、收入的市民状况综合显示，在包括就业状况、工作、个人收入、人际关系等4项核心指标中，收入稳定、职业特殊而受他人尊重的公职人员满意度均高于其他职业或群体。‚在各项指标中，公职人员的满意度均较高，且其不满意度也与其他群体差距较大。‛（见《新快报》2006年9月5日）民意已清晰表明，广州市官员对生活满意度最高。这个结论似乎令人‚百感交集‛。
诚然，官员对生活满意，是工作安心的体现。对一个地方而言，官员是主心骨，其精神面貌如何，往往决定着一个地区事业是否进步、工作是否有成效、社会是否稳定的问题。官员对身边生活满意，至少说明官员其后顾之忧也相应减少了，甚至没有了。
然而，在‚官员生活满意度最高‛的背后也令人看到了某些不安。比如，在民意中对‚看病就医‛受访者就感受较差，不满意率高达46%，远远超过满意度；在‚住房状况‛中，满意度下降，不满意度上升，今年该项指标满意度仅26.2%，为四年来的最低。不言而喻，‚看病状况‛、‚住房状况‛都是平民百姓生活的基本内容。这两项民调显示满意度大幅下降，不满意度大幅上升，与媒体近段时间反映的情况相吻合。事实证明，‚看病贵看病难‛、‚住房贵住房难‛已成为普通百姓的两大困扰。在这种情势下，官员与普通百姓对生活感受的明显差别，不仅是‚看得见摸得着‛利益上的距离，也逐渐会形成感情上的差别。一旦大多数群众对现实生活不满意，意味着牢骚会出现，意味着官民关系有间隙，也意味着地方政府工作压力在增大。
其实，‚官员对生活满意度最高‛也可以从公务员投考热不断升温之中感受出来。就以此次广州下半年招考公务员为例，截至8月19日止，全市各单位公务员职位总报考人数32741人，平均考录比超过40比1，为3万多人争800个职位。再往回看，广州市从2004年起首次用网络报名，当年公务员报考中，报考人数首次超过1万人，并吸引16502人报名角逐515个职位，后来最终取得考试资格的为12127人，平均考录比23.5比1；而2005年下半年，525个职位一共吸引了15996人报考，平均考录比例超过30比1。这样，广州市公务员考录比例从23.5比1升到30比1，再升到40比1。（见国际在线2006年8月22日消息）公务员成了人们岗位首选有着多种原因。但是，公务员生活待遇相对高一些，工作环境相对稳定一些却是基本原因。不可否认，某些公务员通过升职或在管钱管物管事岗位能有某些灰色收入也有某种‚诱惑力‛。事实上，在某些公务员眼中，‚要发财就升官‛陈旧观念之所以如此顽固，与某些公务员的‚特权‛分不开。一旦特权歪读歪用，那么，腐败就会萌生。
在我们的国度，尽管时下仍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尽管正在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迈进，但是，不能忘记‚社会主义‛四个大字。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实现共同富裕。在富裕这个问题上，只能是社会成员共同迈进，或者是先民后官，而不能先官后民。一旦富裕次序颠倒出现先官后民，那么，历史上脱离群众高高在上养尊处优的可怕病态会复发，政权也会有变色的可能。因此，‚官员对生活满意度最高‛不是好消息。
农村人幸福感强于城里人
据１２月１４日《深圳商报》报道：《２００５年社会蓝皮书》中公布的‚２００４年中国居民生活质量报告‛调查结果显示，目前中国近八成居民感到生活幸福，农村居民幸福感强于城镇居民。幸福感与人们的生活满意度密切相关，而有钱不等于幸福，财富仅仅是带来和影响幸福感的因素之一。看到此消息，笔者不由地心酸：这是怎样一种强于城里人的幸福感啊！
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人反而比薰于灯红酒绿中的人更有幸福感———总感觉这远离常理的结论中压抑着一种沉闷而残酷的东西。
农村人拥有怎样一种强于城里人的幸福感呢？他们没必要像上班族那样出门就遭遇堵车的痛苦，没必要像公务员那样被强制带薪休假，不会因为生活条件太好而染上糖尿病、脂肪肝等‚富贵病‛，没必要因国庆放假不知道去哪里旅游而烦恼。
农村人拥有怎样一种强于城里人的幸福感呢？最近一项国家重点课题研究表明，在城市中产阶层尚未成气候的背景下，农村已经有了一个初具规模的中等收入群体———农民工；而且在城市人厌倦了都市生活而向往乡村田园，以吃农家菜，玩农家乐为时尚之时，农村人整日呆在城市人向往的生活中。
农村人拥有怎样一种强于城里人的幸福感呢？民间俗语云：虱多不痒，债多不愁；西哲云：欲望是一团痛苦———农村人穷惯了，也就穷不怕了，觉得只要不生病不死就幸福了，面对现实是一种务实的选择；而且拥有的东西很少，就没有害怕失去的恐惧———而城市人就没有这种潇洒了。
很显然，‚农村人幸福感强于城里人‛的判断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冰冷的基础上：城市人和农村人幸福的底线有着天壤之别，城市人的相对不幸福是建立在一个很高的福利底线上，而农村的相对幸福是建立在一个非常低的福利底线上。说得残酷一点就是：站在一个很低的福利平台上，农村人没有机会享受到城市人的‚不幸福‛。高福利孕育了高期待，相对剥夺中生长出不幸感；低福利孕育了低期待，听天由命中生长出一种无奈的幸福感。
这种幸福实质是一种贫困的幸福，是城乡二元结构和诸种‚剪刀差‛下变异的怪胎。‚幸福‛是习惯了的低福利和弱权利‚逼‛成的，‚不幸福‛是习惯了高福利和强权利‚宠‛成的，在‚穷者越穷富者越富‛的马太效应下，悖论残酷地流淌在现实中。
我们还看到，‚贫困的幸福‛是一种被动、消极的承受，外在有一种强大的力量支配着农村人；而‚丰裕的不幸‛则是体现城里人自我积极、主动地主宰着自己的命运。城市人的‚不幸感‛是跟未来的消费主义比较，而农村人的幸福是在跟过去的匮乏比较。
是什么样的幸福和不幸啊？‚关公战秦琼‛式的幸福感比较折射出何其沉重的现实，何其巨大的鸿沟。
相关：《2005年社会蓝皮书》中公布的‚2004年中国居民生活质量报告‛调查结果显示，目前中国近八成居民感到生活幸福，农村居民幸福感强于城镇居民。幸福感与人们的生活满意度密切相关，而有钱不等于幸福，财富仅仅是带来和影响幸福感的因素之一。（12月14日《深圳商报》）
中国中产阶层有房有车却无安全感
http://view.QQ.com 2006年04月06日11:32 南都周刊
豪宅、私家车、时装、珠宝、晚宴、情调、品位…… ‚中产‛身上被附着了无数美丽而又体面的标签，现实语境中的中产们根本没有如此的风光
他们的财富没有暴富的指望，他们的职业没有收工的暂停键 他们还要随时担心，一场病、一个政策调整、一次金融冲击波 他们都可能遭受重创，甚至跌入赤贫的深渊 谁来为中产抵御风险？ 谁来让中产真正强大？ 脆弱的中产
你中产了吗？你强大了吗？
中产者被赋予一个拯救世界的英雄形象，他拥有强大无比的未来，拥有稳定社会的超级力量，但当社会学家把这项光辉无比的任务压在他的肩上时，却悲哀地发现他还只是一个脆弱的幼童。
你‚中产‛了吗？在今日的中国，这个略带贬义但又为人们无限向往的概念，似乎已成为商业社会全力开掘的宝藏，被商户急不可耐地赋予极高的消费能力想象，被时尚传媒热情地贴上美丽标签：豪宅、私家车、时装、珠宝、晚宴、情调……
然而，在中国的现实语境里，生活在上述图景中的人，多半高居社会金字塔的顶端而非中部。那些海市蜃楼般的图景，也多半会让真正的‚中产‛自惭形秽或黯然神伤。
在四川的成都，一个年收入近10万元，并拥有两套房产的中产家庭，却因妻子患病而几乎耗掉全部财产。妻子去世以后，主人公又回到了工厂，拿起每个月400元的工资。当初他离开工厂玩命赚钱为的是发家致富，现在他戏剧性地回到了生活的起点。
所谓一文钱难倒英雄汉，一场病把‚中产阶层‛打回原形。这个因病致贫的故事，使‚脆弱的中产‛成了近期社会关注的热点。
‚中产‛不是标签
产者是谁？他们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学者说，中产阶级最初来自欧洲的产业革命，介于贵族与平民之间的新生资产阶级。1951年，美国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以《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一书，把‚中产阶级‛的概念散布全球：一个依附于庞大机构，专事非直接生产性的行政管理工作与技术服务，靠知识与技术领取稳定且丰厚薪水的群体。自20世纪40年代起，中产阶级的兴起和壮大，在西方国家已成为推动现代化社会发展、引导社会消费、稳定社会形势、定型社会规范及主流社会价值观的社会结构的主体力量。
在中国，中产者在1949年以前曾有过短暂的往昔，而其重生却是在1978年之后。在中国社会经济领域内的改革开放中，在市场的资源配臵与社会纵向流动中，‚中产阶级‛悄悄地‚去政治化‛，换了一个马甲重出江湖，人称‚中产阶层‛或‚中间阶层‛。
中产者是些什么人？他们的面孔始终有些模糊不清：一些受过良好教育，拥有专业技能与知识智能，并以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换取各种稀缺资源(财富、地位、名望与权力)资本的人？一些月入万元以上，开标致307或奥迪A4轿车，住明星楼盘，用招行一卡通或中行长城卡刷卡消费，到法国、东南亚以及东部非洲旅行的人？一些比蓝领阶层更富有，比暴发致富者、有权有势者在生存态度和价值观上更具进取心的人？一些具有良好的公民、公德意识及相应修养，循规蹈矩和具有主流价值观的人？
据说，如果一个社会的结构达到‚橄榄形‛的理想状态，即富豪与权贵、穷人与弱者都是少数，中产阶层占据主流，那么这个社会就会变得稳定、理性、建设、务实，有利于推动建立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公平、公正的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有学者认为，今后10年是我国中产阶层发育的关键时期，培育并保卫中产阶层，就是保卫这个国家橄榄体的稳定和提升应对经济社会危机的免疫力。
是，中产者被赋予一个拯救世界的英雄形象，它拥有强大无比的未来，拥有稳定社会的超级力量，但当社会学家把这项光辉无比的任务压在他的肩上时，却悲哀地发现他还只是一个脆弱的幼童。
让中产强大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人们看到的是一个忧心忡忡的中产阶级。‚他们的财富没有暴富的指望，他们的职业没有收工的暂停键，他们的阶层待遇没有确定的法律保障。他们一步一步向上爬，风光的物质享受背后是职业压力，体面的社会地位背后是患得患失的身份焦虑感。‛(《中国中产阶级十大焦虑症》)由中产而瞬间赤贫并不是孤例，‚因病返贫‛似乎折射了中产阶层在社会生存中的尴尬位臵。体制上的漏洞或行政设计上的监督不力，让中产阶层在程序正义的门外付出了更多额外昂贵的社会成本——房产暴利、权力寻租、教育消费、医疗消费、交易中的霸王条款、合同陷阱……他们可能由此获得财富，但额外社会成本对其财富进行的无情消解，有时使他们甚至比贫民阶层更手足无措。
于是，中产者似乎和危机感联系在一起。‚30岁的脖子60岁的颈椎，成为他们疯狂工作的写照，工作的压力无法排遣，造成了严重的心理枯竭，自我期许与竞争意识到头来反刃自伤。‛
评论家朱四倍认为，从‚因病返贫‛的层面上看，中产阶层的脆弱来源于社会的脆弱，而社会的脆弱是社会发展落后于经济发展的显现。要消除中产阶层的脆弱，就要消除社会的脆弱，建立公平的社会保障制度就成为当下的选择。
但是，仅有社会保障无疑是不够的。中产阶层自身的整体规模不大、独立性不强、制度上缺乏保障等因素，都从大的背景下构成了其脆弱性的原因。甚至，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中产阶层‛的合法性至今没有获得法律文本的肯定。他们像这个社会的私生子，名字不能纳入大家庭的祖谱，人们叫他的小名‚中等收入阶层‛或‚中间阶层‛。由于‚私生子‛的尴尬位臵，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不幸成为社会转轨期的仇富替罪羊，在成为罪犯目标的担忧中，忍受着下层人群经常性的斜睨眼光，承担着许多本来无关的误会与责任。
有学者认为，壮大中国中产阶层的关键不在于民众的知识教育水平、个人能力以及拥有财富的多少，而在于制度。国家应该通过健全法制和有效的税收体制以及建立相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在保护下层收入群体的经济利益的同时，使国民财富合理而有效地向中产阶层流动，同时加强对中产阶层本身的法制约束，以避免他们也使用或寻求使用‚特权‛提高自己的经济地位。
也许，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的中产阶层，才不只是一个房产开发商和汽车销售商竞相抄袭的营销概念，不只是海平线上隐约可见而去向不明的桅尖，才有希望摆脱自身的脆弱，真正成为社会稳定的基石。
脆弱的中产之世相 中产危机感
外企项目主管Rita：
有种‚掉在水里，抓不到东西的感觉‛
Rita毕业于北京的某名牌高校，硕士文凭。毕业时，她拒绝了北京的某一事业单位的offer，毅然地南下上海——中国最繁华的大都市，应聘到一家香港的咨询公司。去年，Rita离开那家香港公司，跳槽到现在的美国公司，职位也从普通员工上升到项目主管。问她最大的感受，‚累，白领工作远不是那么回事。‛Rita从电话那头传过来的声音显得有点疲倦。
‚提起外企白领，人们的印象要么是，这群人收入高，满口ABC，喜欢时尚，生活小资，要么是压力大，对象难找等等。其实我们真正生存状态是什么？每天看似光鲜的背后有多大的压力？局外人是不知道的。‛
而说到待遇，Rita显得很不满。‚像我这个职位，不上不下的，工资并不是很高，开销却大得惊人。现在主要的感受就是没有钱。不像公务员，有各种各样的福利，而且，这些隐形福利都可以免税，我们基本上就是那张工资单上的‘死钱’，还要交各种保险，正常交税。而我这个年龄段的白领，要考虑结婚，要考虑升职，要考虑买房，想想上海的房价这么高，结婚后谁来带孩子等，想想这，烦！‛
靠父母的接济，Rita去年在上海的张江高科技园附近买了一套小户型的房子。提到这事，一向好强的Rita显得不好意思。‚没办法，上海的房租太高了，租住不划算。‛Rita说。
随着年龄的增长，Rita在考虑结婚的事。爸妈对她也一直催着，希望她能早点结婚，身边有个人照顾。她现在的男友与她青梅竹马，虽然在上海上班，但经常到外地出差。
让她郁闷的是，她现在想买一套大一点的房子，把这套小户型的房子转手。而按照上海市去年的规定，不满两年的房子转让，要交很高的转让税。
‚政府在政策和社会保障层面上，根本没有考虑我们这群人，要么考虑富人，要么考虑穷人，根本不管我们死活。虽说这个税是为了打击炒房者，但这样一刀切下来，对我们这些人就不公平。‛Rita说。
对于将来的发展，Rita表示，我们这些人，靠的是能力吃饭。‚我觉得我还是比较有竞争力的，但有时还是感到迷茫，就是那种掉在水里，抓不到东西的感觉。‛
律师李阅：
虽在物质上暂无忧虑，还是难有安全感
李阅，某律师事务所律师，独力拥有两处房产、一部海南马自达。由于‚生活和工作的标准越来越高‛，她不能轻言满足。
她表示律师这个行业由于近有外资进入，专业度的要求不断提升，后有新手蜂拥，以低价求存，竞争日趋激烈，即使是声名在外的律师，也不敢稍有松懈。‚律师的工作除了案头的专业准备，更多的在于老客户关系的维系和新客户的开发，也就是幕后人际关系的斡旋。这个相当耗时间和精力，基本没有明确的工作时间和个人空间的严格区分，造成的压力也很大。‛
‚儿子说的最多的话是‘妈妈上班’。他大部分时间跟外婆和保姆，便不粘我，我对他而言有点无所谓。‛
作为单身母亲，面对两岁的儿子，李阅心头有撕裂之痛。她周末尽量陪孩子。但由于工作与生活没有断然分割，‚有时候与人交往也是为了工作‛，与孩子的相处还是较有限度。对孩子的内疚有时又反过来变成一种动力，使她更无法停歇。
虽然在物质层面暂无忧虑，但李阅还是难有安全感。一方面是律师职业特点注定的不稳定风险，行业、企业的变化都会带来业务方面的许多不确定性，比如今年客户量充足，明年却不可预期。另一方面社会保障机制不完善，包括医疗、意外事故和养老等，‚虽然有一定的保险，但我不知道日后能否成为足够的保障。目前买的养老保险金，谁知道几十年以后是个什么样的价值。现在社会发展如此快，几年都有很大的不同，更何况十年，几十年以后。‛
‚在这个社会不进则退。拥有越多，要求越多——有了1样东西，想要10样；有了10样，就会想100样。如此，使你不断地往前走。财富越多，压力也越大。立足社会，不可避免要与人对比，寻找自己的定位。然后，对生活的质量的追求又一再使标准拔高。谁让社会评判的价值标准，更多时候，变成了金钱呢？‛李阅不由感慨。
更多时候，李阅不愿去触碰这些问题，因为‚想了也白想，只会增加焦虑‛，唯一能做的就是调适自己的心态。
Wit(网络运营总监)有三套房、一辆别克HRV，但不是很满意，还没有达到我想象中的标准。现在还不敢要孩子，身处信息高速发展的行业，如果稍有懈怠，完全可能被淘汰出局。IT的繁荣，可能使人一下从过去的2000块月薪迅速提升到2万。那么2万以后，想的肯定也是倍数问题。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不是稳定、逐步的增长，而是大步跨越，甚至飞越，人对自身的定位就越提越高，焦虑也随之而生。没办法啦。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呀。
自己目前太多的精力用于事业的搏杀上，尚不可能有余力去顾念孩子，从养狗的经历来看，养孩子绝非易事，特别孩子一出世就意味着责任的无可推卸。现在不是适当的时间。由于是自己独力支撑家庭经济，非常担心自己的健康，不敢去设想一旦变故发生而将临的局面，爱家人，就不能留下许多未决之事。
脆弱的中产之追问 五问李春玲
李春玲博士的最新著作《破裂与碎片》刚于2005年末出版，被认为是探讨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一部力作。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专职研究人员，李博士长期关注中产阶层的问题。3月29日，在她那间宽敞明亮的书房里，记者与这位讲话干净利索的学者有了如下的对话。
南都周刊：我们在采访中注意到，中国的中产阶层往往对未来充满焦虑，你的研究中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李春玲：心理是否焦虑，不仅与收入有关系，也和社会保障有关。处于市场化中的中产阶层，风险比较大，由于社会保障这块要自己负责，容易产生焦虑感。
南都周刊：这种焦虑感的产生，中产阶层本身有没有要反思的地方？
李春玲：与西方中产阶层的发展相比，中国现在的中产阶层太过于功利，太注重个人条件的改善了。买房子、车子、穿名牌、外出旅游等，显得物欲特别强，而缺乏对社会、对他人的关心。
前两天与一个日本朋友聊天，他研究了日本在印度和中国办的企业里内部员工的满意度，结果发现，与印度人相比，中国人满意度较低，薪酬往往要和老板或日籍员工比；而印度人则满意度较高。这可能与中国目前新的道德秩序尚未建立，个人主义、物质欲望膨胀有关。
南都周刊：我们在采访中还发现，中国中产阶级内部也有分歧，比如一些私营企业主反映，现在政策制定的随意性、不明确性对他们的伤害最大，而体制内的中产阶层则是另外一种看法。
李春玲：这与中国中产阶层还处于兴起阶段有关。中国中产阶层发育还不够成熟，不能形成一致的看法和价值观，体制内和市场内相互间缺乏认同，呈现一种分化状态。比如，体制内的中产往往不希望政府的权力立马收缩，而依靠市场获取收入的中产则希望政府尽快放权，尽快建立公平、廉洁、高效的服务型政府。
南都周刊：还有一些中产，尤其是一些公司白领抱怨，现在国家政策的制定，要么考虑富人，要么考虑穷人，根本没有考虑到他们，他们也没有利益表达渠道。
李春玲：这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利益的表达和获取，实际上是各个阶层和利益集团相互妥协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处在社会顶层的富人，往往声音比较大，能够影响某些法案和政策的制定。而处在社会底层的穷人基本上没有表达渠道，他们缺乏组织、人力和财力，往往靠一些知识分子来呼吁，但现在政府在制定政策时，也在有意识地向这部分人倾斜。
而中产阶层也不是没有利益表达渠道，一些非政府组织、媒体都可以传达他们的声音，但往往这种声音与富人相比，对法案、政策的制定影响小。譬如，在税收调节上，对富人影响最大的遗产税、物业税现在都以难以执行为借口而流产，税收的主体成了中产阶层，因为他们收入公开、单位固定、易于征收。这往往使中产阶层产生某种强烈的被剥夺感。当然，这也客观上制约、阻碍了中产阶层规模的扩大。
南都周刊：国家可不可以在制度或政策层面上做些文章，缓解中产的被剥夺感，提高中产阶层的抗风险能力？
李春玲：从目前情况看，国家尚没有明确的意识来培养中产阶层的发展。在最重要的税收调整方面，效果也不好。在西方社会，中产阶层的兴起与福利国家的建设是同步的，社会中的大部分成员都有保障，可以避免收入和地位的大起大落。而当下中国，政府还顾不上中产阶层这块的保障。但可以在税收、教育、医疗等改革中，做出实质性的调整，减轻中产阶层的负担。
脆弱的中产之海外美国中产很烦恼
朋友老赵几天前打来电话，说心里郁闷，要找人聊天。问他有何烦恼，答曰：‚我被班加罗尔了。‛
班加罗尔原是印度一座城市的名字，Bangalore，是近年来发展起来的信息科技中心，美国许多电脑网络公司在这里建立了分部，将一部分原本美国本土的工作外包给了印度人。这个词目前在英语中流行起来，甚至演变成动词，意思是：因原来的职位被公司外包而失去了工作。
老赵正是遇到了这个问题，他从前在大陆学的是中文，来美国后，发现中文无用武之地，便转行读了计算机语言。老赵转舵及时，毕业时正赶上美国电脑网络业的起飞，找工作很容易，薪水也逐年呈跳跃式增长，七年之后，已达六位数字。老赵的妻子原先在社区图书馆工作，女儿出生后，退职在家，当起了全职家庭主妇。全家靠老赵一个人的收入，衣食充足，绰绰有余。添新车，买了房，每年还有些积蓄，存下来养老，或者为女儿将来念书做准备。
失去了工作，令他有些烦躁，其实，这早已有了预兆，公司里的同事已经裁了一拨又一拨，网络泡沫后，美国公司用这种裁员招新人的方式，降低工资支出，因为当年热火时期，老赵那一拨人的工资被水涨船高，如今，网络技术人员已经人浮于事，加上来自中国、印度的低成本威胁，在这个行当里，即使不能称为人人自危，也没有几个人敢说高枕无忧的。
一觉醒来不再中产
美国中产阶级的界定标准并不统一。但一般来说，平均年收入在2.5万美元到10万美元之间的，都可以算是中产阶级。像老赵这样的三口之家，12万收入，平均每人4万，相当不错了。以这个标准来估算，美国的中产阶级应该占到总人口的80%左右。
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的中产阶级在许多方面有着与其他阶层共同的忧虑，类似国家安全及恐怖主义、环境污染、全球温室效应、油价飙升、种族冲突等大问题，以及人身安全、健康、情感等个体问题。然而，中产阶级所特有的、最主要的烦恼并不是来自精神世界的。他们最担心的，是哪天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已经不再属于中产一族，而是滑落到贫困线以下的低产阶级。
这种担心不是没有理由的，太多的因素使中产阶级不敢掉以轻心。2005年8月，美国政府人口统计署公布的《2004年美国人收入，贫困，健康保险》报告显示，美国的贫困人口率继续着2001年以来的上升趋势，由2003年的12.5%上升到2004年的12.7%，贫困人口一年之间净增了110万，其中以中西部老牌制造业中心城市的增长最为突出。
美国政府进行这项调查时所界定的贫困线，是两口之家的年收入在12334美元以下。虽然，近几年来，美国经济总体呈现回升趋势，但并不是各行各业都如此。有一些行业还在苦苦挣扎之中，如制造业，这些劳力密集型产业已经渐渐将生产中心移向亚洲，本土老厂关闭，工人面临失业。信息产业也不例外，除了少数高精尖技术不会对外开放以外，许多服务性岗位都已经外包出去了。
在贫困人口率持续攀升的同时，美国的贫富差距继续增大。最底层20%的美国人，拥有的财富下降至全民收入的3.5%；而收入站在顶端20%的人，拥有的财富则上升到全民收入的50.1%。最近公布的福布斯美国富人排行榜也表明，全美最富的四百人的资产达到11300亿美元，比上一年增加了1250亿美元。
全球化下的新隐忧
美国社会的仇富心态没有中国那么严重，虽然对于贫富差距过大，人们总有一种本能的反感，但不至于产生暴力倾向，为济贫而杀富。对于那些白手起家、因智慧和勤劳而致富的人，美国人总是敬佩有加，并以之来自勉，作为自己奋斗的榜样和动力。
然而，对于贫穷的恐惧，特别是中产阶级对于重归贫困线以下的恐惧，是一种永远挥之不去的隐忧。除了像老赵这样失去工作的极端例子，其它因素，如医疗保险价格攀升、学费增长、股市崩盘而造成养老金缩水、房贷压力太大，都是中产阶级面临的最切实的困扰。
例如，在上面提到的那份调查报告也显示，美国医疗保险费用在过去的几年中以每年20%的幅度增长，远高于通货膨胀水平，这不仅使得许多美国中小企业无力负担员工的保险，也使得更多的工薪族、个体生意人感到进退维谷。2004年，美国新增了140万失去医疗健康保险的人。这些人一旦生病，庞大的医疗费用会使他们一夜之间处在破产边缘。
然而，超级资本集团力主的全球化正在动摇着美国人的基石，资源和财富的再分配必然使一部分人成为牺牲品。当然，老赵的烦恼恐怕只是暂时的，有学历，有技术，美国本土的工作不可能全都外包出去。降低身价，另辟蹊径，信息时代，总会有他的饭碗。
危险的是那些从事传统制造业的中产阶级，一旦全球制造业中心彻底迁移，恐怕将只有到东方去讨饭碗一条路了。实际上，这从2005年开始，就已经显露出迹象，相当一批熟练技工和机械工程师离开美国，前往中国和印度，开辟新天地。
（作者系美国华文报纸编辑）
中国富人：我们已经沦为弱势群体
http://view.QQ.com 2006年09月19日15:11 如今，新闻媒体的头版头条经常被越来越多的著名企业家占据着，名气、财产、私生活、绯闻，简直媲美娱乐圈。
无论披露真实程度有多少，都成为坊间议论的重要话题。私生活被过多关注、企业内幕曝光等，已经对于这一群体产生了巨大威胁。
隐私曝光带来的痛苦，逐渐成为中国CEO、企业家群体的心腹大患。名气引发的误解与危险
‚大家都知道你身价过亿，声名在外，送礼不到1万拿不出手，请客婉拒是‘耍大牌’不给朋友面子，经常有陌生人也借口困难找我资助帮忙，不堪其烦。‛一位民营企业老板兼CEO称。幸福并未与财富成正比，不能随便出外，不能随意做事情，一举一动都要考虑到代表企业的形象，享受不到常态的快乐。特别是中小企业的老板，考虑到财富的安全，穿的和吃的并不比以前更放得开，为了不露富，甚至刻意过得清苦。
其实，高调反击或低调处理都只是表象，严介和们关心的是如何走出媒体的关注，让自己‚长治久安‛。另外，针对中国富人越来越多面临绑架勒索的社会现实，保险公司纷纷开始提供绑架险种和医疗救援服务。这个收入、生活水平高于常人的群体已经越来越面临绑架的威胁，2004年3000多起绑架案的绑架对象主要是比较富裕的企业家、名人及其家人、子女等。奇怪之处在于，热烈讨论的背后，社会舆论并没有偏向受害者。绑匪居然认为被害者不义之财甚多，他们是‚劫富济贫‛。网上留言也几乎没有为富人安全告急担忧的，大部分人在说风凉话，认为这是‚为富不仁的后果‛。一项调查表明，有40%左右的富人对自己和家人有一种安全危机感。
解决方案：您大可不必惊慌失措，这都是独特阶层独特生活的一部分。不再追求化身超级名流，新一代的CEO应着重考虑如何把企业做好，大多数时间尽量保持低调，而不是让自己的名字频频出现于报刊的大字标题上。适当地控制曝光率，对不利自己的新闻，态度温和地给予客观的回应，点到即可，不用多说。
私生活暴露引发的隐痛 ‚我现在还没成家，有一个原因就是不愿意自己的恋爱婚姻状况街知巷闻，甚至成为别人八卦的材料。‛一位三十出头的年轻CEO说。
财富榜中，鲜有披露个人婚姻和家庭状况，但他们的情感和生活也难免成为众人关注的问题。相当一部分富豪保持了持久的婚姻，在对待离婚的问题上依然慎重，如果有选择，还是会与自己的‚发妻‛共度余生。
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理事罗慧兰教授认为：‚目前富人的离婚率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他们的情感更容易出问题，往往会以离婚收场。‛有些拥有巨额财富的人，在选择对象时，更容易担心对方看中的是自己的钱而不是这个人。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他们担心离婚时的财产纠纷很可能让其多年积累的财富付诸东流。
另外，随‚狗仔队‛ 跟踪对象的扩大（部分名人常与明星有交往或牵连），围绕他们的绯闻也屡见不鲜。无论真假，年轻富豪与女明星的风流韵事，比商业新闻传播更广更快。情感隐私成为祸患的重要来源，在私生活上遭受非议，也许比事业上的挫折更伤害自尊。
解决方案：您可以采取两种方式保护自己的家人。一是可以向大众透露你真实的家庭情况和日常生活，让他们看到想看的一部分，同时理解你的无奈和苦心，当然不用过于详细透明。二是完全避而不谈，铁面‚无私‛，对外只讲工作内的事情，完全隔离出一个清洁的私人场所。
财富引发的烦恼
对于富豪排名这样的‚数字游戏‛，不少榜上有名者已是避之不及、备感无奈，更多的人则是不屑。
为何‚富人榜‛让富人这么痛苦呢？北京市企业家协会及北京企业联合会会员部部长袁秀表示：‚隐私被曝光以及由此引起的可能威胁已使企业家非常烦躁。‛事实上，全球企业，尤其是私营企业都不愿意参加排行榜。一旦企业家真实的财富被披露，或者被披露的财富与其之前对外说的差别巨大，企业家便需要到很多部门去说明情况，甚至连政府对其的有关政策都有可能变动，股市的不确定性，也让富豪们不愿公开自己的财富。
2005年的‚黑马富豪‛严介和也曾接受过本刊的采访，他自曝已辞去太平洋建设集团董事局主席一职，现在的名片上已是‚苏商集团‛董事局主席。‚今年不会再有我的名字了。‛ 2005年资产被称‚飙升到125亿元‛后，严介和从幕后站到聚光灯下，来自社会的猜测与抨击接踵而来。富豪榜从他的‚弱势群体说‛来看，显然已成为一个累赘。解决方案：就算您不愿意，财富披露有时也无可避免，尤其是上市公司股价、份额都摆在那里，难免别人不算计。需要做的，就是不要被追捧或误解冲昏头脑，专注自己的事业。
企业内部矛盾引发的危机
我们最新关注到的，是最近因员工矛盾暴露出的负面新闻。
秘书门‛本来是一个老板指责秘书、秘书反驳老板的邮件来往，可是因为内容在网络的泄露和传播，引发了一个重大新闻热点。据说该事件的中心人物EMC副总裁已经因为舆论的压力辞职。CEO们惊异地发现，一个普通邮件可以在网络和公众传播间产生这么高的热效应，而这种事态的发展趋势是他们所不能预料和掌控的。再如华为员工‚过劳死‛，也成为‚中国资本家过度剥削员工‛的话柄。一石激起千层浪，应对负面新闻，中国CEO大都还没有良好的心态和处理的经验，每当此时总是分外头疼。
解决方案：您的公司可以建立危机公关（包括传统媒体与网络），以及统一的新闻发言人制度来处理突发情况，尽量缩小影响，导向正面。另外，尽量将内部矛盾在企业内部及时解决，所以，持续内控培训和定期考察员工疾苦也很重要。
中国人压力报告：白领工作强度堪称世界第一 发布者：龚建辉 出处：新周刊发表日期：2006-08-17 这是一个时代的焦虑症——有压力觉得累，没压力觉得可怕。大家都被集体无意识的‚成功‛观念左右了。工作第一、生活第二的人，是这个时代的大多数，是处于上行阶段的社会积极分子，某种程度上也是病人。
中国的经济体制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转变时期。无数人从农村涌入城市。以前人们安居乐业，如今却不安于现状、纷纷冒险致富。
在突然涌现发展机遇的上行社会里，人人力争上游，工作透支，竞争透支，情感透支，学业与就业难两全，工作家庭难两全，物质精神单丰收，顾此失彼，身心俱疲，现代化的进程没有现代化的心理排泄渠道相匹配，造成全社会性的精神性疾病和心理失衡。
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正享受500多年的历史积累，慢慢消受掉市场经济的红利。而我们的原始累积才刚刚开始。别人300年的焦虑压缩在我们这30年内承受，每个人都像是吃下市场经济的伟哥，欲望最大化，压力也最大化。当GDP飞涨之时，中国成了‚睡不着‛的国家。
是时候检讨并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了。有压力的中国人
GDP增长率跟国民焦虑指数、睡眠指数、做爱指数紧密相关。当GDP飞涨，该国人民的焦虑指数必定上升，而睡眠指数、做爱指数齐齐下落。
文/肖锋
世界杯突然变成欧洲人的节日
欧洲人本来就不缺节日。法国人一年法定休息日150天，该国《劳动法》甚至规定，周日是法定假日，商店不得开门。如果商店营业属非法，并受到重罚。欧洲人的休息时间占全年时间的至少40%，这是法式‚浪漫情怀‛及意甲、德甲狂欢的基础。
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正享受500多年的历史积累，慢慢消受掉市场经济的红利。而我们的原始累积才刚刚开始。别人300年的焦虑压缩在我们这30年内承受，每个人都像是吃下市场经济的伟哥，欲望最大化，压力也最大化。当GDP飞涨之时，中国成了‚睡不着‛的国家。
当时代画饼变成‚新三座大山‛ ‚人无压力轻飘飘‛，小时候老师经常这样教导我们，否则你怎么进步？这种变压力为动力的说法，颇与化悲痛为力量有异曲同工之妙，成为那个时代激励我们前行的警句。
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画饼。从上世纪80年代的‚万元户‛，到90年代的‚十万元户‛、‚百万元户‛，再到新世纪的‚中产梦‛，画饼越做越大。整个国家的画饼就是赶英超美，50年未变。
芭比娃娃是西方女孩的画饼，是中产阶级的形象教科书，她教诲了近半个世纪的西方女人。她是医生、记者、歌星、空姐、工程师、外交官、宇航员，还是游泳健将、时装模特、体操明星、舞会皇后和总统候选人，变身75种之多，她成为时代的首席代言人。
‚新富‛则是中国新中产的代言人。他们是高官、公司高管、大学教授、时尚传媒人。‚中产阶级‛是商家全力打造的金矿，被赋予极高的想象力，在荧屏上、媒体上、广告上被闪烁辉煌地描绘：豪宅、私家车、时装、珠宝、晚宴，还有情调。全球跨国公司更是用‚中产阶级‛的菜牌大开消费主义的盛宴。年轻的中国精英正枕着媒体与商家炮制的枕头，做着中产梦。这个梦想具有商业原子弹的能量。
然而请看另一面。中国老板全球最累，平均年假仅10.9天，低于全球老板的15.4日及欧盟的21.7日。返贫白领开始同病相怜，再优厚的收入与高昂的医疗费与攀升的房价相比，都不过是杯水车薪。京沪穗鹏四城调查感觉‚压力大‛排位为：上海67%，深圳64%，广州46%，北京45%。70%的白领处于亚健康状态。白领综合症导致抑郁症和自杀。加班没有加班费悄然变成职场潜规则。老板用一句‚你的辛苦我知道，想要加薪办不到‛予以回绝。一位海归叹道：‚中国白领的工作强度，已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中国的写字楼是世界上最累的写字楼。‛
社会学家分析，中国经济正面临上世纪80年代香港的窘境：楼价升、薪金升、工业原材料价格升，但由于国际竞争产品却无法加价。所幸香港遇见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将制造业成本内移，使香港中产阶层求得上升空间，延续至1997的十数年繁荣。香港公共政策解决医疗、教育等基本担忧使中产阶层扩张为社会的大多数。反观内地中产阶层却没那么幸运，所在企业成本无法转移，薪金不升，医疗、教育、房价成为‚新三座大山‛。
人无压力轻飘飘，我有压力向谁说
中国的GDP达到了空前的18.2万亿，微超英国，‚赶英‛终于实现。可没人计算过中国的焦虑总量几何，恐怕早就‚赶英超美‛了。有了压力就说出来，但做到这点似乎很难。
解压的前提是承认压力。你承认有‚幸福的童年‛这回事吗，好，请老师和家长放了孩子们。你承认有‚幸福的晚年‛吗，好，请干脆别生下一代。你承认要‚住得像个人样‛吗，好，请搬出大城市。傻瓜都知道，以上大多不可能放弃。
可能的，是继续变压力为动力。面向21世纪，全球竞争，终生学习。中产阶层下一代正苦读英语。杂志社旁的少儿精英英语班，一开开到十一点半，比夜班编辑还苦。新加坡电视剧《小孩不笨》宣称的人生的五个C正成为奋斗目标，最后那个C是Credit Card。
压缩饼干时代盛产三明治阶层。之一就是看似春风得意的我世代，他们被父母的期待、爷奶的溺爱及将面对的国际竞争夹在中间，他们早恋，他们上网，他们飙车。但不足以延缓他们即将到来的压力。之二是三四十岁的职业阶层，他们是中国的脊梁，不仅上有老下有小，还要为过去几十年的社保还账。他们最大的压力来自身份焦虑，这帮从愤青跃升到准中产的阶层时时感受到地位不保。他们是中国14万亿民间存款的主力军，不过大多属预防性储蓄，动不得，因为稍不留神，即会沦为房奴、车奴然后是卡奴、病奴、学奴。
改变生活方式是最好的解压大法
但事实是当今社会无可挽回地走向复杂。无论是办公室尔虞我诈，还是老板的苦苦相逼，均把‚与人斗其乐无穷‛升级。‚把公司当家‛是妄想。过去单位领导就是主教，工会主席、妇联主任就是牧师，他们听员工‚告解‛，解决生活问题。现在一句话‚干活去！‛
全球过去50年人口超千万的超大城市从增加到停滞，只有中国在疯长。北京零点研究集团《中国公众城市宜居指数2006年度报告》显示，上海宜居指数列第10，北京列第19。而作为最适宜房地产开发投资的城市，北京又排在第一位。在宜资与宜居之间，大城市们嫌贫爱富。中国大城市的毛病是权力过分集中。西方不少知名大学都建在小城镇，中国的大城市们恨不能将所有名校都划拉到自己怀中。资源极端浪费。‚从经济学角度上看，在一座城市达到一定规模之后，它的生产率便开始下降。‛联合国经合组织官员如是说。
未来属于中小型的新兴特色城市。最宜居，创业、求职均不难，生活压力适中。零点的那个报告将宁波推上宜居城市宝座。宁波因城市规模适中，经济发达程度适中，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比例适中，正处于一个‚不大不小、不前不后、不多不少‛的最佳状态。宁波民营经济发达，就业机会多，居民富裕，工作压力相对较小，融合了大、小城市的共同优点，成为理想的宜居宜业型城市。
迈克尔〃道格拉斯主演的电影《崩溃》，新失工作，前妻限时让孩子见面，而他正堵在路上，情急之下下车走路又遇劫。结果他——按美国人的方式，买了把枪，崩溃之下被警察射杀。我们不妨将这个倒霉蛋看作是大城市之过。焦虑的常见症状表现为紧张、不安、气闷、暴躁。最先是职业枯竭，然后是生理耗竭、才智枯竭、情绪衰竭、价值衰落，最后是攻击行为。
如果我们不想放弃大城市，不想放弃现在的生活方式，还有一条权宜之道就是封杀焦虑源。比如封杀那些说出‚房奴‛的嘴巴，老板不作榜样还说风凉话。好像没人说房奴大家就都不是房奴了。还是去行善最安抚焦虑，所以盖茨、巴菲特们最心安理得。焦虑的最后解决底线是宗教，不过那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人无压力轻飘飘。摩擦力加压力产生动力，这是中学物理讲的行车原理。适度的压力是前行的动力。只是要适中。
中国压力测试问卷
‚中国压力测试问卷‛大型网络调查7月3日-5日间共吸引了16224网民参与。1.是男性压力大，还是女性压力大? 女 14.35% 男 85.65% 2.1什么年龄段的人压力最大? 50岁以上 0.56% 20岁以下 0.89% 40～50岁 12.78% 20～30岁 27.97% 被夹杀的‚三明治一代‛
中年、中等职位、中等收入，夹在中间未必最安全，肯定最燥热。在充满欧陆品牌Logo及现金卡广告的年代，薪资单上的数字永远在与物欲和账单竞争。
发飙后的黄健翔终于道歉，然而他仍坚持‚我也是人，我也需要发泄‛。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在3亿观众面前失声，这是最多人见证的高端发泄。
中年、中等职位、中等收入，夹在中间未必最安全，肯定最燥热。在一本台湾杂志进行的‚三明治一代新幸福关系‛调查中，不论男性还是女性都感到成为‚三明治一代‛后更疲倦、更有压力，而经济问题则是压力及烦恼的首要来源，74%的女性脆弱得想集体离婚。2005年广东省的一次调查也显示，当地知识分子的平均寿命比10年前下降了5岁，仅为53岁，比全国平均寿命低17岁，中年知识分子的死亡率更是超过老年人2倍，死亡年龄段多为45-55岁。
英年早逝、猝死、过劳死、因抑郁而自杀，这样的字眼正在越来越多地占据社会新闻的头条。
男到中年的梦魇 无法回避的是，男性依然在担当社会主导者的角色，特别是处于25-45岁这一黄金年龄段的中青年男性，更是女性、老人、孩子，乃至整个社会所依靠的中坚力量。
中年是一个临界点，事业蒸蒸日上，身体每况愈下。男到中年，股票猛跌，房价猛涨，父母开始要定期光顾专科病医院，妻子早就把艳羡的目光变成了旷日持久的口水，挣完奶粉钱，要马上开始攒学费。一分钟前在志得意满地狐假虎威，一分钟后要到老总办公室堆着笑脸接受关于工作态度的再教育。
傅彪生前接受媒体采访时就曾感叹道：‚这个毛病是累出来的，以后不能太累了！‛多种角色的扮演，来自家庭、事业、社会的多重压力，正在使中年男性的身体遭到严重的透支。来自上海、无锡、深圳等地对1000多位城市中年男性的健康状况调查显示，66%的人失眠、多梦、不易入睡；经常腰酸背痛者为62%；一干活就累的占58%；爬楼时感到吃力或记忆力明显减退者为57%；皮肤干燥、面色晦暗、脾气暴躁、焦急者为48%。
男博士在自述中哀叹自己在28高龄还是处男一名，悲愤莫名之际又黯然神伤。可是，谁没有一点哀伤缠绵的小心事？不是找不着对象，就是有对象结不了婚，学历低找不到工作，有学历也做不上白领，不上不下，不红不黑，生活的责任感无时无刻不悬浮在令人窒息的空气中，人生的理想从青春期时的造福全人类，变成现在每日里盼望大奔驰大house一不小心从天上掉下来正好砸到自己面前。
男到中年的压力正越来越把男性推向身体与精神崩溃的边缘：女性企图自杀人口是男性的2倍，但男性自杀身亡者是女性的3倍；40岁以上男性半数都有‚难言之隐‛，并且还在不断攀升；男性医疗就诊率较女性低28%；男性平均寿命较女性短6-8年。男权社会中，男人爽不爽是个问号，男人最痛不是疑问。
‚核心家庭‛的集体困境
‚三明治一代‛构成的社会中坚，往往又是由一个又一个的青壮年小家庭组成的，这种由一对夫妻加一个子女构成的两代家庭，美国人类学家G.P.默多克首先把它称作‚核心家庭‛。
在工业化与现代化的进程中，传统三代式家庭日渐式微，年轻夫妇大多不愿与父母同住，‚核心家庭‛成为社会构成的主流。而失去了传统大家庭的支撑后，收入没有显著增长，支出却大幅增加。‚核心家庭‛正面临着集体的困境。
尽管，他们像大多数人一样努力，他们的梦想也不大，但当养小孩、买房子都变成一种惩罚时，他们开始被迫重新考虑要不要孩子，甚至打算卖掉还在还贷的房子，搬去和父母同住。
有专家根据我国的经济水平得出中等收入家庭年均收入应在12万到48万元之间的结论。家庭平均月收入万元变成一个重要的门槛。房贷在家庭轻量化、个人化之后，变得迫在眉睫；生产下一代，随之产生的便是奶粉钱、托婴费，以及很快对学费的大量需求；车贷带来的不是移动的快捷，而是燃油费、停车费和大把的罚单；为避免任何不确定事件的发生而同时产生各种各样的保险单，导致每年额外再支出几千元甚至上万元的保费；再加上科技发展及都市化，电脑、手机、儿童房、宽带上网、液晶电视、美容保健……这些20年前不曾存在的概念，却成为当代小家庭的基本配备。此刻，‚多少钱都能过‛当然是最大的谎话。
相对于传统‚柴米油盐‛的必需品定义，前述消费现象巩固了都市家庭的核心概念，却也让中等收入家庭入不敷出。
然而最糟糕的是，他们正无时无刻不处于一种被上下两代夹杀的艰难处境中。一方面，教养小孩的支出只会增加、不会减少，但因学历的贬值、人力资源的稀释，新生代寄生趋势的兴起，照料下一代的时间被拉长，负担更重，而且看不到回报的一天；另一方面，人口结构呈漏斗型趋势，提前退休潮来临，银发族的医疗、赡养成为社会整体负担。越来越少的青壮族却必须同时面对下一代的‚教养‛及上一代的‚安养‛，并负担国家整体的财政支出，成为名副其实的‚被夹杀的三明治一代‛。身处传统农业社会一去不返的时代，亲族崩解，手足割裂，‚夫妻‛成为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中等阶层的收入赶不上科技商品推出的速度，赶不上油电糖价飙涨的速度，赶不上都市化新兴行业诸如托婴、看护、物业挤压开销的速度，赶不上父母老去的速度，……
在一场背负了太多责任的竞赛中，失去游戏规则的‚三明治一代‛将是落败的一方。为什么是‚压洲‛？ 文/陈漠
为什么压力最大的在亚洲
日本人非常不快乐，27%的人承认不快乐，5%的人说自己根本活得很惨；韩国电影《交换温柔》里，‚汉江奇迹‛的生活节奏让韩国城市人始终缠绕着一种暴躁和暴躁的莫名其妙；黄子华表演‚栋笃笑‛时描述清晨的地铁上班族：‚香港人的精神，就是没精神‛；台湾都市人生活在几米所描绘的那种繁忙、压力与希望、梦想交织当中；中国大陆的城市人则在焦虑房子、教育、医疗……
如今的亚洲，似乎变成了‚压洲‛。每个亚洲人都向往香榭丽舍大街的露天咖啡座、托斯卡纳的艳丽阳光，每个亚洲人都期望生活可以慢下来，但亚洲慢不下来，亚洲还嫌自己的速度不够快。
西方资本向亚洲转移，同时也转移了压力。亚洲要成为全世界的加工厂，亚洲要养活世界上最多的人口，亚洲要让欧洲和北美有兴趣跟你玩，亚洲要迅速崛起，亚洲要发出自己的声音，亚洲要让未来的某一个世纪成为亚洲的世纪，还要让这个时刻尽快到来。而这一切，都要让亚洲以最低下的劳动成本来换取向顶级生活爬升。当这一堆迫切要求分解到亚洲的每一个组成部分的时候，亚洲的每一个部分还要时刻提防其他部分对它们的威胁，小心翼翼地看守着自己的碗，伸长脖子看着别人的锅。所以，先有亚洲四小龙的腾飞，然后有亚洲四小龙的压力；先有中国大陆的广大市场，然后有印度软件的飞速发展。总归都是亚洲。
有着全球‚住房价格最昂贵的城市‛之称的东京，市民的住宅因面积最小、人口最挤而被日本人自嘲为‚兔子窝‛，2003年新建住宅的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为37平方米左右。而在中国大陆，即使想拥有这样的兔子窝，需要付出年薪的15倍。当一个人不吃不喝15年才能独立购买到一个狭小的容身之所，你怎么敢说你能体会他这15年来所承受的压力？
早在200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就有两项调查数据表明，中国2亿城市人住房的‚精神压力‛和‚资金压力‛都达到一个β临界点。高房价导致5大城市家庭债务比率奇高，北京为122%，上海为155%，都远远超过美国；其他城市青岛、杭州、深圳(85%)大有赶超美国之势。
我们的压力当然比美国人大。亚洲式家庭及社会结构
1853年，马克思所提出‚亚洲式的社会‛和‚亚细亚生产方式‛，虽然在如今的亚洲已经大半被现代工商业文明和全球化所摧毁，但这些旧社会经济架构所遗存的传统家庭观念和价值观依然使得亚洲和西方有着截然的不同。
中日韩东亚三国有着更为接近的家庭结构。孝顺长辈和传宗接代成为东亚三国家庭里向上和向下两条伦理主线的通俗解释，上有老、下有小成为了成年人最大的压力源泉。中国的‚二十四孝‛目的在于让人们遗忘下一代，只向上负责；而今村昌平的《 山节考》中展现的‚弃老‛，则描画了日本社会放弃上一代，只向下负责的习俗。这种种看来并不人道的行为，却正反映出面临双重压力之下的亚洲人逃避压力的无奈之举。
如今的中国，则还有着421的中国式家庭的特殊性。倒金字塔的家庭结构让421中的1成为了现在最受宠爱、未来责任最重的底座，无论这种压力来自物质还是精神，他们都必将孤独地承担。
亚洲的道德观还有着比西方更为细致和感性的划分，从每一个‚社会分解为许多模样相同而互不联系的原子‛(马克思语)的家庭，到社会整体价值观，它无处不在。每一个家庭角色都要担负相应的社会角色，每一个社会角色都有着相应的道德评价，这其中有着有时模棱两可、有时泾渭分明的红线。亚洲人的每一个个人行为，必定都会从道德角度成为家庭行为，甚至社会行为。这一点无论是农业落后地区，还是高度工业化的地区，都是如此。中国的农妇选择喝农药自杀，日本的财阀喜欢跳楼自杀谢罪，从个人的失败衍生到荣誉感、人生意义和对家庭的责任感、对社会的责任感，背负如此大的命题，自然压力巨大。
现代社会的生存重压和传统的古老价值观，亚洲的压力无处纾解。功利性价值观
德国精神治疗专家麦克〃蒂兹说：‚我们似乎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人人都拼命地表现，期望获得成功，达不到这些标准心里便不痛快，便产生耻辱感。‛
是的，社会如此，世界如此。
最高最快最强成为所有亚洲城市的口号。台湾城市的压力来自失去标杆荣誉的失落，中国大陆城市的压力来自如何尽快成为标杆，香港的压力来自已经成为了标杆，而有人觊觎已久。
无论中国、日本、韩国、印度乃至东南亚各国，资源短缺、人口众多都是亚洲大同小异的压力基础。背负最重的包袱、要走最长的路、正跑着最快的速度、但是还要完成最高的目标，让亚洲成为一个飞速前进而没有刹车的汽车，可想而知司机和乘客的压力。
毫无疑问，亚洲人的第一压力永远来自生存，无论是想生存下去，还是想生存得更好。但生存本身就是一个证明自己的有力证据。城市的压力来自如何在城市竞争中生存下去或生存得更好，来证明自己；而城市人的压力则是如何在这个急切盼望成为标杆并不惜抛下一些人的城市里生存下去或生存得更好，来证明自己。
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这种社会价值观是无法逆转的。无论怎样，你必须证明自己，功利价值观的计算器已经开动，你的人生将被统计。
我们需要多少心理医生
2600万中国人在自艾自怜的抑郁中不能自拔，这其中的60%厌烦了继续焦虑，随时准备着解决自己，还有60万人在天天向上，但一不小心就把自己结束在办公室内。信奉六六大顺的中国人面对三个六，突然感觉诸事不顺。
文/胡尧熙
为什么我们如此容易抑郁？或许你可以举出种种原因，从核战争的阴云到夫妻争吵。但假如我们根本就无法产生悲痛和愤怒的情绪，抑郁又从何而来。
抑郁 每个人都有机会中招
著名心理学家马丁〃塞利曼将抑郁症称为精神病学中的‚感冒‛。大约有12%的人在他们的一生中的某个时期都曾经历过相当严重需要治疗的抑郁症，尽管他们的大部分抑郁症发作不经治疗也能在3～6个月期间结束。所以，担心什么，抑郁的又不是你一个。
每个人都有抑郁的理由，但讲出来又都不是理由，归根到底都是说得不能再滥的情感障碍、事业危机、家庭矛盾，中国人天天都在经历，但还是有2600万人因此抑郁。社会压力被反复提及，打压能量似乎无以复加。
‚这可能是个误区，并不是所有的抑郁症都是因为社会压力或是负性的生活事件引起的。‛四川华西心理卫生中心的教授孙学礼对此不认同,‚工作压力可以让人情绪低落，但只是一个短暂的正常现象，称不上抑郁症。但一个生活完满的人却可能莫名其妙地就患病了，找不到明确和合力的外部诱因。也会有一些人，经历了一些打击，焦虑状态持续得太久，超过了一般人对这些事件的情绪反应，这个时候，他才真正患上了抑郁症。社会压力不是决定性因素，自己给自己的压力才是问题。‛
自我施压从来都是东方传统中的奋发方式，简单粗暴屡试不爽，但化压力为动力的动作并非可以轻易完成，人生目标太过远大，心理承受能力太过脆弱，能够行动自如的人屈指可数。崔永元的国嘴抖出‚得抑郁症的都是天才‛，麻痹了太多你我他的神经，搞到非天才们都像那只把头埋进沙子的鸵鸟一样，以为可以对抑郁症免疫。但快乐的流浪汉总是罕见的，抑郁的人都有抑郁的道理，有时候仅仅是因为一个被遗忘了的早安。
老外习惯于向心理医生说：‚我今天情绪不好‛，丘吉尔干脆直接向民众坦言自己‚心中的忧郁像只黑狗，一有机会就咬住我不放‛。但含蓄内敛到家的中国人更乐于在深夜拨打电台的情感热线，聆听几句励志真言，而不是找一个心理医生直接PK。孙学礼认为这种现象还将持续：‚抑郁症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但结果是大家越来越怕。过去我们是不知道自己会有情绪病，到后来，又不知道情绪病是可以医治的，现在，我们会承认自己有压力，但又不承认自己有病，这是一个社会过程。‛
自杀 不仅仅因为压力
来自安徽的农村妇女黄玉芬，在干完农活后回家，走到院子里拿起一瓶农药，很坦然地喝了下去，4分钟后死亡。她只是中国每年接近30万自杀人口中的一个，但却代表了其中的绝大多数——84%的自杀者来自农村。
在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中，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女性自杀人数超过男性的国家，每年有200万人企图自杀，其中150万是妇女，这意味着到2020年，中国女性将比男性少4000万。在农村地区，妇女自杀问题更加严重，农村妇女自杀的比率是城市妇女的3倍。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的执行主任费立鹏分析原因时认为：‚毒药太容易被拿到‛是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有些人喝了之后立刻就感到后悔，但已经救不活了。中国女性的普遍状态都是负面的生活体验太多，再就是遇到了矛盾，没有发泄的渠道。有很多自杀行为都不是策划的，只是一时冲动。但事实上，没有人对自杀有免疫力，在中国，每两分钟就有1人自杀死亡，有8人自杀未遂。‛
‚自杀与其他疾病不同，大多数自杀死亡者和自杀未遂者年富力强。估计中国每年15-34岁的自杀人群在11万左右，他们本来应该是社会的主流人群。中国目前还没有确切的数字来说明自杀所造成的直接经济、社会和心理损失，但自杀已经在各类疾病中上升到第4位。最严重的是，长久以来，我们一直误以为自杀者大多都患有精神疾病，但最后发现有将近一半的死亡者和自杀未遂者是精神健全的，人际矛盾反而是导致自杀的一个主要诱因，但它却是最难控制的。医疗支持的作用对他们不大，真正需要的是社会支持服务。‛ 费立鹏说。
这部分‚精神健全‛自杀人群往往面临现实的困扰，他们可能是高考失败的年轻人、失业的工人、离异的夫妻、与外界隔离的孤老、经济负担沉重的债务人。个体的性别、年龄和社会地位的不同，导致了所需的社会支持种类也各不相同。费立鹏的计划中，他们需要专业人员提供一对一的支持，但中国目前的社会工作者数量和专业技能还远远不能达到要求。
中国的自杀人数已经排在世界第一，而数量庞大的抑郁症患者又都是潜在的自杀人群，在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的统计中，60%的抑郁症患者有可能选择自杀。‚其实大部分自杀者都曾有过明显的直接或间接的求助信息。他们在决定自杀前会因为痛苦和犹豫而发出一些信号。但可能都被人忽略了。所以说，预防自杀并不仅仅是专家的事，也不能把问题都归结于社会压力，因为它一直都存在。‛
过劳死 被累倒的和压垮的 如果陈逸飞不死，那么过劳死就是抬不上桌面的小众话题，即使大家都心知肚明中国人的节假日全世界最少。如果胡新宇不死，华为肯定不会严禁擅自加班，即便之前人人都在搏命。在《中国青年报》的调查问卷上，82%的人自愿选择了‚每天工作15小时以上‛，条件是‚奖金如果足够高‛。孙学礼把这个结果称为‚集体自杀‛，中国人恐惧过劳死，但更热爱加班。出租车司机从早上7点开到晚上10点才肯交班，月收入不过区区2000元，虽然辛苦，但起码能够衣食无忧。刚毕业的大学生接受免费试用，天天熬夜还是身无分文，只为了转正后的月薪1000。当然，社会结构在转型，产业结构在调整，就业局势在严峻，不加班就是不现实。在问卷的最后，75.1%的人对拼命工作和过劳死的前辈表示理解，只有18%的人认为‚这种健康风险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了不起的工作狂们，提倡了5000年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仍旧没有失传。
最先过劳死的是二战后的日本人，孙学礼认为目前中国的许多社会现象与日本上世纪60年代有相似的地方：‚我们所说的社会转型，无非就是向城市化和工业化过渡的时间段。这个期间的主旋律是竞争压力，最先受到影响的就是所谓的社会主流人群。无性婚姻、憔悴青年、过劳死等问题都出现在他们身上。但其中也有不同，陈逸飞那样的中年知识分子是被累倒的，他们连续经历了中国的几个变革期，又始终在第一线，肯定会被耗干。现在的年轻精英们是被压垮的，就算他们想给自己减压，目前这个环境也没有创造条件。关于过劳死的立法一直没有消息就是例子。‛在中国整体劳动力过剩的情况下，孙学礼感觉过劳死的现象并不容易消除，‚医疗结构是很难对过劳死进行预防的，只能起到宣传和警戒的作用，真正应该发挥作用的是工会。但目前，大部分工会对这些事情都无能为力。‛
30年中国式压力K线图(1976-2006)1976年 文化大革命结束
历史新一页掀开了，政治高压不见了，生存压力接踵而来。1977年 恢复高考
下乡知识青年的大救星。1978年 待业青年
一种中学毕业后坐在家里等待社会分配工作的特殊群体，20余年后，海归硕士博士都成了‚海待(海外待业青年)‛。
1979年 伤痕 伤痕文学热。
1980年 人生观大讨论
一个叫做‚潘晓‛的人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人生的路呵，为什么越走越窄……》的文章，引起了刚刚苏醒的年轻人的重视，从而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人生大讨论‛。
1981年 托福啦
国务院颁布了《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暂行规定》，首次托福考试举行，出国留学之路被打通，出国潮开始。
1982年 家用电器热
冰箱、空调、洗衣机被称为家庭必备的‚三大件‛。1983年 ‚严打‛风暴
许多交往过多个女朋友男朋友的人开始惴惴不安。1984年 《中英联合声明》 1985年 5.19 中国足球‚5〃19‛事件，足球事件上升为关系国家民族的政治事件。1986年 物价大涨
家家户户水缸里盛满酱油，水桶里储满盐。1987年 大兴安岭森林火灾。1988年 下岗现象出现。1990年 深圳股票热潮 ‚百万富翁‛取代‚万元户‛，成为靓女择偶的第一要素。1991年 第二波下海经商潮
一批学者知识分子夹杂其中，他们在一些实业领域开辟出一片片天地。1992年 海南开发热潮
中国房地产界的风云人物至今还在为那时的作为睡不着觉。1993年 《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 国家公务员制度正式诞生。1994年 通货膨胀高企
商品零售物价指数上涨超过了24%,是建国后计算这一指数以来纪录最高的。1996年 高校开始收费
上大学由脱贫工具而变成致贫之路。1997年 亚洲金融风暴 1998年 取消福利分房 ‚房奴‛元年？
1999年 高校扩招第一年/黄金周 旅游度假挤死人。
2000年 中国加入WTO/互联网泡沫
风险资金、26岁创业、35岁退休成为社会流行语。2001年 电脑文盲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即重新定义了文盲标准，不会看地图、不会使用电脑，也属信息时代的‚新文盲‛之列。
2002年 毕业即失业
大学生就业难开始出现。2003年 全民抗非典 还有可以吃的食品吗？
2004年 雅典奥运金牌榜第二 2008不拿第一，无脸再见国人。2005年 超级女声
中国的少女都不见了，原来都参加选秀去了。2006年 房地产国十五条
我们时代的幸福
http://view.QQ.com 2006年09月11日17:54 南方网 余世存
对幸福感的研究，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的争论永无休止，他们各自想确立的权威标准也似乎无济于事，缺乏足够的解释力。不过，总的说来，随着调查统计的日益细密，经济学家们有了越来越多的发言权。像心理学家马斯洛的人生五大需要，只是一种方便说法，远不够精确。而经济学家们关于国民收入效用的研究有着更大的说服力，城市生活公布的各类调查数据、消费指数、居民关心的问题及其满意度等等直接构成了现代人的‚幸福感‛。既然我们时代的特点在于将生命档案化、量化，那么，人们的幸福感也被量化有什么奇怪的呢？
在专家学者的研究视野里，个人的特立独行是可以忽略不计的，重要的在于，大多数人的福祉是可以预测、可以支配、可以影响的。经济政策的改变、汇率的一个小数点的变动、油价、房价、股价的波动，都可以让千万人成为一部交响乐中的一个音符，悲哀的、喜剧的、滑稽的，都可以看见、想见。
换一个角度，这个现代转型社会中的‚无形之手‛就如同庄子笔下的耍猴人，他的朝三暮四可以让猴子们忽而恼怒忽而开心。我们时代的幸福多可作如此观。老三件、新三件、汽车时代、楼市时代、IT时代，给我们带来的生活的变化，以及一股就灵，一私就好，小康社会、和谐社会、市场、法治、新政、与国际惯例接轨给我们带来的美好承诺，都曾让我们过了一段陶醉期间的光阴。
贰
由于哲学家、文学家、历史学家等人的缺席，更关键在于，由于现代个人主体的缺席或不能确立，这种关于时代幸福指数的研究显得如此有问题意识，却如此偏离解决之道。社会科学研究的必然中，永远无法确定人文学科反思性的实然。如果我们不以偏见看待那些走向宗教信仰的佚名大众，他们正是在转型社会迟迟不得确立个人主体地位的情况下，先后皈依而获得了确定的身份，在跟上帝、佛祖等迎面相撞的一瞬间而获得了永恒。信徒们的生命可以被量化，但其生命本质并不为量化所规定。
习惯于量化生命的头脑永远不明白，幸福感是从头脑里产生的，它虽然需要借助于外物获得，但这种外物，并不全是有形的收入、财富、个人占有；对外界的‚简单拥有感‛如果也称为幸福感，那么，幸福感也太脆弱了。那种幸福感是朝三暮四者的幸福。
甚至从个人占有形式而言，个人的投入也同样有着‚不一样的幸福‛。鲁迅有名言：‚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那会知道北京检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像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人文学家们承认，苦尽不一定甘来，但久苦可以成甘。对时代、对生活诚然可以痛恨、可以咒骂，但对由自己亲历一切，却会在反思的瞬间获得至福，甚至由自己作主为过去的苦难不幸祝福、赋予价值。这种现象太多了。中外案例可以表明，个人生活在某一个突然的时空，一旦停顿、转向、反观，就会越出通常的轨道（档案化生命的常轨），脱颖而出。
叁
传统中国文明的一个核心理念就是，人们并不相信现实的合理性，现在不如过去纯粹，甚至对祖先、历史的崇敬导致人们想象古人生活得比今人更幸福，而当下社会多是世风日下的、道德衰败的。自孔孟老庄开始，中国人一直神往上古之世，一直想象羲皇上人等人过得多么逍遥自在、无忧无虑。如果我们抛开其中的偏执成份，可以说，这种本质上自省式、反思性的文明观有合理的一面，甚至涉及到幸福、快乐的实质。
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今人没有什么理由宣称自己属于新的人类，生活在新天新地里，比古人更幸运。如果经济学家们量化幸福的做法有道理，那么，对文明社会而言，农耕文明无疑是一个幸福感最为强烈的阶段。它在宗教观念的成住坏空的成住期。它在温饱线上下浮动，人们自我规定，虽然要纳皇粮，但更多时候，‚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的确，尽管史不绝书的战争、吃人令后人叹息，但我们想象一下先人的生活，我们可以理解，他们生活得比我们更宁静、更有成就感，更有投入效用，而不是今天专家学者在研究幸福感时一致采用的收入效用。
投入效用远比收入效用更切合幸福的源起。我们把自己投放到田野大地、山川花草之间，我们就有一种愉悦收获；我们投入，就有收获。这是一种实在而有待展开的生活世界。我们知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种投入效用的幸福感是一种与因果律若合符节的感受。
肆
即使西方人冲破中世纪的黑暗，要进城生活，‚城市空气使人自由。‛那种幸福仍然是投入效用式的。
但城市生活很快被政权接手、规定，人们在围城里生活，城里的一切都可以看见，可以想见，人们的生老病死都成为档案上的一个符号。收入、成就等等成为硬指标，决定了人们的喜怒哀乐。个人的投入也好、内心生活的惊心动魄的斗争也好，都不在大众的视野之内。
在当代，被量化的生命，一个重要的特点在于，他用于解决马斯洛所说的生存、安全等基本需要的时间大大延长。一个人在农耕社会里，十来岁时即可以形成的坚定实在的生命感受，在今天需要几乎一生的时间。被量化的生命跟生活的关系几乎永远处于紧张状态，不得松驰，一直处于虚拟而不确定的状态里。这也就是为什么投入效用在今天不得不被臵换为收入效用的原因，这也是不少人把生活定义为个人占有资源而非个人付出劳动的原因。
专家学者为国家社会服务，竭力要从人们的生活中找到幸福的标准，以影响国家决策或社会走势。在合理性之外，他们在各项指标间加加减减，得出幸福的多少大小，有如前人说的饾饤之学。其幸福结论自然也离个体感受相距甚远。
因此，对主流生活的反抗产生了。志愿者、NGO组织，等等，都是要远离主流生活方式，重构个人与社会生活的关系。个人行为，在突破温饱线时，在二次城市化中，甚至在与统计的温饱线或其他经济指数无关的情况下，也越来越寻求个性的存在方式。他们都是对国家政权看管下的幸福的城市生活的抗议。
伍
文学家们更有冲击力的表达安慰人心，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阿辽沙，他在佐西马长老死后，决定到尘世中去生活之前仆地哭吻，‚有什么人在这时候走进我的心灵里去了。‛他的幸福不可量化。还有那动人心魄的《罪与罚》中拉斯科尔尼科夫与索尼娅共读圣经的场景：‚蜡烛头在破烛盘上闪烁着，在这穷相毕露的房间里，朦胧地照着这个凶手和这个妓女，他们那么奇怪地在一块读着这本不朽的书。‛凶手和妓女的幸福不可量化。
麦克尼斯有诗，《仙女们》，写透了现代都市男女们的生活。这样他们结了婚——为了更多在一起—— 却发现再也不能真在一起，隔着早晨的茶，隔着晚上的饭，隔着孩子和铺子的账单。
有时半夜醒来，她听他的均匀的呼吸 而感到安心，但又不知道 这一切是否值得，那条河流向了何处？ 那些白花又飞到了何方？ 奥登有诗，《不知名的公民》，写透了现代国民的生活。据国家统计局的户册，他是个好公民，从没有制造任何违法乱纪的事故，各方面对他的品行的调查都指明：。……。……
而我们的社会心理学家经过调查，发现他爱喝点酒，和同伴都处得不坏。新闻界确定他每天都买一份报看，对广告的反应也很正常，不管哪一方面。保险单有他的名字，证明他完全保险了，医疗册写着他住过一次院，但病已痊好。厂商研究所和高级起居促进会宣称 他对分期付款办法的优点完全看得清，并且具有一个现代化人必不可少的条件： 一架电唱机，一辆汽车，电冰箱和收音机。我们的社会舆论调查员表示欣慰于 逢年论月他的见解都是恰如其分：。……。……
又据教师反映：他从不干涉他们的教育。他自由吗？他快乐吗？这问题问得太可笑： 如果出了什么毛病，我们当然不会不知道。
做幸福的人，不去幸福的城市
http://view.QQ.com 深圳新闻网-时代商报
万应慧
什么都能排名，现在有人给出了‚幸福度排行榜‛。一位教授拿出自己的调查报告说：人们主观幸福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很多和经济无直接关系的因素。
欧国际工商学院访问教授、芝加哥商学院教授奚恺元发布的《2005年中国城市及生活幸福度调查报告》显示，在10大城市总体幸福度的排行榜中，市民平均月收入最高的上海（2847元）、北京（2484元）和广州（2556元），在城市总幸福度排行榜上分别位列第三、第七和第十。
而杭州（2300元）和成都（1515元）则排在前两位。幸福是生活所能给予我们的最高奖赏，当我们吟唱理想的时候、当我们追求收入的时候、当我们听别人教导怎样才能幸福的时候，这些好像都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只有属于自己的‚幸福感‛才是真正实在的东西。因为归根到底，所谓幸福只是一种感觉，它蕴藏于每一个人心中，因人而异，而且不断变化着。
小时候梦想酒宴的人现在的幸福可能是盼着不再有应酬不完的顿顿酒宴。教授的调查让我们相信着也怀疑着。因为此前我们也读来大量的调查，来源于方方面面发布的数字。有说中国的农民最有幸福感的，有说越有钱越幸福的，有说越有钱越不幸福的，有说房子大才幸福的，有说房子不能太大才幸福的。反正‚幸福‛已经成了泥巴，在随机而来的数字中被搓来搓去。
假如说这一次我们相信这位教授的调查，权且认为杭州真的是幸福度最高的城市，即便那里真的是人间天堂，我也不去杭州。
那不是大家的杭州，杭州是杭州人的杭州，因为一个户口壁垒。
期盼中的户籍制度改革尚仅仅在期盼之中，那是一个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摸得到的远景。所以假设我们为追求幸福而去杭州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发现，那或许只是属于杭州人的幸福，一切与我们无关。杭州留给我的印象只有发狂的房价、百元的挂号费、坐不起的出租车。
我宁愿相信一种本土的幸福观：多数人的幸福是比较出来的。兜里有1万元的人在北京不幸福，但假如在一个偏远的山村，这点钱就已经让他比较幸福了。这话在美国人也有同感，美国国家经济局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说，不能赶上邻居的生活水平是导致人们没有幸福感的一个主要原因。
幸福度高的城市不是我们的，被户口政策锁住的我们，只好在原地乖乖地寻找幸福。幸福不是毛毛雨，总有一天会降临在你我的头上。
惟一可以为财富幸福感增加提供解释的是，就像罗曼〃罗兰所言‚大家都在谈论幸福，而真正懂其含义的人却为数不多‛。毕竟幸福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心理感受，这种主观性使其难以得到客观定义和度量。也许，幸福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老百姓也比我们想象的要乐观。
就像诗人海子说: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我有一所房子,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祝愿大家都幸福得像花儿一样。首席评论员 万应慧
概念城市幸福指数
http://view.QQ.com 2006年09月19日 中国经济网
市长在寻找GDP的增长点，而市民在寻找幸福的增长点。收入与幸福感并不完全成正比，美满婚姻和美满的性生活也是幸福的源泉。
幸福是心理学和文学艺术的领地，指数是经济学的强项。但现在，研究幸福成了一门经济学，为幸福所依赖的外在环境设定指数成了一门生活的艺术；市长在寻找GDP的增长点，而市民在寻找幸福的增长点。
生活在空气污染指数低的城市，是相对幸福的，即便这幸福还需要其他的必要充分条件。恩格尔系数呈递减趋势是幸福的，这表明家庭收入中(或总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越来越少，有更多的钱可以用在购衣、购房、购车和玩乐上。
基尼指数低于0.2是一个国家幸福的指数之一，这表示国民收入分配绝对平均；0.4—0.5表示国民收入的贫富差距较大；中国的基尼指数一度达到了0.47，超过了0.4的国际安全标准线。
一份天气预报如果不仅仅提供晴雨、温度、风向和云层的消息，同时能告诉我们紫外线指数、人体舒适度、着装厚度、增减衣服指数、晨练指数、中暑指数、感冒指数、高血压指数、支气管哮喘指数、消化道指数、慢性支气管炎指数的话，我们的出行感觉将更幸福。
许多人在质疑GDP，甚至提出了‚绿色GDP‛的概念。因为人们发现GDP并不能带来幸福，即使人均GDP也做不到。2002年4月，张五常在赴都江堰参观的路上突发奇想：看手机信号的强弱，就能知道一个城市的基础设施是否完善，经济是否富庶。
股价指数有道〃琼斯股票价格平均指数、标准普尔指数、恒生指数、日经指数、金融时报指数多种，对中国股民而言，他们一度最看重上证股价指数和深圳股价指数。2005年6月6日，当上证股价指数在上午11时许击穿千点关口时，意味着上海股市用了8年时间回到起点。有人统计，沪深股市万亿资金人间蒸发，按照7000万股民总数计算，平均每个账户亏损金额超过2万元。此时，有人恐惧，有人贪婪，无人幸福。
要不，在星座里找幸福？为了了解自己、了解不远处的命运、了解身边人，打开星座书，来看看十二星座配对指数、吃醋指数、思春指数、孝顺指数、敏感指数、正义感指数、耐心指数、品位指数、抑郁指数、魅力指数、纯情指数，然后信之或一笑了之。
相比起来，以体重除以身高的体脂肪健康指数(BMI)，更科学一些，藉此知道自己此后还能不能食无禁忌。
财富与幸福是什么关系？‚幸福经济‛研究的就是这个，并发现收入与幸福感并不完全成正比。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教授丹尼尔〃卡内曼和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艾伦〃克鲁格致力于提出‚国民幸福指数‛，他们让人们在一段时间内对不同活动所得到的愉悦感进行排序。克鲁格教授说：‚我希望多年以后，这个指标能与国内生产总值一样重要。‛
2004年中，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行为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奚恺元与媒体合作，对中国6大城市进行了一次幸福指数测试。6大城市的幸福指数从大到小依次是：杭州、成都、北京、西安、上海、武汉。而成都人均收入最低，上海人均收入最高。专家对测试结果的分析是：在同一国家里不同城市之间，富有的城市不比相对贫穷的城市更幸福；同一城市里，富人比穷人幸福；在收入不高的城市，相对更容易获得幸福。
美满婚姻和美满的性生活形同财富，也是幸福的源泉。《泰晤士报》星期日版报道，英国瓦威克大学经济学教授奥斯华德与美国达特茅斯学院的布朗克富劳尔联手访问了逾5万名英国人和逾万名美国人，评估不同生活方式所产生的快乐程度差异。他们的评估结果是：女人平均较男人快乐，已婚者比单身或离婚者快乐，结婚一次的人又比再婚者快乐；美满婚姻相当于年赚10万美元，有美满性生活的夫妻相当于年赚6万美元，如果婚姻或者性生活不够美满，必须以这个代价才能追求到相似的乐趣。
2005年4月29日，深圳成为国内第一个发布文明指数的城市。深圳的‚城市文明指数评价指标体系‛包括关爱指数、幸福指数、人文指数、安全指数、诚信指数、环境指数、廉洁指数等7个一级指标和绿化覆盖率等75个二级指标。其中的‚幸福指数‛包括人均GDP、人均可支配收入、恩格尔系数、人均住房使用面积、人均道路面积、每万人拥有公交车辆数、每万人拥有医生数、人均寿命等9个指数。
美国《福布斯》杂志发表的2005年度‚税负痛苦指数(Tax Misery Index)‛调查报告称，在全球52个国家及地区中，中国内地的税收痛苦指数位居第二。这一指数根据公司所得税、个人所得税、雇主社保金、雇员社保金、消费税以及财富税6项加总得出，而中国的税负指数是以北京为模板计算的。专家认为结果被夸大了，因为税收征管不到位，有很多企业和个人‚幸福‛地逃了税。(来源：新周刊)
请多研究一下痛苦指数
http://view.QQ.com 2006年09月19日国际在线段 网友：千重山
时下研究幸福指数成风，而且呈蔓延之势，‚幸福‛两字可了得？一则可以为各级政府争光添彩，二则可以为各级父母官们脸面图脂抹粉，至于这幸福指数是如何得来的，那就不用去管她，反正不象测算GDP一样去反复计算，说她漂亮就漂亮不漂亮也漂亮，说她不漂亮就不漂亮漂亮也不漂亮，一切随长官意志而定。幸福指数就象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谁都有自己的指标。
按目前对幸福指数的理解，我认为可以分两种人的幸福。钱挣的越多就越幸福，房子越宽敞就越幸福，地位越高就越幸福，轿车越豪华就越幸福，学历越高就越幸福，环境越美丽就越幸福，衣服越新潮就越幸福，旅游越外国越幸福，交通越舒适越幸福，人情越达练越幸福，事业越享通越幸福，社交越高层越幸福，身体越健康越幸福，等等等等，这一切都构成了幸福指数的要素。-----这是达观贵人的幸福指数。
还有平民百姓的幸福指数：生活平平安安就是幸福，身体没有病就是幸福，有一间不漏雨的房子就是幸福，出门一路平安就是幸福，回家吃个热腾腾的饭就是幸福，在单位不生闷气就是幸福，不下岗失业就是幸福，看病少花钱就是幸福，全家团圆就是幸福，进城打工不欠薪就是幸福，在外面不受欺骗就是幸福，单位有个好领导就是幸福，煤矿工人今天没事就是幸福，等等---这是老百姓的幸福指数，老百姓的幸福指数就这么简单。
幸福的反义词就是痛苦，有了幸福指数当然就应该设计一个反幸福指数或者叫痛苦指数，就如同函数和反函数的关系一样，叫痛苦指数不好听，那可以叫反幸福指数，这才是各级官员领导应该关心的：
比如某官员每月挣很多钱，地位又很高，可是周围群众却没有看到他有半点幸福的表情，这说明这位官员正处在极端痛苦之中，做为上级领导就要及时判断出他痛苦的原因。当然痛苦的原因可能很多：没有为人民服好务可能导致他的极端痛苦；没有做好本职工作可以导致他的极端痛苦；没有完成上级交给的任何可以导致他极端痛苦；家庭琐事可能导致他的极端痛苦，这一切都可以导致他在本应该是幸福的生活而饱受痛苦的折磨，使他的幸福指数减少痛苦指数上升，为了提高综合幸福指数，各级领导就要想办法采取措施降低他的痛苦指数，以提高他的幸福指数。
对老百姓也应该这样做，要完成老百姓的幸福指数指标，首先要研究老百姓的痛苦指数是如何增加的：老百姓因为看病而倾家荡产，必然会使痛苦指数上升；老百姓在单位下岗失业也会导致痛苦指数上升，一个人的痛苦指数上升，会使他周围的亲戚幸福指数同时下降；老农到城市卖菜不小心被罚款，使老农一年的心血付之东流，造成这个老农痛苦不堪，进而影响到周围村民痛苦指数的上升。作为政府官员，就要切实研究是什么造成痛苦指数上升的。
所以说，在研究幸福指数的同时，一定要研究反幸福指数(痛苦指数)，就如同研究函数指数就一定要研究反函数指数一样。我们的各级领导要想提高幸福指数，首先要研究反幸福指数(痛苦指数)产生的原因，一个反幸福指数(痛苦指数)的增加会带来更多反幸福指数(痛苦指数)的增加，同样的一个幸福指数的增加会带来更多幸福指数指数的增加。
事情总是相成相反，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一个幸福指数的增加，会带来更多的反幸福指数(痛苦指数)的增加，比如煤矿工人，为了让一个矿主的幸福指数上升，就不惜造成上百矿工罹难，使无数矿工和矿工家属的痛苦指数成倍的增加，还会使全国人民的痛苦指数增加，对于这样的幸福指数和反幸福指数的异常变化，作为各级领导一定要注意研究，切不可马虎大意。
来源：强国社区
全球幸福指数调查：中国排名第31远胜发达国家 2006年07月13日 07:25:45 来源：中经网
178个国家和地区的排名中，8国集团成员排名50名以外，中国居第31 就生态环境角度而言，在怎样的国家或地区生活最幸福？英国‚新经济基金‛组织对全球178个国家及地区做了一次大排名，12日出炉了一份‚幸福指数‛报告。其中，太平洋岛国瓦努阿图荣登冠军，一批发达国家反而名落孙山。
结果之所以出人意料，原因在于，评选依据的标准是‚获得幸福的投入产出比‛，即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民生活水平与其对自然资源开采使用的比值。
爱生活也爱地球
‚新经济基金‛组织总部在英国，与英国‚地球之友‛组织共同撰写了这份名为《幸福星球指数》的报告。
‚新经济基金‛组织在其网站上说，报告旨在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源利用有效性‛。简单而言，就是能否花费最少的资源让人们过上最幸福的生活。
‚新经济基金‛组织解释说，计算公式概括来说就是，以人们对生活的满意度指数乘以人均寿命，然后除以当地资源消耗指数。
中美洲成绩最好
‚新经济基金‛组织表示，此次排名中表现最优秀的地区当属中美洲。前十名名单中，中美洲国家占了大多数。
越南以排名第12位成为亚洲成绩最好的国家，而新加坡则以第131位成为亚洲成绩最差的国家。中国排名第31位。泰国、印度、日本、韩国分别排名第32位、第62位、第95位和第102位。
非洲国家平均成绩最不理想，包揽了最后10名中的7位，津巴布韦更成为倒数第一。发达国家成绩差
有意思的是，八国峰会在即，而八国集团成员却无一进入排行榜前50名。英国和美国分别位列第108位和第150位，峰会东道主俄罗斯则排名第172位。意大利、德国、加拿大、法国分别排在第66位、第81位、第111位和第129位。
发达国家为何成绩差强人意？‚新经济基金‛组织说，这一结果显示出对资源的高度消耗水平并不能与‚幸福‛直接划等号。（孙浩）
幸福无须‚指数‛表白
时间：2006年06月16日18:29 我来说两句(11)本周二《中国证券报》有则消息援引国家统计局有关负责官员的话披露，该局正在制定国民幸福指数、人的全面发展指数、社会进步指数等统计指标。
国民幸福不幸福，是否得到全面发展了，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是否同步了，回答这些疑问，抽象的‚指数‛统计指标似乎要给疑问者提供一个新的解读渠道。
从统计学的工具理性出发，开始考虑设定一套‚指数‛指标，似乎要证明中国的国家统计开始从‚粗糙‛走向‚细腻‛。
自从科学发展、社会和谐等，成为社会性热门词汇后，幸福、发展、进步这些个词汇，自然也成为表征发展科学不科学、社会和谐不和谐的主要关联词。由此所见，设臵一套与此相关的‚指数‛指标，还不光是为了在技术层面解决国家统计太‚粗糙‛的问题，也包含着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迫切需要。透过国家统计局有关负责官员的话，可以求证上述判断的合理性。他说：‚希望通过国民幸福指数等每一个百分点的变化反映出社会进步惠及了群众。‛
统计科学一直在发展，计算机技术也在进步，二者已为统计范畴内以往只能定性描述的‚指数‛统计作出相对定量的描述提供了可能。然而，技术进步只能为‚指数‛统计提供工具支持。我不否认工具支持对‚指数‛统计误差的可控性提供了前提。但即便仍然臵于技术层面考量，‚指数‛统计的客观性对中国社会而言是个更重要的话题。它首先取决于统计样本的选定。
当今中国社会的分化甚快甚烈，社会贫富如此悬殊。对于幸福，不同社会阶层有截然不同的理解和判断。有的人早已进入‚大康‛，有的人适才进入小康，有的人仍然为生计犯愁，有的人依然缺乏最低生存保障。显然，统计幸福指数，要选择不同的人作为统计样本。但这里有个不同样本选择的比例问题，还有个不同样本选定后加权系数大小的臵定问题。这两个关键性选择将直接决定同一社会基本面上幸福指数的高和低。同时，国家统计的官方性质及‚内部人操作‛，为人为调控‚指数‛统计的结果提供着‚数理基础‛----从样本选择到加权系数臵定。
就算上述问题不成为问题，在中国仍有问题。幸福指数之类是从国外引进的，在那里，社会保障健全，财富二次分配强势有效，统计法制严肃当真，贫富差距处于社会可容忍状态，财富的‚人格化配臵‛处于橄榄型结构。如是，统计所得的幸福指数贴近百姓的感同身受，统计结果易为社会所广泛接受。而在国内，由于财富配臵处于金字塔结构，样本之间的‚贫富差距‛及对幸福的感受和祈求截然有别，就算统计过程可排除人为调控因素，其统计结果也必定高于百姓的实际感受。举个统计过程简单许多的例子，人均收入统计年年公布，可百姓的认同度一直不高。何至于此？首先是‚金字塔‛式的收入结构必致使低收入群体的实际收入经统计而‚放大‛。
幸福可以通过‚指数‛描述，但‚指数‛无助于‚漂白‛幸福。当下的中国，切实解决数千万(中国式贫困标准而非联合国贫困标准)贫困人口的低保，解决大多数民众看病难、教育贵、社会保障程度低乃至根本就没保障，解决工者有其‚权‛、居者有其屋等等社会性紧迫问题，远比用‚指数‛抽象地诠释幸福急迫的多。
未了，还得补充一句。资源总是有限的，统计资源亦然。窃以为，中国当下的国家统计，最迫切的任务是加快统计体制改革。当务之急则是把现有的各种统计结果搞准确，对社会公开更多的统计数据和信息。之于幸福之类的‚指数‛设定，我看缓一缓无妨大碍。
(责任编辑：悲风)
从GDP到幸福指数
（2004-03-06 21:15:33）来源：中国青年报3月5日 记者 蒋韡薇
今天，人民大会堂，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2004年的GDP增长目标为7％左右。而去年，国内生产总值实际增长了9．1％。从2003年GDP实际增长9．1％到2004年GDP目标主动降低两个百分点。被代表委员说成是一个‚求真务实的目标‛。
曾几何时，对一些官员来说，GDP是图腾，是一切，是发展的全部，是政绩，也是他们晋升的‚硬杠杠‛。
一位地方官员告诉记者，为了追求这个被经济学家誉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的数字，常常是从省里开始开会，一直开到县里，层层往下压指标，不惜欺上瞒下，弄虚作假。‚把数字弄得好看些太重要了，数字出官啊！‛
这方面最典型的，当数原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据统计，王主政阜阳期间建造的一系列‚政绩工程‛，使阜阳市到期财政负债达20多亿元，相当于目前财政可支配收入的5倍，至少透支了阜阳未来10年的财力。
昨天，全国政协委员吴敬琏一语中的：‚就是因为过去的发展观出了问题，不是科学发展观，是GDP崇拜。‛
在GDP崇拜下，诸多问题被掩盖。中科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牛文元说，中国的GDP数字里有相当一部分是靠牺牲后代的机会获得的。中国每创造1美元所消耗的能源，是美国的4．3倍，德国和法国的7．7倍，日本的11．5倍。我国消耗了全球31％、30％、27％和40％的原煤、铁矿石、钢材、水泥，创造出的GDP却不足全球的4％。
面对这种情况，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警告说：‚如果不改变目前高消耗高污染的增长方式，中国将没有足够的资源和环境容量来支持今后的发展。‛
令人欣慰的是，决策者已经看到了经济高速增长背后的隐忧。2003年8月，一份关于怒江中下游的水电规划报告摆到决策者案头。报告的起草者称，怒江全部梯级电站建成后，每年地方财政收入将增加27亿元。而此前一个月，包括怒江在内的‚三江并流‛刚被联合国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在‚给子孙留一条原生态河流‛和‚给怒江人民一个致富机会‛的艰难选择中，这份报告至今没有通过。从中，我们看到了科学发展观和片面追求经济发展速度之间的博弈。
数据显示，1985年至2000年的15年间，是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期，GDP年均增长率为8．7％。但如果扣除损失成本和生态赤字，即自然部分的虚数和人文部分的虚数后，这期间中国的‚真实国民财富‛仅为名义财富的78．2％。这意味着，过去15年中国GDP的实际年均增长率为6．5％。
今年2月，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近年来，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在不断拉大，如果把医疗、教育、失业保障等非货币因素考虑进去，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已居世界前列。
前美国总统罗伯特〃肯尼迪说：‚GDP衡量一切，但并不包括使我们的生活有意义这种东西。‛经济发展的目的，是为了追求GDP，还是为了追求幸福生活？正本清源，人们终于发现，有许多比GDP更重要的东西。
SARS危机爆发后，各阶层都开始对GDP进行反思。对此，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司长许宪春并不回避：GDP从来不是衡量社会经济福利状况的指标，即使是在衡量宏观经济环境时，GDP也只是考核指标之一。
2月21日，中共中央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专题研究班举行结业式。在这个研究班上，温家宝总理阐述了科学发展观的理念。
这个汇集了了31个省（区、市）‚一把手‛、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以及军队各大单位主要官员的培训班，被认为是中央高层为全面实施科学发展观，向省部级要员所做的一次重要‚誓师动员‛。
科学发展观让GDP重新回归了它的经济本意。
去年GDP增幅创8年新高、已步入新一轮快速增长周期的广东省，已将今年GDP预期增长目标下调至9％，比上年锐减4．6个百分点。北京、浙江等多个省份考虑将计入环保等方面损失的‚绿色GDP‛纳入其经济统计体系。深圳也不再以GDP增长考核干部政绩，而更多地重视经济发展中资源消耗、社会公平和人的发展等问题。
今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必须坚持统筹兼顾，立足当前，着眼长远，不急功近利。‛‚要量力而行，不盲目攀比；必须坚持办实事，求实效，珍惜民力，不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
新的科学发展观，这将是摆在中国所有官员面前的一个新课题。
什么人幸福指数最高
www.daodoc.com2005年08月10日环球时报
现代人越来越关注幸福感，许久不见的老朋友，见面后问的常常就是：这些年过得幸福吗？我们都希望获得幸福，然而每个人对幸福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一个创业的人，事业有成就觉得幸福；学者认为能出成果就是幸福；老年人身体没大病、不孤独，就觉得挺幸福。因此，找到自己的幸福，是一门生活的艺术，也是一门学问。
什么是幸福
8月2日，本报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博士后邢占军先生，他在幸福感的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告诉记者，幸福感是一种积极向上的体验，可以通过心理测量来把握。
邢占军说，幸福感大致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加以把握。首先是满意感：个人的基本需要是否得到了满足，最基本的是身心健康，衣食无忧。其次是快乐感：许多事情都能带给人快乐，一句心理学上的谚语这样说道：如果你想快乐一小时，打个盹；如果你想快乐一天，去钓鱼；如果你想快乐一个月，去结婚；如果你想快乐一生，帮助别人。而幸福感的较高表现是价值感，它是在满意感与快乐感同时具备的基础上，增加了个人发展的因素，比如目标价值、成长进步等，从而使个人潜能得到发挥。真正意义上的幸福感，与西方的享乐主义不同，享乐只追求享乐的过程，缺少更有价值的目标。
一个人要想弄清自己的幸福感是强还是弱，可以通过科学的测量来加以考察。例如邢占军提供的《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就从知足充裕体验、心理健康体验、社会信心体验、成长进步体验、目标价值体验、自我接受体验、身体健康体验、心态平衡体验、人际适应体验、家庭氛围体验10个方面对我国居民的幸福感加以度量。得分越高，表明幸福感越强。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幸福感
邢占军做过一个关于不同人群幸福感的调查，结果发现，在所调查人群中，青年人和老年人的幸福感最强，35—45岁的中年人幸福感最弱。因为这部分人群处于社会各个领域的最前沿，相对于老年人和青年人来说，他们的工作压力最大，是各种变动的直接冲击对象。在家庭中，他们是顶梁柱。这些都造成中年人的幸福感指数下降。
不同职业的人，幸福感也不一样。邢占军调查了8个群体后发现，幸福感最强的是国家干部，其次是知识分子和新兴阶层（包括私营企业主、外企管理人员、自由职业者等），排第三的是工人、农民和国企管理者，接下来是大学生，幸福感最弱的是城市贫困群体。在这项调查中，国有企业管理者幸福感偏低是比较出人意料的。邢占军说，这里面有社会原因。他举了一个例子：某专门制造大型机械的国企近期进行了改革，45岁的大李跟其他许多中层管理者一样，被免去了享受20多年的干部待遇，收入与部门整体收益挂钩。结果由于市场等因素的影响，他的收入大大降低，有时还不如一线的职工挣得多，这使他很尴尬，对社会的发展趋势出现了怀疑，更谈不上幸福了。
研究还发现，每个人衡量幸福感的标准是不一样的，别人都觉得一个人应该很幸福，他自己未必觉得。有一位40多岁的职业女性，在石油公司做财务，收入可观，爱人事业有成，孩子即将上大学，周围的人都很羡慕她。但她觉得并不幸福。原来，她总爱防范别人，也没有知心朋友，生活没有目标，整天感觉不舒服。邢占军说，外人看她什么都有，应该很幸福，但这位女性看重的却是人际关系和价值实现，这说明每个人衡量幸福感的标准存在巨大差异。有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感到幸福，就应该反思一下目前的状况，这有利于重新认识自己，发现幸福。
财富和幸福没有太大关系
2004年中，芝加哥大学教授奚恺元对中国6大城市北京、上海、杭州、武汉、西安、成都进行了幸福指数测试。测试表明，6城市的幸福指数从大到小依次是：杭州、成都、北京、西安、上海、武汉；但在同一城市里，富人比穷人幸福。经济更为发达的北京、上海的居民，其幸福感比杭州、成都的居民低——之所以出现这一现象，主要是因为财富对幸福的影响是相对的：只有可以进行直接的比较时，富裕的一方才会表现出更强的幸福感。这说明，幸福与财富的确有关联，但是相关程度比人们想像的要小得多。
这样的调查结果与我们的生活经验是相符的。回想小时候的无忧无虑，再看看现在城市里快节奏的生活，虽然收入增加了，生活水平提高了，娱乐的东西也多了，但我们并不觉得比小时候幸福。这与当前人们的生活压力大、欲望过度扩张、身心失衡有密切关系。
学会追求自己的幸福
邢占军说，要找到自己的幸福，首先要怀着真诚的心，热爱生活，珍惜生活。其次，要建立符合实际的目标和期望标准。人活着要有目标，目标要高于现实，但又不可过高。能够激励自己，而不构成巨大压力的生活目标才是合适的。最后，要有平和的心态，要能正确对待挫折、正确对待他人。现代社会流动性大，人们的发展目标多元化，受很多因素的影响，对此要平心静气地看待，把握好现在，不必去忌妒别人。
对一些社会问题，我们也要平和地看待。对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腐败、污染等，要理性对待，要认清这些问题是伴随着社会发展而来的，也需要靠社会发展来解决。邢占军说：‚这样，心态才会好，看这个世界的时候，才会觉得亮堂，生活才会充满阳光，充满幸福。‛
耐人寻味的积极变化:“幸福指数”入地方发展目标
www.daodoc.com2006年02月27日 10:49:39来源：新华网
新华网北京２月２７日电 ‚新华视点‛记者唐小可、陈芳、王立彬 在最近陆续闭幕的各地‚两会‛上，‚幸福指数‛成为一个被频繁提及的话题。细读各地政府工作报告和‚两会‛的议案、提案，人们发现，各地在制定新的发展规划、指标时出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变化：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各种问题越来越占有了更加重要的地位，‚国计‛更多地、也更密切地围绕‚民生‛展开。
中央党校研究员曾业松认为，将公民满意不满意、幸福不幸福作为检验政府工作的终极标准，意味着‚以人为本‛正在真正成为政府的核心执政理念。
‚老面孔‛淡出‚新指标‛醒目
在各地相继通过的地方发展规划中，工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外贸出口总额、外商直接投资实际到位金额……这些人们耳熟能详的‚老面孔‛正在逐渐退出政府的指标体系，被节能、科技、社会发展等方面的新指标取而代之。
中央‚十一五‛规划建议提出的‚十一五‛时期单位ＧＤＰ能源消耗比‚十五‛期末降低２０％目标，成为各地方规划的‚共同选项‛。一些省市还制定了降低水资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量的指标。北京提出‚十一五‛期间水耗要降低２０％，其中２００６年降低５％。山西省提出万元地区生产总值平均耗水量年均下降８.３％，５年降低３５％；万元地区生产总值污染物排放总量年均下降１０％，５年共降４０％左右。
‚过去我们确定经济指标习惯做加法，想的、做的都是上项目、增加产值，而今我们也要学会做减法，就是要把能耗、水耗给降下来，这是‘十一五’规划的硬指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如是说。
一向发展速度较快的浙江，把未来５年地区生产总值增长速度定在９％以上，相对于这个省‚十五‛期间年均１２．８％的增势，似乎显得‚保守‛，然而这一对全省经济结构调整和运行方式的重新‚定位‛，则是建立在不再比拼经济增长速度，而要兼顾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这个指导思想之上的。
上海、江苏、山东、广东等地，亦将‚十一五‛期间ＧＤＰ增长速度纷纷调低。将循环经济、绿色ＧＤＰ等指标纳入对地方成绩的考核之中。在经济逐渐步入快速增长期的中西部省份，各地规划中也透露出不‚唯项目论‛、不走‚先污染、后治理‛老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强烈信号，陕西省还提出要建立节能降耗统计发布制度。
‚幸福感‛受关注‚满意度‛成指标
城市噪声问题，农村医疗卫生问题，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房价高、上学难、看病贵，以及环保、治安等各类问题，无论事情大小，最让百姓牵肠挂肚的，也是地方‚两会‛普遍关注的。‚幸福指数‛这一概念就自然而然被引进了会议。
西安市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要‚把解决扩大城乡就业、健全社会保障、调节收入分配、维护民主权利、注重公平公正、保障公共安全、提高健康水平、丰富精神文化生活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作为着力点，让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促进社会和谐，维护社会稳定，提高全市人民的幸福指数。‛
北京市统计局局长崔述强透露，今年北京将开展幸福指数研究，推出一套幸福指标体系，并将其纳入和谐社会指标评价体系中，将‚幸福感‛作为衡量北京社会和谐与否的一个重要指标。‚市民对生活境遇、工作境遇等的满意度都可能成为幸福指数。‛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绝不仅仅意味着加快农村经济的发展。在浙江省省长承诺的今年十项政府项目中，从就业、社会保障到农村卫生医疗、乡村基础建设等，件件与农民相关。
中国人民大学毛寿龙教授说，要解决政府绩效问题，更重要的是要在制度上完善政府绩效评估。考核干部无论用什么指标，都不如‚群众是否高兴和满意‛这个指标来得实在、有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