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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诗歌历史背景探究
陈 晓 晔
【摘要】 杜甫生活在唐帝国由盛转衰的重要历史时期，安史之乱带来的国家的深重灾难和诗人的悲惨境遇，使诗人的创作在继承现实主义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又铸入了深挚的爱国主义情思。考察诗人的创作踪迹，可分为准备时期、起步时期、成熟时期和总结时期四个阶段，经过这一苦难的历程的磨砺，他的现实主义创作登上了唐代诗歌的最高峰。杜甫的全部创作，既是他伟大人格的写照，更是展示那个时代风貌的无比珍贵的历史画卷。
【关键词】 杜甫；现实主义创作；安史之乱；“诗史”
唐朝是我国古代诗歌创作最繁荣的时代，杜甫是这个时代作品最丰富、成就最辉煌的伟大诗人。诗作估计近三千首，今存一千三百多首。他继承和发展了滥觞于《诗经》的现实主义优良传统，又铸入了深挚的爱国主义灵魂，使现实主义焕发出无比灿烂的光辉。宋祁在《新唐书·杜甫传赞》中评论：“甫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年少衰，世号诗史。”孟棨《本事诗》也说：“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
“越是优秀的诗人，越是属于他所生长于
其中的社会，他的才能的发展、倾向、甚至特性，也就越和社会的发展紧密地联结着。”别林斯基在《莱蒙托夫的诗》中提出的卓见，完全适用于杜甫。杜甫胸中那颗对祖国对人民无限赤诚的心，始终敏锐地感受着历史的风云，与时代的脉搏一起跳动。诗人生活的时代，适值大唐帝国经历着盛而衰的剧变，他不但目睹了“开元全盛”的繁荣气象，而且身受了安史之乱带来的腥风血雨的洗礼。杜甫一生的创作就是这个时代的一面镜子。大致可分为准备、起步、成熟、总结等四个时期。
一、准备时期，即青少年时代的读书和壮游时期。
杜甫字子美，唐睿宗先天元年（公元712）出生于河南巩县一个渐趋败落的封建官僚家庭。世代“奉儒守官”。十三世祖杜预是精通文武的西晋名将，祖父杜审言是初唐著名诗人。父亲杜闲，做过兖州（山东曲阜）司马，奉天（陕西乾县）令，能诗。故杜甫常以“吾祖诗冠古”，“诗是吾家事”自傲，从小有志于诗歌创作，而且才思敏捷，诗情洋溢。女子舞剑，歌手演唱都能使他得到深刻的艺术启迪。他的《壮游》诗说：“七龄诗即壮，开口咏凤凰”；又云：“昔年十四五，出游翰墨场。”凤凰是传说中的神鸟，预示太平吉祥，“咏凤凰”2 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放教育试点论文集
诗大概是歌颂当时的升平气象的，可惜早已失传。少年时，他的文字才华已经受到有识之士的赏识。他的《忆昔》一诗集中地抒写了自己对开元盛世的感受：“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狼，远行不劳吉日出。„„”他又生活在经济、文化发达的全国中心地区，有机会受到先辈名流的指导，能广泛地吸收各种姐妹艺术的滋养。这些得天独厚的条件与他的主观勤奋相结合，使得他的艺术才华迅速地与日俱增。
在杜甫创作的准备时期，最重要的事件是他的三次漫游。第一次是开元十九年（公元731年），杜甫二十三岁，首次游历吴越，即现在的江苏、浙江一带。曾欣赏过苏州虎丘山上剑池的风光，凭吊过会稽秦始皇的遗迹，观瞻过江宁瓦棺寺的维摩吉画像。开元二十三年，回洛阳参加进士考试，希望由此进入仕途。结果不第。于是第二年又开始漫游齐赵，即今河南、山东、河北一带。他兴致勃勃地歌唱：“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春歌丛台上，冬猎青丘旁。”（《壮游》）诗中一方面表现了诗人旷达豪放的胸襟，同时也隐含着怀才不遇的感慨。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返洛阳。三年后，再次漫游中结识了诗人李白和高适，同游梁宋，即今河南开封、商丘一带。“昔者与高李，晚登单父台。寒芜际碣石，万里风云来。„„”（《昔游》）由此可见他们的豪情胜慨。
三次漫游使青年杜甫开阔了眼界，陶冶了性情，初步接触了社会。他与李白“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与李十二同寻范十隐居》），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创作上互相砥砺，成了文学史的千古佳话。这一时期，杜甫的诗作现
存仅二十几首，最能体现诗人的精神面貌和创作特色的，是第二次游历中写的《望岳》：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曾云，决眥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诗中充满了青年诗人朝气蓬勃、富有浪漫主义精神的斗志豪情；语言精炼雄遒，已初露杜甫创作上语言风格特色的端倪。
二、起步时期，就是十年困居长安时期，时杜甫三十五岁至四十四岁。
如前所述，“奉儒守官”的家庭教育和表面升平的社会面貌，使杜甫对社会和个人的前途充满信心，逐渐确立了“至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天宝五年（公元746年），杜甫来到京都长安，再一次希望通过科举考试求得仕进。但是，他未曾料到，这时候，“开元盛世”已经病入膏肓，唐王朝内底里已经日益腐败，由于种种原因，旧臣相继去职，“口蜜腹剑”的李林逋等辈却高居相位，他们一手遮天，极尽嫉贤害能的阴谋诡计。风流皇帝唐玄宗一失励精图治的雄心，终日与杨贵妃沉溺于声色。杨氏家族受宠，骄奢横行，心怀叵测的安禄山被任命为平卢、范阳两镇节度使，拥重兵镇守边疆。加上连年对外用兵，人民不堪赋税、兵役的沉重负担。潜藏着的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互相交织，日趋复杂。
天宝六载（公元747年），唐玄宗诏令天下有一技之长者入京应试。杜甫欣然而往。结果应试者竟无一人入选。李林逋却“送表贺人主，以为野无遗贤”（元结《谕友》）。面对这次政治骗局，杜甫产生了对世态的强烈憎恶。“纨绔不饿死，儒官多误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他对社会的不合理现象发出了第一声控诉。此后，他多次向朝廷官员直至唐玄
杜 甫 “ 诗 史 ” 寻 踪 3 宗投书，以诗文求荐，均无结果。直至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才被任为右卫率府胄曹参军这一微职。
在长安，杜甫长期寓居客舍，最后一年，移居城南汉宣帝杜陵及许后少陵所在地，自称“杜陵布衣”、“少陵野老”。漫长的十年，诗人过着饥寒交加、穷困潦倒的生活。“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饥饿动即向一旬，敝衣何啻联百结。”（《投简咸华两县诸子》）“酷见冻馁不足耻，多病沉年苦无健。„„疟疠三秋孰可忍？寒热百日相交战。”（《病后过王倚饮赠歌》）苦难的生活冷酷无情地折磨了杜甫，同时也成了杜甫走上现实主义创作道路的巨大推动力。社会政治的黑暗和腐败，个人遭际的不幸和辛酸，激发了杜甫忧国忧民的崇高思想，使他的诗歌创作突破了“自我”的小天地，转而面向社会现实，面向人民，从而焕发出新的光辉。天宝十载（公元751年）写的《兵车行》是杜甫直接抨击统治集团的第一声怒吼，它标志着杜甫诗歌创作走向广阔的现实主义道路的光辉起点。
《兵车行》是唐玄宗穷兵黩武政策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的信史和实录。自天宝六载（公元747年）起，唐帝国不断对吐蕃、南诏、契丹发动战争，连遭失败。仅在吐蕃石堡城一战，唐军就伏尸数万。九年冬，又大量征兵，同时出击吐蕃和南诏。十年春，大败。为补充兵员，在关中再募士兵。南诏多瘴疠之地，瘟疫流行，被征者不愿前往。御使大夫杨国忠就“遣御使公道捕人，连枷送诣军所„„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之，所车哭声震野。”（《资治通鉴》）在长安的咸阳桥边，杜甫亲眼目睹了点行出征的凄惨场面，倾听了出征士兵的哭诉，写下了《兵车行》。全诗先记叙“行人”与家人生离死别的惨状。“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这是一幅多么怵目惊心、惨绝人寰的画面！诗歌接着借“行人”的答话，申诉了他们自己以及全家的悲惨遭遇：十五岁被迫去防守边疆，到满头白发还不能回乡与家人团聚。多少田园无人耕种，荆杞丛生，而朝廷的租税却一点也不能少。今天的“行人”不就是异日的怨鬼吗？“君不见青海头，从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怨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真可谓一字一滴血，一声一行泪。造成这人间悲剧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诗人大胆而深刻地揭示，这是因为“武皇开边意未已”，唐玄宗开拓疆土的野心还没有满足。诗人同情谁，痛恨谁，是何等泾渭分明！这是一首杂言古体叙事诗，杜甫以敏锐的洞察力，选取了生活中最具典型意义的场景入诗，以一斑窥全豹，准确而深刻地反映了唐王朝的社会危机，突出了非战的主题。语言质朴而鲜明，叠音词的运用，动词的精当选择，三言七言的穿插，都在表情达意上产生了气势奔腾，一泻千里的艺术效果。
三、成熟时期。
包括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杜甫接受右卫率府兵曹参军的任命以后，到乾元二年（公元759年）漂泊西南以前的将近四年时间。这是杜甫一生中现实主义创作成就最辉煌的黄金时期。
这个时期的创作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杜甫从京都赴奉先期间的创作。天宝十四载十一月的某日半夜，诗人从长4 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放教育试点论文集
安启程，去奉先县探望家人。在此之前，安禄山企图发动叛乱的迹象就已经有所暴露，唐玄宗虽有觉察，却仍把国家和人民的安危置之度外，终日与杨贵妃及一班近臣在骊山（今陕西省临潼县）华清宫避寒享乐。骊山距长安六十里。杜甫途径骊山时，但闻山上歌乐不绝于耳，还可看到为达官贵人寻欢作乐而奔走的卫士穿梭来往。到了奉先家里，适逢幼儿冻饿而死，全家痛哭，一片凄惨。朝延的腐败、现实的险恶和多灾多难不能不引起诗人的深思。于是，他根据旅途所见所闻所感，写成了著名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这首诗，是安史之乱前夕社会面貌的真实写照，也是诗人十年长安生活的总结。它是杜甫忧国忧民的进步世界观已经确立的鲜明标志。诗人以向阳的葵藿自况，痛切地表白了对国家、朝廷的赤胆忠心，从自己苦难连绵的遭际，联想到广大人民群众的不幸，发出了“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感慨。他希望唐玄宗能成为尧舜，但骊山上的歌乐却只能使他作出相反的判断。“赐浴皆长缨，与宴非短褐。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一边是统治者的荒淫无度，一边是人民的饥寒冻馁。诗人把多年的生活体验和不合理的社会现实，概括为千古不朽的名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时候的杜甫，已经把立足点移到千百万不幸的人民中间，他身受的苦难与普通百姓一样多，一样惨，甚至更多更惨。更难能可贵的是，在“入门闻号咷，幼子饥已卒”的剧痛面前，他并不沉溺于对个人命运的痛苦悲哀之中，而是推己及人，把目光投向普天下劳苦大众，“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戌卒。”这首泣血迸泪的诗，表现了杜甫难以排遣的愁苦忿懑和内心矛盾，展现了诗人宽广博大的襟怀，闪耀着人道主义的思想光辉，而且鲜明地显示
了杜诗沉郁顿挫的艺术风格。
第二阶段，安史之乱暴发到乾元元年（公元758年）杜甫任左拾遗期间的创作。杜甫赴奉先探家一个月后，安禄山在范阳（今北京）发动兵变，挥师南下，势如破竹，唐王朝从此陷入了历时八年的连天烽火之中。这次*是盛唐以来逐步尖锐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酿成的社会危机的总暴发，是唐朝由盛而衰的划时代转变的界石。十二月，叛军横渡黄河，洛阳沦陷。翌年六月，长安失守，安禄山在洛阳自称大燕皇帝，唐玄宗携贵妃仓皇西逃。在战火弥漫、兵荒马乱中，杜甫挈妇将雏，合家由奉先经白水流亡到鄜州（今陕西鄜县）羌村。一路上，杂于难民之中，啼饥号寒，历尽数不清的艰难困苦。才安顿好家小，又听说唐肃宗已在灵武（今宁夏灵武县）即位，便立即只身奔赴国难，希望在朝廷危难之际，自己有所效力。不幸途中被安禄山的胡兵抓获，解往长安，在抑郁屈辱中过了八个月的俘虏生活。唐肃宗至德二年（公年757年），安禄山死，形势略有转机，肃宗迁凤翔县。杜甫伺机冒险逃出长安，“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述怀》），被任命的左拾遗。他决心尽忠职守，岂料又困疏救房琯一事，触犯了龙颜，被“放还”鄜州省家。不久，唐朝借回纥兵收复长安，肃宗还都，杜甫也随之回到长安。
被叛军羁留长安的八个月中，杜甫亲眼看到往日繁华的京都如今已成一片废墟，满目疮痍，街头胡人纵马呼啸，百性惨遭杀戮。在往返鄜州途中，诗人直面惨酷的现实，作为历史的见证者，写下了自己的见闻和感受。《春望》、《北征》等篇都是这一时期的杰作。
《春望》寓意于物，寄情于景，一物一景一片情。起笔“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杜 甫 “ 诗 史 ” 寻 踪 5 就如杜鹃啼血，鹤淚九天，把人们带进了战后肃杀凄凉的境界。“‘山河在’，明无余物；‘草木深’，明无人迹矣。”（司马光《温公诗话》）“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更令人肝胆欲裂，道出了胡蹄蹂躏下的长安人民盼望光复的心声。春花烂漫，春鸟啾啁，花香鸟语，本来应当使人悦愉，但如今却使诗人落泪伤心，痛彻肺腑。战乱，使诗人与别离的妻儿音讯不通，连一封寻常家信也千金难买。在国难家忧的煎熬下，他过早衰老了，头发花白、稀疏，连簪子也插不住。全诗“感时”与“恨别”紧密交织，以极其简洁极其概括的语言，勾画出那个动荡时代的流民图，抒发了诗人胸中的无限忧伤，含蓄蕴藉，感慨深沉。同时，在“山河在”、“草木深”等字里行间，我们仍可感受到隐藏在诗人心底的怒火，他没有消沉、绝望。
《北征》是杜诗中篇幅最长的纪行诗，既写时局乱离，又写骨肉情深，充满了诗人忧国忧民的情思和中兴国家的希望。诗的主题句就是“乾坤含疮痍，忧虞何时毕。”诗人离家日久，思亲之情是很强烈的，从《月夜》一诗可以看出。但一旦真要回乡，却又离不开局势艰难的朝廷。然而，皇帝不喜欢他，他还是走了。《北征》写的就是这次旅行。一路上，只见茫茫原野，渺无人烟。“夜深经战场，寒月照白骨”，多么阴森凄惨。他想起叛军攻打潼关时的情形：“潼关百万师，往者散何卒！”唐朝在潼关有守军百万，却一战即败，究其原因，就是主上昏庸，将帅无能。他希望今天的唐肃宗不要重蹈覆辙。诗人几经风风雨雨，终于回到家里，看到的是“妻子衣百结”，两个女儿“垢腻脚不袜”，衣裙“补绽才过膝”。家境令人心碎，但毕竟比山高水长、天各一方好些，他还是得到了安慰，感到一种难以言传的苦中之
乐：妻子为丈夫妆扮憔悴的容颜，小女儿娇痴地要扯父亲的胡须。这含泪的天伦乐趣，正从侧面衬托了离乱岁月中人民的苦难。最后，诗人对时局的好转寄托了希望，“祸转亡胡岁，势成擒胡月，胡命其能文，皇纲未宜绝。”朝廷向回纥借兵平叛，他表示赞同，受到鼓舞，所以以此自慰慰人。《北征》熔叙事、议论、写景、抒情于一炉，内容丰赡，视野广阔。为增强诗的表现力，还采用散文句法入诗，是一种创造性的尝试。诗人把振兴国家的希望寄托于唐肃宗是明显的历史局限，但仍不失代言了当时人民的愿望，具有历史的真实性。
第三阶段，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六月杜甫由左拾遗贬为华州司空参军至乾元二年（公年759年）冬入蜀以前这一时期的创作。这是杜甫一生现实主义创作成就最辉煌的时期，千古绝唱“三吏”“三别”的诞生，标志着诗人创作的最高成就。
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年底，杜甫从被贬以后的华州任上去东都洛阳看望旧居，翌年春返回华州。在此之前，安禄山之死曾使平叛局势有所好转，但到乾元二年春又趋恶化，郭子仪等九节度使邺城兵败，“战马万匹惟存三千，甲仗十万遗弃殆尽。东京市民驚骇，散奔山谷。”（《资治通鉴》）唐统治者不得不紧急补充兵力，派出吏役到处抓人，连儿童、老妇都不能幸免。脍炙人口的《新安吏》、《新安吏》、《潼关吏》、《石豪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记叙的就是诗人往返于华州、洛阳途中目睹的兵役之苦，世称“三吏”、“三别”。
安禄山、史思明率胡乱唐，是带有民族矛盾性质的战争，平叛是正义的民族自卫战争。在这一重大的社会*中，杜甫始终站在国家、民族的立场上，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同时，6 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放教育试点论文集
安史之乱加剧了唐统治者兵役的残酷性，疯狂地拉夫征兵必然激化国内的阶级矛盾。因此，人民诗人杜甫，一方面热切希望广大人民自觉地走上前线，勇敢杀敌；另一方面，又愤怒地谴责、揭露统治者惨无人道的兵役带给人民的痛苦，对受害的广大人民表示了深切的同情。
《新安吏》是诗人经新安县时所作，当时，郭子仪邺城兵败，县吏加紧征兵，成年男子早已征完，便强征未成年的“中男”。“肥男有母送，瘦男独伶俜。”“送行勿泣血，仆射如父兄。”杜甫以慈母般的心肠，哀怜不幸的少年，又忍痛给他们安慰和鼓励。
诗人痛恨战争、同情人民而又希望人民投入战争的矛盾、痛苦心情，在《石豪吏》中表达得更深刻。在石豪村，诗人投宿的人家已有两个壮男为国牺牲，官吏对这样不幸的家庭却没有丝毫的同情，还要趁着黑夜来抓人。老翁逾墙逃走了，只好由老妪出来哭诉哀告。“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这既是写实，又饱含着诗人强烈的爱憎。人们也许会猜度老妪在绝望中势必与吏役拼个你死我活，但，这不是杜甫的愿望。她控诉了统治者的罪恶之后，还是表示：“老妇力虽衰，请从吏夜归。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这并非老妪的怯懦，而是爱国的理智战胜了个人感情的结果，显然含有作者的理想。第二天，“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老妪果然从军了，悲天悯人的杜甫对孤苦的老翁怎能说得清心中百感交集的复杂心情呢！
“三吏”“三别”中最感人肺腑的是《新婚别》。这首诗通过一个深明大义的新婚女子的形象，表现了人民更加自觉、更加主动的爱国主义精神。新婚之夜，夫妻恩爱，她该有多少幸福的憧憬！然而，灾难就在这时降
临，丈夫马上要被征发到河阳作战。新婚之夜竟是生离死别之时，新妇内心的苦和怨可想而知。但她既不是痛斥官吏的冷酷残忍，也不是呼天抢地痛不欲生，而是说：“结发为君妻，席不暖君床。暮婚晨告别，无乃太匆忙！”“君今往死地，沉痛迫中肠。”她强饮人生的苦杯，不怨天，不尤人，只责备自己没有给丈夫更多的温暖。因为她深深地懂得，丈夫参加保卫祖国的战争，义不容辞。于是，她时而想跟随丈夫上前线，时而又觉得这样做会给军队带来许多麻烦，反而有害；左右为难，心如刀绞。她留恋丈夫，她应当享受新婚的幸福，然而，祖国却在她心中占有更崇高的地位。经过激烈的内心斗争，她还是勉励丈夫“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并表示，生活虽然不能如人所愿，对丈夫的爱永远坚贞不渝，地久天长。这位新娘是诗人心目中理想化了的臣民，是他着力塑造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形象。通过这个血肉丰满的艺术典型，使全诗的爱国主义主题放射出夺目的光辉，从而人民遭受的兵役之苦也被衬托得愈加鲜明了。诗人记叙的决不仅仅是一对恩爱夫妻的生离死别，而一个时代的灾难和痛苦。
四、总结时期，即乾元二年（公元759年）腊月杜甫开始漂泊西南到病逝湘水舟中的约十一年时间。
杜甫弃官辗转到了成都之后，在西郊浣花溪畔筑草堂一寓，聊以安身，过着清苦的生活，常常饥不得食，寒不得衣；有时甚至是“痴儿不知父子礼，叫怒索饭啼门东。”无情的生活，迫使他发出了“三年奔走空皮骨，信有人间行路难”的慨叹。广德二年（公元764年），好友严武以成都节度使重镇蜀中，表奏杜甫为节
杜 甫 “ 诗 史 ” 寻 踪 7 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工部”之称即缘起于此。第二年严武去世，诗人无所依傍，遂买舟漂泊四川、湖北、湖南各地。大历五年（公元770年）冬，贫病交迫，逝于舟中，唐代最伟大的一位诗人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这一时期，杜甫的创作有诗千余首，从总体上看，感情更为深挚，格调更为苍凉，形式更为多样。古风、律诗、绝句，叙事、抒情、议论，五言、七言、杂言，无所不能，无所不精。诚如明朝王应麟所论：“盛唐一味秀丽，杜则精粗、巨细、巧拙、新陈、险易、浅深、浓淡、肥瘦，靡不毕备。”（《诗蔽》）对七律诗的发展尤其有卓著的贡献。从前，七律都用于歌功颂德或倡和应酬，杜甫进行了新的开拓，用来表现国家兴衰，民生疾苦，为七律诗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新天地。《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又呈吴郎》、《登高》、《秋兴》等诗，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
杜甫安居草堂后，第二年深秋的一天，一场狂风暴雨摧毁了他千辛万苦经营起来的茅房，屋漏床湿，无法容身。南村的一群穷孩子却欺负他年老无力，抢走了被风吹落的茅草。诗人“唇焦口燥呼不得”，只能“归来倚杖自叹息”，叹息自己灾难频仍、流离失所的遭际，也叹息因饥寒贫穷而对诗人施行非礼的群童。
*的时局把杜甫推到了生活的底层，使他真真切切地成了人民的知音。诗人在落魄潦倒中，仍是“位卑未敢忘忧国”，时时刻刻以社会和天下苍生为怀。《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末尾写道：“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现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他渴望能有千万间广厦，使天下颠沛流离的人都能安居乐业，不受冻馁，而自己却可以置之度外。在这里，我们分明地看到了诗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品质，兼济天下的政治理想，以及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
杜甫的另一首诗《又呈吴郎》，也同样体现了诗人这种高尚的思相想情操。他离开草堂后，曾把草堂借给亲戚吴某居住，邻居一位孤苦的老妇在枣子成熟的时候，常到草堂边来打枣。吴某因此给枣树围上篱笆。杜甫得知后，即作诗规劝：“不为穷困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他希望吴某能谅解和关心那位贫苦的老妇，不要使她担惊受吓。
杜甫流寓夔州期间，写了许多歌颂山川和遣兴抒怀的诗歌，以七律《登高》为著名，被誉为“古今七律第一”（明胡应麟《诗薮》）。该诗写于唐代宗大历二年（公元767年）秋，诗人因登高有感而作。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亭浊酒怀。
这是一首拔山扛鼎式的悲歌，写眼前之景，雄浑苍莽、气象深远；抒胸中之情，渗透着勃郁之气；语言深沉凝炼，声韵铿锵，对仗工整，很见艺术功力。前四句写景，风急云飞，叶落猿啼，长江气势磅礴，一泻千里，极言江天的辽阔而苍凉。其实这已经不是纯粹的自然之景，而是诗人的情中之景。与悲秋的宋玉不同，杜甫悲而不哀。后四句述怀，抒发被秋景撩拨而生发的无穷感慨，也就是身世之悲，字字句句，无不具有丰富的内涵。宋人罗大经说：“‘万里’，地之远也；‘秋’，时之惨凄也；‘作客’，羁旅也；‘常作客’，久旅也；‘百年’，暮齿也，‘多病’，衰疾也；‘台’，高迥处也；‘独登台’，无亲朋也。十四字之间含八意，8 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放教育试点论文集
而对偶又精确。”（《鹤林玉露》乙编）明胡应麟进一步分析这首诗说：“一篇之中，句句皆律，一句之中，字字皆律，而实一意贯穿，一气呵成。”（《诗薮》）诚然如此。诗人万千思绪，满腹愁肠，在诗中层层托出，表达得淋漓尽致。杜甫自称“晚节渐于诗律细”（《遣闷戏呈路十几曹长》），《登高》一诗，格律、对仗、遣词、造句、写景、抒情，一切方面的成就，表明杜甫这时期的七律技巧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堪称前无古人。由于深重的积郁使得身心劳瘁的杜甫实在难以承受，所以本诗的情绪显得过于低沉。这不是杜甫晚年诗作的主要方面。诗人在绝笔诗《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中还念念不忘“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悲愤而不沉沦。
国家不幸诗人幸。杜甫同不幸的时代一起历尽离乱，饱尝忧患。时代的灾难造就了伟大的、现实主义的人民诗人杜甫，忧国忧民成了杜诗最重要的主题；沉郁顿挫构成了杜诗最基本的风格。诚如叶燮《原诗》所论：“杜甫之诗，随举其一篇与一句，无处不可见其忧君爱
国，悯时伤乱„„”杜甫的全部创作，既是诗人自己伟大人格的写照，更是展现那个时代风貌的无比珍贵的历史画卷。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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