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之超：理论工作务虚会由刀豆文库小编整理，希望给你工作、学习、生活带来方便，猜你可能喜欢“工作务虚会发言材料”。
理论工作务虚会（1979年）
卢之超
《海边忆往——围绕中南海的回忆与思考》第二章
长沙开会回来，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已经结束。不久就接到通知，准备参加中央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当时我的单位是国务院财贸小组，可能是由邓力群提名。我在大学学的是哲学，因为在系里担任社会工作比较多，和连续跳级、没有毕业便参加了工作，所以学的知识不太系统也不够正规。所幸对马列和毛泽东的著作还读了不少，特别是一些基本原理的书读得比较仔细扎实，后来在《红旗》杂志当编辑，又参与不少政治理论方面的活动和斗争，参加写作和修改理论文章，因此对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和现实政治，都比较熟悉，而且有比较严格的理论和写作的训练。但是在《红旗》内部的工作很忙，按规矩很少参加外面的理论活动和向其他报刊写稿，因此和理论界联系较少，也不大为人所知，似乎我是刚加入理论界的新手。其实和同时期年龄差不多的理论工作者相比，各有长处和特点。例如大学和研究机构的人比较专门，我则比较广博，他们侧重学术，我则侧重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参加理论工作务虚会，对我来说，是一种“走出去”。一是发展了与理论界的联系；二是从中看出理论界各种观点同现实政治特别是同上层政治斗争的关系。
关于这个务虚会的情况，因为当时发的简报非常多而且非常详细，后来详细的回忆或叙述很多，有的甚至出了专门的书。有人还往往把这种回忆作为一种炫耀，我则根本没有这个兴趣。所以这里不准备多讲那些简报上已有的人所共知的东西，着重回忆一些个人的观察和感受。
一、我在会前的思想状况
前面说到的一些事，包括写真理的实践标准的文章和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参加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文章的起草和财贸大会的准备工作，关于农村情况的调查，参加关于新生资产阶级问题的讨论会，说明我是一个愿意理论思考和热心于思想解放、拨乱反正的积极分子。那时，除了本职工作，还积极考虑一些理论问题的“拨乱反正”。
关于“基本路线”的形成和我一同去过干校的张德成当时在《人民日报》理论部编《理论宣传动态》，他让我写点东西，我就写了几篇文章。有一篇是我亲历的关于“基本路线”的形成。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为了纪念《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10周年，《红旗》杂志要发表一篇文章，可是我们具体写作的一直弄不出来，还有两三天就要交稿了，大家很着急。王力这个人真是个才子，他说你们赶快把稿子拿来，送去后他说不行，于是自己花了一个晚上的时间，就搞了一篇社论出来，第二天一看还相当不错。其中，他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来谈毛主席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把毛主席1962年分别在北戴河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讲的两段话一拼，意思上也没有太大的歪曲，就凑成了非常有名的一段话：“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这段话在社论里被排成黑体，后来不断被引用，就成了毛主席提出的“基本路线”了，到1969年4月“九大”召开时，又在“存在”前加上“始终”两个字，写进了党章。我写这个动态，是揭露王力的，当然是认为阶级斗争天天讲不对，想否定这个“基本路线”。关于这个问题，是务虚会讨论中的一个热点，在会议所发的材料中，有一篇重要文章是胡乔木在中宣部和社会科学院的报告，是讲党的“基本路线”的，他说怎么能讲“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呢？如果这样的话，就永远消灭不了阶级，永远到不了共产主义阶段，他抓住了其中的逻辑矛盾，并且采取提问题的方式，把这个“基本路线”实际上否定了。我不知道他是否看到过我在《理论宣传动态》上写的那篇东西。当时他能够对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路线”提出疑问，并不是容易的事，这成为影响会议指导思想的一个很重要的材料。
以上情况可以看出我在理论务虚会前的思想状况和倾向，那就是对当时的经济、政治状况很不满意，对毛主席在“*”中的一些做法有怀疑。比如，在**纪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怎么就成了反革命了？邓小平搞整顿怎么就成了走资派了？为什么要纵容“四人帮”这一类人，打击那么多好人？还有，对于思想理论方面的压制也不满意，对于一些理论问题也觉得不妥。为什么有人提出或赞同“合二而一”就不对，后来竟然被打成了反革命？说民主是手段，不是目的，是不是太绝对了？我就感觉毛主席这些比较极端的看法不一定正确。特别是在阶级斗争这个问题上，从反右派、反右倾到“*”，一直过分强调阶级斗争，打击面太大。在经济建设上也有不少错误，造成严重困难。不过，很多这样那样的看法当时都是在私下议论的，不敢在公开场合发表。所以在参加理论务虚会前，我意识到会议的讨论可能要涉及毛主席，会不会、敢不敢触及这些敏感和尖锐的问题，将是一个焦点。
二、会议开始，会上的情况
胡耀邦的引言和矛盾的焦点
大会开始时，胡耀邦发表了《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言》，我印象比较深的，一是彭德怀夫人告诉他，1965年，毛主席指示彭德怀到“三线”工作，请彭吃饭，谈到发生在庐山的那场争论，毛主席讲，“你要向前看，你的问题由历史做结论吧，也许真理是在你这一边。”这是毛主席在冷静下来之后说的话；二是“九大”召开前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主席说怎么就这么一点人啊，中央委员还不到半数，所以就临时把胡耀邦等人解放了，拉了进去。毛主席还说“文化大革命”这一段将来是历史上的一个小插曲。胡耀邦讲这么两个故事，我当时就想他大概是从理解毛主席心情的角度试图否定毛主席的一些东西，他的说法比较艺术，是从赞赏毛主席的自我批评精神提出的。还有就是关于民主个人主义的问题，民主个人主义是毛主席在解放初期批判过的一个观点，用现在的说法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胡耀邦这个时候也是处于矛盾状态，一方面是要解放思想，对一些问题敢于提出疑问，试图讲毛主席的一些错误，否定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做法；另一方面是反对全盘否定毛主席，怕引起混乱。
那时社会上也处在思想比较解放也比较混乱的状态。具体表现就是西单墙，我也偶尔去西单看过大小字报。邓小平因为要冲破“四人帮”那一套，开始是支持西单墙的，现场的大喇叭还播放过他在大会堂会见外国人的有关讲话。但后来变了，你解放思想解放到反对我的程度，肯定要打你一巴掌，这是很简单的道理。西单墙的这种情况和变化，在务虚会上也有反映，甚至可以说是有相互作用的，后来听说王若水就与在西单墙活动的人有联系。
会议开始后，发现许多原先私下议论、怀疑敢不敢提出的问题都被提出来了，比较激进的人和观点都出现了。有一种明显的主导倾向，就是批“*”、批毛的错误，批所谓“凡是派”的几个头面人物维护个人迷信、设立禁区、阻挠深入揭批“四人帮”的言行等，发言主体则是一些曾经被打倒的干部和被批判的知识分子。一开始就是在关于真理标准讨论的问题上，揭发、追问、批判阻止这个讨论的李鑫、吴冷西、胡绳、熊复等人和汪东兴。首先有胡绩伟代表杨西光、曾涛、华楠、王惠德、于光远的联合发言，对斗争过程和实质进行系统的揭露和批判。然后就有许多人跟着揭发批判，一下子就摆出了对立的阵营，一方揭发、追问，另一方交代、说明、辩解。非常热闹，占去了很多时间。实际上这里没有多少理论色彩，主要是政治斗争，一方要全盘维护毛泽东和“*”，包括其错误方面，一方要打开突破口，全盘否定“*”，包括毛的有关做法，实际上反映了上层即邓小平和华国锋等人的矛盾。当然前者是占优势的进攻势态，后者则节节败退。除了这个主题外，各组、各人都提出要解放思想、冲破“凡是”框框的各种问题，并且表明自己的看法。从当时比较具体的问题如批邓、**事件的平反和评价、一些冤假错案的过程和是非等，到一些理论政策的提出过程和是非，如“基本路线”、对知识分子的“两个估计”等，再到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如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等，以至在总结经验和批判“个人迷信”的题目下，讨论建国以来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是非得失和党的路线的对错，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分析评价，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认识等。这些发言和讨论的特点是各说各的，较少正面交锋和争论，也没有人评判其是非，所有发言经过本人认可就印发简报，不要审查，气氛比较平和，也很自由（这是我和当时多数人的感觉，实际上只是一个方面的自由，对于坚持“凡是”的意见，包括一些部门、单位比较保守的意见，往往群起而攻之，存在着压力）；同时也暴露出知识分子狂妄自大和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倾向。许多问题提出时口气很大，但没有有理有据的论证，自认为可以臧否和评判一切，甚至好像在比赛谁胆大谁的思想就最解放，有不少超出了理论和政治是非的原则界限。在当时那种环境和氛围里，许多人包括我自己都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这样就越放越开，越来越没有限制，越来越乱。会议开到后来，胡耀邦好像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不时批一些社会上有人请愿、闹事等材料，提醒大家，意在要大家注意，实际也没有起什么作用，后来还是控制不住了，于是有了由胡乔木帮助起草的邓小平关于“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才算收场。
我在第三组，组长是周扬，副组长有王惠德、邢贲思等，都是“解放思想”的积极分子。吴江、阮铭、胡绩伟、王若水等在别的组很活跃，张显扬、王贵秀则在于光远安排下写“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一理论的形成过程，也是积极分子，此外还有于浩成、李洪林、严家其等。他们中间许多人后来都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头面人物。在这些人当中，我了解吴江、阮铭等少数人的为人和以前的底细，因而敬而远之；和其他多数人思想比较合拍，比较谈得来。
我和郭罗基住在一间房子里，很说得来，他常常回到北大和到海淀区演讲，并且同那里的领导发生冲突，然后带些消息回来，很有造反派的味道。会议结束后，我曾写过一篇关于张志新的文章《冷静下来的思索》，被胡绩伟拿去登在《人民日报》上。这个问题对我来说是有亲身体会的，只是对陈伯达有意见就被打成反革命，而且被“专政”了一段时间。党纪国法在哪里？共产党的最高纪律处分就是开除党籍，怎么跟领导意见不一致就成了反革命呢？“*”中间许多事情真是在践踏党纪国法！我是从这个角度写的。郭罗基也写过一篇叫《谁之罪》的文章，他则是要把罪过归到共产党和毛泽东头上。后来我才知道，郭罗基和阮铭一样，“*”中是有名的造反派。
这是会议上的第一种人，即反对两个“凡是”，积极支持邓小平、胡耀邦的“解放派”。其实其成分和出发点很不相同，共同点只是思想都非常解放。果然后来没有多久就发生了分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