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言文学论文《浅析陶渊明人生态度的现代意义》_现代汉语言文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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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析陶淵明人生態度的現代意義

摘要:陶淵明“任情適意”及“自然天放”的人生態度以一種不忮不求,聽任自然的態度,投身於宇宙萬物迂流變化,決不刻意追求什麼,也不躲避什麼,而是坦然受之。陶淵明以這種人生態度找到了他人生的歸依,而這種人生態度在現今社會是否適用呢?我們不能亦步亦趨地模仿陶淵明,而是要在現今社會環境的大背景下實現對超我境界的一種突破,以便更好的適應時代的需要。

關鍵字:陶淵明;人生態度;任情適意;自然天放

現代人生活緊張、忙碌,為了家庭和事業心力交瘁。競爭的壓力,身心疲憊。生活的單調,情感的孤獨,單拈出哪一條不足以使人異化?於是,人們在享受現代科技文明的同時,渴望回到富於悠閒、富於悠然詩意的往古,對陶淵明古典田園式的詩酒人生心摹手追。可是,時光不能倒轉,回歸田園也不值得提倡。對於現代人而言,最大的問題,不是亦步亦趨地模仿陶淵明,而是要辨證地看待其任情適意和自然天放的人生態度。下麵就從陶淵明人生態度的表現及其人生態度的內涵探析兩方面對其人生態度的現代意義進行辨析。

一、陶淵明人生態度的表現--田園生活任自然

陶淵明生在中國歷史上充滿了戰亂、黑暗、災荒的時代。當時的東晉不但北方完全淪陷在異族手裏,南方也有許多戰亂。開始的蘇峻叛亂,後來有桓玄叛亂,再後來又有劉裕的叛亂,此外還有浙江海邊的孫恩起義等等。陶淵明不僅親身經歷了這些叛亂,而且他眼見那些人可以不擇手段地用極殘忍的手段殺死了許多人。東晉的兩個皇帝都是被毒

害死的。更讓人不可思議的是,這兩位篡位的人,一是桓玄,一個是劉裕,陶淵明都曾在他們手下工作過。可見他生活在一個十分複雜的政治環境之中。

陶淵明在柴桑的農村裏度過少年時代。“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歸園田居》其一)“少年罕人事,遊好在六經。”(《飲酒》其十六)便是那時生活的寫照。辭彭澤令,是陶淵明一生前後兩期的分界線。此前,他不斷在官僚與隱士這兩種社會角色中做選擇。歸隱時想出仕,出仕時想歸隱,內心很矛盾。此後,他堅定了歸隱的決心,一直過著隱居躬耕的生活。他在辭官時所作的《歸去來兮辭》中說出了其深刻的原因:“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遊。世與我而相違,複駕言兮焉求!”陶淵明徹底覺悟到世俗與自己崇尚自由的本性是相違背。他不能改變本性適應世俗,再加上對政局的失望,於是他堅決辭官歸隱了。崇尚自然是陶淵明對人生的更深刻的哲學思考。“自然”一詞是老莊哲學特有的範疇。老莊所謂“自然”不同於近代人與人類社會相對而言的客觀物質性的“自然界”,它是一種狀態,非人為的。本來如此的,自然而然的。世間萬物皆按其本來面目而存在,依其自身固有的規律而變化,無需任何外在的條件和力量,人應順應自然的狀態和變化,抱樸而含真。魏晉人的“自然”內涵實賅四義①,第一義:自然之道。第二義:自然之田園山水。第三義:人之自然。第四義:藝術風格之自然。人之自然情況較複雜。又包括了氣質性情之自然(如嵇康等人重視自然性情之舒展),才氣之自然揮灑(如謝靈運逞才恃智不遺餘力)。本能欲望之自然(如石崇等人的放縱食色,毫不節制)。

陶淵明對魏晉“自然”的基本四義,有繼承也有超越:

梁啟超《陶淵明之文藝及其品格》一文寫:“陶淵明何以有如此高尚的品格和文藝?一定有他整個的人生觀在背後。他的人生觀是什麼呢?可以用兩個字概括他:自然”②陶詩《五月且作和戴主簿》曰:“既來孰不去?人理故有終。居常待其盡,曲肱豈傷沖。迂化或夷險,肆志無窳隆。”表現了其順宇宙規律的人生哲學,這是自然之和一義。即自然之道義;《歸園田居》其一曰:“久在樊籠裏,複得返自然。”表達了對田園的渴望,既有第一義,但主要是第二義;《歸去來兮辭》序中自述“質性自然,非矯勵所得”,指性情,氣質之自然;此指自然之第四義。宋人黃徹雲:“淵明所以不可及者,蓋無心於非眷,巧拙之間也。”(《碧溪詩話》卷五)③他的詩不追求強烈的刺激,沒有濃重的色彩,沒有曲折的結構,純是自然流露,一片神行,因其人格清高超逸,生活體驗真切深刻,所以具有較強感染力。即藝術風格之自然。

由此,對陶淵明“自然天方”的人生態度可做這樣的理解:返歸和保持自己本來的,未經世俗異化的、天真的性情。依其自身固有的規律而變化、抱樸而含真。

《現代漢語詞典》中“任情”一詞解釋為:“①盡情;②任性;放縱情感。”“適意”一詞解釋為:“舒適”。④陶淵明所做的,是維護個性的淳真,不委曲自己的本真。對此徐公持先生說:“陶淵明更多從自身性情出發,認為人之本性應得到舒展散發,而不應加以羈靡束縛。由此可稱之為性情之自然或曰精神之自然。”⑤陶淵明的一生是

不斷在官僚與隱士這兩種社會角色中做選擇的。隱居時想出仕,出仕時想隱居。心情很矛盾,最終決定歸隱。這是由“且欣然而歸止”,“不委曲而累己”;(《感士不遇賦》);“寓形宇內複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歸去來兮辭》)的人生態度所決定的他不想委曲自己的本真,他也是這樣做的。陶淵明絲毫不委曲人性:饑來乞食;(《乞食》)詩曰:“譏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裏,扣門拙言辭。”因來即眠;(蕭統《陶淵明傳》)曰:“淵明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卿可去。’”瀟灑飲酒;“延之臨去,留二萬錢與淵明;淵明悉遣送酒家,稍就取酒”(蕭統《陶淵明傳》)。躬耕言利;(《癸卯歲始懷春懷古田舍》其二)曰:“先師有遺訓,憂道不憂貧。瞻望邈難逮,轉欲志長勤。”(《庚戍歲九月中於西田獲早稻》)曰:“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營,而以求自安?”純是天真性情的詩意揮灑。這正是陶淵明對“性情適意”的最好詮釋:不委曲自己的本真,及時行樂,享受適合自己的舒適生活。

陶淵明在田園生活中著重發掘個性生存價值,努力揭示生活中的詩意,以悠然、恬淡情懷看待人生,去留無意,順應自然。和諧地處理了物我關係,個性與群體的關係,成功地止泊,找到了其人生的歸依。

二、陶淵明人生態度根源探析

(一)新生門戶婉曲心

正如史學家揭示,六朝社會最大的特點就是世族與門第。門第一

經形成,便有了門第與世族觀念。世族人士極力維持門第的純潔與發展,國家觀念漸次淡出,便出現“士大夫止知有家,不知有國”。“求忠臣必孝子之門,竟成虛言”⑥的反常歷史現象。門第觀念甚嚴,士庶之別,涇渭分明,不得逾越。陶淵明曾祖父陶侃出生於一個無門可依的酷貧家庭,但經過他個人不懈的努力,建立了不朽的軍功,成為東晉開國元勳,官至大司馬,封為長沙郡公。其祖父陶茂做過武昌太守,父親陶逸做過安城太守。仕宦已曆三世,如按照三世為官便成為世族的傳統,陶氏確實已不能被視為寒門了,但陶侃政治地位雖高,但因家族積澱尚淺,世族人物尚記其早期起家的尷尬經歷,並不以同類視之。而陶淵明是庶出,非嫡傳,在時人眼裏,地位更降一等。這樣,門第就不足以成為其傲世的資本,反倒鬱結於心,變成難言的隱痛。

六朝時代,受大環境影響,士人將光耀門庭視為家族目標,同時受儒家傳統觀念的驅使,士人又多以建功立業為實現個體不朽的捷徑。而陶淵明正是把二者緊密的結合起來。這些在其早期作品中有所體現。《停雲》詩語:“八表同昏,平路伊阻”、“八表同昏,平陸成江”,暗寓著詩人懷世難的憂心,以及功業難成的感慨。《時運》詩曰:“邁邁時運,穆穆良朝。襲我春服,薄言東郊。山滌餘靄,宇曖微宵。有風自南,翼彼新苗”。“洋洋平津,乃漱乃濯。邈邈遐景,載欣載矚。人亦有言,稱心易足。揮茲一觴,陶然自樂。”詩句化用儒家“曾點氣象”之典,表達了對儒家精神境界的企羨。《榮木》詩更直接傳達了對儒家自強不息的功業追求的嚮往,詩第四章曰:“先師遺訓,餘

豈之墜?四十無聞,斯不足畏。脂我名車,策我名驥。千裏雖遙,孰敢不至。”“四十無聞,斯不足畏。”典出《論語·子罕》,意謂四十五十無善聞,則其人進境有限可知。陶淵明則反用其意,通過“四十無聞,斯不足畏。脂我名車,策我名驥。千裏雖遙,孰敢不至。”等句。可見其內心鬱勃著昂揚的進取意志。

但十三年的官場生涯中,經歷了無數“忍看朋輩成新鬼”的血腥屠殺,對此焉能無動於衷?缺少生命的保障和精神的依傍,何談理想和抱負?在出仕和歸隱之間,他選擇了後者,正如葉佳瑩所說的:“如以淵明之志意而言,則用世乃其本心,歸田才是不得已。然而如以淵明之質性而言,則歸田方能保全其自然與真淳,而出仕則不免於有‘違己交病’之患。所以淵明的歸田,既非為了在‘大偽斯興’的此一人世,保全其一份質性自然的‘真我’”⑦一針見血地點出了陶淵明人生取捨的依據,簡言之,就是為了保全自然質性。

托身得所不違心

魏晉玄學的形成和老莊思想有明顯的關係,東晉以後又吸取了佛學的成分,步入新的階段。這是一種思辯的哲學;對宇宙、人生和人的思維都進行了純哲學的思考。它和兩漢的神學目的論,讖緯宿命論相比,是一個很大的進步。魏晉玄學提供了一種新的解釋經籍的方式,對於打破漢代繁瑣經學的統治也起了積極的作用。從兩漢經學到魏晉玄學,是中國思想史上一大轉折。

先的社會思想改變著士大夫的人生追求、生活習尚和價值觀念。儒家的道德教條和禮儀規範已失去原有的約束力,一種符合人類本性的,返歸自然的生活,成為新的追求目標。身外的功業榮名急然受到懷疑,便轉而肯定自身的人格。身後的一切既然那麼渺茫,便抓緊即時的人生滿足。

基於社會思潮的影響,陶淵明的思想裏邊有儒家的、道家的、佛家的三種思想精華的結合。比如其《飲酒》第十六首詩中兩句:“少年罕人事,遊好在六經。”他說:“少年罕人事。”“罕”就是稀少的意思。那是沒有繁雜的、亂七八糟的事情來打擾我,我可以專心念書。他念的“六經”就是儒家的經典。即《詩》、《書》、《禮》、《易》、《樂》、《春秋》。由此可以看書陶淵明確實受了儒家思想的影響。

同時他也受道家的思想,他的詩裏曾有這樣的詩句:“久在樊籠裏,複得返自然。”(《歸園田居》之一)在其《歸去來兮辭》中,也表現了他愛好自然的這種天然本性和思想情趣,而這些都是道家的思想。道家認為,人世之間不應有限制,不應有約束,應返樸歸真,順應自然。可見陶淵明的思想中也包含著濃厚的道家思想。

此外,他還受到佛家思想的影響。他的《歸園田居》之四裏有過這樣的句子:“人生似幻化,終當歸空無。”他說人生就好像是一個幻影一樣,佛經上說的“如夢如幻”,就是說世間萬象如同夢幻一樣,就是虛無的、空幻的,轉眼就消失不見了。“終當空無”是說最終結果都是空無,“”所謂四大皆空。

雖然他有儒家的思想,有道家的思想,也有佛家的思想。但無

論那種思想影響了陶淵明,他都會立刻與他自己的思想結合起來,他內心中有一種自然的定力與持守。既不委屈自己的本真,也不違背自然規律。在那種黑暗、渾濁、充滿戰亂、痛苦的時代裏沒有迷亂,沒有失落自己。將自己的個人思想同社會思潮有機的結合起來,形成了自己“自然天放”,“任情適宜”的人生態度。

現代意義辨析

陶淵明以其隱士的高潔,以一種自然的定力與持守,堅守自己不隨波逐流。不被引誘,不被轉移,在那種黑暗、渾濁、充滿戰亂、痛苦的時代裏沒有迷亂,沒有失落自己。成為中國歷史舞臺上的耀眼明星,甚至成為人倫風範。但在現今社會裏,這也需要辨證的看。

與陶淵明生活著的充滿黑暗、渾濁、痛苦的時代相比,當代社會沒有戰亂、政局穩定、人民安居樂業、其樂融融。但政治權利與市場競爭無限擴張,使人的詩意生存受到了挑戰和擠壓。現代人生活緊張、忙碌、為了家庭和事業,心力交瘁。競爭的壓力,身心的疲憊等,這些都讓我們感覺到現今社會的人們活著是為了生存而非生活。

據相關資料說,中國留學生70%以上去外國學習電腦,而一位外國人的孩子剛上大學,一位華人問他,你是學什麼專業的?他說:“宗教”。有人就此分析:中國人是為生存而活著。他們按照自己的愛好去學習、生活。

應該說,在就業的壓力下,中國人,尤其是中國學生都想佔據生活的制高點,以圖將來有所發展,但是,就當下中國人的生活狀況

而言,說我們只是生存而非生活,也有悖實情了,隨著物質生活的日益豐盈,不少人已經能夠優雅的生活了!至少不需要像陶淵明一般“饑來趨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裏,扣門拙言辭。”(《乞食》)為自己的溫飽而“拙言辭”了吧!

生活和生存僅一字之差,卻表現出不同的人生態度。其實古人早就追求這種優雅的生活了,這種生活講求個人價值的自我實現。陶淵明正是以他“自然天放”,“任情適宜”的人生態度達到了“自我實現”境界的一位詩人,蘇軾說他:“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為嫌;欲隱則隱,不以隱之為高。”他的一切選擇都取決於自己的個性,決不違逆個性適應外在的東西。相比較之下,今天的我們是否麻木了一些呢?我們為了收入、住房、家庭、職稱等等的一切,注入了大量的心血,惟獨沒有為我們自己的夢想而著想過。以至於當一切都擁有時,自己的內心卻一片貧瘠!由此,陶淵明“自然天放”,“任情適宜”的人生態度給我們指明了方向。努力發掘生活中的詩意,以憂然、恬淡的情懷看待人生,去留無意,順應自然,和諧的處理物我關係,尋求一種詩意的人生。

但詩意的人生,首先應該是人性化的,而所謂“人性化”,應當是順從人性自然,既不能壓制也不能放縱,“過”與“不及”都違反自然常態。但由於時代背景、社會思潮、個人思想及個人價值取向的不同,並不是所有人都能像陶淵明那樣既能超越儒家的“不及”,也能超越魏晉玄學的“過”。因此,對“自然”的內涵理解的並不像陶淵明那般成功,隨著現代科學技術使人改造自然的能力大大增強,自

然成為人類可以隨意玩於掌股的玩意。殊不知,自然在悄悄的報復人類的無度索取,環境變暖、城市沙暴與海水赤潮……這一切如果任其蔓延下去,人類早晚有一天會被自然吞噬。而這一切都是對欲望掌握“過”的結果,雖有“從天而頌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但還是要有一個“度”的問題。

總之,隨著時代的變化,社會思潮的變化,當代人對陶淵明“自然放”,“任情適宜”的人生態度的取捨要放入到現今社會的大背景下,辨證的取捨,而不是亦步亦趨地模仿他,這樣才能更好地適應時代的需求。注釋:

①轉引白振奎《陶淵明謝靈運詩歌比較研究》.上海辭書書版社.2006年12版.第39頁

②梁啟超.《陶淵明文藝之品格》其六.商務印書館.1923年排印本 ③《陶淵明詩箋證稿》附錄二《陶淵明及其詩》.臺北藝文印書館.1975版.546頁

④《現代漢語詞典》.商務印書館.2002年增補版.1067、1157頁 ⑤徐公持.《魏晉文學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587頁 ⑥餘嘉錫.《世說新語箋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版.46頁 ⑦葉嘉瑩.《迦陵論詩叢稿》.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150、151頁 參考文獻:

[1]白振奎.《陶淵明謝靈運詩歌比較研究》.上海辭書書版社.2006版

[2]葉嘉瑩.《迦陵論詩叢稿》.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版

[3]徐公持.《魏晉文學史》.人民出版社.1999版 [4]餘敦康.《魏晉文學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版 [5]袁行霈.《陶淵明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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