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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工潮”到“民工荒 等系列文章
点击:1117 发布日期：2004-9-9 22:32:13 联系信箱： mail@qzyz.com content：
“民工潮”到“民工荒”，说明了什么
●记者 项开来（新华网 20040906）
自１９８９年第一次民工潮的出现，２０多年来，民工潮已成为中国社会一种常态的经济现象和社会现象，民工潮折射出中国数量庞大的农民群体的社会流动轨迹，折射出传统的农业大国向工业化迈进的历程。但从２００３年起，一种被媒体称之为民工荒的现象却开始在东南沿海部分地区开始出现，进入２００４年，民工荒现象进一步蔓延，福建、广东、浙江等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企业同叫缺工。更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进入下半年，在一些一贯是农民工输出地的内陆省份，也不同程度出现了民工荒，江西、湖南等地都出现了企业招工难的现象。由民工潮而民工荒，在这一重大变化的背后，究竟是什么力量在发挥作用，这一转变说明了什么？
无论是民工潮还是民工荒，都是劳动力资源的社会流动，这种流动的背后，既有经济规律在起作用，也有社会规律在起作用。农民工现象是中国工业化的产物，大量进城农民工通过他们辛勤的劳动推动了我国工业化的进程。而且，不断升级的工业化需要有着更高技术水平和组织化程度的产业工人队伍。但在现有的制度设计下，农民工和真正意义上的产业工人间有着无法逾越的巨大鸿沟，２０多年过去了，中国的农民工始终无法转化为产业工人。一方面，工业化需要稳定的产业工人队伍，但另一方面，体制障碍却让农民工无法成为真正的产业工人，民工荒正是这种矛盾激化的产物。民工荒的本质是中国的农民工体制问题。
４０岁现象与农民工体制
什么叫农民工，农民工是指拥有农业户口、被人雇用去从事非农活动的农村人口。按这个定义，目前我国农民工的数量在２亿人以上，但我们通常所说的农民工，是指他们中离土离乡进城务工经商的那部分，２００３年这个数字大约在９９００万左右。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研究课题组分析认为，农民工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一是以青壮年人口为主。在全国的抽样调查，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３８．３８岁，在农民工群体中，４０岁以下的占６０％。
二是男性多于女性。
三是文化程度较高。一半以上的农民工具有初中文化水平，与全国农村人口受教育状况相比，农民工的受教育水平明显高出。
四是拥有一定的经验和阅历。
由此可见，农民工是农村人口中各方面条件较好的群体，是农业人口中的精英。但就是这些精英，在城市打工就业却遭遇到了不公平、公正的待遇。和城里的正式工人相比，他们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时、同工不同权。他们获得的收入远比后者低，更不能享受城镇低保以及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记者在东南沿海地区调查了解到，当地农民工的工资一般在６００－８００元／月，每天工作时间都在１０小时以上，基本没有节假日。可以说，他们的报酬极其低下，与其劳动价值严重不相对等。
农民工群体中４０岁以上十分少见，我们称之为４０岁现象。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教授林善浪就指出，沿海地区的一些企业是以最廉价的代价得到了农业人口中的最优秀群体，而当他们到了４０岁左右时，体能、脑力均出现下降，他们又被无情地推回农村，４０岁现象集中反映了工业化对农村劳动力资源的掠夺性使用。这种掠夺性的使用不仅是对农民工个人的透支，也是对中国劳动力资源的透支，其中的欠帐要在未来由整个社会来承担。用之而不养之，使农村无法成为普通劳动力资源的蓄水池。另外，经过２０多年的流动，目前每年农村人口流向城市的数量已趋于稳定，并非人们想象中的无限供给。
２００４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一号文件明确指出：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应该看到，减少农民，让进城的农民工转化为产业工人，是中国走上富强的必由之路。但现有的制度设置和社会结构格局却使农民无法直接变成工人，干的是工人的活，但却不是工人，农民工只能是过渡性的职业身份状态，农民工的称呼正反映出了这种过渡性。
农民工职业身份状态的过渡性，决定了它的存在是个阶段性现象，民工荒的出现，正说明这个过渡性走到了临界点。
农民工体制是新二元社会结构
我国长期以来形成城乡差别明显的二元社会结构，改革开放以来这一结构正逐渐弱化。但随着经济发达城镇吸附越来越多的外来劳动力，一些城镇外来务工者数量已超过本地人口，但两者之间政治、社会和经济地位差别明显，逐渐形成截然分明的两大社会群体。专家认为，这种新二元社会结构就是农民工体制，这是传统的城乡二元体制在非农领域的延伸和发展。
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越来越多以农民为主的务工者到沿海寻找就业机会。东莞市户籍人口仅有１５３万，但外来务工者超过６００万人，深圳市外来务工者超过８００万人。专家估算，仅广东、福建、浙江三省，外来务工者的数量就超过４０００万人，比福建或浙江一个省的人口还要多。这些外来务工者，主要聚集在经济发达的城镇。传统的二元社会结构最大特征是以城乡为界，差别明显。新二元社会结构下，外来务工者和本地居民处于混居状态，但在以下几个方面反差明显：
一是外来务工者群体很难融入当地社会，甚至和社会离心倾向明显。记者在调查时发现，除了厦门、宁波等少数城市在探索让外来务工者参与社区民主管理外，这一群体在异地很少能够谈得上行使政治权利，参与民主生活。公安等部门对这一群体的管理还是停留在不出事就行。许多外来务工者告诉记者，他们最难忍受的还有当地社会看不起他们。
外来务工者这一群体出于自我保护和精神安慰的需要，往往采取聚集居住、打工的方式，如四川万县仅在深圳龙岗区打工的就有几十万人。重庆开县在晋江市打工的有９万多人，其中又有６万多人集中在陈埭镇。在义乌苏溪镇蒋宅村居住的安徽定远县人就有５０００多人，他们除了工作关系外，很少和当地人来往。
二、经济地位低下，成为沿海最大的低收入群体。外来务工者的工资收入呈现下降趋势。民工荒后人民才惊奇地发现，在各地ＧＤＰ快速增长的同时，民工工资却１０年不变。在沿海一些地方，还在事实上形成用工上的新双轨制，深圳市雇佣一名外来工的月薪平均６００元，而雇佣同一工种的本地工人，月工资要在２０００元左右。
此外，这些外来务工者群体并没有被纳入地方上的三条保障线内。也有一些地方想在外来务工者中推行社会养老保险，但有关部门以影响地方投资环境为由坚决反对。
新二元社会结构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不可低估。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郑东亮、戴平等专家认为，至十五末，我国农村新产生的劳动力保守估计是３.９亿人，这些人的一部分将进入城镇务工，但由于缺乏稳定的社会保障和精神保障，加上收入趋低，这些外来务工者难以融入当地社会，这就难分离出一批技术成熟的产业工人队伍。而随着世界制造业中心向中国的转移，我国需要一批成熟的技术工人，这仅靠城镇居民是远远不够的。
农民工向产业工人转化难在何处
民工荒最深刻的警示是：不可能依靠农民工来长久支撑中国的工业化，没有一个真正意义的产业工人队伍，产业的转型升级就是一句空话。由农民工变成工人，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要求。但在今天，现有的制度设计和社会结构格局迫使农民无法直接变成工人，而只能进入农民工这种过渡性的职业身份状态。虽然进城进厂，但在社会认知中却仍是农民，与城镇正式工人比，他们的工作累、重，但收入却悬殊甚远，还不能享受城镇低保以及其它社会保障，普遍没有医疗及养老保险，工作在城市却无法生活在城市。
阻碍农民工向产业工人转化有几大因素：
制度机制：农民工本身是个制度产物，农民当了工人，还不算真正的工人，只能是农民工，这是现行制度安排和政策规定造成的。农民工不能享受城市职工的各种政策待遇，在制度上阻碍着农民工向城镇工人流动。
年龄和性别机制：年龄和性别一直左右着农民工的职业流动，如果年轻时不能改善其身份，随着年龄的增长，体力和脑力的衰退，他们又被推到农村。而女性农民工受婚姻关系的影响，会更早的离开城市，重回农村。企业对农民工的年龄都有一定的限制，一位私企老板告诉记者，４０岁以下的农民工一般不会考虑，当他们由年轻变老时，企业会以各种理由辞退他们。另外，高强度的劳动使他们的身体快速衰退，到了一定年龄他们会因无法适应高强度的劳动而主动选择离开。
经济机制：以现有的农民工工资水平，节衣缩食有所节余，但无法支撑他们在城市的生活。福利待遇上有巨大差别，没有社会保障，没有医疗保险，不能享受经济适用房，子女上学还要交高额赞助费。以一对夫妻两人均进城打工为例，月收入大约在１６００元，但考虑到住房、医疗、子女入学等，他们仍无法像城里人一样在城市中生活下去。
在我国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各类非公有制企业已成为当地吸收就业的主要力量，这些企业绝大部分雇用的是农民工，农民工事实上成为当地工人队伍中的主体。一方面，城市需要农民工，各类企业需要农民工，廉价劳动力也被视为一个地方的发展优势；但另一方面，城市又不让他们住下去，政府也不对他们提供各种公共服务，这不能不是一种矛盾。
廉价劳动力支撑不起中国制造
一些专家学者提出：所谓的民工荒是个伪命题，技工荒才是事情的真相。在福建、广东等一些缺工严重的地区，当地的地方官员也极力坚持这样的观点：我们并不缺工，我们缺少的是技术工，普遍劳工仍是供过于求。
据报道，广东劳动力市场仍是供大于求，就业难与个别企业招工难并存，有人没事干和有事没人干同时并存。记者在福建沿海一些地方采访时，当地的官员也认为，缺工是结构性的，而且只是那些管理不规范、不善待民工的小企业。记者调查也发现，当地企业确实普遍存在技术工短缺的问题，招技术工远比招普通工难。同时，一些条件好、管理规范的企业还是门庭若市，吸引了大批求职的农民工，并不存在招工难的问题。但现实的情况却是，管理不规范、劳动条件差的中小企业数量众多，而它们恰恰是最大的用工者。以其提供的低廉的劳动待遇、恶劣的劳动环境，根本无法留住有一定技能的熟练技工。即使有再多的技工，这些企业也无法吸引到他们。
中国经济尽管保持高速增长态势，但目前面临的一个最大障碍就是缺少熟练技术工人。与国际上制造业大国相比，中国的工人技术构成非常低；在一些制造业大国，高级工人占３０－３５％，中级工人占５０％，初级工人只占１５－２０％。而在中国，高级工人只占５％，中级工人占３０－３５％，初级工人所占比例高达６０％，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中国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
改革开放已进行了２０多年，沿海一些地区已经基本完成了工业化，但为什么还会出现技术工人的大量短缺，这本身就是农民工体制派生出的一个问题。我国现在的农民工体制既不能激励农民工学习技能，又不能促使企业重视农民工的技能培训。企业方面，最大程度压低用于农民工身上的各种支出，以控制成本，提高效益，农民工无法获得培训、提高的机会，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重复着低水平的劳动。在政府方面，缺少对农民工进行职业技能培训的机制，一些政府甚至还通过收暂住费等各种费用，从农民工身上获得利益。大量年轻的农民工，在被透支了体力和脑力后，在４０岁左右，又被迫回到农村。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的张丽宾认为，出现民工荒的沿海发达地区，实际上陷入了一个低技术的陷阱。其实，这是目前经济发展尤其是中小企业中一个普遍性的问题，过分倚重廉价劳动力，而在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上少有作为。企业发展需要技术工，需要工人，但大量的农民工却无法变成真正的工人，所以技工荒也就顺理成章。技工荒其实是民工荒的另一面，技工荒掩盖不了民工荒的现实。
民工荒的出现，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更是个社会问题，体制问题。日益提升的工业化进程需要稳定的产业工人队伍，但现有的农民工体制却制约了产业工人队伍的形成，各方面都不愿意支付农民工向产业工人转化所需的成本。这一矛盾是中国工业化过程中不可逾越的矛盾?民工荒的暴发表明这一矛盾已到了非解决不了的地步。解决民工荒可以有许多权宜之计，但从根本来说，就是让农民工进城，真正由农民转变为产业工人，虽然这一过程极其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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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民工荒”折射中国经济四大变化
新华网广州９月８日电（记者蔡国兆、车晓蕙、赵东辉）
“珠水流金镕日月，客囊万千下广东”，２０世纪八九十年代成千上万外来民工南下广东。今年夏天珠三角令人意外地出现了大面积用工短缺。深圳市台商协会常务副会长刘秋声说，人不知到哪里去了，几乎每个台资厂都在喊缺工，普遍缺工在３０％至４０％左右，一些企业生产线开工不足，订单也不敢接了。
记者近日走访珠三角部分城市发现，此次“民工荒”反映和折射出中国经济正在发生的一些深刻的变化。
“跑远不如就近”——全方位开发和区域经济的崛起
“由于在家乡也能找到工作，现在很多民工不愿来广东。”今年以来，东莞市劳动局办公室主任宁康多次随政府赴内地招工，但每次招到的工人都比预料的要少得多。
随着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特别是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推进，东部发达地区企业、资本西进渐成气候，长三角、环渤海、泛珠三角经济圈初步形成，珠三角首次大面积用工短缺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出现的：各地对产业工人需求猛增，广东从吸纳全国劳动力的“就业洼地”变成了“平地”。
过去湖北、安徽、江西到广东打工的人数要远远超过去长三角的人数，现在已经基本持平。据有关部门统计，１９９７年至１９９９年东莞市职介中心每年发布到外省招工的信息约２万人，实际到劳动部门安置的约１万人。而自２０００年开始这一数字逐渐减少，２００２年发布招工信息约４万人，实际到位仅８０００人。
与此同时，新一轮经济发展热潮使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加快发展，就业机会增多，不少农民工认为在薪金水平相差不大的情况下，原地就业既熟悉当地情况、文化背景和生活习惯，又可节省外出打工的出行成本，于是“跑远不如就近”成为许多民工的共识。以广东省内的劳务输出大市河源为例，近年来吸引外资持续增长，工业发展迅速，今年春节后举行招聘会就有５６００多名当地青年在家门口找到了工作。今年初广州一家劳务中介公司锡安广场赴湖北招工，只招到了需求量的２０％。
“工人挑老板”——第二代民工登上经济舞台
“上个星期，我去东城镇的一家电子厂工作。那个企业地方偏，车间乱，每月薪水只有５００元左右。”２２岁的丁玉珍，在东莞市高埗镇劳动力市场已经找了３次工作，但她嫌介绍的企业不好，这次还是只做了一天就走掉了。
而在这个市的塘厦镇，一家名为“鸿利”的手袋厂由于待遇比较低，不断有工人辞职。企业用工最多时曾经达到２００多人，但现在只剩下７０多人。由于招不到人，这家工厂不敢再接大的订单。这种“工人挑老板”的现象，近年来在珠三角频繁出现。一些企业主开始抱怨：现在的打工者不像以前那样吃苦耐劳了。
东莞市劳动局局长莫海明认为，中国的第二代民工正在形成并登上经济舞台。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我国实行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有效控制了人口的增长，提高了人口的素质。区别于普遍文化水准不高、“有工就打”的第一代民工，第二代民工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自我保护、自我价值承认意识不断加强，对一些企业的侵权行为，不再像他们的父辈那样忍气吞声、逆来顺受。
目前珠三角地区大量的打工者年龄在１８岁至２５岁之间、普遍文化程度在初中以上，这是第二代民工。他们在寻找工作上有三个明显的特点：敢于挑肥拣瘦；敢于频繁跳槽；敢于为待遇同企业主“叫板”。
低劳动成本不再成为主要竞争力——经济发展模式发生转变
面对大面积的用工短缺，上月底广东省职介中心对佛山、中山、深圳等地的３０６家进行调查。其中有１２８家企业反映有技工缺口，缺口数为１.８万人；有１６６家企业反映招用普通工比较困难，需求总数为８.７万人。招用普通操作工比较难的工种主要集中在制衣、制鞋、电子、玩具、家具制造、餐饮服务等行业，技工主要缺高级工以上的模具、数控机床、汽车涂装、电子测试等技术人才。
广州市劳动力市场服务中心副主任张宝颖说，现在劳动力市场呈“哑铃型”缺工的特点：即两头需求大，中间基本饱和。一方面，有一定经验的高级技术工人缺乏，很多企业开出了较高的工酬也找不到合适的人。另一方面，大量手工操作、繁重体力劳动的岗位需求量也很大。体力型工人的缺乏与珠三角薪酬状况、外省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密切相关，而技术性工人的供给不足，则是产业结构升级换代和传统产业转移的结果。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珠三角以中小企业为主体、以低劳动成本为主要竞争力的经济发展模式已开始发生改变，旧有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正在实现技术升级或者向内地省份转移。２００３年，广东全年规模以上工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为１５２．１，比２００２年提高１０．８点。其中全员劳动生产率８．４２万元／人·年，增长１４．２％。与此同时，广东的技术市场出现了良性发展的态势，２００３年广东全年签订各类技术合同１．１９万份，比上年增长４４．３％。
据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介绍，珠三角企业对劳动者综合素质要求大大提高，特别是劳动技能的要求越来越高。按照“十五”计划，到２００５年广东对技能工人的需求总量为５０２．４万人，而目前只有３６５万人，缺口达１３０万人。
从买方市场到卖方市场——市场力量为农民工落实“待遇”
部分企业工人每月加班１５０小时以上；不少企业随意打骂工人，扣押身份证、暂住证；工作生活条件恶劣，工人频频遭遇职业病的危害……珠三角部分企业的劳动用工状况，一直以来为社会各界所普遍关注，各级政府也力图通过法律法规、行政措施加以解决，但大都收效甚微。在这场“民工荒”中，政府行政力量一直致力于改善却未能明显改善的民工待遇问题，正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发生变化。
东莞市委政策研究室的一份调查材料认为，全国２４个城市新员工的工资待遇平均每月为６６０元，长三角６城市比平均数要高８．５％，深圳高５．４％，而东莞却低了１６．８％。这份材料认为，多年来外来工总体工资水平一直徘徊不前，成为东莞陷入“招工难”的一大主因。而在深圳市，月工资７００元以下的企业招工很困难，１０００元左右的基本可以保持正常用工，１２００元以上的则能招到比较充足的工人。
“民工荒”在珠三角企业中造成了巨大反响，一些企业已在调整工资以吸引劳动力，广东省也在着手调高最低工资标准。一些基层干部还提出，政府要加大在工业园区公共服务上的投入，为民工营造一个具有人情味的工作环境。
东莞虎门镇的台资企业老板陈战锋认为，在劳动力的“短缺市场”中，应注重企业文化的建设，增强员工对于企业的依赖感和归宿感，以一定的代价获取比较稳定的用工储备。记者在调查中发现，经历了这场“民工荒”，珠三角的不少企业主已经开始注意企业用工环境这个问题。
“这是市场法则作用的结果，”广东省社科院人口与社会所所长郑梓桢说，“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行政力量一直对市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在珠三角的„民工荒‟中，市场力量涉足原先由政府政策和行政力量掌控的领域，并表现出巨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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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劳动环境不改善 “工荒”现象难根除
新华网福州９月８日电（记者 张国俊）
从２００３年起，“工荒”现象在福建沿海部分地区开始出现，进入２００４年，蔓延到广东、浙江等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２００４年下半年，江西、山东等劳务输出地的内地省份也不同程度出现了“民工荒”。是什么原因导致“越闹越荒”呢？答案是肯定的：劳动环境的恶劣是直接原因。如果劳动环境不改善，“工荒”现象就永远存在。
我国人多地少、农村大量富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因此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涌向城市寻找就业机会。然而，就在当前农村富余劳动力大量转移进城务工的情况下，东南沿海地区却出现持续长久的“工荒”，这一问题的出现值得深思。
很显然，长期以来沿海部分先发展起来的民营企业以最低的人力成本吸纳了大量农民工，很多企业依靠廉价劳动力完成了“原始积累”，促进了这些企业的快速发展，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成了民营企业最大的竞争优势。但是，那种以牺牲农民工利益来维持企业发展的行为注定不能长久。
“工荒”现象的出现，说明了农民工开始向廉价劳动力说“不”；说明了农民工自我保护意识的提高，开始告别长期恶劣的生产生活环境；说明了企业长期依靠廉价劳动力来维持发展的定势已面临挑战。
“工荒”现象的出现，打破了长期以来劳务用工市场供大于求的局面。
据福建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发布的２００４年一季度福建省劳动力市场供求分析报告显示，福州、泉州、莆田等市劳动力市场均呈现求大于供的状况，目前已有不少企业因招不到工人而停产或开工不足。以泉州地区为例，目前晋江市有大小企业近１３０００家，石狮也有５０００多家，两地的外来务工人数达１００万人左右。晋江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分析，目前晋江的大多数企业普遍存在开工不足现象，缺工数起码在１／４以上。
最近，记者来到晋江市陈埭镇劳动保障事务所采访，在短短的一个上午，就遇见七八拨二三百名外来工前来投诉。记者随意抽阅了３本民工投诉登记册发现：２００４年７月１３日－－１９日，民工投诉工资被欠３３起；７月２６日－－２８日，民工投诉工资被欠２９起；３月１２日－－５月９日，民工投诉工伤事故３１起。有这么多的投诉，说明这里的用工环境亟待改善。
“善待员工是企业解决„工荒‟问题的最好办法。老板是人，外来工也是人。老板要想留住工人为你企业服务，就应把工人当人看，把工人当自家人看，了解工人的想法，关心工人的生活，押身份证，押工资，就算你留下他的人也留不住他的心。”办了多年企业的晋江华星彩印厂老板柳大约深有感触地说。
福建柒牌集团总经理洪肇奕一番话更令人深思：“我们福建柒牌集团经过２５年的发展，目前拥有员工３０００多人，是晋江市很有实力的企业。虽然过去我们企业也押过工人身份证、扣过工人工资，但这都是短期行为。我深深感到，企业与工人的关系是鱼和水的关系，工人是企业最大的财富，善待工人就是善待企业自己。”
加大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同时也关系到社会稳定。要改善用工环境，当务之急就是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切实执行国家有关劳动者权益保护的法律法规，加大劳动监管力度，大力打击侵犯农民工合法权益的不法行为。只有严格执行国家有关劳动者权益保护的法律法规，用工环境才能真正得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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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民工荒”的警示：善待民工就是善待企业自己
新华网广州９月７日电（记者赵东辉）
近段时间，从珠江三角洲到长江三角洲，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用工短缺。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领域出现的一个引人瞩目的变化，它传递给人们的，不仅仅是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动信息，而且向企业昭示了一个理念：善待民工就是善待企业自己；吸引民工，也是改善投资环境的重要环节。
曾几何时，南下的“民工潮”如兵临城下，给珠三角地区带来了压力，企业门口排起求职的长龙，找不到工作的民工辗转反侧于各厂家之间。作为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手段，吸引外资受到了特别的重视，但在这中间，一个最容易被忽略的因素就是劳动力，没有人会认为劳动力有问题，因为它是“取之不尽”的。
由于长期供过于求，不少民工的收入偏低，生活环境恶劣，权益受侵害又求而无助，尽管各地政府作出了诸多改善的努力，但效果和作用一直难遂人意。
如今，民工竟然出现了短缺，不仅仅是技工，而且包括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简单操作工人。这的确让一些企业措手不及，一些企业因人手短缺不敢接大的定单，一些靠招收季节工生存的企业甚至面临关门的危险。
东南沿海出现的用工短缺现象，是全球制造业布局调整和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产物，对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是个考验。它表明，企业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仅仅把低成本的劳动力当成赚钱的工具，而应该将其作为重要的人力资源加以培养、开发、利用。“民工荒”将以强大的市场力量，改变和改善民工这一庞大社会群体的工作生存环境。
“民工荒”呼唤企业通过改善待遇吸引员工。在劳动力市场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下，大多数民工提高了要求，甚至在求职过程中由过去的“被挑”转为“挑企业”，一些企业由于工资低、环境差招不够工人，只有改善员工待遇，民工短缺的难题才能得到缓解。
“民工荒”提醒企业通过人性化的管理留住民工。现在，更多的企业老板认识到，要吸引民工，人性化、人情味的管理是关键，企业不光要用工资，还要用感情和文化来留人，要让员工有家的感觉，有归属感和归宿感，要营造富于吸引力的企业文化。
“民工荒”还呼唤企业和政府改变用工模式。过去，一些企业出于节省成本的考虑，往往在招工时，只招收熟手不招生手。严峻的现实，要求企业和政府重视员工的教育培训。企业要在员工培训上加大投入，地方政府应组织技工学校和就业中心深入到用工单位，采取 “订单式”、引导性培训等办法，解决企业的用工“瓶颈”。
市场的力量是巨大的，用工短缺现象还将继续发挥它的市场调节作用。它带给人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但首先应该注意的是：善待民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