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之无愧的“国学大师”陈寅恪由刀豆文库小编整理，希望给你工作、学习、生活带来方便，猜你可能喜欢“国学大师陈寅恪”。
当之无愧的“国学大师”陈寅恪
华夏藏文
按：宋定国在《国学纵横》（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版）中，在对“国学”、“国学大师”概念加以诠释之后，提出并论证了梁启超和陈寅恪是十九世纪中国两位当之无愧的“国学大师”。现将《国学纵横》中论述“二十世纪下半叶的‘国学大师’则首属陈寅恪”的相关文字辑录，以飨读者。
内容提要
之所以说“二十世纪下半叶的‘国学大师’则首属陈寅恪”，除了在学问方面，他确实有涉及“国学”诸多领域的，并有“突出的建树”的著作之外，更在于他的“大师”之德，那种迄今难得一见的不畏强暴的铮铮铁骨、气节，光明磊落的人格、人品！
陈寅恪的人格和风骨，其人品与文品之融合为一，即道德文章，堪称20世纪中国大陆学者中的佼佼者。他以终生的学术实践，标举了“独立、自由”的学术精神。
陈寅恪说：“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他所说的“自由意志”，也就是“自由思想”，“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十个金光闪闪的大字，正是陈寅恪为王国维所撰碑文之灵魂，也是他的思想和主张之灵魂，从而铸就了他那为人、治学之不同凡响的人格、气节和风骨！
尊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四十年而不变，终其一生而不变，这就是陈寅恪，一位名副其实的“国学大师”之风范！一位甘愿为恪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之学术精神而殉葬的勇士！——————————
我认为“国学大师”是一个很有分量的称誉，是一顶很耀眼的桂冠，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佩戴的。现在人们所称道“国学大师”，实际上顶多只是史学家、哲学史家等等而已。这是仅仅就其学问而言。至于就“师德”而言，不少人就更成问题，距“国学大师”就更远了。
有人会问：那么，在近一个世纪中，我们到底有没有名副其实的“国学大师”？ 当然有。
2006年6月1日，由国学网、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百度网联合主办，中国台湾网协办的“我心目中的‘国学大师’”评选活动揭晓。评选活动自4月12日启动，通过网络、邮寄、短信等方式，共收到来自两岸三地以及海外华人的120多万张选票。从50位候选人中选出了“十位‘国学大师’”：王国维、钱钟书、胡适、鲁迅、梁启超、蔡元培、章太炎、陈寅恪、郭沫若、冯友兰。
活动主办方表示：对于“我心目中的‘国学大师’”评选结果，虽然一些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但都表示网民有权做出自己的选择，相信网民的投票结果。
然而，我却认为，由于网民的文化阅历，尤其是对于“国学”及“国学大师”认知上的差异等等，而在学富五车的学者中上网的人有限，参与该项活动的则更加有限，所以，对于这样的“活动”及其“评选结果”之局限性理应看到。但是，该项活动在网友中所引发的对“什么是国学”、“谁配称国学大师”的争论，其意义却不可低估。
我不想就上述十人是否配称“国学大师”，逐一点评，但据自己的理解，“国学大师”的评选在“学”与“师”两个方面当有更严格的标准，而依照这样的标准，上述名单中的某些人，单就“大师”之德而言，就远远不配。但对于其中的梁启超和陈寅恪而言，“国学大师”的桂冠，则是当之无愧的。
梁启超当为二十世纪上半叶之“国学大师”，而二十世纪下半叶的“国学大师”，则首属陈寅恪。
陈寅恪（1890—1969年），江西义宁（今修水县）人，被誉为清华大学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之一（另外三位是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一说是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因其祖父是湖南巡抚陈宝箴（支持变法的开明督抚），而其父是清末四公子之一的著名诗人陈三立，因而被誉为“公子之公子”；因其身出名门而又学识过人，在清华大学任教时，是唯一同时兼任跨越两个学科即中文和历史（一说兼任中文、历史和哲学三个系）的教授，所以，又被誉为“教授之教授”（一说因为当时许多教授也常去听他的课，因而被誉为“教授之教授”）。（黄延复：《二三十年代清华校园文化》，清华大学出版2000年版）
陈寅恪少时在南京家塾就读，从小就能背诵《四书》《五经》（一说能背诵《十三经》）；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随其兄陈衡恪东渡日本，入日本巢鸭弘文学院，1905年因足疾辍学回国，就读于上海吴淞复旦公学；1910年（一说1909年）又漂洋过海自费留学，先后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1912年秋回国，居上海；1913年春，再赴欧入法国巴黎大学；冬，去伦敦，留十日，一度回上海，旋又赴法，因江西省教育司电召其回江西阅留德学生考卷，并许补江西省留学官费，于是回国，一度任蔡锷秘书，参加讨袁之役；后在江西连阅考卷3年，后因患恶性痢疾留居；于1918年冬得江西官费资助，再度出国留学，因欧战尚未结束，遂转而赴美哈佛大学随篮曼教授学习梵文和巴利文（于是有与吴宓、汤用彤并称“哈佛三杰”一说）；1921年，转往德国柏林大学，随路德施教授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同时向缪勤学习中亚古文字，向黑尼士学习蒙古语，近5年；在留学期间，勤奋刻苦，广取博采，尤其是重视对文字的掌握；“读书须先识字”，是他自幼就有的认识和志向；正因为他掌握了阅读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英、法、德等多种文字的能力，尤以梵文和巴利文更精，加上深厚的“国学”基础，使其得以沟通中西、融汇中外，从而在学术领域多有振聋发聩之见，为国内外学人所推崇（清华大学校史研究专家黄延复先生，在其撰写的校史和相关书籍中则认为，陈寅恪通晓的文字有二、三十种之多，英、法、德、俄、日、匈、土等国文字自不必说，像蒙古文、满文、藏文、西夏文、阿拉伯文、印度梵文、巴利文、突厥文、波斯文、暹罗文、希腊文，以及许多中亚细亚现存的或已经消亡的文字，他都通晓。在“国学”方面，那时一般读书人以能背诵“四书”、“五经”为足，而他却能尽诵《十三经》，而且对每字必求正确）。（黄延复：《清华传统精神》，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陈寅恪留学期间不以获取文凭、学位为目的，听说哪里有好大学，便去听课，不仅读书本，而且留心观察当地的风土人情；在外留学断续累计20多年，未闻其得过什么“硕士”、“博士”学位，甚至连大学的文凭也未听说他拿过。1925年陈寅恪回国后，被刚不久改制的清华大学聘用。“国学研究院”成立后，该院主任吴宓（1894-1978年）很器重他，称“吾必以寅恪为全国最博学之人”、“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梁启超也向人介绍说：“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1926年6月，陈寅恪与梁启超、王国维（1877-1927年）和赵元任（1892-1982年）一起被聘为“国学研究院”导师，人称“清华四大导师”。（同上）
1928年，陈寅恪在上海同亦在清华大学任教、志同道合的唐筼（1898-1969年）结为伉俪。
1929年，陈寅恪应学生之请为王国维纪念碑撰文，提出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治学宗旨。（“王国维纪念碑”位于清华大学一教楼北端山墙旁。其正面镌刻“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背面则是陈寅恪先生撰写的碑文）
1930年，清华“国学研究院”停办，陈寅恪改任历史、中文、哲学三系教授兼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组组长，故宫博物院理事等职。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军直逼平津，陈寅恪之父陈三立义愤绝食而逝。治丧完毕，陈寅恪即随校南迁至长沙“临时大学”任教；南京沦陷后，“临大”又迁往云南，并与北大、南开成立西南联大，陈寅恪于是携全家再登程西行，经广西，抵香港，因夫人唐筼心脏病发作不能再走，遂于春节后只身取道海防到云南蒙自西南联大文学院授课，开始患目疾。1938年秋，联大文学院由蒙自迁往昆明，陈寅恪亦随院移居昆明，授西晋南北朝史，寓靛花巷青园学舍。
1939年春，英国牛津大学聘请陈寅恪为首席汉学教授，并授予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之职称（为该校第一位受聘的中国汉学教授），邀请其赴英就职兼治眼疾。他于是在该年暑假，举家离昆明到香港，拟搭英轮转赴英国任教，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未能成行，但所运出之书却全部失窃，不得已在9月再返昆明，仍任西南联大中文、历史两系合聘教授。
1940年暑假后，他再次举家赴港以备择机赴英，出任香港大学客座教授兼中文系主任。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香港沦陷，他“只好空坐家中”，尽管生活十分困难，常将衣物换食物，但拒食日本宪兵队奉命送到家中的面粉；日本当局持日金四十万元委任他办东方文学院，也被他严词拒绝。
1942年春，有人奉日方之命请陈寅恪到已沦陷的上海授课，又被其拒绝；闭门治学，撰《唐代政治史略稿》一书；这年5月，趁一暴风雨之夜，携家逃离香港抵桂林，有《壬午五月发香港至广州湾舟中作用义山无题韵》诗云：“万国兵戈一叶舟，故丘归死不夷犹。袖间缩手嗟空老，纸上刳肝或少留。此日中原真一发，当时遗恨已千秋。”（《陈寅恪诗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真实记录了他这时期的心境，将其故丘归死之壮烈，纸上刳肝之豪迈，不惜杀身成仁的凛然正气耀然于笔端。之后先后任广西大学、中山大学教授。
当时桂林的某些御用文人，发起向蒋介石献九鼎的活动，劝他参加，被他拒绝，并在《癸未春日感赋》中，以“九鼎铭辞争颂德，百年粗粝总伤贫”以示嘲讽。
1943年，陈寅恪受聘为迁至成都的燕京大学教授，兼华西协合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并于当年夏天举家从广西经重庆，于12月至成都，生活异常艰苦，到1945年春，终因得不到必要的营养致使双目几全失明。这对于一个视读书、写作为生命的学者而言，无疑是巨大创痛。“去年病目实已死，虽号为人与鬼同。可笑家人作生日，宛如设祭奠亡翁”，表达了他的这种心境（《五十六岁生日三绝》，同上）。
1945年9月2日本签字投降，次日得到消息，陈寅恪既为日寇投降而高兴，同时又为内战一触即发而忧心：“降书夕到醒方知，何幸今生见此时。闻讯杜陵欢至泣，还家贺监病弥衰。国仇已雪南征耻，家祭难忘北定时。念往忧来无限感，喜心题句又成悲。”（《乙酉八月十一日晨起闻日本乞降喜赋》，同上）。
此时，英国皇家学会再约他赴英治疗目疾，陈寅恪遂由成都搭航机至昆明，再经印度乘水上飞机去伦敦，去后经英医诊治开刀，不仅无效，目疾反而加剧，最后下了双目失明已成定局的诊断书；到1946年4月，其双目全部失明，遂辞去牛津首席汉学教授之职，欲赴美就医，在船上得知美医亦无良策后，于绝望中回国，仍任教于清华园，继续从事学术研究。
1948年，平津战事吃紧，梅贻琦（1889-1962年）介绍他到香港大学任教，未成；12月14日，陈寅恪搭飞机南下，应广州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1903-1967年）之邀，至该校任教；已经出任台湾大学校长的傅斯年（1896-1950年），“屡电催其赴台”到台大任教，未从。
1950年，岭南大学与中山大学合并，陈寅恪于是移教于中山大学；在恪守学人的良知和风骨的同时，对于某些同仁匆忙竞相“弃旧迎新”的行径，颇为感慨；在该年刊行的《元白诗笺证稿》一书中，他这样慨叹道：“纵览史乘，凡士大夫阶级之转移升降，往往与道德标准及社会风习之变迁有关„„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异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痛苦，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其故何也？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两种以上不同之标准及习俗以应付此环境而已。譬如市肆之中，新旧不同之度量衡并存杂用，则其巧诈不肖之徒，以长大之度量衡购入，而以短小轻之度量衡售出。其贤而拙者所为适与之相反。于是两者之得失成败，即决定于是矣！”显然，陈寅恪把那些善于顺风转舵的“老朋友”，讥斥为“巧诈不肖之徒”。（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三联书店1995年版）
1952年，陈寅恪始兼中央文史馆副馆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等。恪守学人良知和风骨的陈寅恪对在短短三年间，就“弃暗投明”，放弃学人应有的品格，生吞活剥马列主义，炮制新八股的北国同仁，予以辛辣地嘲讽：“八股文章试帖诗，尊朱颂圣有成规。白头学究心私喜，眉样当年又入时”（《陈寅恪诗集》）。
1953年，病中的陈寅恪收到学生蒋天枢（1903-1988年）寄来的长篇弹词《再生缘》，听后大受震动，尚未病愈便用口述的方式撰写《论》，由此开始探索明清历史和文化；曾当着学生的面怒骂那些加入了民主党派的朋友，称之为“无气节”、“可耻”，“自投罗网”。
1954年春，国务院派原在清华任陈寅恪助教，时为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的汪篯（？-1966年）南下广州，请陈寅恪进京出任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他以“我贪恋广州暖和，又从来怕做行政工作”辞谢，并荐陈坦（1880-1971年）代己。但其未就任的真正原因，则是因其提出两个先决条件（详见后），遂仍任教于中山大学。这年，他完成《论〈再生缘〉》，但无法正式出版，只能自费请人用蜡版刻印，分送友人。他在文末题诗“文章我自甘沦落，不觅封侯但觅诗”，聊以自慰，后经友人章士钊将其油印稿带到香港，辗转由香港友联出版社出版。h1955年春节，在人们对于“百花齐放”方针的颂扬声中，陈寅恪撰写对联贴于门口：“万竹竞鸣除旧岁，百花齐放听新莺”，表达了他的一种希望。1956年5月2日，首脑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正式提出实行“双百方针”，不久思想文化领域掀起学习“双百方针”的热潮，人们要他讲话，他只提了一条：“孟小冬戏唱得较好，当今须生第一，应当找她回来唱戏，以广流传”。此时，他已感觉到空气十分的压抑与不自由，仍潜心著述。
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陈寅恪虽由于种种原因幸免于被扣上“右派分子”的帽子，但也被视为“中间偏右”，使其惆怅不已。“生为帝国之民，死作共产之鬼”，道出了他对于文化禁锢所必然导致的腥风血雨的预感。
1958年，在高喊、高举“又红又专”，大批“白专道路”、“拔白旗”的运动中，陈寅恪成为“拔白旗”的对象，被剥夺了授课的权利，是“他们不要我的东西，不是我不教”，但依然坚持写作，对一些看不惯的现象，也仍率直陈言。
1959年4月，陈寅恪被选为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委；在1959-1961的“三年暂时困难时期”，得到时任广东省领导的陶铸等人的关怀，使他得以免于饥荒之困，但陶铸等人的关照却为其在尔后的“*”中，因陶铸的被打倒而“罪上加罪”，埋下祸根。
1961年8月30日至9月4日，阔别12年的挚友吴宓专程造访陈寅恪，令他感叹不已。他以诗相赠：“五羊重见九回肠，虽住罗浮别有乡。留命任教加白眼，著书唯剩颂红妆。(自注云：近八年来草《论再生缘》)及《钱柳因缘释证》等文凡数十万言。)”临别，赠吴车资，并又赠以四绝，其中有云：“问疾宁辞蜀道难，相逢握手泪汍澜。暮年一晤非容易，应作生离死别看。”倾吐了其内心难言之隐痛。他把《论再生缘》油印本作为礼物送给吴宓，还透露了自己正在撰写的一部宏伟著作的大纲，即后来的《柳如是别传》。
1962年，陈寅恪的右腿跌骨折，留下残迹；11月写下《壬寅小雪夜病榻作》：“任教忧患满人间，欲隐巢由不买山。剩有文章供笑骂，那能诗赋动江关。今生积恨应销骨，后世相知倘破颜。疏属汾南何等事，衰残无命敢追攀。”（《陈寅恪诗集》）
1963年2月，陈寅恪作《癸卯正月十一日立春是夕公园有灯会感赋》：“南国轻寒细雨天，老夫病榻意萧然。裁红晕碧今何处，插柳张灯更一年。涉世久经刀刺舌，闻歌浑忘雪盈颠。窗前东北风方急，薄絮衣成候又迁”。（同上）
1964年2月，陈寅恪在《甲辰元旦余撰春联云“丰收南亩春前雨，先放东风岭外梅”又除夕前买花数株故第四句第六句述其事也》云：“我今自号过时人，一榻萧然了此身。药裹那知来日事，花枝犹忆去年春。北风凄紧逢元旦，南亩丰登卜甲辰。闭户高眠辞贺客，任他嗤笑任他嗔！”5月，陈寅恪为其晚年最知心的弟子蒋天枢撰写《赠蒋秉南序》一文，称其虽“奔走东西洋数万里”而“终无所成”，现在又“奄奄垂死，将就木矣”，但也有足以骄傲自豪者，那就是：“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何可告慰友朋”，昭示出其一生最为看重的并非金钱地位，甚至也非知识学问，而是人品与气节。12月，陈寅恪再次被选为第四届全国政协常委。
1965年2月初，陈寅恪在《乙巳正月三日立春作》中云：“南州候改雨丝丝，节物翻萦北客思。晕碧裁红如隔世，回黄转绿未移时。闻歌易触平生感，治史难逃后学嗤。终觉今朝春可惜，小桃花放少人窥。”（同上）昭示出其不畏流俗，以华夏文化为己任，自知来日无多而归结一生、托付来世的心境。
此后，陈寅恪以顽强的毅力，在助手黄萱的帮助下，把《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以外的旧文，编为《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并历经10年，口授完成85万言的、百科全书式的著作《柳如是别传》，其助手黄萱曾感慨地说：“寅师以失明的晚年，不惮辛苦、经之营之，钧稽沉隐，以成此稿。其坚毅之精神，真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气概。”尔后，不顾桑榆暮年继续口授撰写《寒柳堂记梦》，因遭遇“*”而未能完成。
1966年“史无前例”的“*”爆发，早就双目失明、一条腿伤残，行走不便的陈寅恪从肉体到心灵，饱受摧残；尽管他多次写书面检查交待声明“我生平没有办过不利于人民的事情。我教书四十年，只是专心教书和著作，从未实际办过事”，但无济于事，一浪高过一浪“触及灵魂”的“斗争”大潮，一次次地侵凌其身心。在接连得知当年劝自己北上却吃了闭门羹的弟子、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汪篯自杀，许多好友、同仁惨遭不幸向是消息后，老人痛心疾首，心力交瘁；助手黄萱被赶走，护士被撤除，工资停发，存款冻结后，其处境更趋凄惨；由于连其住宅之门脸、衣柜、床头，甚至衣服上都贴满了大字报，使其夫妇终日惶惶不安；而造反派们却以此为乐，继而对其抄家，查封书籍，劫掠手稿和几经劫难得以保存的极少珍藏。一有风吹草动，唐筼总是挺身而出保护他，以至屡屡被殴打。1967年夏天，唐筼被折磨得心脏病发作，生命垂危，他担心妻子先他而去，预先写下一副挽联：
涕泣对牛衣，卌载都成肠断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卞僧慧，卞学洛：《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华书局2010年版）
这就是现在社会上盛传的所谓《挽晓莹》。唐筼又名“晓莹”。
（在此不得不顺便指出：如果说报告文学《陈寅恪的最后20年》，大概为了渲染悲剧气氛，将《挽晓莹》放到1969年陈寅恪先生临终前，似无可厚非的话，那么，作为传记作品的《陈寅恪与傅斯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也这样做，则就有失严谨了！由于这个问题影响颇广，故有澄清之必要，所以特在此比较详细地介绍陈寅恪先生的生平）造反派见陈寅恪被整得惊魂丧魄，又故意把几只大型的高音喇叭吊至他的屋后，以至使患严重失眠症与心脏病的他，一听见喇叭声就吓得尿裤子，造反派却还不甘心，进而将高音喇叭干脆绑到其床头„„
1969年春节后，生命垂危的陈寅恪一家被勒令迁至四面透风的平房居住。他病体衰弱得只能每天进一点儿“流食”，偶有亲友偷来看望，唯见其眼角滴泪而不能语；5月5日下午，病势沉重的陈寅恪再次被迫作口头交代，“我现在譬如在死囚牢中„„”呻吟哀鸣，以至泣血而不能言，延至10月7日晨5时多，终衔冤负屈而去。
一代学贯中西、融汇中外的史学大师、“国学”大师，20世纪世所罕见的一颗灿烂的文化巨星，就这样在漫长的血雨腥风中陨落，应了他十几年的悲怆预言，做了“共产之鬼”。
我们在前文指出：“国学大师”的最起码的标准，就其著述而言，“至少要涉及哲学、文学、史学和古代科学等几个领域，并有突出的建树”。让我们仅据业已出版的《陈寅恪集》（三联书店2009年版）、《陈寅恪先生全集》（台北里仁书局1979年版）、《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蒋天枢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和《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华书局2010年版），就其所涉及陈寅恪的主要著作，来看看其够不够格吧！
《寒柳堂集》，包括《论再生缘》《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韦庄秦妇吟校笺》等，另附有《寒柳堂纪梦未定稿》和《寒柳堂纪梦未定稿（补）》等；《金明馆丛稿初编》，包括《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述东晋王导之功业》《论韩愈》《从史实论切韵》等；《金明馆丛稿二编》，包括《李栖筠自赵徙卫事》《李德裕贬死年月及归葬传说辩证》《以杜诗证唐史所谓杂种胡之义》《几何原本满文译本跋》《吐蕃彝泰赞普名号年代考（蒙古源流研究之一）》《灵州宁夏榆林三城译名考（蒙古源流研究之二）》《彰所知论与蒙古源流（蒙古源流研究之三）》《蒙古源流作者世系考（蒙古源流研究之四）》《武瞾与佛教》《读洛阳伽蓝记书后》《大乘义章书后》《禅宗六祖传法偈之分析》《敦煌本唐梵翻对字音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跋》《敦煌本心王投陀经及法句经跋尾》《敦煌本维摩诘经文殊师利问疾品演义跋》《陈垣敦煌劫余录序》《敦煌石室写经题记汇编序》《斯坦因Khara―Khoto所获西夏文大般若经考》《大乘稻芊经随听疏跋》《忏海火罪金光明经冥报传跋》《有相大人生天因缘曲跋》《须达起精舍因缘曲跋》《韦在秦妇吟校笺》《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西夏文佛母大孔雀明王经夏梵藏汉合璧校释序》等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包括《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等；《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诗集附唐筼诗存》《书信集》《读书札记一集》《读书札记二集》《读书札记三集》《讲义及杂稿》等。
从上述要目及其内容（即使点击相关文字也可详加浏览），可以看到其著述范围显然也符合我们所谈及“国学大师”的最起码的标准，即著述“至少要涉及哲学、文学、史学和古代科学等几个领域”。
至于其学术建树，陈寅恪被公认为是一位对中国20世纪学术文化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卓越学者，在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蒙古史、西域民族史、宗教史、古典文学、敦煌学等诸多领域的精湛研究，均达到很高的境界，具有开拓和奠基的意义。
傅斯年说：“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陈寅恪的最后20年》）胡适在1937年2月22日的日记中称：“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胡适日记全编》6，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关于陈寅恪的学术建树，这里不再逐一赘述，现仅就其首倡“敦煌学”所具有的划时代之开拓意义，略作说明。
陈寅恪1930年在其所撰《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最早提出了“敦煌学”的概念，并指出：“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在该序中，他就北京图书馆所藏八千余卷敦煌写本提出九个方面的研究价值，即摩尼教经、唐代史事、佛教文义、小说文学史、佛教故事、唐代诗歌之佚文、古语言文字、佛经旧泽别本、学术之考证，从而为“敦煌学”的研究指明了方向。他还撰有《大乘稻芊经随听疏跋》《忏海火罪金光明经冥报传跋》《有相大人生天因缘曲跋》《须达起精舍因缘曲跋》《韦在秦妇吟校笺》《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莲花色尼出家因缘跋》等多篇论文，并在《敦煌石室写经题记汇编序》《元白诗签证搞》等论著中，利用敦煌资料补史、证史。其大多数敦煌学论文收入《金明馆丛稿》《金明论从稿二编》。除此之外，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及《元白诗笺证稿》三书，也使用一些敦煌资料。
当然，正如我前面所言，判断一位学者是否堪称“国学大师”，不能光看其著述和建树，更要看其品德、人格，以及文品与人品是否融合为一。
那就让我们再用这个标准来衡量衡量陈寅恪先生吧！
在现时代，当我们谈论一个人的品德、人格时，很难不涉及“政治”这个字眼；因为至少像是否爱国、爱族、爱民等等“政治立场”，在评价当今人物的品德是，是很难回避的。
陈寅恪在《对科学院的答复》中自白：“我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决无连涉，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陈寅恪的最后20年》）
陈寅恪的好友吴宓，1961年8月30日至9月3日，专门从重庆到广州中山大学看望了他。在《吴宓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寅恪述十二年来身居此校能始终不入民主党派，不参加政治学习而自由研究。纵有攻诋之者，莫能撼动。然寅恪自处与发言亦极审慎，即不谈政治、不论时事，不臧否人物，不接见任何外国客人。尤以病盲，得免一切周旋，安居自守，乐其所乐，不降志，不辱身，堪诚为人所难及！”（同上）
该怎样看待陈寅恪的自白“我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决无连涉”，以及吴宓所说的陈寅恪“不谈政治、不论时事”呢？
是否由此就可以断定陈寅恪“不关心政治”呢？
有的人就是这样认为的。譬如，在浏览网络时就很容易搜索到这样的说法：“事实上作为一名学者，一名纯粹的学人，陈寅恪对现实政治的关注，主要是间接的反映在其学术研究中而非直接的批评。我们很难相信一生与实际政治绝缘的陈寅恪，会在晚年对批评政治发生浓厚的兴趣，以至于苦心孤诣，写下大量的诗文留于后人释证。”
持这种观点的人，既然陈寅恪“一生与实际政治绝缘”，那么，当看到陈寅恪“在晚年”留下“大量”“批评政治”的“诗文”时，感到困惑，也就不奇怪了。
其实，这种看来似乎矛盾的难题，并非出在陈寅恪先生身上，而是出在持有这种观点的人身上。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持此观点的人，所断定的陈寅恪“一生与实际政治绝缘”这个前提，就不合乎实际，就是错误的。
我认为，陈寅恪关于“我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决无连涉”的自白，指的就是“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而《吴宓日记》所记载的陈寅恪“不谈政治、不论时事”，也是同样的意思，而并非就是说他“不关心政治”。
什么是“政治”？不管从怎样的意义上解释，像“爱国”、“爱族”、“爱民”，都应该是“政治”的起码的、基本的内涵，古今中外，莫不如此！以此观之，中外古今，没有哪个活人、常人（精神失常者除外）能纯粹脱离开政治，能“一生与实际政治绝缘”。
陈寅恪自然也是如此。
通观陈寅恪的一生，尤其是在涉及国家、民族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上，始终都是是非分明、敌我发明、旗帜鲜明的。
在日寇侵略、民族危亡的危急关头，他的所作所为，就足可证明这一点。他跟他的父亲陈三立一样，不仅是一个赤诚的爱国、爱族、爱民者，而且表现得非常优秀！他在埋殡为日寇制造“七七事变”义愤而亡的父亲后，便随校南迁，饱受颠沛流离之苦，先到长沙，后到昆明；在为赴英就职疗疾而不得不滞留香港期间，正义凛然地拒绝日伪的救济和高薪聘用；还有他在抗日时期所写的诗篇，都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而他一再阐明的“我决不反对现在政权”，并出任全国政协第三、四届常委，也表明了他的同样的基本政治立场。
至于他在《对于科学院的答复》（首见于《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中所阐述的意见，则完全是出于一个潜心于学术的老一代知识分子的肺腑之言。《吴宓日记》所记载的他“始终不入民主党派，不参加政治学习而自由研究。”“不谈政治、不论时事，不臧否人物„„安居自守，乐其所乐，不降志，不辱身。”（《陈寅恪的最后20年》）也再次昭示了他从不介入党派之争，不卷入学术之外的是是非非的漩涡之中，以便按照自己的意愿，“独立、自由”地研究、著述的坦荡心怀。
“君子群而不党”，熟谙中国历史朋党之争对于学术，乃至社会的负面影响的陈寅恪，深悟孔夫子这句话的要义，恪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从不介入党派之争，因而得以“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永葆其中华学人的良知和风骨，则更是爱国、爱族、爱民在他身上的特殊体现。
也正因为他始终爱国、爱族、爱民，所以，当他恪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研究学问，却遭遇冷遇、嘲讽、打击，身心受辱，乃至看到中国的学术文化、知识分子，以及人民大众，遭受摧残，以至整个国家和民族都蒙受劫难时，“在晚年对批评政治发生浓厚的兴趣，以至于苦心孤诣，写下大量的诗文留于后人”，就是很自然的了！
至于陈寅恪的品德、人格和风骨，其人品与文品之融合为一，即道德文章，更堪称20世纪中国大陆学者中的佼佼者。他以终生的学术实践标举了“独立、自由”的学术精神。因此，陈寅恪的学识和人格受到海内外学人的真心景仰，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就不足为怪了！
陈寅恪说：“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他所说的“自由意志”，也就是“自由思想”，“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正是由于他抱有这样的学术宗旨，所以，当上面已决定其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派其弟子汪篯南下广州请他进京赴任时，他才直言不讳地提出两个先决条件：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并说：“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公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看法，应从我之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我对科学院的答复》，《陈寅恪的最后20年》）
这样的先决条件当然不可行，甚至让汪篯难于复命，在文化领域的“大批判”虽未大张旗鼓，但已经“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下，也只有他，陈寅恪，这位“不识时务”、恪守中华学人良知和风骨的学者，才说得出、做得出！
他直言不讳地向昔日的弟子坦言：“我要为学术争自由。我自从作王国维纪念碑文时，即持学术自由之宗旨，历二十余年而不变。”
“历二十余年而不变！”掷地有声！
陈寅恪丝毫没有撒谎，丝毫没有吹嘘！“七七事变”后，他跟他对于日寇侵略义愤填膺、拒不食寇粟而死的父亲陈三立一样，恪守民族气节，宁可举家颠沛流离地随校迁徙、奔波，也拒不留在沦陷区！在香港，他宁可用衣物换粮食，也绝不接受日寇的馈赠；宁可困守家中钻研学问，也据不答应日寇的高薪聘用！在国共两军逐鹿，胜败已经分明局势下，他依然地抉择了“既不跨海入台，亦不过岭南一步！”
为什么“不跨海入台”？有其诗作注——
“党家专政二十载，大厦一旦梁栋摧。乱源虽多主因一，民怨所致非兵灾。”（《哀金圆》，《陈寅恪诗集》）
“党家专政”和“非兵灾”所导致的苦难，他受够了，岂能再“跨海入台”，自投罗网？！
为什么“亦不过岭南一步”？亦有其诗为注—— “留命任教加白眼”，“剩有文章供笑骂。”“闭户高眠辞贺客，任他嗤笑任他嗔。”（《陈寅恪诗集》）
在他看来，“过岭南一步”，就不再能“独立研究”学问，会遭遇“两难”，所以，只好原地不动，“做我的研究工作，无此两难”，“任他嗤笑任他嗔”了！
“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 他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文是这样的——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者不可知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清华大学校园内的王国维纪念碑即“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位于第一教室楼北端后山之麓）
显而易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十个金光闪闪的大字，正是陈寅恪为王国维所撰碑文之灵魂，也是他的思想和主张之灵魂，从而铸就了他那为人、治学之不同凡响的人格、气节和风骨！
1949年以前的20多年，陈寅恪一以贯之地恪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学术争自由”，“历二十余年而不变！”
191949年以后的20余年，陈寅恪始终如一地恪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学术争自由”，依然“历二十余年而不变！”
尊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四十年而不变，终其一生而不变，这就是陈寅恪，一位名副其实的“国学大师”之风范！一位甘愿为恪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之学术精神而殉葬的勇士！
（参见宋定国著《国学纵横》，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版，46-5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