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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电视概论的第三份读书报告
——《媒介研究：文本、机构与受众》第十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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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钧
《媒介研究：文本、机构与受众》第十八章着重探讨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媒体节目策划中，越来越受到重视的受众参与对社会的价值和在大众舆论方面的影响。书中列举了诸如《奥博拉访谈》、《多纳西欧访谈》等在美国十分受欢迎的谈话节目。而如果将这个讨论带回到中国现在的语境下，恐怕就以凤凰卫视的《鲁豫有约》、央视的《艺术人生》等最为人们所熟知。
这一章最引人深思的部分，是对谈话节目在意识形态方面发挥的作用的讨论：这类以受众讨论为基础的节目，到底是造成了虚假公共领域，牺牲了专家意见，降低了节目的信息和教育的潜在价值，使受众的注意力从政治主题和行动注意转移到了别处，还是成为了抵抗性的公共领域，使得那些处于大多数主流社会领域边缘的群体得以进入公众的视野，以个人的经历扩大了需要检视的公共事务的范围，通过讨论的议题、参与的受众以及节目结构中潜在的激进性对发挥着哈贝马斯所忽略的重要作用。我觉得对于这一点要辩证地看，一方面社会需要不同的声音，我们毕竟并不生活在《一九八四》所描绘的社会里，若社会上只有精英的声音，那会是意见很可怕的事情。然而，“认为谈话节目是一个不受资本、政府，乃至知识分子影响的公共领域，是非常幼稚的。”书中提到的“经过节目精彩承认公众所经历的问题是社会决定的，但结尾时却强调个人的责任，而不是集体行动来解决社会问题”就是很好的证明。
然而，我觉得，相较于让参与的公众源于自己的思考发出激进的理论性声音，而最后试图“挖空”这些激进主义的实质，更可怕的是，如今中国的谈话节目，更多的是将公众作为素材，让他们以受众的名义发出节目制作者希望他们发出的声音。换言之，参与的受众不过是具有受众虚名的廉价演员，他们甚至没有发出过自己的声音。曾经参与过鲁豫有约的录制，作为现场的观众，我看到了访谈节目录制的过程，看到了作为国内知名的主持人（虽然现在的名声似乎有问题），鲁豫在采访过程中的定式，以及受访者那似乎事先就准备好了的回答，我是从那一刻起开始怀疑我想要选择的路。毕竟在这么多访谈节目的受访者中，像姜文那样能够破坏节目策划者事先所设定的主题的人实在不多。此外，让我很愤慨的，就连只是现场观众的我们，也成了群众导演的演员，为了录制的效果，要表演“激动的笑”、“认同的笑”、“若有所思的笑”并且鼓掌的场景，即便根本没有什么好笑的。
记得多年前春节联欢晚会上朱军和冯巩合演的一个与《艺术人生》有关的相声，说《艺术人生》来来去去就四招“套近乎、忆童年、拿照片、把情谈”，然后“只要钢琴一响，就让你泪汪汪”。当时觉得好笑，但觉得可悲，如果访谈节目也成为了有剧本、有情节的“生活剧”，而不是让公众发出他们真实的声音，那么，电视人到底是为了什么从事这个行业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