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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比较》读书报告
进入国家理论单元的学习，试读马太·杜甘所著《国家的比较》，使我从比较的角度了解了比较方法在政治学中的应用，更是通过具体的国家比较实例，认识了不同国家之间的联系与区别。
《国家的比较》一书主要探讨了三个问题：为什么比较，如何比较和那什么比较？全书共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作者进行的是为什么比较和如何比较，向我们系统介绍比较方法的概念和理论知识，它阐述了比较方法在解释社会现象中的重要性并突出阐释二分法、类型学和模型这三种研究方法的用处；第二部分则是通过对一些具体事例的介绍，来论述国家之间拿什么比较，具体分析了六个层面，即政体合法性、移民国家社会分层、超级大城市、挑选政治领导人、议会议员以及精英更替与政体变迁之间的关系。
第一部分 为什么比较，如何比较
（一）为什么比较
为什么比较？通过比较来避免种族中心主义、通过比较来发现社会学规则。何为种族中心主义？种族中心主义就是将从自身文化发展出来的价值和理论应用于其他团体和人群；其以意识判定群体优劣，再以群体优劣意识判定个人特性。种族中心主义多意味着曲解与偏见，例如二战时期德国德意志民族对犹太民族的残杀与迫害、日本大和民族对中华民族的奴役与侮辱，这都是因为种族不同，谁优谁劣问题而导致的民族大屠杀，这都是反人类反道德的事情。那么我们通过比较研究，就是要指出和谴责种族中心主义，通过比较让我们意识到各个民族国家之间的差异性，是为了解释这种差异，让人们认识并了解不同民族之间的差异，从而互相尊重、互相借鉴学习取得自身进步而非用来衡量谁优谁劣进行清洗这一惨无人道的问题，通过比较这种方式减轻种族中心主义的错误。
通过比较，同时也促进了比较研究自身的进步。当我们的社会学家在进行比较过程中，往往会发现一种现象在这一种族看来很普遍寻常的事情在另一个种族看来却是根本不可能接受甚至不知其为何物，这在社会学家看来就是一种错误的想象，也正是通过研究这一系列“错误”，使得我们获得了对于此种问题的研究方法与结论，也就是掌握了规律获得了学科进步与发展。正如文中所说“一个人必须探索自己的极限，这样才能超越它”。
何为社会学？社会学是从社会整体出发，通过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来研究社会的结构、功能、发生、发展规律的综合性学科。但是当社会学家们对此进行研究时，总是很难解决社会体系如何在相互冲突的影响下调整自身、难以检验群体如何形成或冲突如何成熟，所以要通过比较来克服这些问题从而进一步探寻社会学规律。
在“通过比较来发现社会学规则”这一章节的最后，作者提到量化分析，我很赞成他的观点，即量化分析并不能全面地体现出我们的研究对象。量化分析方法是个好方法，但是我们不能仅仅依靠“硬数据”来评测研究对象，尤其是政治现象。如果我们运用量化分析，那确实是可以在严格意义上得出结论但却缺少了人们的主观意识，也就限制了研究者的理解和感知能力，容易被数据牵着鼻子走，做不到全面地主客观地分析问题，所以在研究中一定要采取多种分析方法才能对研究对象分析的全面透彻，结论才能有说服力与可信度。
（二）如何比较
如何比较，在这里作者便提出了比较研究中的概念、理论和方法。在这两章中，作者提出“功能等价物”的概念，也就是：首先，不同的结构可能发挥同样的功能；其次，同样的结构也可能发挥不同的功能。作者也正是用“功能等价物”这一概念来解释来考察并解读复杂的政治系统问题，以便更好地把握真实世界的多样性。作者认为对“功能等价物”的探索，弥补了角色和功能在分析上的“分裂”，同样的工作在不同的国家可能是通过不同的组织来完成的，相似的或相当的机构在不同的国家也可能执行不同的任务。譬如，法国总统作为一国最高统治者，发挥了作为国家代表的象征功能、最高元首的执行功能、占大多数席位的政党联盟领袖的党派功能三个功能。而在英国实现这三项功能的有两个人：发挥象征功能的国王以及发挥其他两个功能的首相。在意大利，这三项功能则被分配到三个人身上：共和国总统（象征功能）、内阁总理（执行功能）和第一大党基督教民主党的总书记（党派功能）。所以，一旦比较学家弄清了发挥这些功能的人，他就能以这些人为突破口从而抓住自己希望研究的领域。所以我认为，对于“功能等价物”的概念，也是比较研究方法的一种。
同时，我认为“功能等价物”的概念有点类似于我们所说的“参照物”，在诸多政治想象中，首先要找到一个参照物，才能进行较好的比较，例如比较德国和奥地利就比比较印度尼西亚和加拿大容易，因为德国与奥地利都是西欧国家并且是邻国，而印度尼西亚与加拿大一个为亚洲国家一个为北美洲，所以两种研究对象的“参照物”就是邻国，正因为邻国关系，使得德国与奥地利差异小好比较，而印度尼西亚与加拿大则是差异大难比较。
第二部分 那什么比较：一些具体实例
在第二部分中，作者通过一些具体实例对比较研究进行举例分析，这一部分相对于第一部分的概念理论可能更有趣味，读起来不让人乏味，同时在阅读过程中，可以说更多的也是对世界史知识的一个补充认识，研究一个国家，如果不了解这个国家的历史那就无从谈起。
在政治合法性性章节中，作者论述到传统型统治的衰落，其中提及到1945年在沙皇统治结束后又一个帝国完结，也就是日本。当日本战败后，日本裕仁天皇成为“国家及人民统一的象征”，他自己也称其为“不是神，而只是一个普通人”，那么作为一个普通人，作为发动这场不义之战的最高领导人，为什么逃过了历史的惩罚？为什么美国政府要庇护他？为什么国际法庭检察官宣布对裕仁天皇不采取任何行动控告其为战犯？这样一种做法等于是放过了这场战争的罪魁祸首，等于是帮助了这位罪魁祸首逃脱罪名，等于是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放任逐流。作为当时日本乃至整个大和民族的领袖，就应该得到历史的惩罚与社会的唾骂，所以纵观当前日本右翼份子频繁破坏社会秩序，公然宣传开战思想，与当时对裕仁天皇的不作为也可以说是对军国主义思想的不完全绞杀有着不可避免的责任，这是值得我们反思与改正的。
同样在政治合法性这一章中，作者还谈到政治体制合法性丧失的问题。他将政治体制丧失的主要原因概括为革命运动、军事失利、冰消作用和高度腐败现象。对于冰消作用和高度腐败现象我是认同的，尤其是高度腐败现象，这与现在的大趋势是相合的，如果我们的政治精英开始腐败，那必将使民众失望，政治体制必会崩溃并瓦解，所以谨防高度腐败现象是十分必要也是迫在眉睫的。但是将革命运动和军事失利区别开来进行探讨是否不妥？因为我认为革命运动大多是伴随着军事行动共同进行的，如果只靠单纯地革命而不依靠军事力量又如何成功呢？俄国十月革命是靠武装力量取得胜利，国共两党的斗争最终也是依靠军事战争而分出胜负等等都是通过军事手段进行的革命运动。所以，应该将二者联系与区分的看而不能单一进行区分。
但是在对合法性的研究中，作者也提及到我们必须要将政体的合法性与政府的信任要区分开来不能混为一谈。当大多数人都说他们不再信任或很少信任政府处理失业问题的方式时，人们并不是在表达对政体本身的不信任，而仅仅是表达对当前决策者的不信任。所以我们怀疑的是政府而不是政体，在我们国家大家都不曾质疑***，只是在推翻上一个政权而建立新的政权，我想这也不仅使政治性的，也是有文化性的。中国经历了几千年的帝制社会，所以在中国，可能一套政治系统比两套政治系统更容易为中国人所接受。在1945年之后，中国人曾经试图选择过多党民主制，然而最终两大政党都从根本上没有接受，于是中国必须在两大政党中选择一个来做统治党，最后历史选择了共产党。
再看到本书最后一章中所探讨到的比较视野中的精英、危机和政体问题。作者主要论述了政治危机这一问题，认为政治危机是导致精英和政体变迁的核心事件，正因为有了政治危机，才会出现精英更替，也就导致了政体变迁，所以政治危机是“因”，政体变迁是“果”。在分析政治危机时，作者将其特点一一介绍，再次向我们阐明何为政治危机，危机往往是影响国家政体的，而我们总将一些政府负面新闻看作是危机，其实根本不是，因为没有触动政体。
所以，不管是政治体质的合法性还是政治危机，都应将政体和政府区别看待，通过对这两部分的学习，最大的收获便是如此。对于整本书，尤其是作者对各理论的举例分析，即明白了概念，也是对世界史知识的补充，使我受益匪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