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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全国社会主义学院系统理论研讨会
暨中国政党制度研究中心第11届年会征文
从民主执政视角看政治协商的意义
崔珏
（广州市社会主义学院，广东 广州）
摘要：政治协商作为国家政治层面的协商民主，是极具中国特色的民主形式。政治协商是民主党派和各界代表人士进行政治参与的重要途径，也是中共执政民主性的重要体现，是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的必要环节。对于一个长期执政的发展中大国的领导党，政治协商更有助于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和制约，对提高中共的执政能力具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政治协商中国共产党民主执政
虽然中西方都有协商民主理论，但中国现实政治中协商民主的发展具有内源性。政治协商作为国家政治层面的协商民主，是极具中国特色的民主形式。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召开，在当时还不具备进行全民普选，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情况下，各方达成共识，由政协制定共同纲领，建立中央人民政府，承担创建新中国的使命。协商产生的民主联合政府，获得了全中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可以说，这是在政治协商的基础上缔造政治合法性。经过60多年发展，政治协商从内容到形式不断丰富和完善，是我国基本政治制度——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内容，是国家政治层面的协商民主，发挥着协调政治关系、优化决策方案、扩大政治参与、巩固统一战线的功能。
政治协商的主体包括中共、民主党派和各界代表人士。对民主党派和各界代表人士来说，政治协商是他们进行政治参与的重要途径，而对处于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政治协商是将民主原则和民主程序贯穿于执政过程的一种形式，对于实现民主执政具有积极意义。
一、政治协商是中共执政民主性的重要体现
新中国成立后，走上执政地位的中共一直将民主贯穿在其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中，强调 1
“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① 政治协商是民主精神的集中体现，也是人民民主的重要实现形式。周恩来在新政协会议筹备过程中强调：“新民主主义议事的特点之一，就是会前经过多方协商和酝酿，使大家都对要讨论决定的东西事先有个认识和了解，然后再拿到会上去讨论决定，达成共同的协议。”② 凡是重大议案提出，事先都经过各方协商、讨论是新中国一系列重大问题顺利取得共识的重要原因。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毛泽东曾在多个场合指出，我们的政府“是跟工人、农民、资本家、民主党派商量办事的，可以叫它是个商量政府。”。③ 当时的双周座谈会、协商座谈会、最高国务会议等，都是行之有效的协商形式。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社会的横向结构为基础，政治协商制度以广泛的界别代表为特征，使新中国的政权建立在坚实的社会基础和广泛的民意基础之上。
今天，中共“已经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一个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一个在受到外部封锁的状态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在全面改革开放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④ 作为一个超大社会、超大国家的执政党，能否始终代表最广大民众的根本利益，是对其执政能力的考验。只有在执政过程中切实代表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执政党才会获得广泛支持和拥护。因此，执政党应更多地创造和搭建民众政治参与的制度平台，建立畅通的利益表达渠道，充分了解各个政党、阶层、群体的利益诉求，进行有效社会整合。政治协商契合了民众政治参与的需求，也是中共民主执政的内涵之一。
目前，我国政治协商有两种主要形式：一是中共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通过民主协商会、谈心会、座谈会等形式，就国家大政方针、国家事务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进行协商；二是中共在人民政协同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代表人士，通过政协各种会议、专题调研报告、政协委员提案等，就国家和地方的大政方针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问题进行协商。政治协商首先在执政党和参政党之间建立了制度化的沟通对话机制，形成了一种崭新的党际关系模式，为一党执政注入了民主元素。此外，通过政治协商，中共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以及各界代表人士就国家和地方的重大事务展开充分讨论，出谋献策，既适度满足了发扬民主、扩大参与的需要，也有助于减少社会分化、增进社会共识，使党的方针政策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同。可见，政治协商是执政党发扬民主、有效整合社会政治资源的良好平台。自2009年开始，全国各地陆续出台《政治协商规程》，推动了政治协商的落实和程序化。十八大召开前夕，广州市对试行3年的《政治协商规程》作了修订，细化了两种政治协商的程序，尤其是协商成果办理与反馈的程序，并在民主党派的建议下增设“重大事项决策
协商信息公开制度”、“政治协商督办落实联席会议制度”，目标就是推动政治协商成为一种可操作的民主和有效的民主机制。
在实践中，每逢重大方针政策、发展规划出台前，中共领导人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代表人士协商座谈已成为常态。每年年初召开的“两会”，更成为国内外瞩目和广大民众寄予厚望的民主盛会。会议期间代表委员们反映社情民意，广泛讨论国计民生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各级领导听政于民，问计于民，集中体现了我国两项基本政治制度依托“两会”形成的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体现出执政党组织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保证人民通过法定程序参与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的民主执政方式。
二、政治协商是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的必要环节
一般来说，执政党组织政府后，其主要活动就是提出政策主张，以实现党的基本目标。执政党的决策不同于一般政党的决策，它必须整合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尽可能均衡地体现社会各阶层、群体的愿望和要求。美国政治学者阿尔蒙德曾指出，只有在政治体系吸纳较多的输入资源（参与、支持、认同等）之后，输出的政治产品（政策）才具有较广泛的整合性。也就是说，政治参与和决策优化之间有着很大的关联性。
在我国现行的政治体制当中，中国共产党既是执政党，也是领导核心，“由于党处在国家权力系统的最高层级，这种最高的决策权、领导权、指挥权、否决权的运用，必然形成对行政、立法、司法等机关的支配。”⑤ 因此，它在国家决策体制中处于核心地位，是我国政府决策过程中最重要的决策主体，在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评估和监控中起着主导作用。党对国家事务实行政治领导的主要方式是：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变成国家意志。党制定出具有综合指导性和根本性的总政策，掌握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发展方向。
目前，国内外形势呈现多变性特点，经济社会生活呈现多元性特点，利益关系呈现多样性特点，公共问题的复杂性需要我们党把决策建立在民主化的基础上，以确保决策的科学性。推进决策的民主化，要在完善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的决策机制上取得新的进展，民主参与在政治决策中的作用受到高度重视。早在1986年党和政府就明确地将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并提出了两条措施：一是建立包括咨询系统、评价系统、监督系统和反馈系统的较完善的决策支持体系；另一条就是加强以政协为中心的民主协商制度。近年一些地方领导提出要把政协建设成为改革创新的智库，就是要充分发挥政协代表性广泛、智力密集的优势以及协商议事的民主氛围，为执政党和政府科学决策发挥咨询和参谋作用。
中共中央在2005、2006年先后颁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和《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都明确指出，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就重大问题在决策前和决策执行中进行协商，就能避免协商活动成为先有意向，后通过协商这一形式赋予其民意基础的形式主义的参与方式，使政治协商更有成效。中共十七大报告进一步强调政治协商是中共实行科学决民主决策的重要环节，是中共提高民主执政能力的重要途径。
政治协商有助于优化政策输入模式。政策始于问题，之所以需要某项特定的公共政策，就是因为需要解决某种特定的实际问题。如何认识社会问题，如何筛选问题，谁参与筛选问题，不同的方式将导致政策方案的大相径庭。我国政策系统主要属于内部输入模式，利益要求不是由政策系统外部的社会利益群体输入到系统中去，而是主要由执政党和政府主动进行利益要求的认证和利益综合的输入，政策问题的确认和解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党和政府对问题的重视程度。在我国政策问题构建环节上公众议程尚未有效建立的情况下，各民主党派、各界代表人士通过政治协商平台，善于认识问题，适时提出问题，对突破传统政策输入模式，推动政策的发展和完善有重要价值。
其次，政治协商有助于优化决策方案。政治协商的各种制度安排使民主党派成员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广泛参与政策过程，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提高了政策过程的开放程度。在政治协商活动中，各民主党派都十分重视发挥集体智慧，对协商议题反复讨论，集思广益，力求在协商中提出能代表党派声音又切实可行的政策意见。，从近年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情况看，各民主党派更注重以专业性研究成果支撑参政议政，使政策建议成为有价值的决策参考。因此，政治协商对于优化决策方案，提高执政党决策的科学化水平的作用日益凸显。
三、政治协商有助于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和制约
一个政党成为了执政党，就意味着掌握了公共权力。执政党与公共权力的关系大体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政党与公共权力之间的界限，或者说政党对公共权力施加影响的边界；二是政党运用公共权力的能力；三是公共权力对执政党的腐蚀和影响。这三方面都是衡量一个政党执政方式和执政水平的重要尺度。⑥ 虽然民主被普遍理解为“人民的统治”，现代社会民主发展亦重视扩大参与，在现实政治中，民主政治的关键不在于也不可能是多数人直接掌握和行使公共权力，而是要确保掌握公共权力的少数人，受到社会监督，不滥用权力。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在实践中我们看到，不少执政多年的大党老党，因腐败现象泛滥而招致人亡政息。尽管从客观上看，一党处于绝对优势地位时，对执政党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很大程度上要靠执政党自身，但建立起来自社会不同方面、不同层次的约束机制依然十分必要，民主执政一方面是扩大参与，另一方面就是制约权力。
“中国的政党制度，一方面源于各社会政治力量联合对政治协商的内在要求；另一方面源于中国共产党一党领导和执政对民主监督的内在要求。”⑦ 在我国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处理党际关系的基本方针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互相监督是合作共存的价值和意义所在。中共与各民主党派实行的互相监督，由于中共是长期执政的大党，是多党合作中的领导党，因此更加强调民主党派对中共的监督。这种监督是属于从权利出发、以批评、建议方式进行的监督。同时又是以国家基本政治制度为依托，以国家政府系统为活动平台的有组织的体制内活动，影响力自然不能等同于其他社会监督，是在与执政党通力合作的基础上，在参政的独特空间内对执政党和政府进行的高层次的政治监督。
人们通常认为权力制约应该是不同政治力量或权力势均力敌，旗鼓相当，才能形成相互制衡的格局。中共是执政党，民主党派是参政党，目前中共拥有8200多万党员，8个民主党派总共只有近90万成员，其政治地位、组织规模以及拥有的资源都不对称，监督和制约自然无从谈起。但我们看到，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中的民主监督作为非对称性权力制衡，对执政党的权力运作仍具有监督和制约功能，具体表现在：通过政治协商、参政议政等途径，对宪法和法律法规的实施情况、国家方针政策的贯彻情况、各级领导干部遵纪守法的情况进行反馈，为国家权力监督体系提供信息，推动问题的解决；对公共决策和决策实施过程中出现的失误，对各项方针政策贯彻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对违法乱纪、贪污腐败的行为，实事求是地提出意见和批评，引起执政党和政府的重视并予以解决。政治协商所蕴含的民主监督是否有效力，关键在于监督的机制和程序是否健全和完善，监督的主体是否具备足够的政治能力和水平。
中共从成为执政党开始，就强调党的权力来自人民，权力只有置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有效监督之下，它的运行才能保持应有的公正性。加强对公共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任务，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根本要求。我国目前初步形成了包括人大的权力监督、中共的党内监督、政府的行政监督、司法检察机构的法律监督、审计和统计部门的专业监督、媒体网络的舆论监督、民主党派与无党派人士的民主监督、社会层面的群众监督等构成的监督体系，目的就是要确保权力正确行使，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民主监督作为政党间的一种政治监督，虽然不具有质询、罢免、弹劾等刚性约束，但它是中共与民主党派之间为致力于共同目标和事业而展开的党际互动行为，它所拥有的高层次的政治话
语权具有很强的影响力，是中共民主执政的必要条件和有力保障。
2013年6月
①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27页，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② 萧超然主编：《中国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专题资料汇编》，第7页，华文出版社1998年版。
③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178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④ 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第26页，人民出版社2001年7月版。
⑤ 李景鹏：《权力政治学》，第223-224页，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⑥ 王长江、姜跃等：《现代政党执政方式比较研究》，第54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⑦ 林尚立、肖存良.统一战线与中国发展[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1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