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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史上的创举
——试论陕甘宁边区的”三三制”政权建设
正当抗日战争紧张地进行时，在根据地遭受艰苦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大力推行民主政治，建立了“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为人民当家作主创造了种种条件，调动了各阶级人们抗日的积极性，使边区出现空前团结、和衷共济、充满活力与朝气的政治局面。它是中国近代史推进民主进程的杰作，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史上的辉煌篇章。总结抗日抗日根据地”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的宝贵经验，不仅为新中国的政权建设有着重要启示，而且对于今天我们有序推进民主政治建设有着深远的影响。
一、“三三制”政权体制模式的提出
1940年3月，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党内中，对抗战时期的根据地政权性质、组织形式、施政方针和人员分配等问题作了明确的规定。同年7 月，为纪念抗日战争三周毛泽东在《新中华报》上发表了《团结到底》一文，正式向全国公布了中国共产党的“三三制”主张。
“三三制”政权建设提出后，得到了社会各阶级和各阶层群众的热烈响应和广泛支持。1941年11月的《解放日报》社论写道：“这是中国历史上应该大书特书的一件大事，„„我们为这一页新的历史而感到荣耀和兴奋。”[1]
在人员分配上，“三三制”政权体制规定：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2]这里的共产党员是代表无产阶级和贫农的；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代表的是小资产阶级；不左不右的中间派代表的是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三三制”政权体制的性质是民族统一战线政权。毛泽东指出，“这种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对派的民主专政。对于这种政权性质的明确了解和认真执行，将大有助于全国民主化的推动”。[3]“三三制”政权与国民党的地主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是根本不同的，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权只代表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对广大人民实行专政；“三三制”政权也不同于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工农民主专政代表的是工农的利益，是对对地主和资产阶级实行的专政。“三三制”的政权体制，是抗日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政权，代表的是各抗日阶级阶层人民的利益，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于卖国的汉奸和反民主的反对派实行专政，”[4]
二、“三三制”政权是民主的政权，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史上的创举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实行“三三制”精神的指示，各抗日根据地先后建立了“三三制”的政权体制。与国民党***形成了鲜明对比，在全国人民心目中树立了“民主中国的模型”。周恩来当时就曾指出，“三三制”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共产党员不一定要在数量上就占多数，而要容纳各方面，要用自己的主张取得胜利。第二个特点就是要经过协商、协议，取得共同的纲领。“三三制”政权的核心是民主，不仅体现在政权的组织形式上，而且还主要地是体现在实质上。邓小平当时也认为，“三三制”政权的实质是民主问题。党在领导政权工作时，必须贯彻民主的精神。[5]谢觉哉也认为，陕甘宁边区之所以发展巩固，依赖于民主和团结了各党派人民。[6]当然，这与“三三制”政权的民主性是分不开的。
（一）”三三制”政权充分实现了人民民主，得到各阶层群众的普遍欢迎
1、“三三制”政权实行了普遍、平等、直接的选举制度。《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规定：凡居住在陕甘宁边区内的人民，年满十六岁以上，不分阶级、职
业、男女、宗教、民族和财产、文化程度，经过选举委员会登记，都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1941年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进行大规模改选时，边区政府专门发出了《指示信》，指出：选举如果不要民主，就等于不要革命”。[7]同时，选举委员会还明确规定了普遍、平等、自由的选举原则，保证了各阶层人民的权利，使选举充分体现了选举人的意志。
2、灵活多样的选举方法，保证了人民的民主权利落到实处。为了保证普遍、平等、自由的选举原则落到实处，各抗日根据地因地制宜，制定了适合于本地区的选举法规、条例和选举委员会组织规程等，还对选举的程序和保障做出了详尽而且可操作性强的规定，在实践中各地根据具体情况创造了许多实际有效的选举方法，如画圈、画杠、画点，投豆和举手等。这些切实有效的选举方法保证了各阶层人民的参政权利不致落空，人民群众在根据地内，真正过上了当家做主人的崭新生活，这与国民党统治区政治专制、政府腐败，忽视人权的局面，形成了鲜明对照。美国著名作家斯诺将抗日根据地比作是“一个战斗的国家”，并且说“这一战斗的国家是中国人前所未有的最接近于政治与经济民主的”。[8]
（二）”三三制”政权的体制形式体现了党的领导方式的民主精神
“三三制”政权是各革命阶级、阶层在抗日和民主的旗帜下建立的，其实质问题是民主。因此，党在领导抗日政权工作的时候，就必须贯彻民主的精神。各抗日根据地是在中国共产党艰苦的革命斗争中创建的，根据地的政权也是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创立和巩固起来的，“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新民主主义的边区 ”。[9]对于敌后抗日根据地来说，党的领导是其得以存在、巩固和发展的先决性条件。但是，共产党的领导并不等于政权机关由共产党员独占和“包办”，共产党更不能搞“***”。[10]为了避免出现国民党的***，巩固党所领导的根据地和保证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最大限度地施行，抗日根据地政权向一切赞成抗日的阶级和党派人士开放，这便是”三三制”的基本依据。既然如此”三三制”政权的建设就不可能发生取消党的领导的问题。林伯渠当时曾说过：“共产党员在行政机构与民意机关中只占三分之一，并不是共产党放弃领导”，[11]相反，”在‘三三制’政权中，党一定要领导，一定要在政治上占优势。”。[12]
一方面要坚持党的领导权，另一方面又要贯彻”三三制”，这对党提出了更新也是更高的要求，党必须对”领导权” 重新定义。什么是领导权? 毛泽东认为，“所谓领导权，并不是要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要别人服从，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让他们愿意接受建议。” 据此，党在政权中的领导地位，便不能片面倚重数量，而是在质量上具有优越的条件。[13]毛泽东的这一认识，是一种与“三三制”相适应的全新的领导观。这种新型领导观一经提出，便在党内形成共识。林伯渠与毛泽东的说法不谋而合，并且深深地赞同毛泽东的观点，认为在“三三制”政权中，共产党能够”使多数的非党人员接受党的政策，才能叫做领导”。[14]邓小平也支持这一观点，“党对政权的领导取决于党在政权中的优势”，这种优势如何去取得，这在”三三制”原则本身是包含着的；“党的领导责任是放在政治原则上，而不是包办，不是遇事干涉，不是党权高于一切”。
[15]1942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了指示:为了实现”三三制”，党必须实行对于政权系统的领导。并指出，这种领导应该是对于大政方针的领导，是在原则上的、政策上的领导，而不是事事，党的机关无权直接命令参议会及政府机关。“党团必须服从同级党委，但党团的工作作风必须刷新，不是强制党外人士服从，而是经过自己的说服与政治工作”。[16]总之，“三三制”政权作为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提出并实施的一项重要政策，一方面以党对政权的领导为前提；另一方面，也正是因为党在政权系统中的领导地位，”三三制”政权建设才在各根据地得到健康的发展。
（三）在具体的运作方式上“三三制”政权体制实行政治协商与民主合作 毛泽东曾指出，关于政权问题上，我们既不赞成别党***，也不赞成共产党***，这就是统一战线政权。“这些阶层的争取，是孤立顽固派的一个重要的步骤”。[17]共产党员“必须将关心和倾听党外人员的意见和要求及向党外人员学习，作为每个共产党员的严重责任”。[18]
党外民主人士李鼎铭财经在担任边区政府副主席期间，认为共产党员没有尊重他的职权，因此在工作上曾表现出了一些消极和不满。党组织发现这一问题后，决定边区各厅、处、院要分别向政府主席和副主席及参议会正、副议长汇报工作；在每次职务会议前，必须向李鼎铭副主席汇报工作；平时党员与党外人士要多接近，多谈心。后来李鼎铭曾对一位英国记者说:“我有职有权。”时任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议长的安文钦，在记者面前也痛骂国民党。由此可以看出，共产党与党外民主人士的真诚合作，对于团结边区各阶级和阶层，组织和动员广大群众投身抗战斗争，起到了积极作用。
（四）广泛的民主监督机制的建立
为了真正实现民主执政，各抗日根据地内的民主政权相继建立了广泛的监督机制。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党中央有设党务委员会，县级以上各级党委也均设有监察委员会，监督党的机关、干部、党员的行为；各级参议会拥有对相应各级政府的监督权；在政府内部，各根据地大都设有自检部门；各抗日根据地的报刊成为了重要的舆论监督工具。
中国共产党，“它的党员应该站在民众之中，而决不应该站在民众之上”。
[19]各抗日根据地还实行人民对政府监督和批评的制度。要是工作人员办事不好，不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人民都有权对它进行批评，甚至可以撤换。老百姓常常说:现在的人胆子越来越大了，连乡长也可以批评，过去是没人敢这样说的。
[20] 在晋察冀根据地，边区政府和县政府经常举行边区或县行政会议。通过召开行政会议可以清楚、多方面的了解政府工作情形和群众的反映，这样不但他们可以对政府工作提出正确的批评，而且行政会议也可经常自动的深刻讨论、研究，决定政府施政方针，提交并推动帮助政府执行与政府密切的联系起来，但它并不直接去代替政府工作，或妨碍政府行政系统的统一。[21]
三、“三三制”政权体制对我们的现实启示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三三制”政权使民主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实现。总结抗日根据地的”三三制”政权的民主实践，为我们今后的政权建设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同时对于我们正确把握民主，有序推进民主政治建设有着重要的启示。
（一）“民主”二字必须放在政权建设的首要位置
建国前夕，中国共产党人吸取了抗日根据地“三三制” 政权建设的成功经验，包括《共同纲领》的制定和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都极大地体现了政权建设的民主精神。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深刻地指出:充分发扬人民民主，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基层地方政权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所以在当前的政权建设中尤其要注意民主的问题，遇事发扬民主作风，多听取并尊重党外人士意见，取得多数意见然后去做，允许不同的声音存在，在各项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中，适当照顾他们的利益。
（二）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有义务接受党外人士的监督
毛泽东曾指出:”共产党是真心真意想把国事办好的，但是我们的毛病还很多”，“我们要加强党内的教育来消除这些毛病，我们还要经过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来清除这些毛病”。[22]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将其与各民主党派合作的基本方针发展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其中”互相监督”，是指共产党要监督民主党派，民主党派也要监督共产党，但由于共产党居于领导地位，首先要请民主党派来监督自己。邓小平指出，由于我们党的执政党的地位„„需要接受各个方面的批评和监督，以利于我们集思广益、取长补短，并且克服缺点、减少错误。[23]
（三）完善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人类历史上处理政党关系的一种全新构架，是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也是中国人民政治经验和政治智慧的结晶。而其源头，可追溯到党在抗战时期创建的”三三制”政权模式。尽管两者有着明显的差别，但所面临的问题具有延续性，即：都有一个如何正确处理体制内的党派关系的问题。党在抗战时期取得的成功经验，如：注意克服内部的主观主义和关门主义倾向；提高在政权机关中共产党员的质量；依靠党的正确政策和党员的模范作用，实现党的领导；保证政权内的党外人士真正做到有职有权，敢于说话，敢于负责；以及正确处理党政关系等，在当代，依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为建立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而奋斗—庆祝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的胜利[N].解放日报, 1941-11-23.[2][3] [10] [13] [17] [18]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42；741；766；742；742；395.[4]刘少奇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74.[5][15]邓小平文选(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9；9-12.[6]谢觉哉日记（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7]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二辑)[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1.[8]宋炜.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和谐社会的构建理论导刊[J].2005,(9).[9][11][12][14]林伯渠文集[M].华艺出版社,1996:292；211；309；211.[16]中共党史参考资料[M].第9册,136.[19][22]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09；810.[20]陕甘宁边区民主政治的特点及其在乡的具体实施[N].解放.1940-04-20.[21]彭真:论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政权[N].解放, 1938-10-30.[23]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2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