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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采购司法审查的尴尬
谷辽海
政府采购司法审查，是指政府采购当事人不服财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诉讼，受诉法院对具体行政行为的事实认定和法律依据以及所适用的行政程序进行合法性审查，并作出相应裁决的活动。
我国《政府采购法》赋予财政部门对政府采购活动享有巨大的行政权力，如果行政机关不按照法律规定行使权力，必然会对政府采购当事人以及社会产生巨大的侵害，故财政部门的权力必须受到相应的监督和制约。司法审查是法院监督、纠正财政机关违法行为，对行政相对人进行权利救济的最后一道屏障。司法审查是WTO法律框架中的重要内容，我国也建立了政府采购的司法审查制度。依照《政府采购法》第五十八条规定，投诉人对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的投诉处理决定不服或者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逾期未作处理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我国《政府采购法》正式实施至今已经三年多时间，随着全国政府采购规模的逐年提高，政府采购争议普遍增多。然而，我国政府采购当事人寻求司法救济的并不多见。这里的原因有许多方面，其中之一是司法审查制度本身存在某些缺陷。
法院审查财政部门具体行政行为常常遭遇尴尬。在我国目前法院的经费管理体制中，法院与财政部门是相互依附的“锅与碗”关系。法院吃拿地方财政这碗饭，法院的财政预算、诉讼费的收支管理完全受到财政部门的制约，法院的所有经费由财政部门作出预算，由财政部门审核、拨付、管理，财政机关决定法院的经费使用权和分配权，在法院的财政体制完全受到财政机关控制和监督的情况下，法院如何独立、客观、公正地审查财政部门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呢?
政府采购活动在同级监督制度中也常遭遇尴尬。根据我国《政府采购法》十三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是负责政府采购监督管理的部门，依法履行对政府采购活动的监督管理职责。各级财政机关对投诉人举报政府采购活动的违法行为，必须在法定时间内依法作出投诉处理决定或者行政处罚决定。依照《政府采购法》第五十五条、第五十
六条规定，质疑供应商对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的答复不满意或者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未在规定的时间内作出答复的，可以在答复期满后十五个工作日内向同级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投诉。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在收到投诉后三十个工作日内，对投诉事项作出处理决定，并以书面形式通知投诉人和与投诉事项有关的当事人。
由于我国政府采购立法时仅仅考虑到同级监督，而未曾建立同级监督中的回避制度，没有建立起独立有效的行政审查或司法审查制度，导致实践中一系列尴尬问题无法解决。例如，2005年8月10日，采购人广东省某市人民法院的办公自动化设备在政府采购网上进行公开招标，同年8月26日在政府采购网上公布了预中标供应商的采购信息。看到公示的采购结果后，落标供应商认为，本次办公自动化设备的招标程序中，采购人该市人民法院违反了我国二十天“等标期”的强制性法律规定。质疑供应商在向采购人质疑无效的情况下，向同级政府采购活动的监督管理部门即某市财政局提出投诉。市财政局审查后认为，本市人民法院作为采购人在本次公开招标采购活动中存在着严重违法行为，侵害了众多投标供应商的合法权益。为此，市财政局拟对被投诉人也就是本市人民法院作出行政处罚，但在这个时候，市财政局面临着两难的选择境地：如果依法对本市人民法院作出行政处罚，被处罚的采购人倘若不服具体行政行为而提起行政诉讼，受理的法院也就是采购人，被告则是市财政局。在这样的司法审查过程中，原告既是被处罚的采购人，也是受理的法院。在此情形下，市财政局担当被告的诉讼结果可想而知。如果市财政局不对本市人民法院依法作出行政处罚或者逾期进行处理，那么众多的投诉供应商必然会将市财政局作为被告，向市财政局所在地的人民法院也就是采购人提起行政不作为的诉讼。最后，某市财政局选择了后者，对众多的投诉供应商不予理睬。在这种情况下，按照我国《政府采购法》的规定，对市财政局不作为的行政行为享有司法审查权的也就是本市人民法院，即享有管辖权的法院与被投诉人是同一的。由此而来，受到伤害的供应商寻求司法救济的权利在我国现行的法律制度下是很难得以保障的。
综上所述，我国政府采购司法审查还缺乏独立有效的制度，财政部门与管辖法院存在着直接的利害关系，同级监督的法律制度存在着利益冲突，目前的司法审查制度难以保证承办法院对财政部门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客观、公正、高效审查，对供应商的合法权益还无法进行有效保护。故立法机关应完善我国《政府采购法》的相关规定，建立起政府采购司法审查中的回避制度。
质疑和解惑
——读《法治下的政府采购》
陈贲 陈峥
“这是我第一次真正地感受到了我国招标投标中的巨大„猫腻‟，第一次亲身感受到这一领域的„监督体系‟，第一次发现这部法律存在着严重缺陷。”《法治下的政府采购》一书作者、北京辽海律师事务所主任谷辽海在后记中写道。2000年，也就是招标投标法实施的第一年，谷辽海接手了第一例政府采购民事侵权诉讼案，诉讼结果却给身为代理人的谷辽海留下了抹不去的灰色记忆。从那以后的四年光阴，谷辽海基本关闭了常用的通讯工具，谢绝了大部分法律事务和应酬活动，潜心于政府采购领域的研究。
现行的两部公共采购法即《招标投标法》和《政府采购法》，两者之间相互冲突、矛盾的现象十分严重：不同的采购方式和采购程序的选择具有巨大的随意性;公开招标是政府采购制度的核心内容，可我国政府采购法中却没有具体的操作规程;现行监督机制因为两部公共采购法的抵触而几乎处于瘫痪状态;陪标、围标、串标等暗箱操作随处可见;虽然有形式上的质疑和投诉机制，但实际执行效果却微乎其微„„市场上虽然有10余种相关书籍，但由于缺乏深入研究，这些书籍要么寻章摘句、流于浅层次的注释，稍有理论的著作，也多半有生硬嫁接外国法律的嫌疑，加上缺乏政府采购方面的实务经验，读起来总给人一种隔膜的感觉。
这本书一扫同类书籍注释介绍的风气，涵盖我国《政府采购法》、《招标投标法》的主要内容，分析了其中存在的主要冲突和矛盾，同时介绍了国际上公共采购制度的相关内容，既有质疑，更有解惑。读完它之后，相信大家会或多或少得到一些答案。
公共采购监督检查制度有待完善
谷辽海
任何国家和地区实现政府采购法律制度的有效监督，一般来说，必须具备五个构成要素，即：政府采购法的监督主体、监督的客体、监督的具体内容、监督的权力与权利、监督的实体规则和程序规则。换言之，政府采购由谁来监督、监督谁、监督什么、用什么监督和怎样监督。完善的政府采购法律监督机制必须要有前述五个必备要素共同构成。这些必备要素通常出现在政府采购法的相关章节和条款中。
在世界上著名的政府采购法律规则中，在实施政府采购制度的国家和地区的法律文本中，我们几乎都看不到有“监督检查”的专门章节。我国的《招标投标法》、《政府采购法》基本上是照搬、移植国际上著名的政府采购规则，惟一有中国行政法特色的是《政府采购法》第七章的监督检查。这一章节用了12个条款规定了政府采购的监督检查制度，但大部分条款是属于东拼西凑、重复立法，缺乏监督的实质性内容和具体的实体及程序规则，因而浪费了立法资源，有损国家法律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监督检查中的重复立法及其口号式语言。我国《政府采购法》在总则、政府采购当事人、政府采购方式和程序、质疑和投诉、法律责任等章节中，对于政府采购法的监督主体、监督的客体、监督的内容、监督的权力与权利等内容已经有所体现，“监督检查”章节中的有些条款在我国其他法律中都已经有具体的规定。因此，现行法律专门设立“监督检查”的章节值得商榷。如果必须设立的条款，为了保持法律章节条款的和谐与一致，应该在相对应的章节内容中进行规定。例如，我国《政府采购法》在总则和其他章节中，已经规定了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政府采购活动及集中采购机构的监督检查;规定了所有政府采购信息披露制度，其中包括了政府采购项目的采购标准和采购结果的公示制度;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本法规定指定采购，这在总则和法律责任章节中都已经有明确规定;集中采购机构的权利义务和法律地位等内容在总则、政府采购当事人等章节中也都有详细规定，没有必要通过不同语言的表述方式在另一个章节中又重复进行规定。又如，我国审计机关和监察机关各自的工作原则、监督对象、监督权利、监督范围等内容分别在我国的《审计法》和《监察法》中都有非常明确的规定，法律实施中的社会监督在我国《宪法》中都已经有明确规定，《政府采购法》没有必要作出相类似的规定。这种法律规定，由于没有相应的程序性规则和法律责任条
款进行保障，等于是无效的空洞规定。
监督检查机制缺乏独立的监督主体。我国《政府采购法》第十三条虽然统一了政府采购市场中的监督主体，明确规定各级财政部门为政府采购对象的主管机关，但由于还存在着另一部法律《招标投标法》。故公共采购市场中的监督主体实际上尚未统一，各级发改委和相关的行政机关还在兼任运动员和裁判员的双重角色，各自制定相应的公共采购行政规章，分别管辖属于自己的公共采购项目。公共采购市场中的货物、工程、服务，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供水、供电、供热等政府公用事业的采购项目，涉及到公共安全和公共利益的采购项目，涉及到国家稀缺资源和国家利益的公共采购项目，等等。这些公共采购项目在我国现行的公共采购法律体系下，还存在着多元的监督主体，大部分都还没有进入各级财政部门的监督视野。
监督检查机制缺乏统一的监督规则。现行法律虽然赋予我国各级财政部门对政府采购活动进行监督管理的权力，但《政府采购法》各个章节和条款中，没有详细规定各级财政部门进行监督的实体规则和程序性规则，我们在监督检查的专门章节中也没有发现一些具体的、有效的、强制的监督措施。政府采购法的有效实施和广泛推广，采购人和供应商在法治的轨道上有序地进行政府采购活动，监督部门有序地开展工作，对政府采购当事人进行监督，必须要有相应的程序规则作为保障，从而才能制约权力、防止权力的滥用。由于现行法律中缺乏统一和独立的监督规则，《政府采购法》实施后，国家财政部虽然颁布了一系列政府采购的行政规章，但其法律效力和位阶较低，很难对我国的公共采购市场实施有效的统一的具有普遍约束效力的监督规则。
综上所述，我国《政府采购法》用了大量的篇幅规定监督检查制度，但立法技术显然有待于进一步提高。近几年，我国山西、上海等省市推行的政府采购监督机制，效仿了世界上实施政府采购制度比较成功的国家和地区的一些做法。笔者认为，这些监督管理机制是在许多国家被证明为行之有效的制度，非常值得推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