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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朔及其散文作品分析
谢虹
内容摘要：五六十年代的散文在“为政治服务”的格局中有着自己独特的发展，关于十七年散文名家之一的杨朔一直以来是最受关注且颇有争议的。客观来看，尽管杨朔没有摆脱当时散文颂歌性的思想表现模式，但与同时期其他散文作家相比，其艺术审美视野可以算作比较灵活。
关键字：五六十年代 散文 杨朔 文艺与政治的关系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中国社会性质的改变与社会环境的改变共同决定了中国当代文学已经进入到一个不同的政治文化环境与生存环境。早自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来，主流文学流派都开始强调文学的无产阶级与社会主义性质，都把文艺服务于现实政治，配合国家意识形态作为文学的基本目的，重视文学或审美的革命功能和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精神教育人民的作用。
1949-1966年的十七年文学，作为一个高度组织化的文学阶段，在文学思潮形成与发展过程中表现为鲜明的统一化和一元化状态。十七年文学阶段里，文学思潮发展必须在两个前提的确立中进行：首先是确立以《讲话》精神为主体内容的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权威地位；其次是对已有的各种各样的历史形态的旧有美学观念进行清理。
政治和文学的关系问题，在本时期上升为文学与所有外部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文学与时代政治的紧密关系，文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阶级斗争服务，是十七年文学思潮的主要特点，也是十七年文学理论体系建构的理论基点与实际目的。
本时期，散文与其他艺术一样被要求做“文艺的轻骑兵”，做时代的政治忠实的“鼓手”和“号角”，坚持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观念。新时期以来，关于十七年散文名家，评论界最受关注、颇有争议的就是杨朔。
一、杨朔的生平
杨朔是一位自学成才的作家。1913年3月22日，出生于山东蓬莱县，他的 父亲是一位清末的秀才，因此他早年受到过书香门第的教育。然而，因其六岁丧父，在其读完小学之后家里就无力再供他升学，杨朔便于1929年随其舅父到哈尔滨的一家洋行工作以谋生。也就是在此之间，杨朔一边自学国文与英文，一边研学古典诗词、练习翻译，以磨砺培养其自身的文学功底，他还在哈尔滨市的《国际协报》上发表过一些文稿。后因日本占领东三省，杨朔于1936年冬天离开东北南下，他先后浪迹于上海、桂林、武汉、延安、广州、重庆，其间撰写抗日救亡的文章，寻找救亡图存的道路；1942年，他从敌后重返延安，进入中央党校学习并且参与了延安文艺界的整风运动。1945年，杨朔加入共产党，自此走上了革命道路，也走上了革命文学的创作道路。
杨朔十分自觉地遵循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指引的文艺创作方向——为工农兵服务。他深入农村、深入部队，与工农兵在一起体验生活。这一时期，他创作了反映矿工与日寇斗争的《红石山》、描述农民在党的指导下展开反复辟斗争的《望南山》、讴歌野战军英勇作战的《北线》三部中篇小说，以及收进《大旗》、《月黑夜》集的短篇小说。虽然这些作品不是非常成熟，但它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工农兵的革命英雄事迹，成功地体现了革命文学的创作要求：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充满着革命现实主义精神和鲜明的时代色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杨朔的创作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在小说和散文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绩。1952年，他创作完成了在《人民文学》杂志连载的第一部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长篇小说，并赢得了很高的声誉，产生了轰动效应。1955年之后，杨朔转向艺术性散文的创作。他先后担任中国作协外国文学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亚非人民团结委员会副秘书长、副主席，以及中国亚非作家常设委员会秘书长等职务。由于公务繁忙，杨朔没有时间精力创作小说，于是开始创作散文，其间他发表了60多篇散文，其中有著名的《荔枝蜜》《雪浪花》《茶花赋》等。
然而之后，史无前例的十年*爆发了，杨朔也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受到“*”的迫害，于1968年8月3日去世，年仅55岁。
二、杨朔的散文风格
建国之后，杨朔的散文按思想内容划分可分为三个方面:第一，迅速及时地反映朝鲜战争的作战情况，表现中国志愿军英勇的战斗力；第二，记录歌颂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祖国的建设成就；第三，叙写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友好往来的事迹，响应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平发展历史趋势。这三个题材领域都能够彰显杨朔散文创作的一个共同的思想核心：政治抒情、鼓舞人心。
“其创作特点是‘以诗为文’：第一：在平凡的生活中发现诗意并以诗化的表现，但这意义是在时代、社会的政治意义的范畴之中；第二：用人物、事件与景物二者合一的方式构成意境，其意境的核心是时代性社会性价值；第三：追求结构的精致，如欲扬先抑等文章结构的手法；第四：追求语言的精炼。”
杨朔的散文是一种标志，是一个典范。他的散文对后继者的散文创作具有不可估摸的影响。
三、杨朔模式
(一)“杨朔体”：尤其是50年代中期后的散文，它以精美的构思和结构，创造包容思想意境和艺术情趣的境界，先取一人一事、一景一物，或借景抒情，或托物言志，以此抒写社会主义的“时代侧影”，或即时性地阐释党的路线、政策在社会生活中所产生的积极的影响。即使是写花草虫鱼，也执意地象征比附、细致婉曲地阐释生活的哲理、劳动者的情操和祖国前进的步履。形成了具有“诗的意境，诗的结构，诗的语言”的艺术个性。
（二）“杨朔模式”的特点：
杨朔在十七年的散文创作，形成了其特有的模式：从写景入手，然后引出在风景中活动着的平凡人物，最后通过比兴、象征将景物和人物联系起来，升华出人民性的歌颂这一主题。杨朔创造地继承了中国传统散文的长处，于托物寄情、物我交融之中达到诗的境界。他营造意境时，常在谋取“情”的新意上做文章，如借蜜蜂的勤劳创造而无所求的特点，来寄情社会主义建设者的高尚情操。
杨朔散文在写人状物时诗意浓厚。他写人善于选取感情色彩丰富的片断刻画人物的神貌、内心;他的景物描写，在写出自然美的同时，也是创造意境，深化主题的重要手段。杨朔散文的结构精巧，初看常有云遮雾罩的迷惑，但峰回路转之后，曲径通幽，豁然展现一片崭新天地，而且结尾多寓意，耐人寻味。杨朔语言具有苦心锤炼后的魅力，象诗一般精确、凝炼、含意丰富又富音乐感，具有清新俊朗、婉转蕴藉的风格。
当我们承继其“诗话散文”等好的东西的同时，也需认识到其散文创作中的弊病。
(三)关于“杨朔模式”的弊端讨论：
1、在散文的艺术格调上，有着“十七年”文学一致的审美取向，纯粹是颂歌形式，即便是诞生于不适宜歌颂的年代的作品，也有着粉饰现实美化现实的倾向；
2、在取材上，多向政治性题材要灵感，无论写景、叙事、写人都有着明确的政治目的、政治诉求；
3、在作家主体方面，往往把作者“自我”置换成他者“普通劳动者”，以“普通劳动者”的“大我”的思想感情代替“自我”的“小我”的思想感情，消融“自我”，淡化“自我”；
4、在表现手法方面，通常借用借景抒情、托物言志的表达方式，通过象征比附，给予物象以创作者的丰富的思想情感；
5、在艺术构思上，多采用“开头设悬念，中间转弯子，卒章显其志”的“欲扬先抑”的构思套路，雷同现象层出不穷；
6、在艺术结构上，由此形成了“景——人——理”的明显的三段式僵化结构；
这种散文创作，在一定程度上回避了散文的求真品格、求实风韵以及“任意而谈，无所顾忌”的美学格调，导致虚假、做作、僵化、生硬等现象的产生。
随着时间的推移，对杨朔体的评论逐渐走向负面，有人认为是“调散文”；有人称之为“寓意强迫症”或“形而上学癖”，从小事抽象出大道理；有人评价杨朔体是当代文学的历史性耻辱；还有人指出杨朔几篇散文作品的发表时间正是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其托物寄情的真实性让人怀疑。
在当前的互联网上，杨朔体在很多场合被用做贬义词，用于讽刺一些文章矫揉造作、奇酸无比、粉饰太平。但是我们应该了解到，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杨朔模式对中国当代文学作出的贡献也是突出的，杨朔散文的结构推敲和语言的精炼也对我们现代的写作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我们在学习散文的过程中应该辩证地看待“杨朔模式”的优劣，在自己写作的过程中加以吸取精华和改进，以不断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