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贤淼福利经济学及其对现代社会福利思想的影响由刀豆文库小编整理，希望给你工作、学习、生活带来方便，猜你可能喜欢“现代社会福利思想重点”。
第十一章 福利经济学的社会福利思想
福利一直都是人类社会关心的基本问题，而个人需要与社会利益的关系则构成了现代社会福利思想的核心关怀。自古典经济学创立的、以功利主义价值观为基础的个体经济学思想以来，从数理逻辑的角度探讨最大幸福或最大化福利就成为福利经济学的专门研究对象。同时，在古典经济学的范畴内，福利经济学和其他经济学分支并不存在明显的界限。福利经济学自20世纪20年代创立迄今已有80多年的发展历史，它经历了从旧福利经济学到新福利经济学的转变。
本章的目的就是要介绍福利经济学的发展轨迹及其主要内容，探讨福利经济学对现代社会福利思想的之间的内在联系。本章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福利经济学的内涵和基本特征。二；旧福利经济学的内涵和基本内容。三；新福利经济学的发展和基本内容。四；福利经济学对现代社会福利思想的影响
第一节 福利经济学的内涵和基本概念
作为经济学的分支学科之一，福利经济学以效用或功用(Utility)理论为出发点，探讨并研究有关人类社会福利最大化的问题。福利经济学分为旧福利经济学和新福利经济学两派，前者以英国经济学家阿瑟·庇古所建立的福利经济学为基础，而后者则是以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阿罗的“不可能定理”为标志。虽然新福利经济学和旧福利经济学在效用理论上存在重大差异，但是二者在内容上还是有很强的内在联系的。实际上，无论是新的还是旧的福利经济学，二者都关注两个最基本的问题：第一，福利的界定；第二，效用的定义。与一般的经济学分支不同的是，福利经济学与社会选择或公共选择的道德判断 紧密联系在一起，它对人类的行为进行了深入的伦理学探索，因此它隐含着明显的价值判断，比如，好的或坏的选择以及最优的或最差的社会福利计划等。
一、福利和效用的基本内涵
在经济学中，“福利”意指个人或群体的利益所得，它包括收入获得和心理满足两方面给消费者带来的种种好处。而“社会福利”则是在一个特定的制度安排下，公众在社会利益分配方面达成的社会选择所实现的结果，它代表着一种集体或群体利益。“效用”(或功用)是指消费者在心理方面获得的瞒足，它被经济学家用来说明商品的价值或消费者获得的满足水平。同时，“效用”经常和“(消费者)偏好”的概念联系在一起。福利经济学通过“福利”和“效用”两个最基本的概念，来试图解释并说明个人动机和社会选择之间可能实现的利益均衡。
(一)福利的经济学内涵
简单言之，福利是一种利益或好处，它可以是有形的物质或财富，也可以是无形的、精神心理层面的正面反应。福利不仅是客观的，它也是主观的。同时，福利具有某种相对性，在资源有限或分配规则既定的前提下，一个人(或一群人)的福利对另一个人(或另一群人)来说，则很可能是一种挫败或剥夺。
1．个人福利
在福利经济学领域内，个人福利是基于经济因素的个人需要的满足水平，它是正负效用的总和。个人福利既可以是收入和财富的客观量度，也可以是效用的主观评价。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效用”水平不仅和个人拥有的收入和财富总量有紧密关系，它也和个人的心理状况联系在一起，它最终是个体对“满足感”客观和主观评价综合的结果。一个人的福利水平，除了首先要受到收入和财富因素的影响(这一影响又不完全由个人控制)，它还受到影响收入和财富水平的政治经济制度环境的制约。所以，个人福利最大化不仅取决于个人的目标驱动所付出的努力，即对追求个人私利的种种努力，也取决于个人决策及其之外的制度条件和外部环境因素。个人福利最大化是以理性的经济人的假设为前提。以下是个人福利最大化的目标函数的数学表达：
U=U(q1，q2，q3„qm。；a1)
其中，u代表个人主观效用，qm代表个人所消费的m个商品和劳务；a1代表个人工作努力程度
从上面的公式可以看出，个人福利最大化是个人主观效用的总和，它是由个人消费所带来的满足程度和工作努力程度决定的，个人消费满足程度越大，正效用也越大；而与此同时，个人工作越努力，付出的时间与精力越多，也就越可能获得更多的金钱或物质。但是，同时由于个人工作越辛苦，越容易在身体和 精神方面产生损耗，个人享受幸福的时间和机会也就越少，所以负效用也就越多。二者综合起来就是个人所获得的总效用。从这个意义上理解，个人福利的最大化，不仅取决于收入所得，也取决于个人消费的满足程度，同时还受 到个人在工作上的付出的影响，即闲暇与工作之间的平衡也会影响到一个人的福利水平。
如何对个人福利进行度量，取决予对目标函数的进一步探讨。判定个人福利，基本上可以从意向与后果两个层面来观察，它主要通过两种方法来实现。一个方法是通过访谈询问法，了解个人的目标；另一个方法是通过对人们真实选择的研究来揭示个人的偏好，从而来推断目标。由于在福利经济学范围内，福利与个人偏好联系在一起，因此，对个人偏好的度量是测量个人福利的重要前提。测量个人偏好有两种基本方法，即序数方法和基数方法的使用。前者是以主观评价为基础的对个人偏好的排序，重要的是次序，而非数值本身；后者是采用比率基准来测量和比较效用，它采用一定的数值来使得不同物品的效用可以进行比较。
2．社会福利
虽然一般情形下，人们可以将“社会福利”界定为一个社会中所有个体福利的总和。但是，由于不同的社会里文化和价值观念等都存在差异，要清晰地定义“社会福利”其实并不容易。因为，社会福利在特定的文化和制度背景下，不再简单是一个总量的问题，而是一种制度安排的结果。社会福利的形式及其内容可以鲜明地反映出一个社会的道德判断，在“最大化”、“一致性”、“最优化”等问题背后都含有深刻的规范认识。
如果我们试图将效用同福利联系起来，那么，社会福利则可以被定义为所有人共同的效用满足之和，它是指在一个特定的社会制度下资源配置和个人效用实现的结果。我们知道，社会福利的水平不仅取决于经济发展程度，也受政治制度的制约。社会福利的测量：经济学家采用个人的福利评价和效用的人际评价来描述社会福利函数。社会福利目标的改进不仅同少数处境最差的人的福利改进有关．也同所有人的福利改进联系在一起．
(二)效用的内涵和测量
在19世纪的功利主义思想里，最核心的观念是幸福和效用，而在经济学领域，效用是消费者行为理论讨论的最基本的概念之一。从本质上讲，效用是一种人对自我感觉的主观认识和评价。经济学家们将效用量化，赋予一定的值，从而使得人们可以测量心理满足的感觉。所以，效用的基本内涵就是指人(消费者)从物品(或服务)中获得的一种心理满足，满足程度越高，效用也就越大。效用和幸福是一对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概念，萨缪尔逊曾提出一个幸福方程式：幸福=效用／欲望，从这个方程中可以看出，幸福与效用是成正比，而同欲望成反比。由于效用完全取决于个人的心理感觉，而不同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因此，如何测量和评价不同人的效用水平并将它们进行类比，是福利经济学中最关键也是最容易引起争议的主题。新旧福利经济学就这一点存在着严重的分歧，而基于此，经济学家对效用的测量采取了两种不同的理论，一是基数效用理论，另一个就是序数效用理论。
基数效用理论认为，效用是客观的、可以进行计量并加总的概念，效用的大小可以按照一定的赋值来进行比较。在消费者行为理论里，个人消费不同物品(或服务)得到的心理满足都可以用标准化的效用单位来进行加总。例如，一个人喝一瓶啤酒的心理满足程度是5个效用单位，看一场意大利甲级足球联赛转播得到的心理满足是20个效用单位，如果此人在看球赛过程中一共喝了三瓶啤酒，则获得的心理满足就可以用35个效用单位来表示。因此，基数效用理论的两个基本论点就是，一是效用可以测量并赋值，二是人际之间的效用水平可以进行比较。就分析方法而言，基数效用理论采用了边际效用分析方法。在消费者行为理论中，边际效用是指消费者对某物品(或服务)每增加一个单位消费量所增加的心理满足程度。根据边际效用递减规律，随着消费者不断追加对某物品(或服务)的消费，他从连续增加的消费单位中获得的边际效用呈递减趋势。当消费者在消费某物品到一定数量时，其获得的心理满足程度最高，也就是说此时消费者获得的总效用为最大，再增加消费量，效用就是负值了。
而序数效用理论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效用本身是一种心理上的感觉，根本不存在一个客观标准，人们也无法用客观的数值来测量并显示。但是，就心理满足程度而言，可以根据满足程度的高低和偏好顺序来进行排序。因此，经济学家提出来应该用序数效用论来替代基数效用论。根据前面的例子，一个人喝啤酒和看足球赛获得的效用是无法来衡量的，更无法进行加总，因为此人从喝啤酒和看足球赛获得的心理满足很可能是两种不同的感觉，所以很难来测量这两种心理感觉并进行加总。但是，人们却可以比较这两种不同的效用，比较的前提是取决于消费者的偏好。例如，此人认为看足球赛带来的心理满足大于喝啤酒，那就可以认定看足球赛的效用是第一，而喝啤酒的效用是第二，排序的结果也就自然出来了。就分析方法而言，序数效用理论采用的是无差异曲线分析法，无差异曲线由英国经济学家埃奇沃斯提出并得到推广使用，它也是经济学分析中一个常用工具。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受英国经济学家埃奇沃斯提出的“合同曲线概念”的启发，引申出“无差异曲线”这一分析工具，在对效用进行分析时，提出了用“偏好顺序”来替代传统的效用计量方法。而根据这一点，在消费行为理论里，可以对不同人在既定价格和收入水平下不同商品用进行分析时，提出J，用“偏好顺序”采替代传统的效用计量方法。而根据这一点，在消费行为理论里，可以对不同人在既定价格和收入水平下不同商品(或服务)的消费组合来确定一个最大的偏好状态，即最大偏好状态。
人们通常认为，序数效用理论是一种比基数效用理论得到更广泛认同与应用的分析方法，它已经被大多数新福利经济学家们所接受。序数效用理论通过不同的无差异曲线能直观地反映出处于不同福利水平的消费组合(或偏好选择)，但是却无法比较不同人之间的效用或心理满足，很大程度上由于存在这个缺陷，福利经济学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又出现了基数效用理论回潮的趋势。(三)消费者剩余
“消费者剩余是经济学领域消费者行为理论的一个关键概念，它的普及应归功于马歇尔的著作《经济学原理》的问世。对消费者剩余的分析被很多人视作马歇尔最重要的贡献，但是仍有一些经济学家(比如萨缪尔逊)认为这一概念并不重要。1941年，由于希克斯在《经济研究评论》杂志上发表了题为“消费者剩余的复兴”按照马歇尔的说法，消费者剩余是指一个人为了不失去（或为了拥有）某种东西，而愿意支付的价格高于实际支付的价格，二者之间的差额就构成了消费者剩余。消费者剩余本质是一种心理感觉，是个人对消费行为的一种判断，具有明显的主观色彩。
三、福利最大化和帕累托最优
福利经济学的最终目标之一是为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促进资源配置的效率最高。然而，由于资源的稀缺性和制度本身的限制，人们必须在给定的条件下实现促成社会选择的最优化和效率的最大化。(一)福利最大化
在福利经济学里，福利最大化就是效用实现的最大值，也就是收益一成本比率的最大值。对功利主义经济学而言，福利最大化意味着最大多数人的幸福，也是符合最大多数人的利益选择。在庇古的旧福利经济学思想里，福利最大化是指国民收入或物质财富的最大值。而在新福利经济学的体系里，福利最大化则意味着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资源配置效率的最大化。个人福利的最优值取决于私人物品消费者剩余的最大化；而社会福利的最优值则取决于公共物品消费者剩余值的最大化。前者主要受个人的效用评价影响，而后者更多受政治过程影响。
对个人而言，福利最大化意味着个人获得最大的幸福感或满足感；而对一个社会来说，福利最大化意味着福利资源分配效率或效益的最佳状态或最理想状态，人们在这种分配中不仅没有出现利益受损的情况，反而利益或处境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改善。福利最大化目标在本质上涉及福利的内涵以及资源配置的方式，通常遇到的一个挑战性问题是效率原则在多大程度上没有损害社会的公平。对许多政府决策者来说，克服市场体制的缺陷从而获得福利最大化是当前公共经济政策追求的核心目标。
(二)帕累托最优l Pareto Optimum)帕累托在19世纪末撰写的《政治经济学讲义》中，在基数效用理论的基础上对社会效用最大化问题进行了探讨，他提出了生产资源最优配置的问题。在理解帕累托最优的概念前，我们有必要先介绍帕累托改进的概念。什么是“帕累托改进”呢?它是指这样一种情形：当群体中一个或更多成员的处境被改善而没有一个成员的处境被恶化时，社会福利就被增进了。在这一情形下，发生了“帕累托改进”。根据这一标准，在不降低一个或更多人的效用的前提下，如果一旦无法提高一个或更多人的效用水平，那么社会福利就处于最优状态。也就是说，如果不能进一步实现帕累托改进，社会福利就达到了“帕累托最优”。
帕累托最优的实现不仅同资源配置紧密联系在一起，也同社会的价值观及其冲突息息相关。而在实际生活中，通常发生的是一些人境况的改善同时伴随着另一些人境况的恶化，此时社会福利的变化并不总是符合预期的标准。基于帕累托最优的概念，传统福利经济学中提出两大基本定理，即福利经济学的第一定理和福利经济学的第二定理。福利经济学的第一定理是指，在特定条件下，市场经济导致社会稀缺资源的帕累托最优(帕累托效率)配置。在这里定理假设市场可以完全充分地发挥其作用，市场失灵是不存在的，而政府的干预是十分有限的。福利经济学的第二定理是指，在特定条件下，如果从恰当的资源分配开始，那么市场经济可以取得每一个帕累托最优。这一定理的假设同上。
第二节 早期的福利经济学
福利经济学是现代经济学的重要分支，也是一门主要研究财富和幸福的应用社会科学。在经济学领域内，尽管学者们对福利经济学有不同的界定，但是人们一般认为英国经济学家庇古创立了福利经济学这门学科。庇古将财富或国民收入同福利联系起来，认为一个国家内部经济福利是最重要的。同时，他还将计量的方法用于对经济福利的测量，并坚持古典经济学家提出的效用理论。庇古认为效用可以计量并可以加总，主张基数效用论。因此，基于同后来福利经济学发展方向和内容上的差异，后人将庇古所创立的福利经济学归类为旧的福利经济学。
一、福利经济学的起源
作为一门学科，福利经济学诞生于20世纪早期。但是，作为一种系统的学说，福利经济学不可避免地受到早期经济学说史发展的影响。就庇古所创立的福利经济学体系而言，它一方面受到19世纪影响深远的功利主义思潮的洗礼，另一方面也同早期既已建立的经济学思想体系密切联系在一起。
(一)道德哲学起源
早期的经济学总称为政治经济学，它在英国大学教育体系内多属于道德哲学的范畴。毫无疑问，从学科发展历史来看，经济学一开始就和道德哲学(或伦理学)保持了密切的关联。同当代流行的、强调数量分析的经济学风格迥异，早期的政治经济学更多的是从规范理论(Normative theory)的角度来探讨经济学问题。边沁(Jeremy Bentham)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bn Stuart Mill)等发展起来的功利主义学说不仅成为19世纪英国社会流行的社会思潮，也是福利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基础。功利主义认为，人是利己的动物，个体的行为选择都是出于趋利避害的动机，每个人都只为自己的利益考虑，而一个社会最大的效用或幸福就是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同时，需要说明的是，庇古本人在道德科学方面的训练深受与他同时代的英国著名哲学家、伦理学家亨利·西季维克(Henry Sidgwiek)伦理学思想体系的影响，这些在其《福利经济学》这一部经典著作中表现得很明显。西季维克在其最重要的著作《伦理学方法》一书中对伦理学方法作了清晰的分类，即直觉主义、利己的快乐主义和功利主义三种。功利主义认为，“每个个人应当追求现在和将来所有众生的幸福的最大净值，如果必要的话，假如普遍幸福能够有一点点的提高，他也应当牺牲自己的任何数量的幸福”(布劳德，2002，PP．122～123)。就三种方法之间的关系，西季维克认为它们都会对普通人的El常生活实践产生影响。毫无疑问，在传统福利经济学中，功利主义成为了它的核心哲学判断基础。阿马蒂亚·森在《伦理学与经济学》一书中指出，功利主义作为一种道德准则，它是福利主义、总和排序与结果主义三个基本条件的结合，三者中“福利主义”隐含了个体对事物状态的伦理判断，基于此评价的效用具有一定的内在性。(二)早期经济学学说的影响
尽管人们都认为，英国经济学家庇古(A．C．Pigou)创立了福利经济学。但是，有学者指出，霍布森(J．A．Hobsen)是福利经济学的先驱，而占主导地位的则是古典经济学家的集大成者——亚当·斯密。作为20世纪初英国剑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庇古深受马歇尔经济学思想的影响，在其教学和研究生涯中，他也极力不遗余力地宣扬马歇尔的经济学理论并维护其理论的正统性。可以说，经过庇古的努力和贡献，剑桥学派的思想和理论体系被他发扬光大。就庇古所创立的旧福利经济学而言，早期功利主义经济学的元素对其影响深远。在福利的界定和测量方式上，旧福利经济学都表现出明显的功利主义色彩。
二、庇古的福利经济学思想及其发展
庇古是“福利经济学之父”，他的学说为福利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直至今天，仍然还有很多经济学家坚持沿袭庇古对“福利”的界定，同时也坚持采纳序数效用论的方法论基础。(一)庇古和他的福利经济学思想
庇古1912年出版的《财富与福利》一书，在1920年扩展为《福利经济学》，创造了福利经济学的完整理论体系，从而标志着旧福利经济学的诞生。此书从出版到20世纪30年代在经济学世界尤其是在剑桥有着广泛的影响，它也在以后的岁月里激起了经济学家就福利经济学的核心问题的广泛的讨论与争议 庇古所建立的福利经济学的主要内容包括：
第一，对福利的分类，庇古认为福利包括广义和狭义两方面，一类是指“社会福利”，另一类是指“经济福利”。在他看来，经济福利对社会福利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社会福利难以计量，而经济福利可通过货币来计量。
第二，庇古认为个人的福利是可以计量的，主张基数效用论。人们追求的最大限度的满足是物的效用，而效用可以通过单位商品的价格进行计量。
第三，把经济福利同国民收入等同起来。
第四，坚持正义的原则，强调收入的均等化，认为并主张富人的一部分货币应该转移给穷人，这样将会增加效用，从而增加国民收入量，因为他认为实际收人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
第五，主张最适度的配置生产资源，使生产出来的国民收入达到最大值。庇古认为，经济最大化的条件是“边际私人纯产品”与“边际社会纯产品”相等，而这两个概念来源于马歇尔的“外部理论”，如果两者不相等，政府可以通过征税或财政补贴的方式来使二者相等，从而实现国民收入的最大值。庇古的经济学思想除了受边沁功利主义哲学影响之外，还明显受到了新古典经济学家马歇尔所建立的一般经济理论的影响。庇古的福利经济学思想反映了20世纪20年代英国社会背景和政治经济发展的格局，它具有的明显特征也是那个时代的烙印。在庇古看来，经济学的目的是解决物质福利的问题，而效用可以通过物质福利来表示，一个人的效用满足可以通过数字来度量，不同人的效用满足县可以比轮的。可以看出，庇古的福利经济学中最核心的问题，即效用的内涵与性质都多少同主观感受联系在一起。同时，在经济分析中，庇古也将个人的价值判断纳入到问题分析当中去了。正是这两点，引发了20世纪30年代有关经济学科学性质和分析方法等的大讨论，它也促成了福利经济学本身的发展。
由于庇古坚持基数效用理论和以货币计量的经济福利的重要性，他的后继者在其思想基础上发展了一种一般性的社会福利函数，也被称为“庇古学派社会福利函数”，它的数学表达是：
W=W(U1+U2+„+U。)
其中W代表福利，u代表效用，此函数的意义就是福利是各种效用加总的结果。这一函数充分反映了庇古及追随者的旧福利经济学的主导思想。针对庇古的福利经济学理论，当时的经济学家提出了疑义，他们认为庇古所主张的基数效用论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效用从本质上是一种个人的主观感受，是不能计量的。而且，不同的人对效用的评价(如对消费的满足感)不同，加上对事物的偏好顺序存在差异，人际之间的效用更不可能进行比较。最后，在效用测量时，要找出一种普遍适用的基数效用的度量单位是困难的。这些疑问直接促成了福利经济学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发展，也推动了新福利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
(二)新福利经济学的发展
如前所述，庇古的福利经济学明显受到了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盛行的道德哲学及其社会价值观的影响，他推崇基数效用论并积极主张将规范分析应用于经济分析中。这两点成为新福利经济学产生与发展的契机。20世纪30年代，西方经济学家们在批判庇古的旧福利经济学的基础上形成了新福利经济学。
1932年英国经济学家莱昂、内尔·罗宾斯出版了《论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一书，在书中罗宾斯明显表达了他对庇古的批评。首先，罗宾斯不同意庇古和其他学者给经济学下的定义，他在书中写到“现代英国经济学家习惯把经济学说成是研究物质物理的学问，只要想到他们一致给‘生产性’下了非物质的定义，就对他们的这种习惯感到更奇怪了”(罗宾斯，2001，P．13)。在他看来，庇古的定义只是一种分类性定义，而非他所坚持的分析性定义。罗宾斯认为，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是稀缺性导致人类的行为选择问题。同时，罗宾斯在经济学的目的与手段关系问题的立场上，也表现出同庇古论点的差异。罗宾斯认为，经济学并不关心目的问题，只关心手段(即稀缺性下人的行为方式)，在实现目的过程中如何在稀缺性的限制下进行资源配置。罗宾斯的理论观点和学说不仅引发了对旧福利经济学的大讨论，也直接促成了经济学界对福利问题研究方面的新的飞跃。在20世纪30年代针对福利经济学的争论中，就经济学这一学科是否应该加入价值判断，是否要引入规范分析等成为这场争论的核心焦点。最后，罗宾斯的观点占了上风。罗宾斯认为，经济学和伦理学的结合是困难的，经济学不应涉及伦理或价值判断问题，经济学中具有规范性质。
第三节 新福利经济学
一、新福利经济学的早期发展
20世纪30年代后，庇古的旧福利经济学遭受了重大挑战，人们对其理论的重要基础，即基数效用论和人际效用可比性提出了深刻的质疑，经济学家们开始转向寻求新的效用理论和分析方法，用序数效用论和无差异曲线分析代替了旧福利经济学的基数效用论与边际分析。根据经济史学家的看法，帕累托被看作是新福利经济学的创始人，他首先提出序数效用论，同时借用无差异曲线分析法并使之得到广泛应用。后来的经济学家在“帕累托最优”的理论基础上对福利经济学的发展作出了非常明显的贡献，比如说，希克斯、勒纳、卡尔多、柏格森、西托夫斯基等极大地推动了福利经济学的发展。
（一）希克斯（1904-1989）的贡献
希克斯1904年出生在英格兰，1925年毕业于牛津大学然后继续深造，1926年赴伦敦经济学院任教。由于希克斯在经济增长理论和现代经济分析工具方面富有创建性的成就他和肯尼斯·阿罗共同获得了197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希克斯早期在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的研究方面取得了成就，后来又因其在福利经济学上的创见而获得了普遍的认同，今天人们熟知的“希克斯-卡尔多补偿检验“就是他在这一领域重要贡献的显示。1939年希克斯出版其名著《价值与资本》，该书极大推广了现代经济学中对无差异曲线和一般均很理论的运用。1939年希克斯发表了《福利经济学的基础》的论文，在论文中希克斯发展了不同社会状态福利比较的新思想，并重新表述成我们今天熟知的帕累托标准。1940年希克斯在《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社会收入的价值化》的论文再次阐述他的福利经济学思想，奠定了其在新福利经济学领域中的重要地位。
（二）柏格森（1914-2003）的贡献
亚伯拉姆·柏格森是二十世纪新福利经济学领域的核心人物之一。柏格森1914年4月生于美国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市，19岁大学毕业同时进入哈弗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大萧条时期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后果促使他一生都致力于人类福利和经济制度相关里理论和实践问题。1956年进入哈弗大学，一直任经济学教授，直到去世。
1938年柏格森发表题为《对福利经济学若干方面的重新阐述》在这篇论文里，柏格森首先阐述了他称之为“社会福利函数”的理论，也是经济学家通常所说的“社会福利”的精确公式，今天人们熟悉的“柏格森—萨缪尔逊函数”其中就有柏格森显著的贡献。伯格森提出将社会福利函数的建构作为一种对不同帕累托优化配置的排序方法。
柏格森认为，社会是通过其政治代言人来表达其利益的。在实际中它并不比较不同个体之间的效用，而社会福利函数是通过安排经济状态的社会登记来总结个人的偏好。如果经济学家掌握了这一函数，就可以评价一个帕累托改进政策中的给定的变化，然后就可以考虑是否根据社会福利函数来决定是否应该对经济变化中的受害者给予补偿的问题。
（三）保罗·萨缪尔逊（1915—）的贡献
萨缪尔逊1915年出生于美国的印第安纳州加里市，16岁进入芝加哥大学学习，毕业后进入哈佛大学读研究生，不到二十岁就获得硕士学位，其撰写的题为《经济分析基础》的博士论文获得哈佛大学戴维·韦尔斯奖。1947年《经济分析基础》正式出版，推动了经济学家对数学方法的应用。1953年当选为美国计量学会会长，1961年当选为美国经济学会会长，1970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萨缪尔逊出版了多部著作来阐述他对福利经济学的看法，也谈到了他对福利经济学的基本认识和充满调侃式的评论。就方法论而言，显然他不同意罗宾斯关于经济学应该排除价值判断的说法，同时也坚信福利经济学在经济学中应有的地位。他指出，“严格地说，体现在福利函数中的实际判断必须是关于众多不同商品的判断”。在书中，他还对新旧福利经济学的差别进行了分析，他认为新福利经济学的假设较为一般而且争论较少，其给出的是不完全的必要条件。对他来说，将动态分析引入福利经济学分析是探索生产要素及其他资源配置效率最大化的有利途径。
二、新旧福利经济学的对比
同庇古的旧福利经济学相比，新放了经济学家认为福利经济学应该研究效率而不是水平，只有经济效率问题才是福利的最大内容。同旧福利经济学强调经济（或物质）福利不同，新福利经济学主张更多使用偏好来表述效用概念，因此具有一定的主观色彩。而且，新福利经济学中，帕累托标准及相关的边际条件得到普遍使用。
新福利经济学的明显改进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使用“序数效用论”、“无差异曲线”等方法，在微观经济学中对福利经济学进行深入讨论，丰富了旧福利经济学中对福利和效用的解释；第二，发展了“最适度原理”，认为交换的最适度的条件就是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交易双方通过交换而是彼此得到满足的条件；而生产的最适度条件实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生产要素最有效进行配置，从而使产品最有效地生产出来所必须的条件；第三，提出了“社会福利函数理论”，主张把福利最大化放在最适度条件的选择上，不赞成补偿原理，认为福利最大化应该以个人自由为前提；第四，突出福利的主观和相对色彩，认为个人收入与福利并无直接联系，而人的福利欲望也是无法满足的，否定收入均等化措施。
三、当代福利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 20世纪50年代，随着肯尼思·阿罗发表《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70年代阿玛蒂亚·森发表《集体选择与社会福利》，福利经济学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一）肯尼思·阿罗的“不可能性定理”
肯尼思·阿罗（美）的“不可能性定理”，深刻地揭示出经济与政治体制中存在的核心问题，既社会中每个人对各种事物都有其自身的偏好，由于获取信息的差异和利益的矛盾，每个人的偏好显然是不同的，因此，如何把有差异的个人偏好汇集成一个最终的（或整合的）社会偏好就成为了一个很重要的社会选择问题了。
（二）阿玛蒂亚·森的贡献
1.向功利主义和基数效用论回归
1970年森发表题为《帕累托自由的不可能性》的论文，在论文中提出了著名的“森不可能定理”，该定理认为：以序数效用论为基础的帕累托准则是与帕累托准则所主张的自由主义原则相冲突的。然而，从现实的道德准则出发，帕累托准则和自由主义准则都是正确的。因此，唯一出现问题的地方是新福利经济学的价值论基础—序数效用论。
在《集体选择与社会福利》一书的开篇森就明确指出，他在书中研究关注的对象是社会政策的目标与社会中成员的偏好和意向之间的关系，也即研究社会选择和公共政策的判断对社会成员偏好的依赖关系。
森提出以能力为中心的幸福观念，个人的幸福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个人能力及参与的影响，能力是效用的重要来源。森认为，测量幸福的概念应该考虑到幸福的不同含义和水平，这也为进一步测量社会福利的水平提供了更多的参考信息。
2.《贫困与饥荒》
就贫困的本质这个问题，森一针见血的指出，贫困的概念在本质上就是不平等，也就是今天学者们所广泛讨论的“相对剥夺”概念。在现实社会中，测量贫困状况的核心指标——贫困线，其本身就反映了不同阶层或阶级的不平等。森认为，对贫困的分析不仅仅要注重要注重社会中的收入水平分布及其国家收入分配机制，还要注意分析同贫困相关联的价值判断。森进一步强调了饥荒的原因并不一定是粮食短缺的观点，而从权利角度出发，认识到穷人不仅仅存在收入不足的情形，还存在自身不能有效地控制与支配资源。
概括起来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权利方法为饥荒分析提供了一个一般性的分析框架，而它本身并不是一个有关饥荒原因的特殊假说；第二，饥荒不仅出现在经济衰退期，也同样出现在经济繁荣期，由此可见，饥荒并不一定是粮食本身的问题；第三，粮食供给与对粮食的直接权利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这对政策的实践尤其重要；第四，对权力的强调有利于对合法权利后果的维护，透过法律体系可以是权利得到正常运作。
3.福利经济学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1987年森出版题为《伦理学与经济学》的著作，在著作中，森重新将伦理学的议题带入到主流经济学学说中，并对经济行为与道德哲学以及自由与结果等重要问题进行了阐述。此外，森还进一步阐述了在发展过程中个人福祉同自由与能力之间的关系。第四节 福利经济学对现代社会福利思想的影响
具体来说，福利经济学对现代社会福利思想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福利经济学对政府公共政策的决策，尤其是在社会福利领域的制度安排有明显的影响；第二，福利经济学对民主制度和政治过程的相关研究拓宽了人们对社会福利的认识；第三，福利经济学的发展推动了政府和学界对公平和效率关系的深入认识；第四，福利经济学的发展使得人们更日益重视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质量和公平问题，认识到不同经济政策中存在的伦理难题。
一、福利经济学对公共选择理论的影响
福利经济学的发展，尤其是福利经济学在选择与福利函数理论方面取得的成果大大推动公共选择理论的发展，这些理论本身又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社会福利政策的决策与推行效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通过社会计划在不同人群的利益之间实现均衡
在社会福利领域，政府往往要考虑到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补偿，而不仅仅是社会公众的一般利益，这是公共决策中经常面临的抉择。
（二）政策推行过程中采用投票的方式来实现公平
这就是说在公共选择过程中，选民代表着不同目标的利益，他们也以不同方式影响着政策的最终结果。
（三）对集体决策进行必要的评估
在对社会福利相关的公共政策的决策时，决策者将考虑对不同决策方式和后果进行评估，以减少单一决策方式带来的不利后果，从而将决策的风险降到最低。
二、福利经济学对福利国家社会政策的影响
概括而言，福利经济学对福利国家社会政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福利经济学对社会政策理念的影响；第二，福利经济学对社会福利服务提供效率的认识；第三，福利经济学对社会保障政策与实践的启发。
三、福利经济学对当代福利道德观念与实践的影响
福利经济学的近期发展，推动了经济学家和政府对社会问题与公共政策的关注，尤其是有关分配的正义与伦理问题，对当代社会福利的政策实践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一）福利经济学对当代福利道德观念的影响
福利经济学除了强调研究个人福利可比较的信息外，还注重对社会选择中个人权利的保护或对个人选择偏好的尊重。在新福利经济学家看来，在判定一个国家或社会的发展水平时，除了测量福利总量的值外，收入差异水平也是一个重要的维度。同时，新福利经济学家的发展促使了人们对贫困问题和穷人的研究，并将贫困与能力的关系联系起来。对贫困的道德判断不应再是简单的一种价值归类，更应看做是社会发展中机会分配不足带来的后果。
（二）福利经济学对当代社会福利实践的影响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福利资源的配置不再仅仅是国家的活动，个人还可以从就业市场、私营福利资源、非政府组织等方面获得，因此，福利多元主义不仅成为一种有关发展福利的理念，也成为一个政策实施的具体纲领；第二，福利服务的提供也不再仅仅是国家的行为，多元化的服务提供者成为发展的必然趋势；第三，在促进宏观与微观效率同时尽量保护就业者动机的前提下，国家应创造一个积极的维护公民生活水准的制度，包括通过税收的收入垂直分配政策、为贫困者提供救助的政策和其他特定的政策，从而实现在垂直和水平两个层面的公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