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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陈寅恪、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
陈寅恪
生平事迹
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
陈寅恪在1920年代倡导，为人治学当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1953年已决定其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在他1953年12月1日的《对科学院的答复》里，提出就任所长的两个条件。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并说：“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公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看法，应从我之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遂不能就任。仍任教于中山大学。此事于20世纪80年代方公之于世。
陈寅恪的“四不讲”
著名史家陈寅恪先生先后留学于日本、德国、瑞士、法国、美国等，通晓梵文、突厥文、满文等多种东西方语言文字。归国后先后任教于清华国学研究院、岭南大学等数所大学。陈寅恪一生中为人们留下了大量著作，内容涉及历史、文学、宗教等多个领域，为后来人开辟了新的学术领域，更提供了新的治学方法，民国以来即广为学界所尊崇。
陈寅恪治学面广，宗教、历史、语言、人类学、校勘学等均有独到的研究和著述。他曾言:“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因此，陈寅恪的课上学生云集，甚至许多名教授如朱自清、冯友兰、吴宓、北大的德国汉学家钢和泰等都风雨无阻地听他的课。
注意自然启发，着重新的发现
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十年*期间，陈寅恪遭到残酷折磨。使他最伤心的是，他珍藏多年的大量书籍、诗文稿，多被洗劫。1969年10月7日在广州含恨离开人世。（资料来源http://baike.baidu.com/view/2024.htm）
叶企孙
叶企孙(11张)叶企孙在物理学上重要研究成果有两个．一是用X射线精确地测定普朗克常数h，得出当时用X射线测定h值的最高的精确度；二是开创性地研究了流体静压力对铁磁性金属的磁导率的影响，这是本世纪20年代在物质铁磁性方面的一项重要研究工作，受到了世界各地科学界的重视．
编辑本段
1936年清华物理系师生(二排左三为叶企孙)
回国后，叶企孙开展了建筑声学的研究，是我国在这个方面研究工作的先驱．他的重大贡献还在于在科学教育和科学的组织管理方面．他建立了清华大学物理系和理学院，建设了北京大学物理系磁学研究室，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人才．他对本世纪上半叶中国物理学教育和科学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在30年代创建了颇负盛名的清华物理学系和理学院，聘请名教授来校，实行“理论与实验并重，重质而不重量”的办学方针，培养出一批高质量的人才，对我国科学事业发展和清华大学在短期内跻身于名大学之林作出重要贡献。
晚年，叶企孙还作了许多科学史的研究．他的一些科学史研究论文迄今还是研究科学史的楷模．
叶企孙于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因病在天津滞留了一年．在此期间，他积极地组织他的学生在天津制造炸药，装配无线电收发报机，炸毁了日军火车，并动员学生到抗日前线．后因此事不幸受到政治的复杂牵连，于1966~1976年的十年间，受尽凌辱，以至被捕入狱，并身患重病；1977年1月13日含冤而逝．1980年平反昭雪。
（资料来源）http://baike.baidu.com/view/187802.htm
潘光旦 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社会系学科被撤消，潘光旦遂调入中央民族学
院，主要从事少数民族历史的研究。晚年潘光旦是寂寞的。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被错划为右派分子，是人类学、民族学界著名五大右派(吴泽霖、潘光旦、黄现璠、吴文藻、费孝通)之一。他的“罪名”之一就是所谓“破坏民族关系”。他在土家族民族识别中辛勤而杰出的工作竟然成了右派罪行之一, 潘光旦和费孝通爱散步,傍晚时分，常看见这二个人到校门外散步。那些不知青红皂白的
潘光旦(右)与费孝通
小学生争相围观，呼叫那个大胖子（费先生）是右派人物，还在后面向他们扔石头。更大的不幸还在后面，*时被抄家、批斗，在医院，潘光旦已经成为危重的病人，却得不到任何治疗，为了尊严，他坚持回到自己的家里。1967年6月10日晚上，老保姆看到潘光旦情况不好，急忙请隔壁的费孝通过来。潘光旦向费孝通索要止痛片，费孝通没有，他又要安眠药，费孝通也没有。后来，费孝通将潘光旦拥入怀中，潘光旦遂逐渐停止呼吸。费孝通哀叹“日夕旁伺，无力拯援，凄风惨雨，徒呼奈何”，直至老师停止呼吸。老一辈那种师生友谊，那种尊重老师的态度，我们恐怕再也看不到了。他们为什么能修炼成顶级的大师？为什么在逆境中能保持做人的乐观？是否值得我们深思呢。声誉卓著的硕学大儒就这样走完了自己的人生。潘光旦的悲剧是那一代学人的普遍性境遇。1979年,潘光旦右派问题获得改正。潘光旦先生一生涉及广博，在性心理学、社会思想史、家庭制度、优生学、人才学、家谱学、民族历史、教育思想等众多领域都有很深的造诣。
（资料来源）http://baike.baidu.com/view/19216.htm
梅贻琦
自1914年由美国吴士脱大学学成归国，即到清华担任教学和教务长等多种职务。1931年，梅贻琦出任清华校长，自此后一直到他在台湾去世，一直服务于清华，因此被誉为清华的“终身校长”。在他的领导下，清华才得以在十年之间从一所颇有名气但无学术地位的学校一跃而跻身于国内名牌大学之列。他的一生仅仅做成了一件事，就是成功的出长清华并奠定了清华的校格。一是师资人才的严格遴选和延聘，二是推行一种集体领导的制度。
叶公超用“慢、稳、刚”三个字形容他。“身教重于言教”及“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教育名言身为世人推崇。梅校长对清华大学的成长贡献巨大，受到所有清华人的崇敬。
往事略集
梅贻琦的选择
在清华的校史上，有一位校长与北大校史上“大名鼎鼎”的胡适校长卒于同年，这就是梅贻琦。梅贻琦自1914年由美国伍斯特理工学院(Worcester Polytechnic Institute)学成归国，即到清华担任教学和教务长等多种职务。1931年，梅贻琦出任清华校长，自此后一直到他在台湾去世，一直服务于清华，因此被誉为清华的“终身校长”。
与胡适相比，梅贻琦显然没有“暴得大名”的胡博士那么风光，他的一生仅仅做成了一件事，那就是成功地出长清华并奠定了清华的校格。
主要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师资人才的严格遴选和延聘，这是“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具体表现，这句话近年来也常为时贤所征引；
二是推行一种集体领导的民主制度，具体的体现就是成功地建立了由教授会、评议会和校务会议组成的行政体制。不过，历史自有其可玩味之处，“诸君子名满天下，谤亦随之”，独有梅贻琦在身后赢得“翕然称之”、“胥无异词”。清华校史专家黄延复先生在“比较广泛的材料收集和研究的过程中，一直抱着„苛求‟的心理”，搜寻人们对梅的“异词”或“谤语”，但却迄无所获。这也证明了“翕然称之”、“胥无异词”所言不虚。
1948年底，梅贻琦离校那天，当时也在清华任教的吴泽霖教授在学校门口碰见梅，吴问梅是不是要走，梅说：“我一定走，我的走是为了保护清华的基金。假使我不走，这个基金我就没有办法保护起来。”叶公超是清华当时知名的教授，和梅的接触比较多，他对于梅贻琦的评价，大致是可信的。
梅贻琦
梅贻琦的选择，是基于他对共产党的一种判断，梅虽然没有做过不利于共产党的事情，甚至可以说，他为了保护学校而保护过共产党员的学生，从而使学校正常的教学不致受到影响。他不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认同中国共产党。与诸多当时离开大陆的知识分子相比，梅贻琦的选择更具有代表性，因为他不存在所谓的人身安全的问题，周恩来和吴晗都曾经表示希望梅贻琦留下来，这也代表了当时共产党的态度。但是梅贻琦还是遵从了自己的判断，联想到储安平“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是可大可小，而在共产党统治下是可有可无”的话，我们可以说梅的判断和选择代表了当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于时局的看法。
到了1952年，院系调整开始了，昔日的西南联大中的南开由私立改为国立，并且大力扩充，北大所有的院系不但得到了保留，而且还接受了当时颇负盛名的燕京大学，独独清华在这次院系调整中元气大伤，仅仅保留了工科院系。梅贻琦在清华建立起来的“教授治校”的民主制度也荡然无存。此后的第三年，也就是1955年，梅贻琦由美飞台，开始用清华基金会利息筹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这就是台湾新竹清华大学的前身。
中西合璧真君子
梅祖彦回忆。梅贻琦在礼聘教师方面，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做教务长时，他实际主持了清华国学研究院的院务。曾亲自到火车站接赵元任先生。他和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即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特别是陈寅恪与赵元任，“一直保持着诚挚的友谊”。
王国维1927年夏在颐和园自杀，也是梅贻琦亲自去园内收殓并料理后事的。
学术自由与独立思考在这样的环境里自然蔚然成风，且大大滋养了学生。
梅贻琦
在为数不多的论著中，梅贻琦充分表达了自己的通才教育思想，“学问范围务广，不宜过狭，这样才可以使吾们对于所谓人生观得到一种平衡不偏的观念。对于世界大势文化变迁，亦有一种相当了解。如此不但使吾们的生活增加意趣，就是在服务方面亦可以加增效率。”
1943年，在由他拟纲，潘光旦代笔的《工业化的前途与人才问题》中，梅贻琦表示，真正工业的组织人才，对于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以至于一切的人文科学、文化背景，都应该有充分的了解。令他忧虑的是，“近年来国内工业化运动的趋势，似乎过去侧重技术之用，而忽略了理论之用和组织之用。流弊所及，一时代以内工业人才的偏枯是小事，百年的建国大业受到不健全的影响却是大事。”
1955 年，梅贻琦由美国飞台湾，开始用清华基金会利息筹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也就是台湾新竹清华大学的前身，诺贝尔奖获得者李远哲曾在这里就读，梅贻琦因为一手奠定了台湾的清华基础，被称之为“两岸清华校长”。
1962年5月19日，梅贻琦病逝于台大医院。他逝世后，秘书把他在病中一直带在身边的一个手提包封存了。
两个星期后，在有各方人士参加的场合下启封。打开提包一看，原来是清华基金的账目，一笔笔非常清楚。
梅贻琦后来葬于新竹清华大学校园内，取名为“梅园”，园内有校友集资兴建的花木，曰“梅林”。梅贻琦纪念奖章成为台湾新竹清华大学毕业生的最高荣誉。
德育观念
http://baike.baidu.com/view/110295.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