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车改革模式之比较及利弊分析由刀豆文库小编整理，希望给你工作、学习、生活带来方便，猜你可能喜欢“公车改革模式”。
公车改革模式之比较及利弊、原因分析
今年以来，杭州市和遼阳市的公车改革再次刺激了公众的神经，成为媒体特别是网络议论的热点、焦点之一。其实，“公车改革势在必行”可以说已成共识，大家争论的焦点并非“要不要进行公车改革”，而是“应该如何进行公车改革”。其中争议最大的，主要集中在货币化“车改”模式和补贴标准是否合理上面。
目前，各地进行“车改”的主要做法，大致有三种模式：一是“货币化”改革模式，即取消公车（执法执勤车除外），向全体或部分工作人员发放公务交通补贴。二是“半货币化”改革模式，即保留部分公车，由政府行政后勤部门统一管理，向各级工作人员发给数额不等的乘车卡，实行公车有偿使用，以年度进行结算，超支自负，节余结转下年使用；也有的地方按节余额的３０％－５０％以现金形式奖励本人。三是“加强管理”改革模式，即各单位继续保留公车，取消事实上的“领导专车”，通过健全并严格执行各种使用、管理公车的规章制度，达到克服公车私用、浪费及舞弊行为的目的。严格来说，加强公车管理并不属于用车制度改革，但相对于原来的管理模式，也算是一种改革或改进。
以上三种“车改”模式各有长短。本来，针对现行公务用车制度及其执行过程中存在的种种弊端，切实加强管理，杜绝公车私用、铺张浪费及贪污舞弊行为，是行政管理和廉政建设的基本要求。但从多年的实践来看，效果并不理想（参见《为什么说“公车改革势在必行”》一文）。究其原因，一是没有触动现行的公务用车制度，未能从根本上克服源于供给制模式带来的种种弊端。二是公车私用、铺张浪费已成常态，可以说见怪不怪、积重难返，非有特殊的决心、特殊的手段难以见效。三是我国现阶段法制化水平不高，“禁止公车私用”仅是廉洁自律的一项要求或号召，并未真正成为一条具有阻遏作用的“高压线”。试问，如能真的做到像意大利那样，对墨西拿市市长因一次公车私用便告上法庭并判处6个月监禁，那么还有人敢公车私用么？四是领导干部普遍对公车私用的性质和严重性认识不足，未能做到严于律己，以身作则。而公车管理部门对此也采取睁只眼闭只眼的态度，于是上梁不正下梁歪便毫不足怪了。五是传统的管理方法有些已不适应形势的发展，难以长期坚持下去。如有的地方为了防止公车私用，规定下班后公车必须停放在单位停车场。对于小城市来说，做到这一点不会有太大的难度。但在大城市，由于居住分散，路途较远，加上交通拥堵，从住地到办公地点，乘车往往需要半个小时至一个小时。若以一小时车程为例：下午6时散会，司机送领导回家后，把车开回单位停放，然后乘公共汽车回家，总共需要3个小时。司机回到家里，已是晚上9时左右。第二天上午为了保证领导8时到达会场，司机必须在清晨5时前离家前往单位取车。实事求是地说，这种规定很难长期坚持下去，而且对司机来说，也不够公平。正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希望通过加强管理而不进行体制改革和科技创新，要达到克服公务用车上各种弊病的目的，的确难度很大，而且行政管理成本很高。因此，除个别地方和特殊单位外，成功的案例并不多见。
就全国而言，尤其是珠三角、长三角等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目前普遍采取货币化的“车改”模式。现实的选择说明这一模式客观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生命力。其一，货币化改革的方向符合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化的要求，把原来公务用车上的暗补变成明补，更加公开透明，便于监督。其二，货币化“车改”模式虽然没有先例可循，但是前些年进行的货币化“房改”及通讯工具改革，还是提供了可贵的改革经验。其三，货币化“车革”模式顺应了经济较发达地区小汽车进入家庭的发展潮流，减轻了公车改革的阻力。对于当地生活水平达到每百户小汽车拥有量２０－３０辆，多数公务员具有购车欲望而经济上仍有一定压力的地区来说，“货币化”改革模式无疑是一种双赢的选择。通过“民办公助”解决公务交通工具，即私人买车，公私兼用，公家发给适当的交通补贴，使许多公务员拥有自己一辆车。既方便了工作，又提升了家庭生活质量，受到了多数家庭的欢迎。从政府的角度来看，通过“车改”既减轻了财政负担，又解决了公车私用等老大难问题，从而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其四，货币化“车改”模式相对其他模式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行政管理成本较低；同时由于“车改”后取消了公车，等于釜底抽薪，比较彻底，不易反复。但是，货币化“车改”模式也存在明显的不足。一是对全国大多数地区来说，目前还缺乏进行货币化“车改”的思想准备和物质支撑，短期内无法广泛推行。二是“车改”后补贴范围和标准的确定，如何做到公平合理、科学准确，实属不易。补贴范围过窄、标准过低不能满足公务需求，范围过宽、标准过高则成了新的福利，二者均对“车改”的成败产生严重影响。三是鉴于全国尚未对公车改革进行统一部署，“车改”试点单位多属自发行为，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办法，边试边行。为了减少改革阻力，争取单位员工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对“车改”的支持，地方政府和单位领导在制定“车改”方案和补贴标准时，容易出现政策“赎买”的倾向。如果上级监督不力或群众监督失效，货币化改革确实有沦为福利化的危险。典型例子就是区委领导“车改”后每年补贴标准高达80000元，成为全国之最，招来大江南北一片骂声，而且令公车改革蒙羞，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
而“半货币化”改革模式，是在总结了上述两种模式的利弊得失之后，扬长避短提出来的。相比货币化“车改”模式，其特点是保留了部分公车和司机；而且交通补贴只定数额不发现金，避免了“变相加薪”之嫌。因此对社会各界的冲击较小，有利于平稳过渡。而与“加强管理”模式相比，则加强了政府集中监管的力度，克服了原先各单位对公车实行分散、独立管理的局限性，有利于减少监管的阻力和成本，提高公车使用的效率。其缺点是改革不够彻底，同时监管的成本较高，执行中存在走样变味的风险。此外，有的地方为了鼓励节约，对节余额按30-50%的比例以现金形式奖励本人，笔者亦认为不妥。既然“车补”额度是按公务需要的原则确定的，节余部分按理应该上交或结转下一年度使用。而按比例以现金形式奖励本人，显然有违专款专用的原则，并且背离了“半货币化”改革的初衷。
由于各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具体情况和条件不同，很难笼统说哪种“车改”模式就是最佳选择。关键是要因时因地制宜，根据当地实际情况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模式进行改革。但考虑到中国的国情，我认为当前普遍采取“半货币化”改革模式比较可行。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不宜过于超前强推货币化改革模式。就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货币化改革的环境和条件比较成熟，也要注意做好充分的调查研究和准备工作，精心处理好改革中的各个细节，务必使“车改”做到“有利于工作、有利于节约、有利于廉政、有利于稳定”（参见《衡量公车改革成败的标准是什么》一文）。为了加强对公车改革的指导和监督，一般而言，应以地级市为单位，统一制定“车改”方案，并报省政府备案同意后组织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