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建国初期重庆市的禁烟禁毒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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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建国初期重庆市的禁烟禁毒运动

【内容摘要】 建国前,由于帝国主义经济势力在西南地区的渗透和军阀的纵毒政策,重庆市内烟馆林立,种植、制贩、吸食烟毒的现象十分猖獗,严重影响了市民的身心健康以及重庆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重庆市人民政府积极响应党中央“禁烟禁毒”的号召,发布了各种公告和禁烟条例;深入开展宣传教育, 广泛发动群众投入,开展了大规模的禁烟禁毒运动。仅仅用了三年左右的时间, 就基本消除了市内延续上百年的贩运和吸食毒品的现象,解决了旧中国历届政府无法解决的烟毒泛滥问题, 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本文主要是从烟毒流入重庆的历史、烟毒在重庆的泛滥及危害、重庆禁烟禁毒运动开展的过程、运动的历史意义等四个方面来论述的。【关键词】建国初期

重庆市

禁烟禁毒

烟毒流入重庆是有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的:从鸦片战争前后的鸦片贸易到其合法化,到后来中日甲午战争后的重庆被开放为商埠,英、美、日等帝国主义经济势力在整个西南地区渗透,再到后来西南军阀的纵毒政策以及边境鸦片的走私活动。烟毒泛滥的危害十分严重:不仅损害了身体健康,败坏了社会风气,而且极大地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1950年初,重庆市人民政府在全国开展的禁烟禁毒运动的大背景下,发动群众开展了大规模的禁烟禁毒运动;运动分为前后两期:1950年2月至1952年4月,1952年4月至11月。禁烟禁毒运动最终取得了胜利:基本消除了市内种植、贩运和吸食毒品的现象,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 , 使重庆市的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

一、烟毒流入重庆的历史

从根本上说,重庆的烟毒源于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的侵略。1840 年鸦片战争前后 , 伴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渗透 , 鸦片传入中国,由沿海到内地逐渐泛滥;第二次鸦片战争后 , 鸦片贸易合法化, 外国鸦片更是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在西南地区也兴起了鸦片贸易。甲午战争后,1895年4月中日签订了《马关条约》,重庆被作为被开放的四大商埠之一;此后,外商(特别是日商)陆续进入长江沿岸一带,在进行普通贸易的同时也将目光投向鸦片贸易。日本烟贩不甘心英商主导中国的鸦片输入,从伊朗等国进口鸦片来贩卖,因在上海竞争不过英商便到中国内地开发市场,长江流域各省市包括重庆在内都是其贩卖鸦片的范围。在“烟”流入的同时,各种“毒”也被大批地输入中国,如吗啡、海洛因、红白丸等烈性毒品。民国时期,越来越多的外国烟贩深入西南地区从事鸦片的走私,重庆就是西南地区最大的烟土集散地,四川部分毒品以及云贵的鸦片也多经重庆码头由英、美、日等国的洋行和轮船公司运往湘、鄂、沪等地。鸦片是一种特殊的商品,转手即可获暴利,黑货立即变成黄金白银,而且鸦片税也是有不小的利润。辛亥革命后,军阀派系林立、割据一方,北洋军阀控制中央政权,各地方军阀控制片区。西南军阀就是从这时开始从酝酿的,一直持续到解放时期,总共近四十年的发展史,对西南地区的政治、经济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这些军阀实行纵毒政策,毒品在整个西南地区肆虐。他们与土匪相互勾结,把转手贩卖鸦片、收取烟税作为军阀财政的重要来源。

二、烟毒泛滥重庆

建国初期,西南地区是全国六大行政区中烟毒泛滥最为严重的行政区,各省种植、制贩、吸食鸦片的现象十分猖獗。首先,就种植罂粟的土地面积来说,高达1545万亩,约占耕地总面积的10%。1人们将种植粮食、蔬菜的土地都开垦来种鸦片,四川省各地遍开罂花,特别是偏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川东地区是全省的烟毒重灾区,据资料统计:解放前夕,秀山县五区几乎无户不种罂粟,年产鸦片1.5万两,城口有5个乡,烟地占1085亩;巫山、巫溪、武隆、石柱、彭水、南川、黔江等县,烟地均在1000亩以上。2当时的重庆还是隶属于四川,市内也有不少地方种有罂粟。其次,就制毒贩毒的区域来讲,昆明、贵阳、雅安、12 诸羽主编:《割除毒瘤——共和国首次禁毒禁娼述实》,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30页。

四川省档案馆档案,全宗号:建东16,川东行署民政厅,案卷号:89。成都、重庆等地是西南区的烟毒集散中心,在重庆就有着大量的制毒作坊。据统计,解放初期分布在重庆的秘密制毒厂坊有400余家,制造鸦片者618人,贩运烟毒者4476人。1第三,就吸食鸦片的人数来说,解放前整个西南地区吸毒问题非常普遍。重庆市内烟馆林立,吸毒成风,可谓“十室之邑,必有烟馆”,“三人行,必有瘾者”。据不完全统计,解放初期,重庆市共有烟民20201人,其中,吸食者为15110人,烟馆270余家;鱼洞镇2万余人中,吸毒者竟在千人以上。2人们对鸦片趋之若鹜,不管是达官贵人还是贫苦百姓,买烟、吸烟成为了他们生活的全部:一个个十分“享受”地斜倒在榻上,拿着烟枪接在烟灯上吸食鸦片,吞云吐雾、乌烟瘴气;久而久之,这些“瘾君子”一个个都面黄肌瘦、形容枯槁、鼻涕横流、呵欠连连,有时烟瘾犯了浑身抽搐,全身像针一样扎着难受。在众多的需求下,鸦片的价值超过了许多商品,人们在购买生产、生活资料,甚至割肉、吃面、喝酒就用大烟折价。

烟毒的泛滥对有着严重的危害,自鸦片传入中国以来,中国人民就饱受摧残。首先,罂粟的大面积种植,使得粮田锐减、人民生活困苦,在一些边远山区经常有饥荒出现。其次,长期吸食鸦片,鸦片含有使吸食者成瘾的有毒物质,不仅损害人们的身心健康,而且也浪费了极大的社会财富;不少的瘾君子因吸食鸦片而想方设法变卖家产,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有的甚至偷盗强骗;他们四处借债甚至典妻卖子,倾家荡产以致弄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再次,鸦片的泛滥也引发了许多社会问题,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全市发生的许多犯罪问题都是因吸食和贩卖毒品。然后,烟毒的泛滥严重威胁着新生人民政权的巩固;在西南地区残留的国民党军队转化为土匪,他们以烟馆、妓院作为藏身落脚之地,进行种毒、制毒、贩毒活动;还有一些被台湾当局派遣潜伏于大陆的国民党特务也利用贩卖毒品作为其“破坏活动”的经费。最后,烟毒泛滥严重腐蚀党政军干部队伍以及铁路、公路、航运、邮运等系统干部职工;鸦片利益丰厚,不少官员干部没有端正好心志,与烟毒犯共伙。如,西南军区某部副科长王某、管理员遂某等被昆明市同仁街华章药房的奸商刘某腐蚀,先后六次贩运毒品到重庆、宝鸡出售,共计鸦片2.8万两、砒子350两。3随着鸦片在市场上的主导,市内兴起组织了大大 12重庆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重庆市志》第一卷,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65页。西南区禁烟禁毒委员会:《西南区一九五零年禁烟禁毒工作总结》,重庆《新华日报》1951年3月15日。3 云恭:《云南鸦片烟毒简史》,苏智良、赵长青主编:《禁毒全书》,第447页。小小的烟帮,由于有利可图,官员往往与这些烟帮相互勾结,从中获取丰厚利润;而毒贩有了可靠势力的屏护,其活动更加猖獗。

三、禁烟禁毒运动的开展

中国的禁烟历史始于清代,雍正七年(1729年),清廷第一次颁布禁烟诏令,对兴贩鸦片、私开烟馆者治罪,后来的清朝统治者都颁布实施了各种禁烟措施,但都成效甚微。国民政府统治时期,曾执行了“六年禁烟计划”,成效虽大,但根本性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以来也一直与烟毒作斗争,不管是在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还是在解封战争时期以及新民族主义革命时期,都开展了区域性的禁烟禁毒运动。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领导的禁烟禁毒运动才使肆虐中国百余年的烟毒祸害得意禁绝。

(一)初期的禁毒(1950年2月至1952年4月)面对严峻的烟毒形势,1950年2月2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了《关于严禁鸦片毒品的通令》,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声势浩大的禁烟禁毒斗争:缴毁毒品,禁种罂粟,封闭烟馆,严厉惩治制贩烟毒商贩,改造吸食者。中央还在各行政区成立了军政委员会,以更好地带领执行禁毒政策、监督惩戒制毒、贩毒活动。各军政委员会在《通令》发出后,都相继制定和公布了相应的禁烟禁毒办法。西南军政委员会于1950年3月1日发布春耕指示,严令禁止种植鸦片。7月31日,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西南军政委员会关于禁绝鸦片烟毒的实施办法》,共13条,内容大致是:要求西南各省严禁种植鸦片;严禁运销和贩卖鸦片、白面、金丹及其他类似毒品;严禁各药商制造、销售烟毒,各政府机关不得利用职权收购鸦片;严禁开放鸦片烟馆,吸食烟毒者要限期登记戒除。12月28日,西南军政委员会依据该实施办法又制定了《西南区禁绝鸦片烟毒治罪暂行条例》,共15条,对各种毒品犯罪规定了较为详细的量刑标准,有力地推动了西南地区禁烟禁毒运动的发展。重庆市的禁烟禁毒运动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开展的。

重庆市人民政府于1950年10月13日发出《关于彻底禁绝鸦片烟毒的布告》,规定:即日起,任何市民不得制造、贩运与售卖烟土、毒品,如有违反,除没收其毒品外还将依法严惩;吸食烟毒者,应即向当地人民政府进行登记,限期戒除。同时还成立了重庆市禁烟禁毒委员会,有组织地开展了全市范围的大规模禁烟禁毒运动。禁毒工作分为三部分,首先是禁种,即禁止全市各地区种植罂粟,将种植罂粟的田地重新翻种粮食;其次是禁运与禁售,即对个旅馆、烟馆、妓院进行大规模的清查,对重要烟毒犯实施大逮捕,要求贩毒分子向政府坦白自首,封闭烟馆,没收其毒品和烟具。再次是禁吸,依靠群众的力量发起禁烟禁毒运动,在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农民代表大会以及减租退押运动中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群众教育,并举行上千人的群众大会,当众焚烧烟毒烟具、公审烟毒犯,以烟毒对人民对社会的危害来教育市民。此外,市政府在全市设立了700多个戒烟所,将烟民集中起来进行禁烟;不少吸毒者的家庭都只剩下妇女、儿童和老人,市政府还派工作人员到其家中宣传吸食烟毒的危害和政府的进行政策,在心理上对他们进行宽慰和安抚。然而,禁毒工作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特别是它触及到许多利益集团的利益,如烟帮、大烟民以及一些官员干部,政府针对这些群体在禁毒工作中采取了既打击又安抚的政策。在广大工作人员的努力和群众的配合下,至1951年春,全市共破获烟毒集团200多个,贩毒案件2万多件,查获大量烟毒品及制毒吸毒工具,施戒瘾民1.8万多人。1初期的禁烟禁毒运动中,首恶烟毒犯分别受到了枪决、判刑、罚金及拘留等处理,基本上隔绝了重庆市内种植、贩制、吸食烟毒的历史疾患。

(二)彻底的禁毒(1952年4月至11月)

为了全面深入开展禁烟禁毒斗争 ,彻底根绝烟毒危害。1952年,中共中央和政务院在经过充分准备后,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了一场大规模的群众性的禁烟禁毒运动,把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禁毒斗争推向了高潮。1952年4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肃清毒品流行的指示》,指出:为了彻底根除烟毒“这种旧社会的恶劣遗毒,在全国范围内有重点地大张旗鼓地发动一次群众性的运动,来一次集中的彻底的扫除,是十分需要的”。2指示对肃清运动的方针、政策及打击的重点都作了明确的规定。此后,中共中央又发布了一系列的禁毒指示和禁毒工作开展实施办法。全国各省严格按照中央的指示,陆续开展了第二次禁毒运动。西南地区,以当时隶属四川省的綦江县和大足县为例。据资料记载:綦江县前后三批共依法逮捕烟毒犯罪分子约300人,其中判处死刑2名,有期徒刑192名,管制 12 周勇主编:《重庆通史》第三卷,重庆出版社2003年版,第1422页。

《中共中央关于肃清毒品流行的指示》,《党的文献》1996年第4期。

59名,劳教25名,教育释放17名;共缴获鸦片烟毒1.3639万辆、沃水6磅、非拉斯丁16两、嘈达三两,吸毒、制毒、运毒工具1488件(套)。1又如,大足县在1952年7月至11月间,共逮捕烟毒犯124人,其中判处死刑1人,徒刑91人,管制、取保释放32人;缴获各种烟毒1143.44两,沃水一瓶,贩、吸烟毒用具328件,毒资银元45块、金戒4个、金子26两,步枪3支,子弹307发,刺刀1把。2重庆市从1952年8月11日至10月4日,通过三次大逮捕,共破获烟毒集团案 115件,单案2887件,先后逮捕大毒贩3148名,缴获毒品2.1908万两,制毒原料4.3944万两。3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第二次禁烟禁毒运动取得了巨大的成果。相比第一次的禁毒,第二次禁毒更加彻底。

四、运动的历史意义

从1950年2月到1952年11月,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仅仅用了三年左右的时间,就把祸害中华民族百余年的鸦片烟毒基本禁绝了,这不得不说是创造了世界禁毒史上的一个奇迹,在国际上树立了“无毒国”的光辉形象。禁烟禁毒不仅是政府改造社会、稳定社会的必要措施,也是人民为了拯救个人及家庭的积极参与,因此我认为从政治角度看,它是一场斗争,而从社会角度,它是一场群众性运动。重庆市的禁烟禁毒运动是在全国范围开展的禁烟禁毒运动的大背景下开展的,它的胜利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首先,种植、贩制和吸食烟毒现象的清除,保护了重庆人民的身心健康。其次,禁烟禁毒解除了烟毒的蔓延,坚定了人民对共产党的信仰,从而使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第三,打击贩制鸦片商贩、封闭烟馆,将鸦片赶出了重庆商品市场,有利于重庆市经济的恢复与发展。第四,政府在进行禁烟禁毒工作的同时还开展了剿匪、清娼、反腐等相关工作,从而一并扫除了“社会的病毒”,改良了社会风气,加强了重庆市的廉政建设,有利于重庆社会的稳定。第五,重庆市的禁烟禁毒运动的胜利有效地配合了其他地区的禁烟禁毒运动的开展。最后,在禁烟禁毒运动的过程中发布的各种实施办法、处理条例以及定罪程度,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法制建设道路 1 高镇如:《綦江县禁绝鸦片烟毒工作片段》,《文史精华》编辑部编:《近代中国烟毒写真》下卷,第233页。2 邓治平、王绍武:《大足县的禁烟》,《文史精华》编辑部编:《近代中国烟毒写真》下卷,第243--244页。5周勇主编:《重庆通史》第三卷,第1423页。方面的探索,有利于重庆市以后的法制建设。

参考文献: 齐霁:《中国共产党禁毒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版.朱庆葆、刘霆:《黑色的瘟疫》,山东画报出版社2012年版.董向前:《试论建国初期河北省的禁烟禁毒斗争》,2004年11月第11卷第6期.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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