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高见绝尘“野性”之形成由刀豆文库小编整理，希望给你工作、学习、生活带来方便，猜你可能喜欢“儋耳夜书苏轼阅读答案”。
苏轼高风绝尘“野性”之形成冯静
人的性格具有丰富性、复杂性和多样性，但更应具有独特性，而独特个性的形成受诸多因素的影响。所以，有人说苏轼在坎坷的人生道路上，表现出有时积极进取，有时默然消隐，是受某些学派和学说所主宰，个人觉得有失偏颇。苏轼当然受到儒释道各家学说的影响，但所有“选择”还是出于他自己，整个来说还是他自己是当时的“这一个”，即我这里所谓的具有“高风绝尘”野性的“这一个”。
“高风绝尘”是苏轼在熙宁，元丰年间所提出的一个命题。首先，它是一条审美理想标准和艺术评价标准，但是，这一标准在通向作者的为人和品德的时候，实际上已成为一种高尚的精神状态和苏轼独特的个性了。
“高风绝尘”简单说来，就是高风亮节和超越世俗的韵致。高风亮节，指方正亮直，挺然不群的为人处世态度，即苏轼诗中所谓的“挺然直节庇峨岷，谋道以来不计身”。因此，苏轼的“忠规谠论，挺挺大节”，“遇事敢言”，“刚正嫉恶”，“独于谋身，锐于报国”，“为官一任，惠民一方”以及倾慕大自然的洁净，无私等品格都应归属于“高风”的范围之内。“绝尘”，是指摆脱世俗尘土的束缚和批判追逐私欲的恶习，即苏轼诗中所谓的“尘世劳方病，局促我何堪。尽解林泉好，多为富贵酣。试看飞鸟乐，高遁此心甘”。以及所谓“高情遗万物，不与世俗论”等。因此，举凡苏轼诗中批判世俗尘土的诗歌也都应归属于“绝尘”的范围。
苏轼的人生理想并非仅仅作为一种意念存在于他的思
[1]想之中的。相反，苏轼在其千辛万苦仕途坎坷、迭遭厄运的人生实践中，在其持续不断、渐趋成熟的创作历程中总是竭力去实现这一人生理想。因而，追溯苏轼一生及其创作历程，这一性格的光辉无处不在。
自苏东坡任职凤翔开始从政以来，他就抱着“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的理想和自信，满想有所作为，然而现实却每每令他失望。但是，从政数十年，他始终坚持一种正视现实的态度，对宋朝廷数十年以来，取之无术，用之无度，因此民日困，官日贫的现状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他自谓“臣而不言，谁当言者？”在京师为官，敢于对北宋积贫积弱的政局进行揭露与抨击，主张“涤荡振刷而卓然有所立”；在地方做官，则做了许多“便民”、“利民”的兴利除弊之好事，这些都是苏轼人生理想中“高风绝尘”的具体表现。
苏轼“高风绝尘”的人生理想就其实质上讲，是诗人对痛苦人生超越基础上所产生的高蹈情怀，是苏轼人生探索和人格自我完善的结果，苏轼的“高风绝尘”显然是来自魏晋人性自觉时代的传统叛逆精神；但更重要的是，苏轼又是一个在世路崎岖，儒道佛思想交汇碰撞中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体会，改造思维模式，敢于表露自己的思想品性的人。因此，苏轼是在多角度、多方位的思想批判继承中，逐渐形成了他的“自我新体系”，从而造就了他自我文化的新个性。所以苏轼的“高风绝尘”是崭新的、独特的，具有特殊意义的历史社会现象。也正因如此，“高风绝尘”才使得他具有了不朽的魅力和永久的生命力。
下面，我们就试着对苏轼的这一性格形成的原因作一个
[4]具体的探索。
首先，我认为这是苏轼所生活的历史时代的社会条件所决定的。苏轼生活的时代是士子“补天”意识浓厚，期望有所作为而又不能得心应手的时代。按苏轼的说法就是一个“有治平之名而无治平之实”的时代。所谓“有治平之名”是说当时的形势表面上还是太平的。宋王朝结束了五代以来的分裂割据局面，中国重新统一，经过近百年的经营，政局稳定，经济、文化、科学都较繁荣。所谓“无治平之实”，是说在表面承平的背后，隐藏着深刻的社会危机，国内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非常尖锐。北宋统治者虽然对广大人民进行了残酷的掠夺，但由于宫廷“燕乐逾节,赐予无度”，“冗官耗于上，冗兵耗于下”，所以财政拮据，入不敷出。人民不堪重负，农民起义此起彼伏。苏轼生活在两次大的农民起义之间：在他生前四十多年，他的家乡四川爆发了王小波、李顺起义；在他死后不到二十年，中国南北又几乎同时爆发了宋江起义和方腊起义。苏轼生活的年代虽然没有爆发过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但是小的农民起义仍不断爆发，苏轼在各地作官时，就曾追捕、镇压多起“谋反妖贼”。这一切说明当时的阶级矛盾非常尖锐。宋朝的民族矛盾也很尖锐，宋太祖对契丹和西夏的侵扰只搞消极防御。宋太宗则订立了渔渊之盟，每年向契丹进献大量的财物。这些巨大费用既未换得边境的安宁，又进一步加深了人民的负担，加深了宋朝的财政危机，加剧了阶级矛盾。一句话，到了宋代，“积贫积弱”总态势已经成定局，整个封建王朝已经走上无可挽回的衰落滑坡的历史时期。面对这种形势，统治阶级中一些有识之士，都有一种惶惶不可终日的危机感，他们多方探究其原因，纷
[6]纷提出了改革朝政的各种建议、措施和方案，然多是就事论事，失于肤浅。很少有人从宋朝立国治国的基本政策上寻找症结。苏轼则一下抓住了关键所在，又勇于直言，把问题揭露得淋漓尽致。他认为宋朝统治者“用儒术而未纯”，更明确地说，说是对人民的地位、力量认识不足，没有体现儒家的根本思想。所以他坚持要恢复、光大和净化先秦儒家理论，重申和明确人民的地位和作用，对民实行仁政，而不是对统治集团本身，这就是苏轼“高风亮节”性格的核心内涵。而且，终其一身。他始终为了人民利益而呐喊，想把仁政的光辉照在千千万万生活在“苛政猛于虎”状况中的人民群众身上，这更是其人生理想的具体体现。遗憾的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同北宋范仲庵等的历次政治改革运动，特别是王安石变法失败一样，苏轼的民主、仁政思想，在宋代一直未引起统治者的重视，在宋国家政策中未获得体现和实施，原因就在于苏轼所治之学不符合统治者的需要。因为“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于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其实，这也表明了如苏轼一般的文士虽欲“补天”，而封建社会之“天”已无“石”可补。因而苏轼也不由得发出“世事一场大梦”的无可奈何的“绝尘”之慨叹。
其次，个人认为苏轼“高风绝尘”的性格是其一生坎坷曲折经历的沉淀。苏轼一生经历两次“在朝——外任——贬居”的过程，他既经顺境，复历逆境。得意时是誉满京师的新科进士，独当一面的封疆大吏，赤绂银章的帝王之师；失意时是柏台萧森的狱中死囚，躬耕东坡的陋邦迁客，瞰芋饮水的南荒流人。
荣辱、祸福、穷达、得失之间反差巨大和鲜明，使他咀[7]嚼尽种种人生况味。具体而言，苏轼的仕宦人生又大致辞可划分为三个阶段。一0六九年新法施行以前为第一阶段。苏轼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他一被卷入封建时代应召科举的社会潮流里，就隐然感到了这种悲剧性。“富贵本无定，世人自荣枯，嚣嚣好名心，嗟我岂独无。不能便退缩，但使进少徐。”
他一方面厌恶功名无常，另一方面又不能不随波逐流。这种内心的矛盾和苦闷是这一阶段的思想特点。在出川进京谋取功名的路上，他便不断地审思仕宦人生究竟有多大价值。他自己也不堪了然，也就时时充满了一种对人生琢磨不透的凄苦之情。途经忠州，在瞻仰屈原塔时他写下了“古人谁不死，何必较考折。名声实无穷，富贵亦暂热。大夫知死理，所以持死节。”的诗句。这表露了他鄙弃功名和追求永恒，珍视人生的心理活动。这一阶段年轻的苏轼对仕宦人生的体会、思考，虽还未趋成熟，但也已奠定了他“高风绝尘”性格之雏形。
一0六九年以后的十年间为第二阶段。这一时期他深深卷进了北宋革新与保守政治漩涡中。他先后在京城、杭州、密州、徐州和湖州等地任职。作为一位官员，他很想有一番作为，遇事敢言，积极上书；尽管他在政治上与两派都有分歧，但还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人民办些好事，诸如杭州的赈济，密州的救孤和徐州的治洪，都给当地的老百姓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但是作为一个诗人，由于对官场腐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心境更加悲凉。从前追求人生永恒的心转向了江湖归隐，鄙视功名的清高变成对时弊的解剖。这一时期，苏轼的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冲突得更加剧烈，他以马作比
[9][8]“君看立仗马，不敢鸣且窥。调习困鞭棰，仅存骨与皮。”[10]
并指出“金羁玉勒乡罗鞍，鞭棰刻烙伤天全。”
但他绝
不愿如此，多次在诗中表示：“我本麋鹿性，谅非伏辕姿。……闻声自决骤，那复受絷维？”“嗟我本何人，糜鹿强冠襟。”[13]“聊为山水行，遂此糜鹿性。”
仕途的剖析，使他以清醒的态度对待现实，即在仕宦人生中建立一种明智而有意义的生活方式——“高风绝尘”。
一0七九年以后为第三阶段，一0七九年的“乌台诗案”，诗人因诗入狱，几至死地。然而遭受打击的苏轼并没有委顿下来，相反地，他以为从此休官归田，一无牵挂，正该美美地享受人生了。诗人的后半生可谓荣达时侍奉皇帝，失意时投荒万里，但诗人在“高风绝尘”性格的导引下却并未迷航。元佑三年，诗人在京任翰林学士知制诰兼侍读，可说是飞黄腾达，但他依然把自己当作民，心灵平静不为外界的变化所动。“树欲静而风不止。”政治风云的反反复复，把诗人一次又一次地更远地流放到蛮荒之地，以至于到了天涯海角，这反倒使他更亲近了他所热爱的大自然。初贬至黄州，再贬至惠州，三贬到儋州，在家以为已入了瘴疬之地，在他却觉得来到了仙境。经过三年的凄风苦雨，六十五岁的老人终于被召回，在离别海南的路上，他没有大赦之人的感激涕零，也没有风烛残年之人的悲叹，只是用一颗齐得丧、等荣辱的心去感受一切：“杳杳天低鹘没处，青山一发是中原。”上，而是在他内心——无欲心灵的平静！
由此可见，苏轼“高风绝尘”的性格是他一生深刻反省仕宦生涯的结晶，正是他坎坷曲折的人生历程的沉淀。也许
[15]诗人少年时期苦苦追求的人生至境终于找到了——不在天有人会问，为什么在同样的历史条件下，有着同样经历遭遇的诗人文学家却没有表现出如东坡一般乐天知命、达观处世，“高风绝尘”的人生态度和性格呢？我的回答是：这正是苏轼自身的“野性”使他与别人有了明显的区别。所以，我们最后要探索的正是融儒释道三家思想于一炉的“野性”形成了东坡“高风绝尘”的性格。
我们都知道，“人”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他除了受到周围社会生活条件的支配和影响外，还有一个能够接受这些影响的自我个性的主体。从这个主体的特性出发，他或者接受诸外部条件的此种影响或彼种影响，或者因时因地又发生相反的变化，形成一个多维的、复杂的个体。没有这个个体核心的存在，一切影响都将成为空谈。苏轼的自我个性的主体正是他个性、气质、心理、人生观念、美学追求等诸多因事中的一个核心、一个“点”——“野性”。同样，“人”作为”社会结合的主人”是一个生活在特定现实中的个别的、独特的丰富个体。他的社会既是综合的，更具有鲜明的个体色彩。儒释道作为人体个性的外部事物，它们各具有独立的思想体系，它们各自有其产生的特殊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因而它们是相互联系而又相互排斥、相互对立的。它们对苏轼发生影响，便决不可能是整体性的影响，而只是个别的、片断的、局部的。就是说，苏轼接受它们的影响，是有条件的，是从他个性禀赋的性质中去批判地吸取，补充他自身的需要的、有可能得到发展并转化为自身特质一部分的事物，换句话说，苏轼是按照自己的本质，依照人的方式，根据自己的本性需要当作处理一切生活关系的尺度来安排世界的，也就是说，苏轼是以十分清醒的“主体性”论者的身份对儒释道采取了批判吸收的态度，从传统思想的积淀和发展方面看，宋代禅宗的“顿悟”，作为佛教在中国文化土壤中的变种，便对传统文人士大夫的儒、道思想和精神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儒、释、道三教合一的过程中，苏轼不愿去追逐附着于社会伦理，“趑趄于利售之途”的“抅人”的人格，也不完全欣赏方外之士的无待逍遥的“散人”人格，而是在执着现实的基础上追求一种安时处顺，任其自然，通达洒脱的人生观。苏轼所谓“吾非避世之事，而逃事之机”
——他与天地万物游而不傲视现实，穷通贵贱，随缘生灭而不撄于心，喜怒哀乐发乎情而止于礼，“随心所欲而不逾矩”这种思辨方式，使苏轼对社会人生进行了形上超越，导向了苏轼对生命本体的探索，成为苏轼认识自我，发展自我，显扬自我的崭新的任其自然而又观照现实的独特的人生品格，由此可见，苏轼“野性”实是他豪纵放逸、浑朴天真雍容旷达与大自然打成一片的情怀的体现；也是他反污浊尘世束缚、反黑暗现实迫害的“坦荡之怀、任天而动”的精神的体现。
苏轼的这一“野性”也是有其萌生、发展、形式、反思和成熟的各个时期的。在其发展过程中，苏轼的这种个性在与时代、社会发生思矛盾时，就更需要借鉴儒、释、道的哲学思想。换言之，是借鉴与“野性”性格合拍的儒、释、道三家的思想，从而形成苏轼的完整人生观——“野性”。事实上，苏轼“野性”产生发展的各个时期正是苏轼“高风绝尘”性格形成并逐步成熟的时期。如早期形成的儒道互补思想正是苏轼”野性“的哲学基础。道家返朴归真，与自然同一的观念与他”任天而动“的天性一拍即合，道家批判现实的精神与他狂放不羁的性格融为一体；儒家书剑报国的雄心壮志与道家“圣人无功”的思想互相补充，形成了他早期功成身退的理想。苏轼在地方为官时，他狂放不羁的态度不好皇权专制的时代所容。而他“野性”中归耕的要求也不可能实现，这就使他更多地记住佛老的禅境和大自然的魔境，追求心灵的解脱。“乌台诗案”的发生是苏轼一生的转折点，苏轼由当初的“奋厉有当世志”，“致君尧舜”转变为“聊从造物游”的艺术人生。黄州时期，苏东坡精神寄托的对象，从名利事业而暂时转移到东坡，转移到大自然，这就是对统治集团的一种疏远，这不能不无它的积极意义，这标志着苏轼“野性”的完全形成。这一时期，不是儒家思想占据主导地位，而是佛家思想占了上风。他所汲取的，是儒、佛、道三家思想中对封建制度有破坏性作用的因素。从儒家那里，他接受的是民本思想和批判现实的精神；从佛老那里，东坡汲取的是空幻观念，从而弥补了儒家进取思想的不足，佛老的空幻观念，再前进了一步，就会归结到否定君臣父子的叛逆思想，这正是佛老思想中的合理内核。但是，在痛苦的现实生活面前，苏轼对神仙道路，也曾比以前有过更多的向往，他不仅与和尚、道士交往，学习道教教义和佛经，甚至炼丹、参禅。但是，这些向往，仅仅是苏轼痛苦心灵的表现而已。苏轼对“羽化而登仙”是根本不相信的，并且他血液里流动着的是“兼济天下”的精神，也不允许他羽化而去，抛却这疮痍满目的现实世界。因而，苏轼以“野性”否定了神仙和归隐的道路，也批判了营营奔走的仕宦人生。
在这一过程中，苏轼“高风绝尘”的人生理想也赫然树立。而在经过元佑时期的痛苦反思后，苏轼“野性”的思想体系中，庄子哲学战胜了儒家学说。有诗为证：“我梦入小学，自谓总角时。不记有白发，犹诵论语辞。人间本儿戏，颠倒略似兹。惟有醉时真，空洞了无疑。坠车终无伤，庄叟不吾欺。呼儿具纸笔，醉语辄录之”
这标志着苏轼“野性”的成熟：苏轼对人生、社会等问题的思考，认识更全面、更深刻了。而晚年苏轼遭贬惠州、儋州，更使他的“野性”进一步成熟升华；已经由人生道路的选择升华到更高一个层次的美学观念的思考；由向往自然、追求人的自由升华到与自然的平淡和谐。这更是苏轼“绝尘”的人生性格淋漓尽致的表现。
所以，我们说具有反污浊尘世束缚，反黑暗现实迫害的精神和豪纵放逸浑朴天真、雍容旷达与大自然打成一片的情怀使苏轼的“野性”的形成必然导致他“高风绝尘”的人生理想性格。
总而言之，正是由于以上三个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才形成了苏轼充满“野性”的“高风绝尘”的性格并让它发出了光彩。在倍受商品经济大潮冲击的今天，我们研究探索苏轼“高风绝尘”的性格及其形成的原因是有其现实意义的。这对充满了急功近利、浮躁不安的芸芸众生，对谨守传统文化的文人士子，对为官一方的从政之人等在加强个人修养，提高自己素质以及吸取古人思想精华、学习古人高风亮节以为己鉴等方面都是不无益处的。
注：
1、《 陆龙图诜诜挽词》
2、《入峡》
3、《阮籍啸台》
4、《沁园春》
5、《大雪论差役不便札子》
6、《东坡应诏集〃进策》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一第十页
8、《阳早发》
9、《屈原塔》
10、《次韵孔文仲推官见赠》
11、《书韩干“牧马图”》
12、《屈原塔》
13、《和潞公超然台次韵》
14、《经山道中次韵答周长官兼赠苏寺丞》
15、《澄迈驿通潮阁二首》
16、《雪堂记》
17、《和陶饮酒二十首（其十二）》
参考资料：
1、朱靖华，《苏轼新评》，中国文学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2、王洪，《苏轼诗歌研究》，朝华出版社，1993年5月第1版。
3、颜中其，《苏东坡》，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8月第1版。
4、曾枣庄，《苏东坡评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9月月第1版。
5、陈华昌，《苏东坡》，中华书局，1985年2月第1版。
6、游国恩，《中国文学史》，人民出版社，1964年1月第1版。
7、王学太，《“乌台诗案”是怎么回事》，《文史天地》1986年12月12期。
8、王水照，《苏轼的人生思考和文化性格》，1985年5月。
9、孙民，《对仕官人生的深刻反省——谈苏轼诗歌风格发展的三个阶段》，1985年2月。
10、李庆，《苏轼思想“大杂烩”论辩》，1987年3月。
11、夏露，《苏轼民本：仁政思想及渊源》，1987年1月。
12、刘元东，苏轼的生命意识及其历史背景，《廊坊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02期。
13、朱靖华，苏轼早期诗中的人生思考及其追求“高风绝尘”的审美趋向，《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4期。
14、谭玉良，苏轼“高风绝尘”的内涵和意义，《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3期。
15、网上资料（如：国学网——苏轼研究等等。因查阅的网址太多，恕不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