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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中日外交关系中的“文化因素”
——从中日两国恢复邦交和缔约谈判时的分岐说起
大连外国语学院
张耀武
内容提要：
中日两国复交谈判时，田中角荣的一句“添了麻烦”，曾引起激烈争论；在6年后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时，双方又因是否将“反霸条款”写入条约而互不相让。中日两国外交方面的分岐，其实有着深层的“文化因素”。中日两国在“名誉”与“等级”方面的不同文化取向，成为以上争论及中日之间主要分岐的根本原因。
关键词：
耻感文化
等级观念
文化因素
中日关系
中日邦交正常化30多年来，在中日两国政府的共同努力下，在拥护中日友好的两国有识之士的推动下，两国在政治、经贸、文化、教育等方面的交往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成为世界上较为稳定的国家关系之一。然而，无须讳言，作为在亚洲乃至世界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大国，作为有着两千多年交往历史的近邻，目前的中日关系现状，与我们的期望还相去甚远。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日之间那些不应有的摩擦和争论日趋严重，为中日关系的前景蒙上了一层阴影。而今天的这些摩擦和争论，早在中日复交和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时就已初露端倪。这其中，除了政治因素之外，文化因素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正如著名国际问题专家、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入江昭所指出的那样：“不论属于哪一个国家的人们，都有其特有的国内普遍认同的历史和价值观。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本来就是一个文化性的组织。因为这种国家的关系是外交关系，其中理所当然地含有文化成分。也可以说，文化上的联系是外交的根本和基础。”①本文拟从文化的层面探究中日关系中产生摩擦的深层原因，意在提醒人们注意，要使中日关系更加健康地发展，除了在政治上加强合作之外，文化方面的交流与理解也是非常重要的。
一 “耻感文化”②与“添了麻烦” 1972年9月25日，应中国政府的邀请，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率日本政府代表团抵达北京。他们此行的目的是与中国政府领导人举行会谈，谋求实现中日两国的邦交正常化，结束两国间的不正常状态。以周恩来总理为首的中国政府官员到机场迎接日本客人。当天下午，中日两国政府首脑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会谈。虽然在会谈前已经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但是会谈并不轻松。双方围绕历史认识问题、废除“日台条约”问题以及结束战争状态问题，不仅在会谈中，而且在会谈以外的活动中，也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舌战。其中，由田中角荣一句“添了麻烦”的道歉引发的争论，在中日两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几十年后仍被常常提及。
日本代表团抵达北京的当天晚上，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为田中一行举行盛大的欢迎宴会。在周恩来致欢迎辞之后，田中面对参加宴会的600多位中日双方宾客致辞说；“在过去的几十年间，日中关系经历了不幸的过程。其间，我国给中国人民添了很大的麻烦，我对此再次表示深切的反省之意。”田中的讲话虽然引起了一阵掌声，但针对他的“添了麻烦”的说法，台下也发出了不少的哄声。
第二天，周恩来在会见田中时严肃地指出：“田中首相表示对过去那段不幸的历史感到 入江昭：「文化と外交」、『外交フォーラム』１４０号、2004年第4期。本文中“耻感文化”和“等级观念”的表述参考了尚会鹏：《中国人与日本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年版）一书的观点。①② 1 遗憾，要进行深刻的反省，这是我们能够接受的，但是‘添了麻烦’这一句话引起了中国人民强烈的反感。”9月27日晚上，毛泽东主席会见田中一行，第一句话就问道：“你们吵架吵完了吗？”这里所说的“吵架”，主要就是指中日双方就田中角荣“添了麻烦”的发言而引发的争论。后来，经过中日双方多次争辩、协商，反复推敲，那段话写入《中日联合声明》时变成了：
“ 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
那次因一句“添了麻烦”引起的“吵架”就这样以日方的让步而解决了。但自那以后，中日之间围绕历史认识问题的“吵架”不仅没有终止，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笔者认为，其中的原因，除了政治因素外，还有更深层次的文化因素。几十年来，日本人之所以没能够像德国人那样，对自己所犯的历史罪行进行由衷的、令人信服的反省和忏悔，是因其有一种特殊的“耻感文化”。
“耻感文化”这一概念，是由美国著名的社会人类学家、《菊花与刀》的作者本尼迪克特提出的。这是相对于欧美社会的“罪感文化”而言的。受“耻感文化”影响的日本人的道德观有许多表现，其中最主要的两个特点是：缺乏恒定的是非标准和名誉胜于正义。在这一点上，中国人与日本人不同。中国人对是非、正谬非常敏感，且决不混淆。因为，中国人受传统的儒家思想影响较大，而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即正义、善行。它与罪恶、丑陋是冰炭不相容的。中日两国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意识，成为多年来两国围绕历史认识问题各执己见，争论不休的主要原因。若想消除中日之间的这一分歧，使中日关系走上健康的发展轨道，有必要对两个民族在“名”与“耻”方面的文化心理进行具体的分析。
在中国人的道德意识中，有着很明确的是非标准和原则，而且中国人往往要清楚地把名誉分出好与坏。如京剧里的人物，忠臣与奸臣，一看脸谱就能分辨清楚。中国人重视“千古留名”，崇尚“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清”的高尚情操。在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中，“仁”是凌驾于一切道德之上的美德，是评价是非善恶的最高标准。天子能否永居皇位，臣民是否要忠诚于君主，都取决于君主是否施行“仁政”。在中国人看来，推翻一个“不仁”的君主被认为是合情合理的。一句话，伸张正义、提倡善行与惩治邪恶、拒绝丑陋，是中国人日常生活的行为准则，是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基础。
相比之下，在日本人的道德意识中，是非原则要模糊得多。正如本尼迪克特指出的那样：“通观日本历史，日本人似乎在某种程度上缺乏辨认恶的能力，或者他们不想解决这个恶的问题，”①她还说，缺乏恒定的是非标准，可以使日本人“能够在没有精神痛苦的情况下从一种行为方式转向另一种行为方式。”值得注意的是，儒学传入日本后，其核心思想也发生了变化。中国的儒学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士大夫阶层的伦理道德，非常重视“仁”的思想；而日本儒学作为武士阶级的伦理观念，特别强调“忠”的精神。日本学者森岛通夫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说中国的儒教是以‘仁’为中心的儒教，那么日本的儒教就是以‘忠’为中心的儒教。”他进一步解释道：“日本的儒教与中国的儒教本来出自相同的经典教义，但因理解
③的方法不同，结果在日本形成了与中国完全不同的国民气质。”名誉是日本武士道的中心道德，而日本武士的名誉更主要的是指对主君的忠诚。日本人是很重视“保全名誉”的，他们把名誉看得比正义、善行更为重要。无论是什么人，干了多么可耻的事，只要“体面一死”，就不仅可能不再受到谴责，而且还会“成名”或变成“神”。
中日两国这种在“名”与“耻”方面的文化差异，反映到中日外交关系中就是：两国对 [美]Ｒ·本尼迪克特著，孙志明、马小鹤、朱理胜译，庄锡昌校：《菊花与刀：日本文化的诸模式》，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60页。②同上，第167页。③ 森島通夫：「なぜ日本は成功したかーー先進技術と日本的心情」ＴＢＳブリタニカ出版、１９８４年、１３頁。①
② 2 侵略战争持截然相反的态度。中国人认为，日本发动的那场侵略战争，是彻头彻尾的非正义战争，日本必须就此作深刻而彻底的反省和道歉。而一部分日本人则并不认为那是一场非正义之战，而认为它只是一项失败了的“事业”。日本传统文化下的道德观，使日本人不愿对那场侵略战争作真心的忏悔，而是试图尽快将其忘却。日本人可以在一夜之间忘记与美国人的殊死决战，在战败投降的第二天就对美国人和颜悦色，唯命是从。但中国人却不能在对待那场战争的问题上丢掉是非原则，更不能忘记那场战争带给自己民族的深重灾难。正因为如此，在中日复交谈判时，中国政府和人民才会对田中角荣那一句“添了麻烦”表现出强烈的不满，认为它没有体现出日本政府对侵略历史的深刻反省和对中国人民的忏悔之情。由于在中国人的传统意识中，是非观念非常明确，而且在原则问题上从不让步。因而，中国政府和人民不仅要求日本政府必须对侵略战争进行深刻的反省和道歉，而且对日本政府批准出版篡改侵略历史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及日本政府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等否认侵略历史、为侵略战争翻案的行径，也坚持了坚决斗争、毫不妥协的原则。而田中角荣之所以能对深受侵略战争之苦的中国人民只轻描淡写地说一句：“添了麻烦”；多年来日本屡次出现政府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和修改历史教科书问题，为侵略历史翻案，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日本国民“缺乏恒定的是非标准”和“把名誉看得比正义、善行更为重要”的传统文化意识的影响。在当今的日本国内，有一种颇具影响的观点：既然战争已经过去多年了，就不应该一直“揪住不放”。中国等亚洲国家不断“敲打”日本，是为了得到日本的经济援助。他们认为，日本国民应当尽快忘掉那场战争。日本政府承认那场战争是侵略战争，并对中国等亚洲国家“谢罪”，是一种民族自虐行为，是日本民族的耻辱。而一部分日本政府内阁成员甚至首相，明知会引起周边国家的不满却还要去参拜靖国神社，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迎合日本国民的这种“民族荣誉感”，为自己竞选拉选票。
总之，由于日本的“耻感文化”中具有“缺乏恒定的是非标准”和“荣誉重于正义”的特点，因而使得日本人对自己发动的那场侵略战争不仅不从内心深处作深刻的反省，反而试图尽快将其忘掉。而中国人由于是非观念明确，原则性强，因而在历史认识问题上毫不妥协，要求日本作真正的反省，并保证不再犯同样的错误。中日两国在历史认识问题上旷日持久的交锋，由于有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意识作背景，因而在短时期内是不会偃旗息鼓的。二 “等级观念”与“反霸条款”
1978年8月12日，中日两国政府在北京举行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字仪式。这标志着中日两国关系从此走上了睦邻友好的健康发展道路。早在中日两国恢复邦交后不久，当时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就曾对《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发表过看法：“真下决心，一分钟就可以达成协议。”然而，就是这个“一分钟就可以达成”的协议，从1974年9月中方向日方提出建议，到条约正式签订、换文，经过了长达4年的交涉过程。
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最初出自周恩来总理的设想。早在中日复交前，周恩来就提出，中日邦交正常化可分为两个步骤。先搞个联合声明，宣布复交。然后再搞个和约，但不光是结束战争状态，还应明确复交后要和平相处，友好合作。因此，在中日两国恢复邦交时发表的《中日联合声明》中，就规定了在两国复交后进行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为目的的谈判。
在缔约谈判中，是否将“反霸条款”写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成为中日两国争论的焦点。而产生这一争论的主要原因就是“苏联因素”。当时，中苏关系处于对抗状态，苏联担心中日联合抗苏，因而极力反对中日缔约。1975年2月3日，苏联驻日大使特罗扬诺夫斯基曾拜会椎名悦三郎，对日本政府与中国商谈签订条约表示强烈不满，并说：“希望《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不要对苏联产生不良影响。”之后，苏联外长葛罗米柯立即约见日本驻苏 ①
①孙平化：《我的履历书》，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99页。大使，声称条约写入“反霸条款”就是反苏。并扬言：如果中日间缔结条约，“苏联将改变对日政策”，要日本对其后果“承担严重责任”。
当时的日本首相三木武夫虽欲缔结中日和约，但又不愿过分得罪苏联，为此，日方试图把“反霸”解释成如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联合国宪章那样的普遍原则，并派议员访华试探中方的态度。对此，中方指出，“反霸”的含义是人所共知的，没有必要进行解释，以免使其变得支离破碎，反而抽掉了“反霸条款”的实质。由于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中已写明不称霸和反霸的内容，因此中方批评日方不肯将反霸内容以条约形式从法律上确定下来的做法，没有体现《中日联合声明》的精神，是一种倒退。
三木内阁没能完成中日缔约的任务就结束了任期。这一历史使命自然就落在了福田内阁的肩上。促使福田内阁下决心的，除了日本国内的缔约呼声日益高涨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这就是美国的态度。1978年4月，福田首相和园田外相访美时，美国国务卿万斯表示，“中苏铁板一块对世界是威胁”，“美日欧要一起帮助中国”。卡特总统也敦促福田首相：“希望更积极地推进（与中国签约）”。同年5月，卡特政府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访华后顺访东京，对福田明确表示：“美国不反对在条约中加进反霸条款，希望迅速缔约。”
美国的这一表态，可以说对日本政府下决心签约起到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布热津斯基访日后，日方立即建议在北京恢复缔约谈判。尔后中日双方经过14轮会谈，终于在1978年8月12日签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与中日复交时双方围绕“添了麻烦”的争论一样，在这次缔约谈判中围绕“反霸条款”的争论，除了政治因素外，也有传统文化的因素。笔者认为，中日两国在“等级观念”上的不同取向，也是这次争论的主要原因之一。
“等级观念”与“耻感文化”一样，是日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日本文化的基础。本尼迪克特认为，日本是“唯一真正彻底的等级国家”。可以说，“等级观念”已经渗透到日本社会的各个层面。
首先，在家庭层面，“等级观念”表现为：作为家长的父亲与一般家庭成员之间存在着严格的等级关系，即父亲在家庭内拥有绝对的权威；长子与非长子之间也有明确的等级差异，即长子拥有继承家产的特权；此外，男女家庭成员之间也有等级差别。日本这种家庭内的等级关系，可以说是日本社会等级制度的基础。因为“每一个日本人先是在其家庭内部养成等级制度的习惯，然后再把他学到的东西用于经济和政治等更广阔的领域”。④
其次，是阶级层面。在近代以前，日本的等级制度是非常严格的。日本人被分为士、农、工、商几个等级。（这种制度原本是从中国引进，但日本作了修改。）各个等级集团之间不得通婚，个人身份世袭。每个等级均有固定的生活方式。在这个等级制度的“金字塔”顶端，有一个“万世一系”的皇族阶层，“金字塔”的底端还有一个“贱民”阶层，叫作“秽多”。（这个阶层是中国社会所没有的。）日本的等级制度在德川幕府时代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人们的衣、食、住、行都依其身份而有着严格的规定。
再次，国家层面。日本人也用等级的观点看待世界各民族的关系，这可以说是“等级观念”在国家关系上的一种折射。日本人认为，在国际关系中，大国支配小国，小国服从大国，是合理的。世界各国应统一于一个用国际等级制固定起来的世界中，各民族应“各守本分”。
以上是“等级观念”表现比较突出的三个层面。虽然等级作为一种制度在当今的日本社会已经消失了，但等级制度下培养起来的等级意识却是很难消除的。这种等级意识形成一种观念，已经成为日本人日常行为的一种“模式”。这种“模式”是隐藏在人的行为和社会集 张香山：《中日关系管窥与见证》，当代世界出版社，1998年版，第76页。有关签约过程，请参阅冯昭奎：《对话：北京和东京》，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83～87页。③ [日]Ｒ·本尼迪克特著，孙志明、马小鹤、朱理胜译，庄锡昌校：《菊花与刀：日本文化的诸模式》，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9页。④同上，第47页。①②
①
②
③ 4 团背后的，一般不易察觉。正如本尼迪克特指出的那样：“承认等级制度的行为，对他们来说就像呼吸那样自然。”她预言：“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日本必定还会保持它的某些天生的态度，其中最重要的态度之一就是他们对等级的信仰和观念。”②战后60年来日本社会的发展变化证明，日本人对等级的信仰依旧根深蒂固，等级制度仍是我们理解当今日本人和日本社会集团的关键。
另一位著名的社会学家中根千枝，在她的“纵式社会”理论中总结出等级制度的两个基本特征：一个是“序列制”，即根据人的某些自然特性形成社会差别，所有人都各就其位；另一个是个人对权威的绝对服从，即在各个领域均应有一个权威，权威以外的个体则应各守本分。根据这一理论，我们将日本人与中国人对“序列”与“权威”的不同理解和行为表现分析如下：
日本人较重视“纵式”关系，总是把人、社会集团、国家等一切事物想象成一个序列。对个人、集团和国家在等级序列中的排列较为敏感。在日本人的意识中，更容易接受基于地位、年龄、性别、经历、实力等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差别，他们对权威有一种敬畏和服从的意识，很乐于安分守己。中根千枝说过：“下属必须无条件履行直接上司的命令，这是日本人的金科玉律。因为这种联系是这位下属同这个集团关系的唯一体现，任何犹豫不决、拒不
①执行，都被认作是对该组织系统的公然背叛。”日本人习惯于遵守规则，具有较强的忠诚心。在与他人的交往中较注重双方的地位排列及与之相应的礼仪。如果他发现你确实有知识、有学问、有本事，你会得到他真心诚意的尊敬和崇拜。但假如他认为他在各方面都优于你，他也会要求你对他报有足够的敬畏。日本人的这种民族意识，造就了他们循规蹈矩、媚上傲下、对弱者缺乏同情心、对强者盲目崇拜的性格。
相比之下，中国人重视横向关系，在他们的生活环境中，往往有一个固定的关系网。他们相信“事在人为”的信条，总是积极地通过人情、关系去影响周围的人和事。他们办事有不拘一格、不循定规的特点，相信“事在人为”。中国人的人际关系中有一种朴素的平等意识，他们往往同情弱者，而对于来自上级权势者的压力，一般采取抵抗或逃避的方式。他们不易接受由于性别、年龄、及能力带来的差别，具有较强的“平均主义”意识。
在外交方面，日本人通常把世界上的国家按实力排序，对次序不同的国家，日本采取不同的态度：你强大，你有实力，我就承认你的权威，就俯首于你；你弱小，就得任我摆布。他们认为，弱者服从强者，强者支配弱者实属天经地义。纵观日本近代以来的外交史，我们发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日本总是不断调整其外交政策，与当时实力最强者结盟，并对它们俯首帖耳。一战时期的“日英同盟”，二战时期的“日德同盟”，以及战后的“日美同盟”，就是日本人这种“强者支配弱者，弱者服从强者”意识在外交方面的最好体现。
中国人在外交方面体现了明显的非等级主义、非权威主义的认识取向。因为，中国儒家思想所设计的国际关系图式不是一个等级金字塔，而是一个平面图式，即“四海之内皆兄弟”。他们习惯于用家庭中的非等级主义观念来对待世界各国。认为正像家庭中兄弟之间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一样，世界上的各民族、各国家也不应有等级之分。虽然中国人也承认世界上的国家有大小、强弱之分，而且还提出了“三个世界”的理论，但中国人不能接受那种“一两个大国对其他国家指手划脚”的世界秩序的安排。提出“三个世界”的理论，正是为了团结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对抗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强权政治，最终实现各国平等对话的世界秩序。20世纪60年代中苏交恶是出于这个原因，中美之间多年来持续不断的斗争，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中国人无法接受美国的霸权主义行为。可以说，中国一贯坚持“反对霸权”、“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外交原则，绝不仅仅是一种外交辞令，而是有着深刻的文化 [日]Ｒ·本尼迪克特著，孙志明、马小鹤、朱理胜译，庄锡昌校：《菊花与刀：日本文化的诸模式》，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0页。②同上，第19页。①
① 5 心理基础的。从这个意义上将讲，我们很难想象未来强大起来的中华民族会对他国指手划脚，充当世界的“老大”。
以上中日两国在等级观念上的文化心理差异，反映在中日两国缔约谈判中，就是坚持或反对将“反霸条款”写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国提出将“反霸条款”写入条约，就是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特别是苏联的霸权主义行为。这反映了中国人“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非等级观念；日本之所以反对将“反霸条款”写入条约，主要是慑于苏联的“权威”，同时它也担心因此而得罪美国。因为，尽管中国提出反对霸权主义的主要目的是针对苏联，但在当时，中国的对外口径是：“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这就给人一种“反霸＝反美苏”的印象。日本人认为，在当时的世界上，美苏两国是“超级大国”，是世界事务中的绝对“权威”，它们的意志是不可以违背的。不过，在日本人心目中，美国是西方阵营的“老大”，它才是日本的“直接上司”，日本更应该听美国的。所以，后来在美国的示意下，日本最终还是同意将“反霸条款”写入条约。
三 结语
应当指出，国与国的外交关系，首先是当事国国家利益与政治理想的反映。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也要受当时所处的国际形势的影响。本文以日本文化中的“耻感文化”与“等级观念”为视角，以中日恢复邦交和缔约谈判时的分岐为线索，探讨了中日两种文化对两国外交关系的影响。目的决非抹杀中日关系中国家利益与政治理想的作用，更没有为日本人否认侵略历史、拒不道歉的行为开脱的意图。笔者只是想通过对中日两个民族不同文化心理的分析，说明中日关系中一些令人费解的现象，其实有着很深的文化背景。中日两国都是东亚国家，在文化传统上又有着悠久的交往历史，这样就使我们往往以自己的思维观念去理解日本民族。其实，“虽然日本传统文化中多数是从中国传入，但他们并非原封不动地照搬中国文化，（他们的文化）也可以说是异型的文化。因此，人们突出地感觉中国和日本是近而远的国家。”②因此，在中日两国政治互信出现危机的今天，两国人民进行宽领域、多层次的交流，并在此基础上加深相互或之间的了解显得尤为重要。我们欣喜地看到，两国政府已经充分意识到了加强文化交流必要性和加深相互了解的重要性，在中日邦交正常化35周年之际，举行包括“中日体育文化年”在内的一系列交流活动。中国媒体也对此做出了积极的相应。如最近在中央电视台连续播出访谈节目：《岩松看日本》，就是引导中国观众正面了解日本社会的很好的举措；而与此同时，中央电视台还在黄金时段播放电视连续剧《鉴真东渡》，向人们展示了中日关系的辉煌历史与中日友好的来之不易。应当说，中国方面的这些举措，为加深中国民众对日本社会的了解以及对发展中日关系重要性的认识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希望日本方面也能够有类似的正面宣传和积极的报道。
许多中国人常常会有这样的疑问：“同样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为什么德国人能够勇于承认自己历史上所犯的罪行，并作出诚恳的道歉？而日本人却要对明明白白的侵略历史百般抵赖、死不认帐？”“日本的政治家为什么不顾亚洲各国的反对，多次参拜靖国神社？”“日本政府为什么要批准篡改侵略历史的教科书？”“在国际事务中，日本为什么总是跟着美国的指挥棒转？”本文如果能对回答这些问题有所帮助，笔者将感到莫大的欣慰。
①②[日]中根千枝：《日本社会》，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0页。汤重南等：《日本文化与现代化》，辽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2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