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大地方公共决策试验（推荐）由刀豆文库小编整理，希望给你工作、学习、生活带来方便，猜你可能喜欢“全球十大最怪异实验”。
2012十大地方公共决策试验
浦东“维稳妈妈”
[入选评语]将政府事务外包给企业已不新鲜，但将敏感的维稳工作委托给社会专业机构，在全国还没有先例。2009年，浦东“维稳妈妈”项目启动，除了引进专业社工机构，当地妇联干部也参与其中，提供资源。这就形成了专业社工+妇联干部的“维稳妈妈”团队，与96户上访家庭结对服务。
南海“小政协”破冰
[入选评语]2011年初，广东佛山市南海区全面实施“政经分离”，借鉴新加坡、香港等先进地区的经验，全区成立参理事会，在村居自治的基础上实现协同共治。2011年5月凤池社区参理事会应运而生，由社区各界精英35人组成。省委书记汪洋认为，这是一个破题之作，值得探索。
淮北“群众说事室”
[入选评语]2010年，安徽省淮北市烈山区委在50个行政村村委会办公地点建立了群众“说事室”，给广大群众一个反映愿望、要求、问题和建议的平台，经济发展中的难事、影响稳定和谐的杂事等涉及群众自身权益的各项问题，都可以通过“说事室”来表达。
三门峡“大纪检组制”
[入选评语]河南省三门峡市按照性质相近，便于监督的原则，在市直63个部门(单位))派驻10个纪检监察组，俗称“大纪检组”。这项改革为思考中国纪检派驻机构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从更为宏观的角度来看，它是中国纪检体制改革方面的探索和创新。
武汉农村产权交易改革
[入选评语]作为国家农业部等20个部委批准为全国新一轮农村改革试验区，武汉市在4年的时间里，按照“积极探索，创新制度;重点突破，配套推进;政府主导，农民主体;先行先试，封闭运行”的原则，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试验，取得丰硕成果。
浙江防止利益冲突试验
[入选评语]“沾亲带故好办事”心理是腐败的重要诱因。浙江省在全国率先出台《浙江省党员领导干部防止利益冲突暂行办法》，探索如何把亲情、熟人关系与公共权力隔离开来。目前，初步实现从侧重防止贿赂等现实腐败风险向防止利益冲突等潜在腐败风险的转型。
“法治湖南”叫响全国
[入选评语]《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颁布，填补我国行政立法“空白”;《湖南省政府服务规定》出台，开全国首部规范政府服务法规“先河”;从《湖南省规范行政裁量权办法》制定，到《法治湖南建设纲要》公布，“法治湖南”已成为湖南的一张名片，其样本意义在我国法治建设历程中不断凸显。
浙江“小城市试点”探路
[入选评语]2011年起，浙江全面实施小城市培育试点三年行动计划。全省27个小城市试点镇，投资实现30%以上的增长，GDP增速达12%以上，财政收入增长超过18%，发展速度之快令国内不少一、二线城市相形见绌。小城市正在成为浙江经济新的增长极。
武汉治庸问责“电视公考”
[入选评语]2011年武汉市掀起了一场治庸行动，对官员的“十个突出问题整改承诺”进行了一次集体检测，借助直播的形式，开展“电视问政”。2012年继续推进，并将加大频率。“电视问政”是让暗访组从市民、旅客的角度去发现问题，实际上是要通过这种形式将广大干部置于人民监督之下。
新安江跨省生态补偿试点
[入选评语]目前中国已有8个省份出台流域生态补偿相关规定，但进展缓慢。2012年上半年，安徽省黄山市、浙江省淳安县连续6次在两省交界处的新安江江段检测水质。此举意味着中国第一例跨省流域生态补偿试点，开始进入实质操作阶段。
改革新共识与“中国梦”
■贺海峰
面对中国发展转型的诸多压力与挑战，已经执政60多年的中国共产党，又一次处于“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历史节点。当此关口，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首次出京，就来到改革开放前沿阵地深圳，向莲花山公园的邓小平铜像敬献花圈。此举表明，新一届中央领导人欲唤醒当年“杀出一条血路”的锐气、胆略，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
啃硬骨头、勇涉险滩，势必遭致既得利益反弹。从中央权力结构看，中央实际权力大多分散于各个部委，而非集中于最高决策机构。所谓“国家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个人化”，并非无的放矢。比如，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虽已讨论多年，但仍迟迟不见出台。正是既得利益挟持改革议程，最终形成“不改革”的僵局。
最近，《旧制度与大革命》这部“盛世危言”再度成为热点，显示出各界对“改革与革命赛跑”的担忧。这些年来，中国被“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层层堆叠裹挟，由此导致社会土壤不断板结，社会冲突此起彼伏。不改则衰，盲动必乱。做好“顶层设计”，尤为必要、尤其紧迫。
但顶层设计的内涵，绝不仅仅局限于中央领导人的设计，也不仅仅局限于知识界精英的设计。在中国政治语境下，无论是改革的发动，还是改革的可持续，地方、社会的动力都至关重要。否则，顶层设计终将变为空中楼阁。小平“南巡”前夕，社会氛围普遍沉闷。南方谈话目的就是要在地方聚集改革力量，此后的大规模分权，又为地方进一步改革提供了足够动力。
对此，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显然已形成共识。十八大后，李克强同志立即主持召开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听取浦东、滨海、深圳、义乌等11个试验区的意见和建议。他说，“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不干可能不犯错误，但要承担历史责任”，鼓励试验区做改革的先遣队与侦察兵。
这一表态对于地方而言，不啻于注入一针“强心剂”。地方的改革创新遇到新的严峻挑战，令人担忧的现象已开始显现。例如，一些优质基层创新试验，因为得不到上级支持而不能持续;一些已在其他地方普遍推广的改革创新举措，在另外一些地方却受到抵制与排斥。如果没有中央的权威性支持，即使最出色的地方改
革，也难形成扩散效应。因此，有必要及时将先进的地方改革创新上升为国家制度，并在全国范围内加以推广。
向市场放权、向社会放权，亦是顶层设计应有之义。中国以往的改革往往由部门主导，这一模式既有其必要性，也带来不小的负面之害。其实，所有改革的起点和终点都应是市场、是社会。譬如，城镇化是下一步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但是，如果行政部门不去放松管制政策，不对现有土地、户籍、教育、医疗、住房、社保、财税等制度进行根本性变革，城镇化不可能竟其全功。
而更重要的是，改革需要全社会的接受与支持。例如地方“一把手”腐败和权力滥用，仍缺少有效的制约机制。很多政绩工程，更多是在迎合上级。社会参与在一定程度上可解决地方官员的权力制约问题。实践证明，社会自治程度反映着一个国家政治文明的程度，社会生活愈有活力，社会稳定的基础就愈加牢固。显然，我们还应积极尝试包括乡镇和县市在内的社会基层自治，尽可能拓展公民基层自治的空间。
履新之初，习近平同志有关民族复兴与“中国梦”的谈话，引发广泛共鸣。“中国梦”亦即家国梦。一个国家的强大，不仅在于经济的繁荣，更在于安全的食品、清新的空气、坚固的桥梁，在于每个公民的幸福与尊严。把公民幸福与尊严置于首位的国家和民族，才能持续激发公民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感，才能上下同欲、朝野共济，成功穿越“历史三峡”。
未来10年，是非常紧要的机会窗口。中央明确提出改革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势将重燃公众对改革的信心、对未来的期盼。期盼公平、正义、幸福、尊严，期盼家和万事兴、治国平天下……有梦想的人海阔天空，让我们一起成就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