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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国家与社会
[摘要]通过对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研究，发现国家在历史上过多的干涉了社会的自主领域，并担当起社会的公共职能，在市场中表现的尤为明显。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国家在市场这一社会公共领域的作用应该从直接干预转变为宏观调控，在加强国家权威性的同时提高社会自主性。
[关键词] 国家；公民社会；市场经济
国家与社会关系在中国被探讨不是一种理论上的前瞻,而更多的是对现实的追思。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市场经济的建立构成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探讨在中国兴起的现实背景。研究国家社会二元化与市场经济的关系，在本质上就是研究国家行为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也就是说国家的何种行为更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发展。
一、社会、国家的历史性考察
国家与社会两只之间是一种矛盾的关系，既相互依赖又彼此制约。社会是共同生活的人们通过各种各样社会关系联合起来的集合，社会在现代意义上是指为了共同利益、价值观和目标的人的联盟，是以共同的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而相互联系的人类共同体。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定义了共同体，可以理解为，有共同目标的人或物建立起来的组织，而其中的“善”可以理解为某种共同体内所有成员的共同利益。社会就是这个共同体的最初的模型，社会的基本职能就是为生活在共同体的个人的生活、交往和生产活动提供必要的空间、自由和机会。国家是社会在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一定范围内的人群所形成的共同体形式。从本质上来说，“国家是一定阶级的统治机关”，这就决定了国家的主要职能就是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
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中，社会是第一性，国家是第二性。社会是国家存在的基础和前提，如果没有社会，国家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正如恩格斯所概括的，国家是“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又如学者孙晓莉所述，“国家脱胎于社会，又在事实上成了高于社会的存在物。二者实质上既统一又对立。一方面，构成国家公民的主体和构成社会成员的主体基本上是吻合的。而且，国家的大量活动主要是依靠社会而开展的，没有社会的存在，国家只会变
成一个空壳，这是国家与社会和谐的一面；另一方面，国家的管理对象就是社会成员及其行为。管理者和管理对象之间难免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紧张。”
社会在国家产生之前，有着自己的调节功能，它能够维护自由生活、社会公正和社会发展。但是，随着阶级国家的产生，国家就把社会的这些公共职责转移到自己身上，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博弈主要就是在本属于社会的公共领域范围内展开，国家权力潜移默化的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社会自主性随之降低。
国家和社会的历史表明，曾经有过不需要国家的社会，社会有过可以自己完成管理协调自身矛盾的时期。在国家产生之后，因为有着维护阶级利益需要等因素，造成了对社会公域的侵犯。尤其在我国这样一个有着悠久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国家权力无处不在，控制了社会的各个层面，国家与社会成为一体化，这一历史的积淀使得我们在具体操作和分析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时很难将其二者分开，但与此同时，国家在某些方面的调节失灵也说明了社会的发展需要国家权力的回收以给予社会一定的空间自主发展。
二、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的国家权威性与社会自主性
市场属于社会公共领域范畴，市场经济是市场中最具有自身运作规律的活动，这一公域的出现及引起关注就意味着国家权力在社会领域的作用方式必须作某种程度的转变，同时它也意味着，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必须围绕如何是市场按照自身规律来做出新的格局调整，国家不再直接干预社会中的商品生产和交换，而应该由社会自身的自由交换来实现。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处在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下，国家权力高度集中，能够集中最大化的资源来为经济建设服务。从中央到地方,层层机构的主要目标是完成指标和实现社会控制,以履行国家职能为目标,国家的权力达到顶峰。这样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能使政治系统发挥整合社会资源的最大能量,这是高度集中的国家社会“一元化”下的政策输出结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确立了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由计划经济想市场经济的过渡过程中仍旧伴有国家权力渗透的表现。
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和社会的关系表现为通过自己的领导全面干预经济,但是社会的事务是繁琐和大量的，这种事无巨细的全面干预经济的结果必然会导致政府失灵的情况，不仅是社会对国家政府的信任度降低，同时会给政府带来大量的压力和负担。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形式已经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但是,市场配置资源也会发生“市场失灵”的问题。国家与市场作为两种基本的调节手段,其性质和作用是不同的。只有在社会再生产的各个环节和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实现两种资源配置手段的最佳组合,做到用一方面的功能强①① 孙晓莉.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与社会走向[J].教学与研究.2000，（8）.点来抑制和消除另一方面的功能弱点,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市场调节与国家调节的耦合。奥斯特洛姆认为:“单中心政治体制重要的定义性特质是决定、实施和变更法律关系的政府专有权归属于某一机关或者决策结构,该机关或结构在特定社会里终极性地垄断着强制权力的合法行使。在单中心政治体制中,拥有‘终极权威’的人和服从该权威的人之间决策权能的分配是极其不平等的。多中心政治体制重要的定义性特质是许多官员和决策结构分享着有限的且相对自主的专有权,来决定、实施和变更法律关系。在多中心的政治体制中,没有一个机关或者决策结构对强力的合法使用拥有终极的垄断。”①这表明,市民社会中社会主体多元化不仅能够充分发挥以自己的力量来活跃市场经济，补充国家宏观调控的不足，同时，能够抑制国家权力的过分渗透，建立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多元化互动模式,以有效地克服单一靠市场或国家来对公共事务进行治理的不足。这种社会权力的多中心化和政治权力的有限性是公民社会发展和市场经济成熟的必然结果,它也将对民主政治的建设起到巨大的作用。市场经济的繁荣发展对国家和社会的角色要求日益突出，国家社会二元化结构呼之欲出。
三、社会主义国家与社会二元化的特殊情况
所谓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化，即社会从依附于国家的地位独立出来，形成与国家政治领域相并立，且相对国家政府而言居于本位的市民社会，国家只履行公共事务管理职能。
社会主义国家与社会二元化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化。欧洲现代化国家已经经历过国家与社会二元化阶段，“市民社会”的出现是自下而上推进的。从二元化的经济基础的产生来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在封建社会内部产生的，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产通过政治革命胜利后运用政权力量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自觉改造而产生的。马克思认为，中世纪末开始出现的并且终于带来了工业化和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是经济活动领域缓慢地分化出来，成为独立自主的领域。伴随着这一过程出现了财产自主的社会道德规范。它使追求利润的经济活动合法化，不再受维护封建秩序的伦理、宗教和政治的束缚，为社会提供了投资的来源，使经济活动得以满足对工业产品需求的增长。马克思借用黑格尔的术语，把这个独立自主的领域称作“市民社会”。
从二元化的实现途径来看，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二元化，是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的产物，社会主义国家与社会二元化，则通过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来实现。资产阶级所完成的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化只是使资产阶级的经济自由得以保证。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平等只是法权关系上的平等，而不是事实上的平等。而在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水平低下，推行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化是自上而下的，国家经济发展需要这种结构来为之服务，它的建立为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前提。在社会主义现阶段国①
②②③ 〔美〕麦金尼斯.多中心体制与地方公共经济[M].毛寿龙,李梅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0.李俊登.政府职能转变的基本方向是国家与社会二元化[J].行政论坛，1994,（4）.③ 唐士其.“市民社会”、现代国家以及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J].北京大学学报，1996，（6）.家与社会一元化，不利于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和调动社会公众的积汲性。所以发挥社会主动性，造就一个强大的独立于国家政权的市民社会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和社会制度的稳固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葛兰西关于何以20世纪初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获得成功，而在德国却遭到失败的解释，为我们提供了市民社会独立化对国家政权稳定的绝好说明“在东方，国家就是一切，市民社会处在初生而未成形的状态，在西方，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存在着调整了的相互关系。假使国家开始动摇，市民社会这个坚固的结构立即出面。国家只是前面的堑壕，在它后面有工事和地堡里的链条”。
由此可见，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社会二元结构是从市民社会中的孕育出来的，而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社会二元化是在政府主导下产生的，它的建立与发展本身就需要国家权力的干涉，国家赋予双重身份，因此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社会二元结构更需要明晰国家在这个过程中的角色定位，使得国家与社会这种良性互动在社会主义国家面临更多的挑战。
四、市场经济建立过程中国家的角色与社会的功能
中国市场经济与西方国家市场经济最大的不同在于，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及与之相适应的市场规则，市场秩序是自然形成的，而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是由政府来推动的，我们在分析当前经济体制运转的时候，不可追求一种可望不可及的理想状态，而应着重注意到国家在市场经济大潮中经济职能的转变和政府角色的重新定位。
在我国，构建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二元良性互动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这一事实引起的，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国家在市场这一社会公共领域的作用应该从直接干预转变为宏观调控，应该在在加强国家权威性的同时提高社会自主性。
首先，市场具有两面性,它一方面可以为国家提供经济繁荣的基础;另一方面市场不是万能的，理论与实践都证明了市场有其自身难以解决的问题。这就需要由作为公共权力的代表,国家,即政府进行适度的调控。在政府职能转变中, 合理界定政府、市场、社会的边界, 逐步推进国家权力向社会的转移和回归。充分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功能，有直接干预转变为间接管理，重点做好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物品的职能。
其次，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要求社会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各种非国家的社会组织在法律范围内享有较为广阔的自主活动领域,充分调动和发挥社会主体的积极性，广泛参与到社会活动中来。国家作为社会总体利益的代表，在尊重社会及其各种组织法律上的独立性的前提下积极介入社会生活过程,对后者的活动进行多种形式的协调与引导、或者为它们创造出适宜的活动环境与条件。对于社会自身不能解决的问题,国家则必须主动地予以解决。①① 〔意」葛兰西.狱中札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参考文献：
[1]孙晓莉.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与社会走向[J].教学与研究.2000，（8）.[2]李俊登.政府职能转变的基本方向是国家与社会二元化[J].行政论坛，1994,（4）.[3]唐士其.“市民社会”、现代国家以及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J].北京大学学报，1996，（6）.[4]李国军，王森.国家—社会关系视角中政府职能转变的目标取向[J].陕西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8).[5]张卫海，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新发展与中国构建“国家-社会”关系模式的现实选择[J].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2011，（6）.[6]张劲松,纳麒.从全能政治到有限政治: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大调整[J].思想战线，2006，（6）.[7]蒋京议，现代社会发展的动力性资源—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历史发展[J].科学社会主义，2007,(6).[8]吴敬琏,中国:政府在市场经济转型中的作用[J].河北学刊，200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