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濂人物传记中的道统思想及其在当今道德观念中的演变由刀豆文库小编整理，希望给你工作、学习、生活带来方便，猜你可能喜欢“自传人的思想演变过程”。
宋濂人物传记中的道统思想及其在当今道德观念中的演变
[摘 要] 宋濂是明初杰出的“醇儒”之一，他一生虽浸淫儒释道，但总以继承、弘扬儒家道统为己任，对文学创作持一种非常极端的道统观念。他主张“原道”、“宗经”、“师古”，强调高标准的“载道”之文，在他专长的散文中，集中较有现实意义的作品是一部分传记文，几乎每一篇有是有为之作。因此，宋濂的人物传记中人物的性格都反映出他的道统思想，有些在今天看来仍有借鉴意义，同时也有一部分的腐朽观念需要被摒弃。本文主要通过对宋濂人物传记的研究，主要在颂圣、君子之道、妇道等方面分析其中蕴含的作者的道统思想，发现其与当今道德观念的联系与区别。
[关键词] 宋濂；人物传记；道统；道德；演变
宋濂生长在具有浓厚理学传统及浓郁文化学术氛围的金华地区，这为他道统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便利的条件，而他本身勤奋好学，受教于多位老师，如此长期深受浙东儒家“事功”和金华学派“践履”精神的薰染，既崇尚伦理道德，又推重用世事功，两者兼取不偏。道统思想在宋濂身上主要表现为儒家伦理的弘扬与积极用世。宋濂受儒家正统思想的影响，在文学创作上形成独特又极端的道统文学观，主张为文要经世致用，反对空谈性理,在人物传记的写作上,宋濂以儒家的人生哲学、道德伦理、价值取向为尺度来评判人物、事件,宣传道德教化。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与意识形态之下，多被人们接受和认可，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思想中的弊端也显现出来，为后人所诟病。
一、颂圣
宋濂在朱元璋推翻元朝统治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朱元璋十分倚重“博物洽闻”的宋濂，还把自己的长子朱标托付给他，用他十分专长的儒家思想来教导自己的儿子，使他能够更好地继承大统。对于朱元璋对自己的信任，宋濂亦对其忠心耿耿，认为“大乱极而真人生”，将其视为“明主”，甘愿与刘基“合举王业”，辅助朱元璋夺取天下，在这一时期，两人关系非常融洽。因而在两人的关系和当时明初的社会背景——由元末*到入明后的“太平盛世”、文化“昌明”的双重作用下，宋濂的文章大部分是赞美新政权及其统治者的，即使是写传记和墓志铭，他也能很自然地调转笔锋，回到颂圣上来，即所谓的“颂圣文学”，通过各种方式，或明或暗、或隐或显地歌颂朱元璋的文学作品，其中包含着文臣或褒或贬、真假参半的复杂情感。如《抱瓮子传》,文末强调抱瓮子是“有道之士”，自然地转为颂圣，这一方面是为了回报朱元璋是自己从一介布衣到位极人臣的回报，另一方面是想劝说更多人出仕新朝，削弱自己改事朱明的不安。之后朱元璋对文人的谏言逐渐失去耐心，宋濂的文风也有所改变，转变为颂中有讽、以颂助谏，如《阅江楼记》，既取悦朱元璋，又婉转地表达自己的期望，到最后君臣关系恶化，宋濂只能发言浮泛，避重就轻；反话正说，庄极而谐，几乎每篇文章中都要提到天下太平之类的词语，却对老百姓真实的生活状况闭口不提，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宋濂已不再像从前那样敢于直谏了。
宋濂文章特点的变化归因于其对朱元璋情感的变化，从中也折射出朱元璋统治时期的阶段性。自古以来，统治者在统治初期都能虚心纳谏，忠臣们也能放心直言，但随着政权的巩固，加上身边总有些佞臣存在，统治者们越来越不能忍受刺耳忠言，最终走向王朝的灭亡，而那些文臣不是含冤而死就是谨言慎行，不敢再谏。在当今社会中也不乏宋濂这样的人，比如在一个企业或政府中，有的人在工作初始充满热情，但是由于一些高层人员的打压，使他们不敢说出自己的想法，渐渐失去活力，这对整个组织来说是致命的，因此，作为领导者，应建立自身的行为准则，创造一个宽松的思想氛围，这样才算是做了符合自己身份的事。
二、君子之道
（一）忠
“忠”是儒家伦理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忠即忠君爱国，历史上的忠臣一直是文人的赞扬的对象，因为这不仅是对忠臣本人的尊敬，而对民众和官员起到重要的教化作用，宋濂对这类人物深为心仪，极力旌扬，他的人物传记中有许多都可以体现这方面的内容，如《叶秀发传》，描写了宋代金华人叶秀发守御桐城,擒斩敌谍,为以身殉国的李城之申辩的事迹,表彰他的爱国精神。“骑兵将至，家人嚎泣求避。秀发叱之曰：‘此正臣子竭力致身之日，虽死何憾！苟先去之，如一邑生聚何？’修城浚濠，日为备御计。会金人使谍者至，秀发擒之，亟斩于城门以徇。”宋濂通过对叶秀发在敌兵压境时的语言、动作描写，描绘了一个爱国将士保家卫国，不顾个人安危的英雄形象，令人肃然起敬。《浦阳人物记》中，宋朝靖康末年,金兵大举南侵,京城失守,徽、钦二帝被俘。梅执礼以国难为己任,团结军民十余万,谋划夺取万胜门,夜袭敌营,营救二帝归来，但最终计谋被发现而遇害，宋濂极力旌表之余,在赞语中不胜感慨“使狗鼠小臣不泄其谋:,则二帝未必北巡,高宗未必南渡。悠悠苍天,此何人哉!悲夫!”高度赞扬了梅执礼的爱国义举，也为他最终的牺牲感到痛惜。《谢翱传》中，“及宋亡，天祥被执以死，翱悲不能禁，只影行浙水东，逢山川池榭、云风草木与所别处，及其时号相类，则徘徊顾盼失声哭。„„”记述南宋著名爱国志士谢翱祭奠悲悼文天祥,借谢翱的行为来褒扬他们的忠贞爱国精神及高尚的气节。《喻偘传》中记述和颂扬喻偘及其同志营救南宋著名爱国人士陈亮的行为，通过喻偘等人的行为说明爱国人士的重要性，具有很强的说教性。宋濂在修《元史》时,也是有意识的弘扬忠臣义士的爱国精神,正如他在《罗文节墓志》中所说:“予昔总修《元史》,每求刚正之士在下位而不申者载焉,盖以为虽不能拔之于当时,聊使其暴白于后世,庶几死者无憾而生者不愧”。
宋濂满腔热情地为爱国之士作传,对后人无疑是有教育意义的,是十分可取的。即使是在今天,仍然有积极意义。虽然和平是当今世界的一个主题，战争不常发生，但是身为祖国的一员，拥护和爱护祖国是每个公民的义务，个人通过任何言论和行为危害国家利益的都是不道德且违法的，因此，在当今社会，我们依然应当歌颂、赞扬爱国人士、不论是平民还是领导人，巩固这种思想意识是国家前进的基础，这样做的作用在年轻人身上体现得更加明显。
（二）义
义也是儒家尊崇的礼仪之一，儒家经典《论语》中关于义的有很多，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问仁。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子曰：“信近於义，言可复也。恭近於礼，远耻辱也。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等都诠释了儒家文化中的“义”。“义”在儒家以及宋濂的传记文学中主要是指应当的、合理的和善的、美的，是应该做的。具体来说，第一，是立身处事之本。“义”是内在的道德律令，因此，说话要不离开“义”的宗旨，闻“义”一定积极行使，见“义”要付诸行动。第二，是一个“崇德。君子要立足于“义于之比”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要以“义”来自我裁制，把它作为根本的行为要求和最终的价值取向。第三，是富贵的原则。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义”是在得失、贫富、贵贱取舍中所应遵守的原则与信条。如宋濂《李疑传》中所写的主人公李疑是明初在南京开小客栈的店主。在这篇传记中，宋濂主要写了李疑的两件事，一是收留了一个重病垂危的外地人，并一直照顾他，知道终了并为他送葬。二是把一个即将分娩的重犯的妻子接到家中照顾，免除了她受风寒而死的危险。更难得可贵的是，李疑做这两件事是不求回报的，病重的外地人不知其家乡亲人，不从求回报；即将分娩的罪犯之妻更是柔弱之妇，帮助他们完全是出自内心的“义”使然。再如，《杜环小传》中，描写的是明初名叫杜环的书生收留赡养父亲朋友的母亲张氏的故事，在自己的父亲以及父亲的朋友相继去世的情况，张氏来投靠杜环，当时杜环自己家境很穷苦，但是还是毅然的收留了张氏，待她如亲生母亲，并赡养她至终。杜环这种赡养一个老人的举动已经突破了传统封建道义，杜环是个孝子，但这更多的体现了杜环的义，是一种自觉地济困扶贫的美好品德。
儒家的“义”与我们现实生活中所说的“道义”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后者“讲义气”更多的是凭一时情绪上的冲动盲目帮助自己的“兄弟”，即哥们儿义气，这是完全处于感性方面的考虑，有时是不计后果，更没有仔细思量孰是孰非。宋濂笔下的“义”基本与我们当下社会的道德观念相吻合，只不过，现在讲的是“助人为乐”、“予人玫瑰，手有余香”，在我们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自己的生活虽然困苦，但是还是能够对需要帮助的人伸出援手，但是近两年，道德危机在我国泛滥开来，人们经常对“该不该扶摔倒的老人”展开讨论，经常有人明明是做好事，却被自己帮助的人诬陷，更有甚者将欺诈的主意打到孩子头上，这对孩子的道德观念将产生重大影响，如何纠正这样的局面是我们面临的一大难题。
当然,宋濂对“忠义”的认识也有明显的局限。如在《余左示传》中肯定余阙、李宗可则是完全错误了。余阙是元代人,元末时任安庆左丞。当农民起义军进攻桐城时,他奋起抵抗。城陷后,他“自刭沉水死”,他的妻子带领子女也投水自杀。池州判官李宗可闻余阙死,回家杀了一家大小,然后自刭身亡。像这种愚蠢而残忍的不人道行为,宋濂也加以肯定就不应该。这种行为在当时看来是符合“忠义”的，但是，在当今社会，人人平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存权，李宗可的这种行为剥夺了家人的生存权利，从当今的法律角度来看，应负刑事责任，从普通民众的角度看则是“人人得而诛之”。
（三）孝
孝道，一直是儒家道德观念中非常注重的一点，“孝”和“忠”在儒家道德观念中是一对孪生兄弟，正所谓“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弟,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君。”(《孝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等。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宋濂的人物传记中也不乏孝子之誉。《毛德元传》中的毛德元孝悌慈爱。当强盗进村抢掠,而村民都惊慌逃走之时,唯有他不顾自己的生命之危一直守候年老不能走路的继母,连强盗也被感动,“义之不忍犯”；他父亲患病口渴想喝酒,他不怕狼虎连夜出山乞酒回来给父亲喝;分家财时他让兄弟“恣其所取”而自己“受其弃遗者”;不避盗贼掩埋兄长灵枢。通过这些事，作者宋濂对毛德元极力赞扬，也从毛德元身上诠释孝义。《郑氏孝友传》中郑绮九世同居,上下尊卑,秩序井然,礼数分明,孝友恒常,穆穆雍雍,被时人誉为“东浙第一家。”像毛德元、郑绮九这类人物，在宋濂的人物传记中还有很多，也有甚者，像剔肝割股疗亲病,如此这般，虽然在外人看来不免有些愚孝，但这些人物出自“孝”之本意着实值得赞叹。由此，作者宋谏通过撰写这些人物传记，传达出对孝敬长辈,尊老爱幼的精神的倡导，也对孝字做了很好的诠释。另一方面，这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值得我们继续发场。
对比近日社会，虽说从小学乃至幼儿园开始，“孝”便出现在了各大教育书籍上，然而，令我们寒心的是，所谓的中华传统美德在当今社会却有了逐渐消失了的趋势。或许当代社会和古代的相比有了巨大的变化，人们不再以农耕业为生，追求金钱及其他利益的想法也不是古代社会那样的单纯，但是参杂着混乱思绪的当代社会迷失了本该有的文明。早在2006年，人大代表翟玉和就进行过乡村孝道调查，结果让他们忧心如焚，很多为人子女的以“我现在没能力，等我有能力了一定好好孝敬父母。”且不管这话的真实性，就算是真心的想法，但往往结果都是“子欲养而亲不待”，农村里诸如老父被弃，老母无人赡养之类的事件层出不穷，更有甚者两位老人因不堪病痛的折磨，双双服安眠药身亡，死前还制造煤烟中毒的家乡，因为他们不想子女蒙受不孝的骂名。老人们的爱子心切与子女们的冷漠形成鲜明对比，不免需要我们所有人去反思。
三、女子贞节 明朝是对女子妇道最为看重的时代，上至统治者，下到平明百姓，都深受统治者对于贞节政策的影响。明朝也是奖励女子贞节最有力的时代，首先是统治者在法律方面大力提倡，明太祖在建国之初、即洪武元年就下过一个诏令：“民间寡妇，三十以前夫亡守制，五十以后不改节者，旌表门闾，除免本家差役。”又令巡方督学，岁上其事，著为规条，大者赐祠祀，次亦树坊表，奖励贞节，莫此为盛。这一来，对社会风气有很大推动，寡妇守节，不仅政治上全族光荣，而且经济上又有很大得益，于是人们就纷纷效尤。然而，在另一方面，明代不仅大力表彰节烈，而且严惩那些所谓不节不烈者。天顺年间，山西提刑按察司（掌管山西司法与监察的衙门）佥事（正五品）刘翀，娶再婚之妇朱氏为妻，由于违背了女子贞烈的规范，遭人检举，一直告到京城。就这么一件事，明英宗直接干预，下令将刘翀逮捕来京，下狱审讯。后经明，朱氏原系安陆侯吴杰之妾；吴死，改嫁张能为妾；张死，再嫁程鹏为妾。程因犯罪被杀，刘翀慕朱氏姿貌，不拘一格娶以为妻。朱氏是十分不幸的，最后嫁刘翀为妻，算是得到了一个较好的归宿。可是最后，明英宗指斥二人“忘廉耻，配失节妇”、“有玷风宪”，并命令将刘翀削官为民。由此可以看出，在明代，从对女子贞节这一点来看，整个社会都极其倡导贞节。鉴于此环境下，宋濂的不少人物传记中，都对女子妇道这一点进行了描写。宋濂身为一个封建文人，他的不少散传还不可避免的宣扬了一些封建伦理道德和宗教迷信，但是与此同时，他的思想与宋明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又有所不同，有许多篇章表达着自己对于明代女子在贞节的封建思想观念下所受到的迫害的同情与理解。以《记李歌》为例：“李歌者，霸州人。其母一枝梅，倡也。年十四，母教之歌舞，李艴然曰：“人皆有配偶，我何独为倡耶?”母告以衣食所仰不得已，与母约曰：“媪能宽我，不脂泽不荤肉则可尔，否则有死而已。”母惧，阳从之。自是缟衣素裳，唯拂掠翠鬟，然姿容如玉雪，望之宛若仙人，愈致其妍。人有招之者，李必询筵中无恶少年乃行。未行，复遣人觇之。人亦熟李行，不敢以亵语加焉。李至，歌道家游仙辞数阕，俨然默坐。或有狎之，辄拂袖径出，弗少留。他日或再招，必拒不往„„。”文中描写的这个不幸生长倡门的少女，虽然出生贫寒，长于烟花之地，但却能断然拒绝一切繁华生活的诱惑，在被迫卖艺谋生时，能一直保持自己的尊严，的确是风尘中一个难能可贵的人物。本文的后段写她誓死抗拒县令的侮辱以及她出嫁后与丈夫共同遇难殉节的行为，正是她平时这种朴素本色的坚贞品格的必然结果。这种坚贞和封建道德贞节也有本质的差别。
古代女子的贞节是有关家族门楣的大事，有的家庭为了家族的脸面和荣耀，甚至逼自己的女儿跟着丈夫死只为了一块贞节牌坊。到了现代社会，人们已经不再受封建社会的这些思想的禁锢，男女之间逐渐趋于平等的地位。然而，对于女子贞节这一点，虽说已经不像古代那么崇尚和倡导，政府也没有强制性的对女子贞节有所规定，也没有对女子贞节的奖罚政策，但在现代大环境中社会仍然对女子的贞节有着一定的要求，这是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所导致的，不是一朝一夕能够瓦解的。其中，要求女子洁身自好固是好事，但是随着女性地位的提高，女子有权争取自己的权力，我们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给予女性应有的自由。
宋濂作为元末明初的代表文学家，他的作品，特别是散文中，无处不烙印着当时的盛行的道统思想，几乎所有的文章都会刻意去表现这一方面，这也是他写作的一大特点：有用。宋濂希望用委婉散文起到教化作用，这与我们当今社会大大部分文学作品的作用相同，作家都希望让自己的思想在现实生活中得到实践。虽然宋濂的道统思想与我们的道德观念并不完全对应，但是宋濂是儒家思想的继承者，中国现在的道德观念大多数来源于儒家，本文将两者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其中的继承与发展的关系。作为中华民族的子孙，我们应该将这种道德观念一直继承和发扬下去，深深烙印在我们的民族精神之中。
【参考文献】
[1] 申明秀.宋濂道统文学观之成因与内涵探析.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2：102-108；
[2] 谢其祥.论宋濂人物传记的特色.广西教育学院学报,1997,2:37-41;[3] 郭建球,邓剑波.论宋濂的传记文学.中国文学研究,1994,4:37-42;[4]陈兰村.论宋濂对传记文学发展的重要贡献.浙江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4:18-22;[5]游国恩等.中国古代文学史:第七编,2002年第二版.人民文学出版社;[6]索宝祥.论宋濂的颂圣文学——兼论颂圣文学的基本特征与明初君臣关系;[7]宋濂.宋濂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