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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我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方式的比较与应用
一、立法背景与政策取向
上市公司收购是指投资者依法购买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上市的股份，从而获得该上市公司控制权的行为。一般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上市公司收购即要约收购，是指收购方通过向目标公司股东发出收购要约的方式购买该公司的有表决权证券的行为；广义的上市公司收购，除要约收购以外，还包括协议收购，上市公司收购是各国证券市场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现象，其中以公开要约收购作为上市公司收购方式的次数及所涉及股票的价值都有显著增长。现行的民法、合同法以及证券法中的一般规定，已不能全面规范上市公司收购的行为，以确保证券交易中的“公开、公平、公正”，因此，1968年英国的《伦敦城收购与合并守则》（londoncitycodeontake－oversandmergers）和美国的《威廉姆斯法》（williamsact）就应运而生了。
在我国证券市场上，自从1993年9月“宝延**”拉开了上市公司收购的帷幕后，在前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接连不断地发生了“万科控股申化”、“恒通控股棱光”、“康恩贝控股浙凤凰”等十几起控股事件。1997年，我国加大了国企改革的力度，出台的多数措施又均涉及到企业的并购与重组。一时间并购热浪席卷华夏大地，企业并购亦成为中国证券市场上一个兴盛不衰的话题，这表明上市公司收购的条件已在我国基本形成。然而，我国的上市公司收购立法却严重滞后。
对于上市公司收购的利弊，在国际上是很有争议的。有人认为，收购是一个有效制约经营管理层的工具。如果经营管理层失误，使得公司的证券价值低于其“真正”的价值，更好的经理就会收购该经营欠佳的公司，自己掌权实现公司的“真正”价值，收购制度的存在使公司的财产得到更高效的使用。同时，由于存在收购风险，经营层就会为避免它而改善经营。这就是收购的制约效应，每个人都将从中获益。此外，兼并收购会因规模效应而产生协调效益。但相反的观点则认为，收购不能产生规模效益，收购者只是为了虚荣和安全感进行收购，并不是为了股东利益的最大化。80年代，在美国涉及数十亿的收购战并没有以增加公司生产力的方法创造财富，只是财富的转移。至于制约经营管理层，收购的威胁的实际后果，与预期效果不同，经营管理层没有改变经营，反而挖空心思使公司
成为没有吸引力的收购目标。
二、制度选择与比较
（一）信息披露制度
在上市公司收购的立法中，信息披露制度更显重要。美国著名的《威廉姆斯法》就被誉为一部“披露法”。根据各国上市公司收购的立法实践，信息披露制度应包括：大量持股披露制度、公开收购要约的申报与公开制度和目标公司或第三人的信息公开制度。我国证券法对前两项制度作了明确的规定。
1、大量持股披露制度是指股东在持股达到一定比例时，有报告并披露持股意图的义务。大量持股往往是收购的前兆，大量持股披露一方面使广大投资者对迅速积累股票的行为及其可能引起公司控股权的变动情势有足够警觉，另一方面又提醒其对所持有股票真正价值重新加以评估，以保护投资公众在充分掌握信息的基础上及时自主地作出投资判断，防止大股东以逐步收购的方式，形成事实上的信息垄断和对股权的操纵。我国《证券法》对大量持股披露制度作了如下规定：
（1）大股东的持股报告义务。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投资者持有一个上市公司已发行的股份的百分之五时，应当在该事实发生之日起三日内，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证券交易所作出书面报告，通知该上市公司，并予以公告；在上述规定的期限内，不得再行买卖该上市公司的股票。
（2）大股东持股变动报告义务。大股东持股达到法定披露界限，其持股数量的变化无疑会对投资者的判断产生影响，因此同样需要履行披露义务。英国和澳大利亚都规定，超过3%界限后，持股数量变化1%时必须在两天内披露。而美国的规定则比较灵活，大股东在填写了13表格第4项备案后，任何持股的“重大变化”持股人都必须立刻补充申报，但对何为“立刻”未明确。
2、公开要约收购的报告与公开。公开要约收购的报告书是广大投资者作出投资判断（保有或卖出）的主要判断依据。因此，法律对收购报告书信息公开的正确、及时、完全的要求应更为严格。
（二）强制要约收购制度
强制要约收购是指当一持股者持股比例达到法定数额时，强制其向目标公司同类股票的全体股东发出公开收购要约的法律制度。这一制度是对股东平等原则的救济。因为，在当今上市公司股权日益分散的情况下，持有一个上市公司30%
或35%的股东，已基本上取得了该公司的实际控制权。
我国《证券法》吸收了这种对股东公平原则救济的方法，确立了上市公司强制要约收购的制度。我国《证券法》第81条规定：“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投资者持有一个上市公司已发行的股份的百分之三十时，继续进行收购的，应当依法向该上市公司所有股东发出收购要约，但经国务院监督管理机构免除发出要约的除外。”
（二）强制收购要约期限、变更、撤回与要约后行为
公开收购要约应该有一个期限。大多数国家法律规定，要约人要约有效期不得低于一段合理时间，以使受要约人有充分时间考虑是否接受要约，以及使其他潜在的要约人有充分的时间考虑是否作出竞争性要约。
对于要约的撤回，大多数国家持否定态度。美国无禁止性规定，英国、香港和日本等国都明文规定：不得撤回要约。我国《证券法》第84条第1款也作出了禁止性规定：“在收购要约的有效期限内，收购人不得撤回其收购要约。”
（三）协议收购
我国《证券法》认可协议收购上市公司，这是由于我国上市公司存在着大量不能上市流通的国家股和法人股，从而使得协议收购具有成本低、程序简单、成功率高的特点。与公开要约收购相比，协议收购成为主要和现时的收购方式而在我国被大量地采用。在近期沪深两市的资产重组热潮中，协议收购是其中的主角，典型的案例有中远（上海）置业入主众城实业、深圳粤海实业控股新亚快餐、北京和德成为国嘉实业的最大法人股东等。无疑，协议收购是解决我国国有股和法人股流通收购的一种理想的过渡手段，我国《证券法》对其合法性的确认，体现了我国立法中实事求是的精神。
三、尚需探讨的两个问题
《证券法》的出台，为我国上市公司收购提供了法律依据，但笔者认为尚有两个重要的问题需作进一步探讨。
（一）一致行动问题
一致行动指两个以上的人（包括自然人和法人）在收购过程中，相互配合以获取或巩固某家公司控制权的行动。“采取一致行动的股东所持有的股份应看作为一人持有，当持股达到法定比例时须履行披露或强制要约等义务”，这是上市
公司立法中规范一致行动的基本原则，在美、英和香港都有相当的规定，但在我国《证券法》中却没有“一致行动”的概念和对此类行为的规范条款。
我国《暂行条例》第47条中曾有这样的规定：“任何法人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发行在外的普通股，达到5%时，应当自该事实发生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向该公司证券交易所和证监会作出书面报告并公告。”
（二）反收购制度
对于一项上市公司的收购行为，被收购方的股东与其管理层考虑的出发点是不同的。对股东而言，特别是中小股东，他们往往并不考虑公司的经营远景如何，而是更乐于从收购引发的股价上涨中获得实惠。而对于被收购公司的管理层来讲，他们则更多地为自己利益（如声誉等）而非股东的利益考虑。因此，面对收购他们常常采取种种反收购的措施（俗称“驱鲨剂”）。例如，在收购前将“黄冠”（公司的精华部门）处理掉；或可求助“白马骑士”（友好买主），以提高被收购价码等等来制止收购。这无疑阻碍了上市公司收购的市场资源配置作用，也使被收购公司的股东深受其害。因此，各国都制定了反收购制度。
英国对目标公司经营层实行反收购措施，原则上是禁止的。它把反收购权利交给了目标公司的股东。其收购准则一般原则第7条规定，未经股东大会的批准，目标公司董事会不得采取任何可能会导致一项善意要约失败的对抗行动。
在我国《证券法》中亦没有涉及到收购制度的问题。所以现实中反收购行为存在着许多问题。剥夺了广大中小股东根据出价优势进行决定的机会，应认定是违法的、无效的。
从以上反收购行为中存在的问题可以看出，为了维护中小股东的利益，发挥上市公司收购的资源配置优势，我国有必要对反收购的原则、范围和方式加以个体规定。
参考文献：
〔1〕铃木竹雄、河本一郎：《证券取引法》，昭和59年，新版新一刷印行，第173页。
〔2〕顾功耘等：《关头证券交易所监督上市公司的研究报告》，载于王保树主编的《商事法论集》，第2卷，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223页。
〔3〕《证券法》第79条第1款课程名+学号+姓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