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公共政策及浙江经验》考试重点由刀豆文库小编整理，希望给你工作、学习、生活带来方便，猜你可能喜欢“浙江省教师考试指南”。
一、简答题
1.简述社会研究者需要具备的学术素养和人文关怀（可在一定程度上参照米尔斯的《社会学的想象力》、还有中层理论、历史关怀等）
答：（1）社会研究者应摆脱经验主义的做法，研究问题时应采用灵活多变的研究方式，用综合的视野研究问题。社会不是均质的和单一的，而是异质的和多样性的。这种多样性不仅体现在多得难以计数的群体和社区上，而且也体现在个体上。各学科之间的界线并不是固定的，而应当是流动的。
（2）社会研究者应尽可能地保持中立，不使自己的研究成果一味迎合商界、政界目的。研究者会受到社会思潮的影响虽然无可厚非，但这决不能成为其社会角色转变为意识形态制造者的借口。把社会研究的目的定为制造意识形态，为商界、政界服务，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社会研究的创新，使其成为统治工具。社会研究者应履行公共职责和社会意义，明了自己所从事研究的用途和价值，做到道德上的独立自主。
（3）社会研究者不应该采用科学方法的教条模型，突破科层制的思维方式，保持清醒、灵活的思维。科层制非人性化、讲求效率等目的的特点将使其成为一个理性化牢笼而困住人类的行动自由。科层制在社会科学中的运用极大地限制了研究者的创新性。每个人在研究时，都有属于他自己的方法论，而不是通常从某种自然科学哲学形成。科学哲学式这种小把戏和其他类似的规则，更容易导致科学不可知论而非更深入的研究。
（4）社会研究者要具有运用理性的能力和意志，作为自由人行动的机会和能力。自由首先是阐明实际可行的选择并对之进行辩论，然后再做出选择的机会。所以，自由不能脱离在人类事物中发挥越来越大作用的理性而存在。在个人生活历程和社会历史中，理性所承担的社会任务是阐明各种选择，拓展在构建历史过程中人类决策可影响的范围。
2.简述传统中国农村中的农耕生活和社会风险承担问题（可参照费孝通的《乡土中国》和斯科特的《农民的道义经济学》）答：（1）传统中国农村的农耕生活：现实中的大多数农民耕作者基本遵循罗马赛特所说的“安全第一”原则，它意味着相对于尽量增加平均利润而言，耕作者更关注如何尽量减少灾害的可能性。“安全第一”原则并不意味着农民屈从于习惯：即使可以避免的风险也不敢承担。在防御圈内，要避免的是潜伏着大灾难的风险；在圈外，盛行的是资产阶级的利润计算。对于那些收益很低、土地很少、人口较多、产量变化大又没有其他工作机会的农民来说，生存第一的模式应当说是非常适用的。从社会学的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对农民的生存伦理进行解读。微观层面，农民可以把腰带再勒紧点；中观层面，农民可以通过家庭“自救”，方案可能包括小买卖、小手艺、做挣钱的临时工，甚至可以移居他乡；宏观层面，国家的非义务性的灾难援助。通过对三个层面的分析得出，在传统农村社会中，作用于三个层面的选择取向，不断地强化了农民们生活世界中的生存安全的价值理念。然而，不断变迁的社会打破了农民原有的共同体体系，农民被抛进现代化进程之中。
（2）农村中的风险承担问题：日常反抗和暴力反抗。面对经济的萧条和赋税的加重，农民的行动起初显得非常平和，往往采取群体示威活动直接向当局陈述纳税苦情的方式。那种集会的形式和内容都是传统的，并在表面上显得平和，在官方听取他们的申述之后，一般都会散去，即“日常反抗”。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不需要名目，但是就像成百上千万的珊瑚虫形成的珊瑚礁一样，大量的农民反抗与不合作行动造就了他们特有的政治和经济的暗礁。在很大程度上，农民以这种方式表明了其政治参与感。农民并不是没有认识到他们的处境，他们完全认识到农业技术化给他们带来的巨大冲击，但是他们也认识到公开反抗要付出的成本和代价，所以采取了一种“日常反抗”的方式，以获得保全和生存的机会。
随着农民的经济处境持续恶化，减税似乎越来越无指望，他们开始转而诉诸直接的暴力行动。希望通过销毁记录来动摇殖民地政府的税赋机制，甚至希望通过摧毁殖民地政府来根除赋税。贫穷本身并不是农民起义的原因，农业商品化和官僚国家的发展所催生的租佃和税收制度，侵犯了农民生存的伦理道德和社会公正感，迫使农民铤而走险，奋起反抗。
3.论述政府和社会组织如何应对农村中的自杀问题（可参照吴飞的《浮生取义》）
答：（1）中国农村的自杀问题，不同于西方通常意义的自杀，前者往往存在于家庭政治的困局中。在家庭关系内部，包括公安局、医院在内的公权力机关难有作为，“自杀是社会空间之外的社会问题，是公共政治领域以外的政治问题”，它因“委屈”而产生，“委屈”是家庭中的不公，不同于公共领域的“冤枉”。冤枉是在家庭之外的公共生活中遭受了不公正待遇；委屈是
在家庭内部遭受家庭成员的不公正待遇。现实中，自杀者遭受委屈比冤枉要多得多，矛盾、隔阂都是家族内部问题，无法由从外部社会介入调解。家庭政治都可以看作是一场（或者数场）权力游戏，自杀者因委屈而自杀，是因为他们是权力游戏中的挫败者，通过自杀，来实现对委屈的矫正，以重新赢回道德资本。自杀者既不是死志已定，也不是根本不想死，而是介于两者之间，处于“豁出去”的状态，“放任死亡的可能发生”。
（2）因此，应对中国农村特殊的自杀问题，从政府层面来说，应采取如下措施①外部维护——尽可能消除战争、纠纷、犯罪、疾病对人的伤害；整体提高国家经济和军事力量；发展医疗卫生事业；消除腐败；②维护礼义法义——尽责任保障人格价值；保持法律力量的正当性和可靠性；③在农村地区进一步普及义务教育；④加快农村社会化养老保障体系的建设。
（3）从社会组织层面来说，应该①自杀干预的机构与项目的建立；②在农村进一步保障妇女等弱势群体的身份、生活保障；③对精神疾病建立正确的认识；④对农药进行适当合理的管制。
4.结合中国以及西方国家的历史经验，你认为如何做好中国国有企业的改制
答：（1）积极转变观念。一方面，清楚了解到改革只是在探索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具体形式，在改制后涉及到企业财产组织形式和国有资产经营方式的变化，应当有一个全面、科学的评价；另一方面，从理论上讲，资本包括国有资本是一个可流动的财富量，是一种生产要素和社会资源。因此，在国有企业改制后，产权的流动，从价值形态上理解是资本的退出与集中的问题，只有在充分认识理解国企改制的本质，在企业改制后充分接受国企经营管理过程中新的理论和观念，才能促进国企在进行股份制改造后的长远发展。
（2）依法维护职工权益，引导企业完全走向市场。针对国有企业在改制过程中遗留的主要问题，实现政企分开至关重要。要真正地实行政企完全分开，如何维护国有企业老职工在新企业中的合法权益最为关键，针对职工权益得不到保障的问题，应该严格按照法律法规、改制文件等相关规定执行，对国有企业改制后的公有资产进行有效的监督，避免公有资产的无序流失，鼓励和帮助职工运用法律手段监督和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同时引导企业完全走向市场，政府和主管部门不再过问企业经营管理，完全让市场去促使企业增强自身的竞争力，这才是一个企业的长远发展之道。
（3）尽快建立现代化的企业管理制度。国有企业进行改制的目的是要更好的促进国有企业的发展，因此尽快建立现代化的企业管理制度是至关重要的。对于改制后的企业，需要做到以下几点：①实现企业经营权和所有权的合理分离，明确相关责任人的各项职责，做到权责明确；②建立有效的企业内控制度，并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和中介机构的监督作用，逐步构建完善的企业监督与控制体系；③构建公平、民主、公开的企业管理环境，健全人事选取和任命制度，吸引优秀的职业经理人对企业进行管理；④健全和完善企业的培训制度，全面提高企业员工的综合素质，为企业的健康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5.从农村、政府（包括地方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来看，你认为如何做好中国农村经济的转轨（可参照波兰尼《大转型》
中的分析框架）
答：（1）从农村和市场的关系来看：卷入农村经济转型关系重建的三种力量，即资本、农民、政府，对于市场经济的态度和要求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关于资本，欧洲工业文明兴起的经济史分析足以表明：资本的一般倾向是要求一切商品化，包括把劳动力、土地、货币都变成虚构商品，要求由市场供求关系自动调节商品的价格和生产，实现经济市场化，进而则要求经济关系、社会观念和制度都围绕自我调适的市场去构建，即要求社会制度服从市场经济而建构市场社会，甚至为此支持市场经济与社会脱嵌。社会则倾向于维护经济大于市场、社会大于经济的格局，并为此采取反向的自我保护运动。
（2）从农村与政府的关系来看：有三种农村经济转型模式，即①弱国家、弱社会、弱关联型：属于传统农业国家的现象；②弱国家、弱社会、强关联型：属于传统农业国家向现代转型期的常见现象；③强国家、强社会、弱关联型：属于传统农业国家向现代转型中后期的现象；④强国家、强社会、强关联型：属于国家转型后期出现的趋向。要做好中国农村经济的转型，就必须努力发展第四种模式。
（3）农村与市场、政府的关系转型，不但引发农村内部各种关系的变化，而且在农村与大社会联系方面触发了新的关联，特别是在客观上正在创造城乡关系变化的新方向——既非消灭村庄，也不是城乡隔离，而是有可能趋向建立村庄与大社会联系的新形式、新机制，即一种有机联系城乡社区的衔接带。因此，必须努力坚持以下路径选择：①立足实际，创新土地流转模
式；②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实现多业并举；③不断提高农民技能，稳妥转移剩余劳动力；④推进农业农村市场化，提高农民市场意识化；⑤依靠科技进步，促进经济与科技的互动增长。
二、论述题
1、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比较浙江模式、江苏模式、广东模式以及重庆模式之间的优缺点 答：四种模式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下，在经济发展的方式、经济发展的动力、促使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发展机制等方面皆存在较大差异，详细分析如下。浙江模式：①是一个自下而上而不是自上而下发展的,地方政府在浙江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作用比较有限；②很大程度上属于“自致性”因素起主导作用,其发展动力主要来源于内部经济的自组织性及自身可持续性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了浙江模式发展的创新性；③主要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集中发展第三产业为主,主要市场放在服务行业,在全国率先达到了二元经济法杖过程中的劳动力短缺的特点,为市场开辟了新的发展方向；④很大程度上属于理性发展,走世俗化、平等化的道路；⑤主要是趋利性市场化改革的内在驱动机制,主要反映在温州当地民营企业的强大发展以及当地政府的政策支持。
江苏模式：①主要是以园区经济为载体的产业集聚之路,快速发展离不开园区经济的蓬勃兴起，以大中城市为主导、以小城镇为纽带的城市化之路；②主要是外向型发展观念,企业主要集中于吸引外资与中外合资方向；③以工业化为引擎,走一条以农村工业化加速发展为特征、城乡工业联动发展的工业化之路,表现为城市工业在国有企业改制改组中逐步实现的产权多元化,乡镇企业的改组实现的农村工业的民营化、股份化、外向化,并逐步与城市化工业融合发展；④走以外促内、内外互动的经济国际化之路,更倾向于外向化发展,承接国际产业的整体转移,着力打造建设国际制造业基地,从而迅速提高了经济国际化水平,逐步确立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态势；⑤是集体的积累和地方政府的支撑。同时以创新为动力,竞相发展的县域经济之路。
广东模式：①主要是受国家政策的引导作用相对较大,政府主导的“三来一补”以及发达的服务业是其主要的发展方式；②“后发型”、“自致性”经济,其发展的主要动力来自于国家政策与其本身自然条件、地理条件的有机结合；③就乡镇工业化的主体而言是由“三来一补”到后来逐渐增加的三资企业和私营企业的成分,相对苏南模式的乡镇企业为主体被私营、民营和三资企业所替代的状况来说,还是有相当大的优势；④乡村工业化主要建立在于香港的密切联系上,企业的资金、原料、样品大多由港商提供,加工出来的产品又经由香港进入国际市场,近年来伴随着广州和深圳高新技术产业的扩散,珠江模式进驻了一些大型的跨国公司的生产部门.发展外向型的经济；⑤产生的基础是毗邻港澳的地缘条件以及敢冒风险、追求变革的地方精神,其主要发展动力是外资的注入和中央政府给予的先行一步的开放政策。
重庆模式：①政府主导的投资是重庆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政府在为大规模投资项目提供融资方面也起到更大的作用；②城乡统筹，加快城镇化，实施农村居民低保制度等；③照顾民生，继续实施低税率政策，首创购房退个人所得税政策等；④兼顾眼前利益和长远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⑤以内需促经济增长，内销市场占工业产值9成；既汲取了沿海地区的经验，又回避了风险。
2、详细论述浙江省在村民自治方面的特殊经验及其困境（也可挑选一个案例进行详细阐述）。
答：（1）村民自治是指广大农民通过自治组织依法办理与村民利益相关的村内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从而实现村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其形式是“四个民主”，即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
（2）经过20多年的实践、摸索、改进和完善，浙江省在村民自治中创造了大量行之有效的形式与方法，其中许多做法都在全省得到普遍推广，以嵊州的“八郑规程”为例说明。2006年，依据党的方针政策和围家的法律法规，从嵊州市三界镇八郑村的实际情况出发，就村民在自治活动中的权利和义务、各村级组织的职责、关系和工作程序以及经济社会事务的管理等问题制定了八项制度，成为八郑村民主治村的主要依据。村干部按规程来运作，村民群众用规程来监督管理，镇党委政府靠规程来检查考核，形成了“规程为据、协商共治”的新型民主治村模式。“八郑规程”中的“八项制度”是指:民主选举制度、村务决策制度、财务管理制度、工程招投标制度、村务公开制度、民主管理监督制度、村干部谈听评制度、村干部工作追究制度；“八大工作流程”是:选举流程、村务决策流程、财务管理流程、招投标工作流程、村务公开流程、村务监督流程、谈听评流程和村干部责任追究流程。嵊州的“八郑规程”制度，大大增强了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的可行性、执行力和有效性，大大地推进了村民自治中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协调和均衡发展，具有重要的创新意义。
（3）而浙江在发展村民自治的过程中，也面临着诸多困境。首当其冲的便是如何处理村民自治中的法律相关问题。其具体表现为①宪法规定中的村民自治问题不完善；②法律层次，并没有从制度层面上规范村民自治的村民自治制度；③乡、镇、村的关系规定的比较模糊；④党组织的领导作用不明确。
其次，是村民自治中的监督问题。具体表现为：①监督主体和监督形式不明确；②民主监督的运行流程和技术不够规范，村务公开程序不完整，村级民主监督组织关系混乱；③尚未实现村民自治中权力的分权制衡、制度规制，未实现党的领导权与村务管理的分离；④“自下而上”的制度创新尚未与“自上而下”的政策部署有机地结合起来，监督地位有待进一步确立。
再者，村民自治中的主体参与意识问题。表现为：①受传统封建专制、官僚主义思想的束缚，无法真正实现村民群众对治理精英民主自由的抉择；②村委独大的格局尚未完全打破，村民表达利益诉求的空间有待进一步拓宽；③“贿选”现象层出不穷；④村民民主参与意识较薄弱。
此外，如何才能切实提高村民自身治理的积极性？一个自然村是否应将其行政化？村民自治环节中带来的“不经济”是否有必要？对于基层的民主选举，是否可以看作是高层政府有意实施民主改革的一个举措，旨在提升民主意识，逐渐推进整个中国式的民主改革进程等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和解决。
（4）在今天的浙江农村，村民自治已成为乡村政治生活中的一项得到农民普遍认同的、充满生命力的制度。浙江是中国民营经济最发达的省份，也是农民最富裕的省份。民营经济的发达催生了农民的自主性、开放性和胆略，生活水平的提升则增强了农民的参与要求和责任意识。村民自治的成功，显然与这两个因数关联在一起。从根本上说，村民自治的成功还是因为它作为农村治理的一项基本制度，体现、维护并促进了农民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使他们能够在自治这一制度平台上，既摆脱了因不适当的行政干预或管制而造成的各种束缚及由此带来的利益损失，又避免了个体农民因缺乏组织而无法开展各种有益于村庄整体的活动这一现象的发生。此外，它也和党和政府的精心组织、正确领导、大力推动及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紧密关联在一起。其中，学术界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参与了许多地方法规的制定和改革举措的设计、论证与宣传。浙江村民自治中的有些创新，例如温岭的民主恳谈，就是在学术界直接参与下确立起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