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源记》中“渔人”的身份探究由刀豆文库小编整理，希望给你工作、学习、生活带来方便，猜你可能喜欢“桃花源记的相关选择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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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源记》中进入桃花源的“渔人”是谁？陶渊明为什么要设计“渔人”出场？“渔人”可以作怎样的猜测？是懂得生活情趣的处士？是道家学养深厚的道士？还是陶渊明志同道合的挚友？
一
古代有德才而隐居不愿做官的人，每每称之为处士。隐居不仕，这是德行很高的人方能做出的选择。如《史记·殷本纪》中就记载了一位处士出仕的经历：
或曰，伊尹处士，汤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后肯往从汤，言素王及九主之事。汤举任以国政。
而陶渊明笔下的“渔人”，也不是一位没有生活情趣与品位的普通渔夫。这是由“渔人”生活的时代和他的情趣所决定的。
东晋时期，司马氏在政治上威望不高，整个朝廷都由世族大家把持，如琅琊王氏的王敦、王导、陈郡谢氏的谢安、谢玄等。东晋时期，清淡之风因为朝廷权贵提倡而盛行，人们讲究生活情趣的独特性比如东晋王子猷，他是丞相王导的侄孙辈，在“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左思《咏史其二》）的东晋，他可谓出东东晋第一豪门。我们看看他的生活情趣——
王子猷尝行过吴中，见一士大夫家极有好竹。主已知子猷当往，乃洒扫施设，在听事坐相待。王肩舆径造竹下，讽啸良久„„（《世说新语·简傲》）
王子猷尝暂寄人空宅住，便令种竹。或问：“暂住何烦尔！”王啸咏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无此君！”（《世说新语·任诞》）
王子猷生性爱竹，他是竹子最好的“形象代言人”。他爱到了近乎痴迷的程度。他“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的形象，下开唐宋文人的种竹雅好。所以，晚唐诗人杜牧有这样的诗：“大抵南朝皆旷达，可怜东晋最风流。”（《润州二首》）
东晋时代，世族生活优裕，多喜于名山古刹、别墅湖畔清谈玄理，这种社交活动不能不影响“渔人”阶层。笔者以为，和王子猷注重生活情趣一样，“渔人”也非常懂得生活情趣。他应该是一个钟情山水、喜欢观赏风景的“高级渔夫”。《桃花源记》是这样写的——
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
“捕鱼”是“渔人”的职事，但他的出现不是为了捕鱼。“渔人”的出场别有意味。“渔人”的视野里有什么呢？绚烂的成片桃花，鲜美的连绵芳草„„“渔人”受到了吸引，他为之惊异，甚至沉醉于美景之中，忘记了路途的远近。
唐代王维的《桃源行》对这位“渔人”的痴迷写得十分精确：“渔舟逐水爱山春，两岸桃花夹古津。坐看红树不知远，行尽青溪忽值人。”如果你闭上眼睛想象，一位头戴草帽的“渔人”行走在桃花林中，这是怎样的一种情趣，怎样的一种风景呢？因此，就审美心态而言，“渔人”和王子猷并没有什么差异。有人认为，所谓“渔人”就是为了故事情节而设置，本身就是打鱼为业，本来就是线索人物。事实上，那些终日以捕鱼为业的一般“渔人”是没有《桃花源记》中这位“渔人”审美的情怀与审美痴迷的。再者，“山头桃花谷底杏，两花窈窕摇踵映”，桃花艳丽、妩媚，桃子是仙家的果实。这位东晋“渔人”的生活情趣与情调是十分高雅的。
二
古代文学作品中，那些拥有“渔人”身份，貌似在江边垂钓、水中靠捕鱼的“渔人”或“渔父”“渔翁”，都深深地寄托着作者的情趣和追求，常常是作者道家崇拜的代言人。古代文学作品中“渔人”或“渔父”“渔翁”，道家素养极高。如《渔父》中与屈原对话的那位渔父，其语言素养并不比屈原差——
屈原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曰：“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铺其糟而歆其酾？何故深思高举，自令放为？”„„渔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
这位“渔父”的道家隐士形象与屈原精神境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清华大学范子烨教授认为，“渔父”形象是“主人公自我的一种外化，乃是作家为表达其心灵苦闷，为书写其人生困境而运用一种艺术手段”[1]。其见解是相当深刻而精辟的。
《桃花源记》中的“渔人”是生活情趣与情调十分高雅的处士。但如果仅仅定义为“高雅的渔夫”，还没有深入到“渔人”的精神境界。范子烨认为陶渊明所说的“武陵人捕鱼为业”也大有内涵。“渔人”的捕鱼，可以看作其隐居避世的一种方式。在作品中，“渔人”仅仅是有了“捕鱼为业”的名份，但作者并没有描写他的“捕鱼”行为，反而记叙了完全不同于一般“渔人”的“赏心”——审美情怀。因此，这位“渔人”不简单。
作者开首的一段景物描写，还是对“渔人”高雅的审美情趣的衬托。也就是说，只有这位“渔人”才配得上“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的美景。试想，那些为了生计天天去水里捕鱼的真正渔夫，谁有如此情调？这位“渔人”一出场便以“捕鱼为业”，这不过是陶渊明障人眼目的托词罢了。作品中的这位“渔人”和归隐中陶渊明情趣的相似度是极其高的。陶渊明在《饮酒》中所写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流露出的审美情趣和王子猷的情趣大可相比。试想，他的作品中出现的这位“渔人”、自己的情趣代言人，其品位能差了吗？
“问君何能尔？”我想，皆因他们“心远地自偏”。由此，我们可以初步确认“渔人”的身份——隐士了。但这位隐士，还不是一般的隐士，而是道家修养深厚的隐士，是在当时影响力比较大的隐士。何以见得？《桃花源记》中有——
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
东晋时代等级森严，而这位“渔人”竟然可以很随便地拜访到了“郡下”的最高行政长官——“太守”，并对他讲述桃花源的奇闻异事。而且，“渔人”的讲述还引起了太守的高度重视——“即遣人”前去探寻桃花源。试问，“渔人”在太守心中是处于什么地位？其信任程度是多高啊？这是一般的隐士吗？“渔人”当是一位具有深厚道家学养，并有深刻社会背景的隐士。范子烨教授考证，这位“渔人”即是作品后面提到的刘子骥（刘膦之，字子骥）。当时，宰相谢安、王坦之与之为友。史料载，刘膦之人品高尚，声望极高，桓玄、桓冲父子对他都非常器重。《世说新语·栖逸》第8条中记载——
南阳刘磷之，高率善史传，隐于阳岐。于时符坚临江，荆州刺史桓冲将尽吁谟之益，征为长史，遣人船往迎，赠贶甚厚。磷之闻命，便升舟，悉不受所饷„„
所以，太元年间，能够“诣太守，说如此”的“渔人”，实非一般人物。
三
我国古代文学有“渔人”的描写传统。《桃花源记》中的“渔人”有其历史人物的原型。对于《桃花源记》涉及的“事”，陈寅恪在《桃花源记旁证》（《金明馆丛稿初编》）中指出——
桃花源记寓意之部分乃牵连混合刘磷之入衡山采药故事，并点缀以“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等语所作成。陶渊明之作桃花源记，殆取桃花源事与刘磷之二事牵连混合为一。
陈寅恪认为，《桃花源记》“取桃花源事与刘驎之二事牵连混合为一”。
对于《桃花源记》涉及的“人”，范子烨教授认为，刘膦之就是“渔人”的原型。据《世说新语·任诞》第38条中记载，刘膦之的确是一位“渔隐名士”——
桓车骑在荆州，张玄为侍中，使至江陵，路经阳岐村。俄见一人，持半小笼生鱼，径来造船，云：“有鱼，欲寄作脍。”张乃维舟而纳之。问其姓字，称是刘遗民。张素闻其名，大相忻待。刘既知张衔命，问：“谢安、王文度并佳不？”张甚欲话言，刘了无停意。
从这段文字看，当时担任桓玄侍中的张玄，刘驎之似乎并未放在眼里。史料记载，刘膦之，一字遗民。他与谢安、王坦之为朋友。可见，其身份地位之高。从这段文字中，刘膦之当时是喜欢捕鱼的。可见《桃花源记》中“渔人”与刘子骥实为同一人。陶渊明的《搜神后记》中，有关于“刘驎之”的记述——
南阳刘驎之，字子骥，好游山水。尝采药至衡山，深入忘反。见有一涧水，水南有二石囷，一闭一开。水深广，不得渡。欲还，失道，遇伐弓人，问径，仅得还家。或说困中皆仙方灵药及诸杂物。磷之欲更寻索，不复知处矣。
范子烨教授将“捕鱼为业”的武陵人和《搜神后记》中的“刘膦之”作了比较—— 1．缘溪行，忘路之远近。／深入忘反。见有一涧水。
2．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驎之欲更寻索，不复知处矣。3．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南阳刘磷之，字子骥，好游山水。
他认为，陶渊明笔下“渔人”的原型就是刘驎之。那么，陶渊明熟悉不熟悉刘氏呢？笔者认为，刘驎之与陶渊明是同时代人，两个人应该见过面。《陶渊明集》卷五中有记载：“光禄大夫南阳刘耽，昔与君同在温府，渊明从父太常夔尝问耽：‘君若在，当已作公否？’答云：‘此本是三司人。’为时所重如此。”《晋书》卷九十四《隐逸列传》中有“刘膦之字子骥，南阳人，光禄大夫耽之族也。”
从以上两处引言可以看出，刘膦之与光禄大夫刘耽是同族的亲戚，而刘耽是陶渊明外祖孟嘉的挚友。历史上，孟嘉、桓温、刘耽三人的关系非同寻常。他们以桓氏家族势力为核心，以桓、陶、刘等家族为纽带，彼此照应，相互提携。袁行霈教授在《陶渊明研究》中写道，这种家族关系自然使陶渊明非常了解刘膦之其人其事。他们是政治上“志同道合”的战友，隐居生活中“惺惺相惜”的知音。所以，《桃花源记》最后写道：“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高尚士也”的赞词，发自陶渊明之口。这不是简单的评价！这足以证明，陶渊明与隐逸名士刘膦之有着极密切的关系。至少，陶渊明对刘膦之是非常欣赏，甚至崇拜的。
而陶渊明为什么有意遮蔽“渔人”即刘膦之的真相？历史记载，桓氏乃是宋武帝刘裕的政敌，桓玄又被刘裕消灭，特别是刘裕登基称帝以后，疯狂地剪除异己，诛杀桓玄旧部。这样看来，陶渊明以“武陵人捕鱼为业”的虚构来写刘膦之，就可以避免文学上的“刀光剑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