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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周易·革卦》给我们的启示
顾凤威
《周易·系辞下传》云“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易经”的道理告诉我们，人类社会在求生存、求发展的道路上，变化改革是必然的规律。无运动就无变化，无变化就陷入停顿、阻滞，产生固步自封。中国的始祖黄帝、尧帝、舜帝曾遵循这一动、变、通原理，适时改革社会，使天下大治，社会向前发展。二十世纪社会主义中国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正是根据这一动、变、通的原理，带领十二亿中国人民开展了一场历史上所没有过的声势浩大、踏踏实实的大改革。这个改革已经冲破并正在继续冲破各种旧的思想、旧的体制、旧的习惯势力的束缚，使我国社会、经济、科学、文化的发展呈现出一个更加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新局面。然而要在一个庞大而又古老，人口众多而又底子薄的国度里进行改革，实现预定的目标，是件非常不易的事。
弗兰西斯·培根说过“读史使人聪明”。因为对历史的深度见识，可以使改革者具有远见从丰富的史实中提炼的观点、根据的规律，可以使改革者富有强烈的理论感；而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可以使改革者绕开暗礁，劈风斩浪，牢牢操稳远航的舵。基于这点，本文想探讨一下《周易·革卦》对当今改革的一些启示。
一、改革本是一种自然变化规律
《周易·革》“革，巳日乃孚。元亨利贞，悔亡。”“革”。变更，改革。《说文》：“兽皮治去其毛曰革。革，更也。”《杂卦》“革，去故也。”从卦象看，下离象征火，上兑象征泽。泽有水，水在火上，受到烧灼，发生变化，所以叫“革”。“巳日”，朱骏声《说文通顺定声》云“巳，也。四月阳气已出，阴气包藏，万物见成文章，故已为蛇，象形。按，巳，似也。象子在包中形，包字从之。孺子为儿.....未生在腹为巳。引申......巳者，止也，者用也。”故知巳日者万物的孚甲已成之时。“革”为变革之意，言孚甲荚裂至时而变，故曰革而信之。万物繁衍，文明彰显大悦，故元亨利贞，悔亡。
《传》“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巳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悦，大亨以正，革而当，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
《传》举“水火相息”、“二女同居”两件事说明改革的普遍意义。
历代研究“易学”的人，几乎都把这两个事例分开加以解释，如郑玄、虞翻、王弼......等，分例解释的结果，固无可厚非。究其实际似乎并未吃透古人置此二例于一处，暗中所存相反相成的妙用。
“水火相息”，水与火是一对矛盾事物。“息”字可作“熄灭”解，又可作“生息”解。二者既有矛盾相克（彼此不相容）的一面；又存在着“灭而后生息”的另一面。这一相克相生的内涵，宋儒朱熹在《周易本义》中说得颇为透彻。从“水火相息”中，可以看出：有矛盾，才有斗争，才有新生事物的出现这一客观规律的普遍存在。
“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按文王八卦，离为中女，兑为少女，二女相得的对象：兑应为少男艮卦（山泽通气）；离应为中男坎卦（水火相息）。今革卦离下兑上，依乾坤父母二卦以生三子三女的次序，则成为兑与坎配（泽配水）；离与艮合（火配山）。如此一来，二女所求，皆不符阴阳合德原则，因之，也就不能出现相克、相生的结果，故云“其志不相得”。
“水火相息”、“二女同居”这两个事例放在一起：前者在揭露任何事物都存在矛盾、斗争、生与灭；后者则从反面证明如两个事物间缺少像水火一般的矛盾斗争，则旧事物不会死亡，新事物也不能出现，二者放在一处，并非偶然，而是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同一问题——事物都存在既相反又相成的特性。革卦就是从矛盾规律的普遍性这一基点上，来研究社会去旧迎新变化诸般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今天的改革并非个人主观臆断的产物，它有着自身不能不进行改革的原因。正如邓小平同志在《政治上发展民主，经济上实行改革》一文中所说的那样：“从1958年到1978年整整二十年里，农民和工人的收入增加很少，生活水平很低，生产力没有多大发展。1978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到250美元。”过去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能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而不惜势头颅、洒热血。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他们的后人在这片乐土上奋斗了几十年，人民还未摆脱贫困，还未过上幸福的生活，多么令人叹息。井有污泥，不改革则不能供人饮用，整个井也就报废。在这关键的时候，以邓小平为首的党中央审时度势，冷静地分析了中国的现实，总结经验教训，当机敢断，及时向全国人民发出了“改革开放”的号召，提出：“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水平。”“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②的口号。
由此可见，改革的目的不在去旧，而在于焕发事物的新生命，总目的是为了利国利民。
二、改革要“顺乎天而应乎民”
《周易本义》作“应乎人”，系唐代避李世民讳而“改民为人”。
“天”，王充《论衡·谈天》云：“天，气也。”又表示高高在上之意，如《广雅·释言》“天,巅也。”故古人对“天”的认识并无特别的含义。正如庄子《山水》、《在》、《大宗师》各篇中所言：“所谓天，皆明不为而自然。”
可见革卦的“顺天”即顺自然。春生、夏荣、秋收、冬藏，皆自然时序规律。换言之，顺天即顺时。“顺时者昌，逆时者亡。”是农业生产上的重要规律。《荀子·王霸》篇云：“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则百事不废。”三国·诸葛亮《将苑·兵势》云：“因天之时，就地之势，依人之利，则所向者无敌，所击者万全矣。”皆“天”与“时”同言。不顺“天时”的危害如何呢？
《尚书·夏书·征第四》载，当时掌管天文气象官羲和，荒于职守，废时乱日。人民反应强烈“奏鼓，夫驰，庶人走......”社会一片混乱，夏朝政典规定：“先时者杀无赦，不及时者杀无赦。”结果是羲和受诛。
“汤武革命”。伊尹为汤相，率军伐夏，作“汤誓”，以宣布罪云“舍人事，而割正夏，......夏王率遏众力，率割夏邑，有众怠率弗协曰：‘时日丧，予及汝皆亡。’”
主要是指责夏荒废农业（事），而驱役天下人民，因而农民群起怠功相抗，甚至要与夏同归于尽。
上引羲和与夏两则故史，都是以违误农时为导火线，人民因生活所迫、起而反抗。羲和被杀，夏被放，结局十分可悲。
“顺天”与“应民”的关系，还是墨子说得好：“顺天之意若何？曰：‘兼爱天下之人。’”
顺天即爱民，逆天即虐民。爱民者无有不昌；虐民者无有不亡。革卦,“顺天应民”之要义在此。改革者千万不可忽视这条规律。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就下决心要带领人民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面貌。1950年至1956年，农村进行土地改革和合作化，在城市进行对资本主义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广大人民群众成了国家的主人，大大调动了人民的积极性，工农业生产很快恢复了生产、1957年“左”的思想抬头，1958年搞“大跃进”，片面强调“一大二公”吃大锅饭，结果造成三年的大灾难。1966年至1976年搞文化大革命，社会经济和人民的物质生活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全国人民吃穿都要凭票供应，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受到了严重挫伤。”1978年党召开了十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新思想、新政策。1986年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又大胆地提出了“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的新思路。主张“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人、其他地区走向共同富裕。结果政策一出台，中国的经济立即活跃起来，农作物大幅度增产，农民收入大幅度增加，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城市经济飞速发展，一下子整个国民经济上了一个新台阶。
由此可见，作为一个领导者、改革者，光有好的愿望是远远不够的，应该从客观实际出发，既要掌握“顺天”的道理，又要把握“应民”的关键，与人民同好恶，民之所欲，因而予之；民之所否，因而去之，这样改革才会成功。
三、改革要善于把握“时”
从羲和、夏等历史重大事件中，我们的先哲得出了一条宝贵的经验：行政革之事，关键在于一个“时”字。
时间有及时（适时）、先时、后时的分别。羲和之诛，在于不及时，因而荒误农业；夏的被逐，在荒时废日。这些古训我们应引以为鉴。
58年的大跃进运动就是一种“先时”的冒进。当时在生产力低下，人民生活水平不高，社会经济贫乏的情况下，农业生产片面追求高指标，放“卫星”，工业生产“全民大办钢铁”打乱了正常的经济建设秩序，造成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费，使国民经济的比例严重失调。管理上大办“人民公社”，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管理，贫富拉平，平均分配，无代价上调下属生产队以至社员的个人财产，导致“共产风”严重泛滥。结果，折腾了几年，人民的生活水平不但没有改善，相反地陷入了更加贫困的境地。
76年打倒“四人帮”后，人们解除了精神上的枷锁，本该大干一场，把“*”耽误的时间追回来。可是当时却死守“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继续肯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人们的思想又一次受到禁固，生产建设徘徊不前，这正是一种“后时”的表现。
当前，不少官僚主义者饱食终日，遇事拖拉，不负责任，贪污受贿，正是一种“荒时度日”的表现。误时、误事、误改革，莫此为甚。应引起我们的深思和反省。
“先时”是左倾盲动主义；“后时”是右倾保守主义；“荒时度日”是好逸恶劳的寄生虫。这些都是改革之大忌，所以改革要强调“及时”，无过无不及。
革卦所提出的“时义”有三个内容
一是“时候”。
中国古代以五日为一侯，三侯为一气，三气为一节。一年二十四气节即由此推出。
表现在植物上，就是草木按时萌芽、抽条、甲、荚裂等一系列运动变化过程和自然而然的瓜熟蒂落。“巳日乃孚”之“孚”，本指甲的生成与荚裂。以其“自成”而不失时，故孚其“信意”和“诚意”（《子思子·内篇》“诚者自成也”）。
在古代炼丹上（现代炼钢也如此）称为火侯或火色，火侯反映出丹的成熟程度。过候则丹老，不到侯丹太嫩。适时，指不先时，不后时，正合其侯。笔者认为：时候是时机的基础。没有时候，就不能产生时机。农谚所谓“芒种前三谷满仓，芒种后三糠满场。”芒种是农业插秧的重要气节。节前三天插秧与节后三天插秧，收成完全两样。故芒种是时候（气节），而前三后三则是时机所在。时候，又可指一定的客观条件已告具备成熟。
在改革中“时候”则是指稳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国际和国内相对平和的气候和比较有利于改革的各种条件。例如，党的十四大一整套完整的改革开放理论，就是在一定的气候条件下形成的。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改革的序幕，做了两件事：一是拨乱反正，二是全面改革。两件事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处于雏形。十二大党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改革理论主题。十三大党以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立论的基础，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的改革理论。十四大前夕，邓小平同志南巡，并发表讲话，遂使十二大的理论发展到了成熟阶段。十四大从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以及“一国两制”等九个问题，作了新的科学的概括，再使改革的理论进一步得到完整成熟。
二是“时机”。
什么是时机？我们认为“时机”是时候关键性的瞬间掌握。《三国志·魏书·贾诩传》裴松之注引《九州春秋》云：“难得而易失者时也；时至而不旋踵者机也。”
“旋踵”，脚后跟一转，极言“机”的稍纵即逝性。农谚“八成熟，十成收；十成熟，八成收。”看谷物的成熟状况，利于丰产丰收，把握“进机”，是个关键。这需要人去观察，适时开镰，所以，时候是时间自然流程线上的，最佳瞬间的把握。时机，要人去捕捉它，否则一去而不复返。
小平同志一再告诫我们，既要认清国内外的大、小气候，又要抓住当前我国进行改革开放的“千载一时之机”。随着改革的深入，出现的问题越来越多，最棘手的问题，就是物价问题。由于物价不断上涨，人们没有心理准备，全国各地都出现一些抢购风，不少人惶惶不可终日。这时候小平同志却心理很踏实，认为“改革的势头好，要坚持下去，这个路子必须走。”，⑤还提醒全党同志：“我们要抓住时机，现在是改革的最好时机。” ⑥他老人家远大的目光，和“暮鼓晨钟”般的号召，使我国的改革开放日趋发展。
三是“时势”。
孙中山先生在其“选集”中云：“一国之趋势，为万众心理所造成，若其势已成，则断非一二因乘顺之人智力所可转移也。”
可见一个社会形势的发展动向，为千百万人民心理倾向的集中表现。去旧从新，去恶从善，又为人心向背之通则。汤武革命成功在此，中国的第一次革命成功之秘也在此。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改革）能否成功，“时势”问题为一大关键。
当有人怀疑改革开放的政策不会长久时，邓小平回答说：“对内经济搞活，对外经济开放，这不是短期的政策，是个长期的政策，最少五十年到七十年不会变。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第一步是实现翻两番，需要二十年，还有第二步，需要三十年到五十年，恐怕是要五十年，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两步加起来，正好五十年至七十年。到那时，更不会改变了。即使是变了，也只能变得更加开放。否则，我们自己的人民也不会同意。”⑦可见小平同志不仅对人心向背的问题认识异常深刻，而且很善于掌握和运用“时势”。
四、改革需要时间与信心
社会改革，兹事体大。决非我们主观想象那样，一可成。
王弼在《周易注》中释“已日乃孚”云：“改革之为道，即日不孚，已日乃孚。孚，然后得元、亨、利、贞、悔亡也。”按“已”音以。有已往、已经诸义。“已日”指改革必须经时历日，才能取得成就。希望“即日”取得成就，实不可能，孚甲的荚裂实落，已有长时间之成长壮大过程，才有一旦之收获。又有人认为“已”，当读为辰巳（音似）之巳。《史记·律书》：“巳者，言阳气之以尽也。”阳尽阴生，有改革之象。又《说文》：“巳，已也。”二字古音相同。王弼告诉我们，改革不可急于求成，更不可以未见眼前之效，而怨天尤人，转变改革目标。
对于改革的持久性和复杂性，我们必须充分注意到：自农村改革取得成效后，党中央就开始把目光、精力转移到城市和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上来，深谋远虑的小平同志告诫全党和全国人民,“由于城市改革的复杂性，可能会出现些差错。但这影响不了大局，我们是走一步看一步，有不妥当的地方，改过来就是了。”⑧1989年发生了****，党中央认识到“一手硬，一手软”的危害性，及时给予补救，提出“坚持两手抓”，“两只手都要硬”的原则。使改革开放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后来，果然收到了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实效。
可见，改革不可避免的要遇到困难和挫折，只有目标不变，持之以恒，上下一心，团结前进，才能取得胜利。
改革如何才能成功？
革卦提出“大亨以正”四字。亨，通也，大亨即大通。一个国家和社会，在政治、经济等方面，阻塞难通，民穷国窘，必须进行改革，要实现政通人和，革卦提出一个“正”字。正者政也。政策要做到“正”与“当”。“正”是政策的正确；“当”的政策要平正。不能忽高忽低，偏左偏右；执行政策者的思想要公正，不拘私舞弊，不为个人、小集体谋私利，置国家利益于不顾。“正”是实现“大亨”的基本条件。处处为个人、为小集体利益，断定不能实现“大亨”的后果。改革而所行“不当”，就是违国情民意，故难收到实效。
革卦又提出了“革而信之”的原则。
信，是人际关系的一大准则，中国是个讲信义的国家。“季布一诺千金” ,“尾生抱桥而死”，为的是坚守信义，千古传为佳话，国家领导与人民之间要建立起牢固的共同依赖，上下一心，则任何困难皆能克服，任何敌人皆能战败，儒家的“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人民对政府的依赖，是立国的支点。唐·吴竞《贞观政要·诚信》云：“上不信，则无以使下；下不信，则无以事上，信之为道大矣。”正是一语道破了政府与人民之间，这种互相依赖的重要作用。
改革需要时间。因之，改革的过程中决不可能一帆风顺。需要全国上下团结，而团结的基点，就是上下交信。假如全国上下猜疑，还有什么安定团结可言。宋·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与王室（特别是后宫）的上下猜忌有很大的关系。
改革需要时间，需要正确政策的贯彻，需要全国上下建立成则同荣，败则同伤的共识。正如小平同志所说：“我们的方针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移，走一步，看一步，我们的政策是坚定不移的，不会动摇的，一直要干下去，重要的是走一段就要总结经验。因为改革涉及人民的切身利害问题，每一步都会影响成亿的人。改革能否成功，再过几年就能看清了。”⑨如此，则改革一定能够成功，一定会如“革卦”所云：元、亨、利、贞、行四德而悔亡。⑩我们认为，革卦虽是两三千年以前的东西，却是中国古代的往圣先哲与劳动人民在长期生命活动中，实践经验的结晶。“易惟时变”四个字是王辅嗣天才的发现。是一条重要的历史规律。邓小平的改革思想则在因时利导的基础上，大大的发展和完善了往圣先哲宝贵的认识和理论，加上他自己睿志远见使之成为我们改革的指路明灯。
